秘密

      父亲的死实在是个谜，为什么在即将刑满释放的时候父亲会突然死亡？就算是死刑犯在行刑后家属都可以领尸掩埋，为什么父亲在严冬雪厚的时候死亡，却没有人通知我们领遗体？联系到父亲当年无故被关押，被任意罗织的罪名判刑，1957年底被转到与世隔绝的石棉矿，1959年又没有获得政策规定的大赦，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多蹊跷。我自然就产生了疑团，并决心去解开它。

      新康石棉矿在离雅安西南不远的石棉县叶平村附近的高山峡谷之间，这是于1951年建立起来的劳改营。那里山峰重叠，林深蔽日，道路蜿蜒，几乎与世隔绝，一般人走进矿区连路都找不到。冬天，积雪覆盖了山峦、树木、房舍、道路，石棉矿就成了插翅难飞的密封的世界。在这里，犯人们负责开采石棉。

      石棉是夹在石缝中的一种矿物质纤维，这里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开采方法，哪里有石棉就在哪里采，每一个工序，都利用劳改犯的双手进行。年轻力壮的犯人站在台阶或山坡上把岩石凿下来，其他劳改犯则在屋子里用手将石棉从岩石中分离出来，再进行包装。那里的石棉质量好，夹在岩石中白色絮状的石棉，被风吹得飘呀飘的，象“白毛”似的。分离石棉，劳改犯人没有保护措施，那比重较轻的石棉剥离出来，“白毛”到处飘飞，无孔不入。它们钻进人的鼻孔，进入气管，天长日久，石棉慢慢堵塞了支气管，肺功能就会逐渐下降，成了医学上说的尘肺。病人咳嗽、吐痰、哮喘，并越来越痛苦，从而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对“犯人”来说，劳动改造不会因有病而停止，如果不能熬到出狱，就只能除死方休。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可以肯定，父亲进石棉矿两年多，一定吸入不少石棉，但他在那里的时间不算长，还不至于到因尘肺而死亡的程度。

      后来，弟弟去过这个矿，我也不遗余力，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父亲在那里面的情况，还见过好几个从石棉矿出来的人，有的还是父亲同室的难友，对当年那里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

      一个年轻人从石棉矿刑满回家。妈找到他，他说，他刚进去时，有人指着父亲对他说：“这个人解放前是大官。”他便去与父亲交谈，才知道他的家和我们离得很近，他问父亲：“你家里有老有小，你不耽心吗？”父亲说：“不耽心，我妻子会把家撑起来。”还不无骄傲地说：“我女儿就要大学毕业了。”

      另一个人说：他认识父亲，父亲不爱讲话，1959年后有一段时间，狱里发给每个人谷子，叫他们自己捣掉谷壳送去煮饭，好多人因为捣不干净谷壳，很多人吃了不是拉不出大便，就拉肚子，父亲也因此而生病。那时父亲的身体已不太好，有些咳嗽。因为营养不良， 父亲还得了夜盲症, 晚上就寸步难行了。

      在崇州市我还见过一个人，他也在新康石棉矿劳改过，他曾是父亲的下级。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见到他，很高兴，并兴奋地告诉他，说：“省里已下通知叫我去，看来我快出去了。”当时父亲虽然在咳嗽，但他的心情非常好。但这位难友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过了很久他才听说父亲早已去世，觉得十分奇怪。

      也有和父亲同一室的人说，1959年冬，父亲咳嗽比较很厉害，有时还伴随着哮喘；特别是早晨和晚上，他咳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咳了一阵，好不容易吐出些又稠又黄的痰，才显得轻松一点。监工却因父亲咳嗽耽搁了时间，用鞭子劈头盖脸地抽打他。有一天父亲不见了，大家从此就没有再见到父亲，这位朋友也没有再听到过父亲的任何消息，后来传出父亲早在正月初二病死。

      后来大邑县在父亲“平反”的材料上写的是父亲“因病去世”，而省劳改局档案上登记的却是“工伤死亡”，大邑县县志上记载的又是“因矿石砸伤死亡”。

      这些来自政府文件上的迥然不同的死亡原因，经得起分析吗？那些父亲的难友们的话，又说明了什么？起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父亲是在无其他劳改犯人看到的情况下死亡的。如果是工伤或矿石砸伤死亡，一定是在上工的时间，一定会有旁观者，一定会被很多人看到，消息也会被传开。何况这个石棉矿不是爆破作业，是露天开采，怎会被矿石砸伤而死？他伤在哪里？是一伤毙命，还是伤后抢救无效？

      另外，既然说省里叫父亲去，怎么竟没有去？是谁说谎骗了父亲，又为什么要骗他？这不奇怪吗？父亲如此不明不白的死，死后又不敢通知家属认领遗体，我相信这件事里有鬼。至于这“鬼”是什么，大邑县的县志上已经说得很明白，那是父亲“被矿石砸伤去世。”是谁砸了他，为什么要砸死他？这些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明眼人可以分析并得出结论的“秘密”了。

      父亲的遭遇，我想过很多很多，我反反复复的思索。为什么大邑县不顾共产党中央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不顾国家向人民公布的党纪国法，居然把他关押起来，还判他的“罪”？最后，父亲仍然还是被人置于死地！看来是父亲错大了，他在经济上给地下党员支持太多，他了解川西地下党卖雅片、造假币等内幕太多，一个小小的大邑县，一個小小的大邑縣，是不可能跑到石棉把他送入死地的，這里面暗藏了什麽，牵連到哪裡，可想而知。一個小小的大邑縣，是不可能跑到石棉把他送入死地的，這里面暗藏了什麽，牵連到哪裡，可想而知。一個小小的大邑縣，是不可能跑到石棉把他送入死地的，這里面暗藏了什麽，牵連到哪裡，可想而知。父亲如果不是太爱国、太善良、太迂腐、太轻信，怎么会和当时东躲西藏的“同乡”走得那么近，而且居然听信了他们的说辞，决定不去香港，留下来准备继续建设祖国。

      时光依旧流逝，街市却并不太平，妈妈首先从丧失至爱的巨痛中站起来，因为那时正是全国老百姓在“三面红旗”指引下最困难的时期。她没有时间悲哀，她身上的担子再也不会有心爱的人来分担，她更不可以倒下。

      那时，我们每人每月只有十九斤粮、半斤油票、半斤肉票，大家都吃公共食堂。我所在的学校每月按定量卖饭票给大家，但各种有权、有关系的人在食堂里巧取豪夺，蒸饭的竹筒一次又一次被锯短，饭也越变越稀，晚上饿得睡不着觉，只好起来喝水。学校里很多人得了肿病，我也如此，两条腿肿得发亮，一按一个深坑。按规定，患了肿病的人可以到医务室领到一些糠，但那年头吃糠也是一种特别待遇，医生得听领导的安排。我出生不好，又不肯巴结领导，再肿医生都装着看不见。

      按照四川省的规定，街道也开办集体食堂，居民都得在食堂统一开伙，和我的学校一样，本来就极少的定量，还要被掌权者克扣，谁都没法吃饱。有的家庭因饥饿闹着分饭票，有的孩子天天和父母算粮账，我家却总是互相照顾。弟弟最开心的日子就是星期六，放学后，婆婆给他包几块泡菜，他拎着去妈妈工厂，妈妈用省下的饭票给他买饭，弟弟可以美美地吃顿饱饭。

      1960年寒假回家，我发现婆婆特别爱喝酒。当时酒也很难买，每天下午公园内卖一次酒，一个人只能买二两。那酒浑浑黄黄的，说不上是甜酒，还是白酒。我每天吃了午饭就去排长队，当我小心翼翼端着酒回家，已是快吃晚饭的时候。婆婆几口把酒喝光，满意地笑了。后来我才知道婆婆不是爱喝酒，而是喝了酒就不会感到那么饿，可以少吃些饭，就能让正在长身体的弟弟多吃一点。我也才弄明白，为什么家里有时会给我寄点粮票。

     是婆婆妈妈的关怀、奉献和牺牲，支持我们走过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