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

      父親的死實在是個謎，為什麼在即將刑滿釋放的時候父親會突然死亡？就算是死刑犯在行刑後家屬都可以領屍掩埋，為什麼父親在嚴冬雪厚的時候死亡，卻沒有人通知我們領遺體？聯繫到父親當年無故被關押，被任意羅織的罪名判刑，1957年底被轉到與世隔絕的石棉礦，1959年又沒有獲得政策規定的大赦，事情為什麼有這麼多蹊蹺。我自然就產生了疑團，並決心去解開它。

      新康石棉礦在離雅安西南不遠的石棉縣葉平村附近的高山峽谷之間，這是於1951年建立起來的勞改營。那裡山峰重疊，林深蔽日，道路蜿蜒，幾乎與世隔絕，一般人走進礦區連路都找不到。冬天，積雪覆蓋了山巒、樹木、房舍、道路，石棉礦就成了插翅難飛的密封的世界。在這裡，犯人們負責開採石棉。

      石棉是夾在石縫中的一種礦物質纖維，這裡使用的是最原始的開採方法，哪裡有石棉就在哪裡采，每一個工序，都利用勞改犯的雙手進行。年輕力壯的犯人站在台階或山坡上把岩石鑿下來，其他勞改犯則在屋子裡用手將石棉從岩石中分離出來，再進行包裝。那裡的石棉質量好，夾在岩石中白色絮狀的石棉，被風吹得飄呀飄的，象“白毛”似的。分離石棉，勞改犯人沒有保護措施，那比重較輕的石棉剝離出來，“白毛”到處飄飛，無孔不入。它們鑽進人的鼻孔，進入氣管，天長日久，石棉慢慢堵塞了支氣管，肺功能就會逐漸下降，成了醫學上說的塵肺。病人咳嗽、吐痰、哮喘，並越來越痛苦，從而逐漸喪失勞動能力。對“犯人”來說，勞動改造不會因有病而停止，如果不能熬到出獄，就只能除死方休。當然這個過程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可以肯定，父親進石棉礦兩年多，一定吸入不少石棉，但他在那裡的時間不算長，還不至於到因塵肺而死亡的程度。

      後來，弟弟去過這個礦，我也不遺餘力，通過各種渠道打聽父親在那裡面的情況，還見過好幾個從石棉礦出來的人，有的還是父親同室的難友，對當年那裡的情況有了大概的了解。

      一個年輕人從石棉礦刑滿回家。媽找到他，他說，他剛進去時，有人指着父親對他說：“這個人解放前是大官。”他便去與父親交談，才知道他的家和我們離得很近，他問父親：“你家裡有老有小，你不耽心嗎？”父親說：“不耽心，我妻子會把家撐起來。”還不無驕傲地說：“我女兒就要大學畢業了。”

      另一個人說：他認識父親，父親不愛講話，1959年後有一段時間，獄裡發給每個人穀子，叫他們自己搗掉穀殼送去煮飯，好多人因為搗不乾淨穀殼，很多人吃了不是拉不出大便，就拉肚子，父親也因此而生病。那時父親的身體已不太好，有些咳嗽。因為營養不良， 父親還得了夜盲症, 晚上就寸步難行了。

      在崇州市我還見過一個人，他也在新康石棉礦勞改過，他曾是父親的下級。一個偶然的機會父親見到他，很高興，並興奮地告訴他，說：“省里已下通知叫我去，看來我快出去了。”當時父親雖然在咳嗽，但他的心情非常好。但這位難友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父親，過了很久他才聽說父親早已去世，覺得十分奇怪。

      也有和父親同一室的人說，1959年冬，父親咳嗽比較很厲害，有時還伴隨着哮喘；特別是早晨和晚上，他咳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咳了一陣，好不容易吐出些又稠又黃的痰，才顯得輕鬆一點。監工卻因父親咳嗽耽擱了時間，用鞭子劈頭蓋臉地抽打他。有一天父親不見了，大家從此就沒有再見到父親，這位朋友也沒有再聽到過父親的任何消息，後來傳出父親早在正月初二病死。

      後來大邑縣在父親“平反”的材料上寫的是父親“因病去世”，而省勞改局檔案上登記的卻是“工傷死亡”，大邑縣縣誌上記載的又是“因礦石砸傷死亡”。

      這些來自政府文件上的迥然不同的死亡原因，經得起分析嗎？那些父親的難友們的話，又說明了什麼？起碼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父親是在無其他勞改犯人看到的情況下死亡的。如果是工傷或礦石砸傷死亡，一定是在上工的時間，一定會有旁觀者，一定會被很多人看到，消息也會被傳開。何況這個石棉礦不是爆破作業，是露天開採，怎會被礦石砸傷而死？他傷在哪裡？是一傷斃命，還是傷後搶救無效？

      另外，既然說省里叫父親去，怎麼竟沒有去？是誰說謊騙了父親，又為什麼要騙他？這不奇怪嗎？父親如此不明不白的死，死後又不敢通知家屬認領遺體，我相信這件事裡有鬼。至於這“鬼”是什麼，大邑縣的縣誌上已經說得很明白，那是父親“被礦石砸傷去世。”是誰砸了他，為什麼要砸死他？這些就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明眼人可以分析並得出結論的“秘密”了。

      父親的遭遇，我想過很多很多，我反反覆覆的思索。為什麼大邑縣不顧共產黨中央對起義人員的政策，不顧國家向人民公布的黨紀國法，居然把他關押起來，還判他的“罪”？最後，父親仍然還是被人置於死地！看來是父親錯大了，他在經濟上給地下黨員支持太多，他了解川西地下黨賣雅片、造假幣等內幕太多，一個小小的大邑縣，一個小小的大邑縣，是不可能跑到石棉把他送入死地的，這裡面暗藏了什麽，牽連到哪裡，可想而知。一個小小的大邑縣，是不可能跑到石棉把他送入死地的，這裡面暗藏了什麽，牽連到哪裡，可想而知。一個小小的大邑縣，是不可能跑到石棉把他送入死地的，這裡面暗藏了什麽，牽連到哪裡，可想而知。父親如果不是太愛國、太善良、太迂腐、太輕信，怎麼會和當時東躲西藏的“同鄉”走得那麼近，而且居然聽信了他們的說辭，決定不去香港，留下來準備繼續建設祖國。

      時光依舊流逝，街市卻並不太平，媽媽首先從喪失至愛的巨痛中站起來，因為那時正是全國老百姓在“三面紅旗”指引下最困難的時期。她沒有時間悲哀，她身上的擔子再也不會有心愛的人來分擔，她更不可以倒下。

      那時，我們每人每月只有十九斤糧、半斤油票、半斤肉票，大家都吃公共食堂。我所在的學校每月按定量賣飯票給大家，但各種有權、有關係的人在食堂里巧取豪奪，蒸飯的竹筒一次又一次被鋸短，飯也越變越稀，晚上餓得睡不着覺，只好起來喝水。學校里很多人得了腫病，我也如此，兩條腿腫得發亮，一按一個深坑。按規定，患了腫病的人可以到醫務室領到一些糠，但那年頭吃糠也是一種特別待遇，醫生得聽領導的安排。我出生不好，又不肯巴結領導，再腫醫生都裝着看不見。

      按照四川省的規定，街道也開辦集體食堂，居民都得在食堂統一開伙，和我的學校一樣，本來就極少的定量，還要被掌權者剋扣，誰都沒法吃飽。有的家庭因飢餓鬧着分飯票，有的孩子天天和父母算糧賬，我家卻總是互相照顧。弟弟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星期六，放學後，婆婆給他包幾塊泡菜，他拎着去媽媽工廠，媽媽用省下的飯票給他買飯，弟弟可以美美地吃頓飽飯。

      1960年寒假回家，我發現婆婆特別愛喝酒。當時酒也很難買，每天下午公園內賣一次酒，一個人只能買二兩。那酒渾渾黃黃的，說不上是甜酒，還是白酒。我每天吃了午飯就去排長隊，當我小心翼翼端着酒回家，已是快吃晚飯的時候。婆婆幾口把酒喝光，滿意地笑了。後來我才知道婆婆不是愛喝酒，而是喝了酒就不會感到那麼餓，可以少吃些飯，就能讓正在長身體的弟弟多吃一點。我也才弄明白，為什麼家裡有時會給我寄點糧票。

     是婆婆媽媽的關懷、奉獻和犧牲，支持我們走過那段極其艱苦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