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在網上看了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裡面講述了其父親在1959年4月底死亡的事情，楊繼繩斷定這是“餓死”。但是通篇並沒有給出餓死的證據。楊的文章帶有明確的政治動機，要論證當年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但是，這樣武斷地把其父親的死亡定為餓死，是在犧牲自己家族的榮譽達到其政治目的。楊繼繩這樣給自己的家族史上立下“餓死”的豐碑，傳給其子子孫孫，實在不是什麼明智的事情。

《墓碑》一文作者來自文革時代。那個時代的人帶着那個時代的印記，一般缺乏客觀理性思維與獨立思考能力。《墓碑》的行文把事實陳述與主觀判斷、觀點、結論混雜在一起，而且結論並沒有事實支持，而多是基於主觀臆測。

在下面，我先對《墓碑》一文中的事實陳述進行一個簡介，然後對其中的判斷與結論進行分析。

 一. 《墓碑》相關事實陳述的簡述

《墓碑》一文在http://www.scribd.com/doc/8967695/doc- 可以找到。上面的成文日期是2007年。先假定楊所述事實全部真實，其總結如下。

楊繼繩寫道，1959年2月，他父親“還好好的”。楊父是在生產隊放牛，牛養得很好。但生產隊把牛殺了。他父親"知道學校生活苦”，於是叫他回去吃牛肉。楊自己吃了一斤牛肉，但其父一口沒吃。

兩個月後（1959年4月底），楊繼繩的一個朋友跑到浠水第一中學告訴他：他父親去江家堰買鹽，結果倒在路上，被灣里人抬回家了。楊繼繩所在的浠水第一中學離他父親家大約10公里距離（文中提到從他家道浠水初中約20華里）。 

楊繼繩聽到消息後，立刻領了三天的口糧--三斤大米，趕回家。據他回憶，村里一片死寂，走進家門，“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里連水都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見到楊父，兩眼雙陷，手上是皮包骨，嘴裡嘟囔着，叫他趕快回學校去。楊繼繩趕緊出去挑水，然後去花生地里刨花生芽，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但他父親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之後去世，享年70歲（1889--1959）。

楊繼繩寫道，當年，他只是把楊父的死當成個別現象，仍然對”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深信不疑，”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這種認識一直保留到文革時期，並且積極參加文革。但後來聽說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才知道楊父餓死不是個別現象。1989年的政治事件之後，楊繼繩才”大徹大悟“，發現自己被矇騙。他寫道：“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的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 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的墓碑上的文字表達。”

 二. 《墓碑》中楊父“餓死”的說法缺乏可信證據

為什麼楊父去江家堰買鹽？根據楊繼繩說，朋友告訴他：楊父是因為”沒有力氣刨樹皮“，而買鹽是餓得不行了，準備買鹽沖水喝。楊這是在轉述40多年前他人說的話，雖然帶有雙引號，但無法取信為原話。而且即使取信，這也只是他朋友對其父親出去買鹽的動機的判斷，也不能成為證據。

說沒有力氣刨樹皮，所以選擇出去買鹽沖水喝的說法缺乏可信度。《墓碑》中沒有說明江家堰的距離，但應該不是家門口，而是有相當的路程。刨樹皮所需要消耗的體能顯然小於長距離步行需要消耗的卡路里。根據楊繼繩自己的敘述，他回家挑完水後，沒有去刨樹皮吃，而是去花生地里挖花生芽。地里的花生芽顯然比樹皮更有營養。如果按《墓碑》的說法，楊父沒有考慮去挖花生芽，而是自我判斷沒力氣刨樹皮，最終決定去江家堰買鹽沖水喝。這好像有點侮辱湖北農民的智力水平。

據楊說，朋友還告訴楊，楊的父親在買鹽的路上倒下是因為“餓得不行了”。類似的，這個“餓得不行了”的判斷，也無法作為證據。 畢竟，楊的父親已經70歲了。1949年，中國的人均壽命只有30多歲。楊父是貧困的農民，從小過的苦日子，因此到70歲時，身體出現老化引起的各種問題是完全可能的。

楊父到在路上後，鄉親們把他抬回了家。這個細節說明鄉親們還有力氣、也還有幫助鄉親的願望。如果是這樣，即使假設楊父沒有力氣自己挖花生芽，為什麼楊父不能請鄉親幫忙挑水，幫忙挖花生芽呢？他能去買鹽，說明他還是有錢的。

楊繼繩寫道兩個月前，他父親知道學校苦，所以叫他回去吃牛肉。所謂生活苦不苦，屬於相對概念。從楊繼繩的敘述，他當時一天口糧是一斤大米。這個他父親應該是知道的，但仍然認為學校生活苦，只能說明當時他父親家裡的生活應該比學校好。

楊繼繩說生產隊在1959年2月因為沒有東西吃，所以把牛殺了分吃。翻開日曆，1959年2月正是春節期間，殺牛過節完全正常，無法說明是餓得沒法才開始吃牛肉。而且，楊繼繩在描寫吃牛肉的時候，沒有任何記載說家裡已經沒有糧食。

楊繼繩寫道，他父親說跟牛感情太好，吃不下，其實是找藉口。“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這種說法完全是一種把親人的死歸咎於自己的常見非理性思維。如果按照楊繼繩的說法，其父兩個月前就開始餓了，卻讓兒子一頓就吃掉一斤牛肉，完全不合邏輯。正常情況下，如果知道會發生饑荒，應該是節省食物，多吃幾頓，而不是暴食一餐等死。一斤牛肉，加點鹽，做成臘牛肉，合着花生芽也能吃幾天了。光從這點看，當時（1959年2月）根本沒有饑荒的跡象，楊自己也說他父親那時“好好的”。

楊繼繩農民出身，湖北鄉下長大的人，而且所在地並非大城市，而是20里外的地方，半天的路程，說起家裡的情況，好像是隔了一個大西洋似的，很難取信。他的朋友趕到他額學校通報情況到他回家，也就一會功夫。據他說，這點時間楊父就已經餓得沒有力氣吃稀飯、導致死亡，似乎違背普通的生理學常識。

當然，一個70高齡的老人，孤身一人，沒有人照顧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狀況。楊繼繩工作地點離家不過10公里左右，家裡喊吃牛肉的時候，回來得飛快，但之後卻兩個月都沒有回去看望老人，連家裡有沒有糧食都不知道，足見其有失做兒子的本分。就算家裡沒糧，以他一天一斤大米的口糧，分點給老父吃不行嗎？

三. 結論：《墓碑》屬於政治宣泄

《墓碑》一書中沒有提到楊家灣里有其他人餓死。楊父是唯一的例證。正如楊繼繩所言，直到文革，他也以為其父的死是個別現象，之前他一直認為大躍進好，人民公社好。後來他聽說湖北餓死30萬，才對對其“父親的死因”進行深入思考。從這個敘述也可以看出，楊繼繩的家鄉沒有出現其他的餓死人的現象，否則不會要10多年後才幡然醒悟原來其父是餓死的。

楊繼繩在10公里外的學校，卻根本不過問家裡70老人的生活，後者死亡之後，雖然他是養子，但肯定是內心有愧的。他之所以後來把楊父之死歸咎於大躍進以及當時的國家政策，是一種試圖減輕自己良心上的責任的DENIAL心理。但這種把個人責任強加於一個國家、並且否定這個國家，杜撰什麼餓死3600萬的做法是很不當的。

大躍進確實造成相當的影響，但餓死3600萬（相當於中國人口近10%）之類說法完全是聳人聽聞、缺乏根據的傳言。這種傳言往往被某些國內外勢力作為政治攻擊的彈藥，以達到其不同的政治目的。客觀、科學的分析當年政策造成的影響也許要留待未來的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