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网上看了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里面讲述了其父亲在1959年4月底死亡的事情，杨继绳断定这是“饿死”。但是通篇并没有给出饿死的证据。杨的文章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要论证当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这样武断地把其父亲的死亡定为饿死，是在牺牲自己家族的荣誉达到其政治目的。杨继绳这样给自己的家族史上立下“饿死”的丰碑，传给其子子孙孙，实在不是什么明智的事情。
《墓碑》一文作者来自文革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一般缺乏客观理性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墓碑》的行文把事实陈述与主观判断、观点、结论混杂在一起，而且结论并没有事实支持，而多是基于主观臆测。
在下面，我先对《墓碑》一文中的事实陈述进行一个简介，然后对其中的判断与结论进行分析。
一. 《墓碑》相关事实陈述的简述
《墓碑》一文在http://www.scribd.com/doc/8967695/doc- 可以找到。上面的成文日期是2007年。先假定杨所述事实全部真实，其总结如下。
杨继绳写道，1959年2月，他父亲“还好好的”。杨父是在生产队放牛，牛养得很好。但生产队把牛杀了。他父亲"知道学校生活苦”，于是叫他回去吃牛肉。杨自己吃了一斤牛肉，但其父一口没吃。
两个月后（1959年4月底），杨继绳的一个朋友跑到浠水第一中学告诉他：他父亲去江家堰买盐，结果倒在路上，被湾里人抬回家了。杨继绳所在的浠水第一中学离他父亲家大约10公里距离（文中提到从他家道浠水初中约20华里）。
杨继绳听到消息后，立刻领了三天的口粮--三斤大米，赶回家。据他回忆，村里一片死寂，走进家门，“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都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见到杨父，两眼双陷，手上是皮包骨，嘴里嘟囔着，叫他赶快回学校去。杨继绳赶紧出去挑水，然后去花生地里刨花生芽，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但他父亲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之后去世，享年70岁（1889--1959）。
杨继绳写道，当年，他只是把杨父的死当成个别现象，仍然对”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这种认识一直保留到文革时期，并且积极参加文革。但后来听说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才知道杨父饿死不是个别现象。1989年的政治事件之后，杨继绳才”大彻大悟“，发现自己被蒙骗。他写道：“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的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 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的墓碑上的文字表达。”
二. 《墓碑》中杨父“饿死”的说法缺乏可信证据
为什么杨父去江家堰买盐？根据杨继绳说，朋友告诉他：杨父是因为”没有力气刨树皮“，而买盐是饿得不行了，准备买盐冲水喝。杨这是在转述40多年前他人说的话，虽然带有双引号，但无法取信为原话。而且即使取信，这也只是他朋友对其父亲出去买盐的动机的判断，也不能成为证据。
说没有力气刨树皮，所以选择出去买盐冲水喝的说法缺乏可信度。《墓碑》中没有说明江家堰的距离，但应该不是家门口，而是有相当的路程。刨树皮所需要消耗的体能显然小于长距离步行需要消耗的卡路里。根据杨继绳自己的叙述，他回家挑完水后，没有去刨树皮吃，而是去花生地里挖花生芽。地里的花生芽显然比树皮更有营养。如果按《墓碑》的说法，杨父没有考虑去挖花生芽，而是自我判断没力气刨树皮，最终决定去江家堰买盐冲水喝。这好像有点侮辱湖北农民的智力水平。
据杨说，朋友还告诉杨，杨的父亲在买盐的路上倒下是因为“饿得不行了”。类似的，这个“饿得不行了”的判断，也无法作为证据。 毕竟，杨的父亲已经70岁了。1949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杨父是贫困的农民，从小过的苦日子，因此到70岁时，身体出现老化引起的各种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杨父到在路上后，乡亲们把他抬回了家。这个细节说明乡亲们还有力气、也还有帮助乡亲的愿望。如果是这样，即使假设杨父没有力气自己挖花生芽，为什么杨父不能请乡亲帮忙挑水，帮忙挖花生芽呢？他能去买盐，说明他还是有钱的。
杨继绳写道两个月前，他父亲知道学校苦，所以叫他回去吃牛肉。所谓生活苦不苦，属于相对概念。从杨继绳的叙述，他当时一天口粮是一斤大米。这个他父亲应该是知道的，但仍然认为学校生活苦，只能说明当时他父亲家里的生活应该比学校好。
杨继绳说生产队在1959年2月因为没有东西吃，所以把牛杀了分吃。翻开日历，1959年2月正是春节期间，杀牛过节完全正常，无法说明是饿得没法才开始吃牛肉。而且，杨继绳在描写吃牛肉的时候，没有任何记载说家里已经没有粮食。
杨继绳写道，他父亲说跟牛感情太好，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把亲人的死归咎于自己的常见非理性思维。如果按照杨继绳的说法，其父两个月前就开始饿了，却让儿子一顿就吃掉一斤牛肉，完全不合逻辑。正常情况下，如果知道会发生饥荒，应该是节省食物，多吃几顿，而不是暴食一餐等死。一斤牛肉，加点盐，做成腊牛肉，合着花生芽也能吃几天了。光从这点看，当时（1959年2月）根本没有饥荒的迹象，杨自己也说他父亲那时“好好的”。
杨继绳农民出身，湖北乡下长大的人，而且所在地并非大城市，而是20里外的地方，半天的路程，说起家里的情况，好像是隔了一个大西洋似的，很难取信。他的朋友赶到他额学校通报情况到他回家，也就一会功夫。据他说，这点时间杨父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吃稀饭、导致死亡，似乎违背普通的生理学常识。
当然，一个70高龄的老人，孤身一人，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状况。杨继绳工作地点离家不过10公里左右，家里喊吃牛肉的时候，回来得飞快，但之后却两个月都没有回去看望老人，连家里有没有粮食都不知道，足见其有失做儿子的本分。就算家里没粮，以他一天一斤大米的口粮，分点给老父吃不行吗？
三. 结论：《墓碑》属于政治宣泄
《墓碑》一书中没有提到杨家湾里有其他人饿死。杨父是唯一的例证。正如杨继绳所言，直到文革，他也以为其父的死是个别现象，之前他一直认为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后来他听说湖北饿死30万，才对对其“父亲的死因”进行深入思考。从这个叙述也可以看出，杨继绳的家乡没有出现其他的饿死人的现象，否则不会要10多年后才幡然醒悟原来其父是饿死的。
杨继绳在10公里外的学校，却根本不过问家里70老人的生活，后者死亡之后，虽然他是养子，但肯定是内心有愧的。他之所以后来把杨父之死归咎于大跃进以及当时的国家政策，是一种试图减轻自己良心上的责任的DENIAL心理。但这种把个人责任强加于一个国家、并且否定这个国家，杜撰什么饿死3600万的做法是很不当的。
大跃进确实造成相当的影响，但饿死3600万（相当于中国人口近10%）之类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缺乏根据的传言。这种传言往往被某些国内外势力作为政治攻击的弹药，以达到其不同的政治目的。客观、科学的分析当年政策造成的影响也许要留待未来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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