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憲政之爭，既不是新一屆中央全面左轉的信號，也不是左派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之際重奪話語權的標誌，而是高層繼“南周-炎黃春秋事件”之 後對自由派妄解中國夢的繼續阻擊，以便在秋季開會之前進一步統一思想：中國夢，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擁憲派期待三中全會會深 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現實的。

　　之所以下中央不會全面左轉的結論，是因為其身份並未改變，仍然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不管左右兩派怎樣解讀聖意，怎樣賣力地把總書記或總書記的父親往自己 這邊拉，都是一廂情願。利益集團就是利益集團，它的最高準則是利益，既不是黨章上所宣揚的左派賴以為命的毛澤東思想，也不是憲法上所載明的右派勉強可作依 靠的民主自由法條。經濟上開放，政治上封閉，只能強國不能富民，只能專政不能憲政，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團明白：左轉，龐大的家族利益 可能被清算;右轉，不受限制的權力則可能會喪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選擇是不參與，讓利益集團(“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譟，他們能從理論上將82憲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實，對於反 憲政這股逆流，即便是擁憲派不上陣反駁，當局也會叫停——利益集團才真正害怕無法無天。如同中美不能為敵不可開戰這樣一個大話題，不用普世派提醒，當局自 己都會竭力維護——美國才是利益集團最放心的避風港。這一點，連王立軍都不會犯煳塗。

　　左右兩派的知識精英，都喜歡到利益集團刻意布置的話題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識形態之爭的泥淖之中。每當高層提及不否毛時，左派便以為聖意要左轉，迅速 跟進，鼓譟一通，幻想再舉毛的旗幟。其實，利益集團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時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階段性地壓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當高層做出一點改革姿態時，自由 派就會鵲起，不惜用溢美之詞把他們往改革神壇上推舉。其實，利益集團不過是想把他們重新拉回到對政改的期待與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縱左打右，是利益集團在左右兩派之間走鋼絲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來仍將採取這一策略，在趨勢性變革到來之前這一策略仍將有 效。這不僅是由利益集團絕對掌控國家資源所決定的，也是由左右兩派的弱點所決定的——左派的主張脫離當代中國的實際，不知變通，固執地視右派為敵人;右派 則從未擺脫對利益集團的幻想，同時又難以消除對左派的鄙視。“走鋼絲策略”自胡時代實行以來，已逾十年，除了實現了當局所追求的維穩目標以外，也帶來了極 其嚴重的負面結果。其一，利益集團惡性膨脹，吞噬了整個國家。他們不僅認為自己“盜者有道”，甚至還認為“不盜者無道”，公然要求為全民建立道德檔案，在 平民臉上刺字。其二，中產階層慘遭剝奪，構建公民社會更加艱難。其三，政改無法啟動，共識幾近破裂，中右人士集體左轉，動盪因子驟然增加。

　　深刻認識利益集團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的政局將始終由利益集團所掌控，左右兩派對此都將束手無策。而在同樣長的一段時期內，左右兩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 塊，仍將被利益集團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溫鐵軍在一次講座上說：“中央對付金融危機的辦法是印票子，通過通貨膨脹來轉嫁危機;中國接下來的 趨勢會是東亞財閥模式。”聽眾之一的黃文治先生事後撰文分析道：“中共未來走向只能是東亞財閥模式，中國的幾代人，尤其是大學生和中產階層只能當默默無聞 的犧牲者，成為轉嫁危機的對象。中國要想構建真正的公民社會很難。”近四年來的社會發展現實表明，溫的預言和黃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國的財閥集團已基本成 型，顯性的是依附於官家的民營集團，隱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紅後們掌控的所謂國有集團。

　　東亞財閥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韓國、台灣。犀利公對健康的財閥模式並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財團(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韓 國的五大財閥(三星、現代、SK、LG、樂天)，都對戰後各自國家經濟的發展以及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極大貢獻。然而，中國大陸的情形卻不一樣，存 在諸多問題：(1)幾百家紅色權貴的財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竊取的。(2)日韓台財閥在成長的同時幫助實現了民富，而中國財閥的崛起是以剝奪民眾為代價的， 積有民怨。(3)日韓台在財閥模式的構建過程中，注重公民社會的同步成長，以很小的代價結束了威權統治，最終形成了穩定的民主法治社會。而中國的執政者卻 以迅速崛起的財閥勢力為依託，不斷強化威權體制，進一步加劇了官民對立和社會分裂。大陸財閥集團的不健康成長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財閥 治港，很和諧，而97之後每況愈下，原因就在於港閥也學會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學會了特權腐敗。港民稱之為“人民大會堂現象”。

　　對這個主宰中國命運的利益集團的特殊性，我們的認識還遠遠不夠。

　　利益集團的主體——各級官僚(新老紅後)，有三個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馬列毛鄧三科，也不信普世價值。(2)基因上，傳承自紅一代，崇 拜實權，忽視人權，轉型成佛的可能性較小。普世派常常拿蔣經國、朴槿惠、昂山素季為例，以此來證明強人的後代也可能皈依普世價值。但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事 實，無論是前蘇聯、東歐，還是朝鮮、中國，紅色強人的後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紅後甚至在西方接受過較長時期的留學培訓，回國之後照舊走父輩祖輩的老 路，極權的誘惑力之大可見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邊在西方法治國家將自己的子女和財產安排好後路，一邊向國民宣傳西方是罪惡的;一邊宣揚共產黨人 沒有自己的利益，一邊拒絕財產公示。近年來還出現了一種很反常的現象，一些紅後，為了維持紅色身份以便於撈取特殊利益，不僅否認毛時代造成上百萬知識精英 被殺和數千萬無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還否定毛對自己親身父母的極度侮辱和殘酷迫害，轉而站到為毛開脫乃至謳歌的陣營之中，大搞歷史虛無主義，反將帽子 扣到歷史覺醒者的頭上。凡此種種，反映出他們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這樣的群體來引領中國走上真正的憲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實際 的。

　　利益集團的最高代表——執政黨，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現在對待政改這一重大問題上，就是“5+2”條件對它所形成的嚴重製約。前五個條件是榮劍先生提 出的，簡述為：(1)改，有可能動搖國本;(2)改，有可能對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巨大衝擊;(3)改，意味着對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算;(4)改，意 味着傳統治理模式的重大調整;(5)改，考驗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後兩個條件是筆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現體制只要還能維持就不要輕易改變; (7)歷史的慣性——再不堪的體制在中國都有可能存續較長的歲月(由傳統文化和國民性所決定)。

　　通過對利益集團的主體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對於主動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結論。排除了政改，中國的轉型還剩下革命和外戰兩途。吳思先生 近期發表了兩篇文章(《中國不會爆發革命》、《政改的預測框架》)，通過對五級社會危機和八個社會群體的分析，得出未來十年中國不會爆發革命的結論。筆者 以為是客觀的。從日韓台經濟起飛的經驗來看，在過了快速成長期之後，只要還有3%的實際增長率，即可保障供給、穩定社會、抑製革命。對中國而言，還需加上 2%的腐敗成本即利益集團準備金，再加上2%的統計水分，則GDP增長率達到5%(干)或7%(濕)即可。未來十年，習李應該做得到。當然，還有一種革 命，即執政黨的內鬥，如同左派所定義的薄事件那樣，未來十年也不能排除。執政如同股市坐莊，莊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戶搗亂，而是其他莊家拆台。想把黨內各個 莊家攏到一起，並不容易。基於立威的需要，習從毛那裡尋找一些手段資源也是有可能的，但這不代表向左轉。下連當兵、司令對調、洗澡治病，其實都是毛的發 明。

　　中國特色專制體制的終結，不大可能緣於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經國式自覺;有可能因於利益集團的內訌，也有可能肇啟於一場把控不了的外戰。外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過的，此處不贅。若如此，則未來中國所走的道路將類似於晚清，而命運結局更類似於北宋。

　　晚清之路徑，北宋之命運

　　本文標題有兩層含義，或者說是兩個判斷，一是說未來中國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還不堪，二是說中國未來命運之結局可能比晚清還不如。

　　第一個判斷的依據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敗，但多少還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員擁有財權甚至是兵權，民間社會擁有經濟、出版、結社、言論、遷徙 等自由，延續千年的鄉紳治理模式還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國，權力的毛細血管已經深入到每一個村莊、每一條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種社會自發治理力 量，嚴密的官方組織結構和強大的輿論控制體系，足以打造深不見底的貪腐與黑暗。

　　第二個判斷的依據是：入侵大清的列強十幾個，但真正想肢解中國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懷抱此心的至少還要加上印越菲三個。在美國等列強的干預下，晚清的主要版圖得以保全。而未來外戰之時，還會有別國這樣堅持嗎?

　　晚清走過的路徑大致是：洋務運動34年(1861-1894年)，維新變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預備立 憲5年(1906-1911)。從經濟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興起預備立憲終止的1911年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間，政治改革 經歷了“改革-停滯-倒退-再啟動”的曲折反覆，最終夭折。原因就在於，在慈禧的僥倖拖延以及利益集團的頑固阻擾下，政改錯過了幾次最佳時機。到1906 年慈禧決心想改時，她不僅沒有了時間，也失去了共識基礎。

　　把持晚清政壇的利益集團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以滿人為主的王公貴胄，以漢人為主的地方大員。太后皇帝是他們的招牌，改良立憲是他們的口號，其目的都是 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擁戴太后是為了專權，鼓吹洋務是為了謀利。外強入侵時，大家都忙於自保，平日裡所言朝廷的利益、國家的安危，統統棄之不顧。在虛 假的對黨(朝廷)負責對黎民負責的口號聲中，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與國家便成為利益集團隨時可以出賣的對象。

　　晚清利益集團的最後代表是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他們先期遊走於太后黨與維新派之間，後期又遊走於保皇派與革命派之間，口頭上喊的是忠於朝廷，私下 里還偶爾向維新派和革命派贈送一些銀兩，而骨子裡卻是謀劃攫取最大的利益。從他們聰明的表演，以及最終完成了替清廷收屍並攫取了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大結局 中，我們可以看清利益集團究竟是一群怎樣的貨色。

　　北宋的結局可以用慘痛來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來描述。說慘痛，是因為兩任皇帝，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擄去金國，受盡凌辱，慘死無數，靠精細農業和發 達的手工業所積累起來的百年財富被洗劫一空。說想不到，是因為宋朝國富兵多。據測算，徽宗時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備軍在百萬以上。然而，自太 祖成功上位之後，建設軍隊的宗旨就不是抵禦外敵，而是忠於朝廷，對內維穩，並形成祖訓。為了防止他人效法黃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選用外行當將軍，任命宦官做 統帥。立國第167年(1127年)，國土被肢解，殘存的權貴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國的GDP約占全球的10%，樂觀者認為到204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40%，而美國的GDP屆時僅占全球的14%，歐盟只占5%。這一 預測據說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作出的，筆者無從考證。按照林毅夫的“後發優勢”理論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資不能重消費的經濟刺激方略，這一數字 有可能達到。即便是達到徽宗時期60%的高度，這種由利益集團享有、與平民福祉關係不大的輝煌數字，能夠為我們擺脫北宋式的厄運嗎?我以為，對於模仿能力 比較強的中國人來說，一定時期內的後發優勢是存在的，但接下來便是“後發劣勢”。楊小凱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經發出過這一警告：後發國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 之後，就會放棄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間消失，制度滯後的危險就會顯現出來。今天的經濟困境和社會危局似乎正在驗證楊小凱的預言。檢驗“宇宙真理”的 時間或許不會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