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 李公尚 人从尚未出生，就开始了等。这大约是放置四海而身不由己的经验。那位一生都在“等待精神解脱”的罗马哲学家卢修斯·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机会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等的。（Opportunities for waiting that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are prepared. 《论恩惠 De beneficiis》）”如此深明大义，他却偏不爱等，两次切开自己的血管寻短见。他的“精神”是否等到了“解脱”，至今尚未有人考证。显而易见的是，他是鼓励“等”的。号召有备而来的人，要时刻准备着。 美国的博学家兼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活着时为自己写了墓志铭：“B富兰克林的躯体……躺在这里，任蛆虫啃噬……（B Franklin……Lies here. Food for worms…… ）”简直是着急作死的节奏。他说“在没有死亡之前，就不能算作完全诞生。（Before it’s dead, it cannot be counted as a complete birth.《穷查理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这是告诉人们，活着还不能算生，要等死后再说。但是死是活由不得他，他便感叹：“人无能为力时，只能等……”他等了八十四年，才完成自己的“完全诞生”。美国还有一位像他这样等得不耐烦的博学家兼国父，是托马斯·杰弗逊，也早早地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他告诉友人：“如果生命需要等，我正在等……”（致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他活了八十三岁，比富兰克林少等了一年。他的政敌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他较劲儿，在等死上也下功夫，他比杰弗逊多活了，呃，多等了几个小时，咽气时仍耿耿于怀：“托马斯·杰佛逊还在等？”（Thomas Jefferson survives.约翰·亚当斯遗言） 无论等生还是等死，似乎都由不得自己。蚊虫一夏草木一秋，生死在天。甚至植物开花结果，动物交配繁殖，都违不得节令。过了时节，只能等来年再说。很有过期不候的威严。人自以为是自然界的主人，不屑与动植物为伍。性交、同居、结婚、怀孕、分娩、哺育，还有近代又新添置的诸如流产、代孕、同性恋等玩意儿，皆以为因人制宜大可不必因循守制。却不敌自然界偏要因宜制人。不说生老病死，无论何方神圣于懵懂稚童或耄耋老叟，妄行青春之便，亦无可能。对不起！幼童须等长全，老叟要等到下辈子。童叟无欺。 等是自然过程，生命不能春行秋令，让人明白了“所有的不幸，都与不愿等待有关。”生在俄国死在法国的“欧洲知识分子”屠格涅夫，“在欧洲被知识碰了头”，体会到“等是一种素质”，痛定思痛地说：“没有一种不幸可与失去等待的耐心相比了。（《普宁与巴布宁》1874）”在小型魏玛公国做官的诗人哥德，连续十年一边写诗一边向有夫之妇的女贵族夏洛特·施泰因献殷勤，很展示了他等的才能。和他同时追求这位情人的同僚卡尔·耶路撒冷（Karl Wihelm Jerusalem ），因等不及结果自杀了，他批评说：“厌恶等待的人，最终被结果所厌恶。”他把“厌恶等待”视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原因，引发了伤感主义和狂飙突进文学运动。 爱因斯坦的心得体会“等待是一种生命形态，体现了自然法则”，作为哲学或人生观，被很多人默默接受了。你看那些出生前等不及足月时辰的，早产时哪个命运不大打折扣？还有更多出生后等不及按部就班的，生命中哪个不是跟头趔趄，生不如死？不过等待需要耐心，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弗兰西斯·培根以自己被禁锢在伦敦塔里的经验告诫后人：“无论何人，失去了耐心，就失去了灵魂。”据说婴儿时被蜜蜂在嘴唇上酿了蜜而致后来口才甜蜜流畅的柏拉图，回顾一生，瞻前顾后地说： “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即便唯意志论者叔本华，也不得不承认“只要有耐心，总有成功的机会。”这位性格孤僻脾气火爆的哲学教授，因忍受不了一位“既愚蠢又浅显”的女裁缝吵闹，把她推下了楼，被判按季度赔付她终生补偿。他只好把赔付兑换成耐心，熬到了“老妇死，重负释（obit anus, abit onus）。”还有预言自己“将死于三万杯咖啡”的巴尔扎克，对生活抱有人间喜剧的观察，对人生给出了幻灭的结论：“人的全部本领，无非就是耐心和时间的混合物。”他死后有人统计过，他一生大约喝了五万杯浓咖啡。多出来的那两万杯，大约都灌溉了他的耐心。那位靠投机成功的商人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成了“股神”后一反无商不奸的本性，老老实实地告诉人们：“投资股票致富的秘诀只有一条，就是买了股票锁在箱子里，耐心等待。” 和耐心密不可分的是希望。看不到希望，就会丧失耐心。失去了耐心，就看不到希望。这好比恋爱时的新鲜和甜蜜，婚姻中的爱情和情欲，还有离婚后的怨恨和憎恶，纠缠在一起不能分离。耐心注入了希望，生命就变成了为希望而活，或者说为希望而等。好比具有趋光本能的生物，因光亮而诞生，却把趋光当成生命的目的。人没了希望，生不如死的例子甚多，譬如旧时死了独子的寡妇，和现代丢了钱财的守财奴。再譬如被劝饮了毒酒的李逵：“等他娘个鸟甚？”当然也有例外。现代人偷情明码标价， 耐心贬值，恋爱等不及“月上柳梢头，相约黄昏后”了。情妇大都不重希望，嫖娼烦的就是耐心，皎皎明月依依杨柳耗情费时。“等”成了奢侈品。儿童医学和教育学家罗·伯顿，窥视到人在胚胎时就开始的躁动不安和朝三暮四，痛心疾首地告诉世人： “希望和耐心是每个人的救命药，灾而没难临头时，它们是最可靠的依赖和最柔软的椅垫。” 中国人对“等”一向不屑一顾，常把“等”和“闲”搅在一起，给“等”打上无所事事，虚度年华的烙印。 “闲”原为“法度”、“规矩”之意。《周易·乾》：“闲存其诚。”意即有法度才有诚实。孔颖达疏：“闲邪存其诚”，意为以法度防止邪恶，诚实自然存在。“大德不逾闲”（《论语·子张》），“闲之以义”（《左传·昭公六年》）均为法度、约束之意。可惜人性皆有“偷闲” 的本能，但凡可能，无不偷法规的漏洞。“偷”多不齿于人，便以“等”掩之。如同盗窃见不得人，不愿言偷，便以“拿”来说事。如此说来，不是“等”吃了“闲”的亏，而是“闲”被“等”给拖累了。等闲延懒致散，懒散成淫，惰性成习，便是万恶之首。“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满江红》）”是警告人们“闲来折煞个人，万万使不得”。“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刘禹锡《竹枝词》）”指责等闲无事生非。宋人程垓的体会是：“来为等闲休，去成多少愁。”（《山头翠树调莺舌》）悟出了人生碌碌无为，到头来悔恨难当。清人纳兰性德抱怨：“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是友人交恶的原因。丘处机感叹“人如梦，百岁等闲中。（《望江南四首》）”怀疑起人生的意义来。诗言志，皆对等闲口诛笔伐。 中国人对“等”的不齿，是因为给等的客观属性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意志，希望依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遇事不等不靠，积极主动地克服外界的艰难险阻，实现人生目的。这种哲学为中国历史和现实创造了伟大的辉煌，但同时也忽视了正确对待客观世界的耐心，使人不愿循序渐进，按客观规律办事，并且鼓励了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成为风尚。就像英雄创造历史，也毁坏生活一样，历史在赞美它的成就时，也谴责它对社会的破坏。中国人办事从不愿排队等候，把行贿、走后门等看作能耐，把侍强仗力作为捷径，把照章按序的人视为无能的等闲之辈就是一例。排队是力求平等，优先是特权的霸道，加急是对等待的处罚。不愿等，就是不愿平等待人。 “等”是在对客观外界无能为力时的一种形态。例如人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定位，以完成不同的本能。各定位承前启后，既不可彼此分割，也不能相互超越，更不能随意错位。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等是积蓄能量养精蓄锐的过程，因而也是顺其自然的智慧。现代哲学家西蒙·克里切利（Simon Critchley）认为“等”不是“无所事事”，“一切求索的过程，都是在尽一切努力的同时等待结果。”“学会了如何等待，就学会了如何生活。”（《无尽的索求》Infinitely Demanding） 中国人把“等”贬意后，在面对不得不等的形势时，常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那就是“静”。 “静观其变”，“以静制动”，莫不是鼓励人们“等着瞧，瞧着等”，处静息迹，等待时机。中国哲学赋予“静”高于“等”的形象和涵义，同样也是注入了人的主观意志。“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孔明引用《淮南子·主术训》的话把静视为人生修养的高尚境界：心境平稳，才能专心致志，沉着冷静，才能审时度势，厚积薄发，才能有所作为。中国人爱热闹，通常难得入静。遇事心急火燎，躁动起来，一刻都等不得。所以才有了“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伟大教导，但仍按耐不住很多人的性子，一有风吹草动，“便勃然奋起”。喜欢大呼隆，大拨轰的，无不想浑水摸鱼。对此，古代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们倒是早有会心，：“心空道亦空，风静林还静。”（《卜算子》宋·徐俯）是以修身。“爱静无由静，思归不得归。”（《秋暮书怀》宋·张舜民）是在养性。“静于诸境静，高却众山高”（《早秋游山寺》唐·李咸用）是内心升华。 “疏帘不卷薰风静，坐看庭花日影移。”（《客中纪事》明·朱静庵）领略“坐地日行八万里”的自在 。“闲将世味闲中嚼，静把天机静处穷。”（《张进甫静寮》宋·白玉蟾）享受“现世神仙一拙翁”的逍遥。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秋日偶成》宋·程颢）悟出了“道通天地，思入风云”的道理。“无事此静坐， 一日似两日。”（宋·苏轼）捕捉到了“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快感。 “静”是借用道家和佛家的一种极致境界发展而来的一种修为，无疑是比“等”更深奥的一种状态，但却没有“等”的耐久。岁月不饶人，“谁也等不起”，因而也就逃不脱鲁迅所说的“人从一出生就在等死”的范畴。细究起来，世上本无所谓等，闲多了，也便就有了等。 无论是静是动，谁不是在等死呢？ 2019年8月26日 于美国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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