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表亲的专横

人类社会进化的事实和性质，以及相关的争议；家庭或团队层次的社会，向部落的过渡；介绍血统、宗族和其它人类学基本概念

卢梭的《不平等》（1754年）发表之后，涌现出大量涉及人类早期机构起源的理论。首先在19世纪末，新兴人类学的首创者如刘易斯·摩根 (Lewis Henry Morgan) 和爱德华·泰勒 (Edward Tylor) ，收集积累了尚存原始社会的实证资料。（1）摩根对日益减少的北美洲土著进行实地勘察，发明了解释其血缘关系的详尽分类，并将此推及欧洲的史前。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阶段——野性、野蛮和文明——他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须一一经历。

            卡尔·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读了摩根的书，运用该美国人类学家的民族学研究，发展出私人财产和家庭的起源理论，之后变成共产世界的福音。（2）马克思和恩格斯携手推出现代最著名的发展理论：他们设置一系列的进化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真正的共产主义——全由社会阶级的基本矛盾所推动。马克思主义这一错误和从简的发展模型，误导了后来数代的学者，或寻找“亚洲生产方式”，或试图在印度找到“封建主义”。

            早期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第二动力，来自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出版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以及其自然淘汰理论的進一步阐述。将生物进化原理应用到社会进化上，就像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 Spencer) 等在20世纪初所作的，在逻辑上讲得通。（3） 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都要参与生存竞争，优秀的得以支配低劣的。欧洲之外社会的发展，或受到阻妨，或停滞不前。达尔文后，进化理论在辩护当时的殖民秩序上，确实取得成功。全球等级制度的顶端是北欧人，透过黄色和棕色皮肤的深浅不同，一直降至身处底部的黑色非洲人。（4）

            进化理论中褒贬和种族的特色，酿成20世纪20年代的逆反回潮，至今仍在影响世界上人类学和民族文化的各院系。优秀的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 主张，人类行为受到社会彻头彻尾的改造，并不植根于生物学。他在一项著名研究中，以移民头颅大小的实证资料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归因于种族的东西，实际上却是环境和文化的产物。鲍亚士还争辩，早期社会的研究，需摒弃对各式社会组织的高低评估。在方法论上，民族学家应放弃自己文化背景的偏见，全身心投入他们所研究的社会，评估其内在逻辑。透过克里福得·纪尔兹（Clifford Geertz) 的“厚实描述”（thick description)，不同社会只可解说，不可互比，不分轩轾。（5）鲍亚士的学生阿尔佛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和露丝·潘乃德（Ruth Benedict) ， 则把文化人类学科，继续引向非评判性的、相对的、绝无进化的方向。       

早期的进化理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还存有其它问题。它们的社会形式，往往是相对直线的，具严谨的等级，前阶段必须早于后阶段，某元素（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阶段的特征。随着对尚存原始社会的知识积累，大家愈益清楚，政治复杂性的进化不是直线的：任何指定的历史阶段，往往包含先前阶段的特征；将社会推至下一阶段，又凭藉多重的动态机制。事实上，我们可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前阶段并不被后阶段所完全替代。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便由基于血缘关系的组织，过渡至国家层次。但时至今日，复杂的血缘关系组织，仍是一部分中国社会的特征。

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由文化的比较研究而总结出真正的普遍规律。发现了违反所谓社会发展规律的冷僻社会，人类学家常常感到兴奋。但这并不意味，不同社会中没有进化形式中的规则性和同类性。

史前阶段

以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背景，鲍亚士派的文化相对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在比较人类学的领域里，留下了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持久遗产。严格的文化相对论，有悖于进化论，因为后者明确要求厘清社会组织的不同层次，并确定后一层次取代前一层次的原因。人类社会随时间而进化，这是显而易见的。生物进化的二个基本组件——变化和选择——也适合人类社会。即使我们细心避免后期文明“高于”前期文明的评判，但它们确实变得更为复杂、更为丰富、更为强大。就像单独的有机体，因应成功的文明，常常战胜因应不成功的。我们继续使用“发展中”或“开发”的名词（如在“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佐证下列共识：现存的富裕国家是上一阶段社会经济进化的结果，贫穷国家如有可能，也将参与这一进化过程。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政治机构藉文化而获得传递，与藉基因的生物进化相比，则面对更多的悉心设计。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原则与人类社会的进化竞争，仍有很明显的类似。

            这一新认可，导致了进化理论在20世纪中期的复兴。人类学家如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6) 、 朱利安·斯图尔德 （Julian Steward） (7)、 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 (8)、 莫顿·弗莱德（Morton Fried）(9)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0)认为，各式社会在复杂、规模和能源使用方面，都呈现明显的升级。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人类群体都经历所谓的“特别进化”，以适应他们所占居的生态环境，其结果便是社会形式的多样化。对社会组织的普遍问题，不同社会往往采取类似的应对方法。由此表明，相交相汇的“普遍进化”在发挥作用。(12)           

人类学家的难题是，没人能直接观察，人类社会如何自早期模式发展到较复杂的部落或国家。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假设现存的狩猎采集或部落社会，是早期模式的实例；通过观察其行为，来推测引发变化的力量，如部落何以演变为国家。可能是基于此，对早期社会进化的推理，已从人类学移至考古学。不像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可透过不同文明在数十万年间留下的物质记录，追踪其社会活力的伸张。例如，考古学家调查普埃布罗族（Pueblo）印地安人住宅和饮食的改变，得以了解战争和环境压力改造了社会组织。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缺乏民族学研究的丰富细节。太依赖考古学记录，会导致对唯物主义解释的偏爱，因为史前文明的精神和认知世界，其大部已永远丢失。(13)

            泰勒、摩根和恩格斯之后，对社会发展的进化阶段的分类系统，也经历了自己的进化。放弃了具强烈道德色彩的词句，如“野性”和“野蛮”，而改用中性的描述，如点明主要技术的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和铁器时代。另一系统则点明主要的生产方式，如狩猎采集、农业和工业社会。进化人类学家，以社会或政治组织的形式，来排分阶段。这是我在此所选用的，也是我的主题。埃尔曼·塞维斯发明了四项层次的分类，即团队、部落、酋长领地和国家。团队和部落中(14) ，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成员之间相对平等。相比之下，酋长领地和国家等级分明，不以血缘关系，而以领土为基础来行使权力。

家庭和团队层次的组织

众多人相信，原始人类社会组织是部落的，这一见解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比较人类学家，如甫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和亨利·缅因（Sir Henry Maine) ，认为要在复杂的血缘关系团体中，去理解早期的社会生活。(15) 但部落组织的兴起，要到9千年前定居社会和农业的出现时。这之前，狩猎采集社会历时数万年，由类似灵长目团队的流浪家庭，集居而成。这样的社会，至今尚存于合适的边缘环境，如爱斯基摩人、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和澳洲的土著。(16) （也有例外，如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的土著，属狩猎采集者，却生活于可支撑复杂社会的富绕区域。）

            卢梭指出，政治不平等起源于农业的兴起，他在这点上是基本正确的。出现农业之前的团队层次社会，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的私人财产。就像黑猩猩的团队，狩猎采集者居住于他们守卫的领土，偶而为之争斗。但他们不像农人，犯不上在一块土地上设立标志，说“这是我的”。如有其它团队前来侵犯，或有危险猎食者渗入，由于人疏地广，团队层次的社会有移居它方的选择。他们拥有较少投资，如已被清除的耕地、房子，等等。(17)

            团队层次的内部，类似现代经济交易和个人主义的东西，是绝不存在的。这个阶段没有国家暴政，说得更确切些，人类只体验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吉尔纳（Ernest Gellner)所称的“表亲的专横”。（18）你的社交生活囿于你周遭的亲戚，他们决定你做什麽，跟谁结婚，怎样敬拜，还有其它一切。家庭或数户家庭，合在一起打猎和采集。特别是打猎，与分享直接有关，因为那时没有储存肉类的技术，猎到的动物必须马上吃掉。进化心理学家纷纷推测，现代流行的进餐分享（圣诞节，感恩节，逾越节），都起源于长达数千年的猎物分享传统。(19) 此类社会中，大多数的道德规则，不是针对偷人财产者，而是针对不愿与人分享者。永久匮乏的阴影下，拒绝分享往往影响团队的生存与否。

            团队层次的社会，高度平等，其主要差别仅在年龄和性别上。狩猎采集社会中，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繁衍一事自有天然分工。团队内，家庭之间仅有极小的差别，没有永久领袖，也没有等级制度。个人因突出的品质，如大力、智慧和可信，而被授予领袖地位。但该地位是流动的，很容易移至他人。除了父母和孩子，强制的机会非常有限。如弗莱德所说，

简易平等社会的民族学研究中，很难找到某人要求他人“做这，做那”的案例，却充满了某人说“如能完成此事，那真太好了” 之类的话语。之后他人可能照办，也可能不予理睬…因为领袖无法迫使他人。在我们的敍述中，领袖扮演的角色只牵涉权威，无关乎权力。(20)

此类社会中，领袖们因团体的共识而浮现。但他们没有职权，不能传予子孙。没有集中的强制力量，自然就没有现代意义的第三方执法的法律。(21)

团队层次的社会，绕核心家庭而建，通常奉行人类学家所称的异族通婚和父系中心（patrilocal）。女人嫁出自己的社会团体，搬去丈夫的居所。这种习惯鼓励团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基因的多样化，创造团体之间发生贸易的条件。异族通婚也在减轻冲突中发挥作用。团体之间有关资源或领土的争议，可透过女人的交换而获得谅解，就像欧洲帝王为政治目标而安排的战略性联姻。(22) 团体的成员组成，与之后的部落社会相比，则更为流动：“任何地域的食物来源，不管是平岩坚果（Pinyon nuts），派尤特人（Pauite) 的野草籽，冬春猎场上的海豹数量，还是中部爱斯基摩人在内陆峡谷遇上的驯鹿迁移群，都是不可预测的，且分布太疏。以至任何一代的亲属，想组成凝聚排外的团体，却屡屡遭挫。因为生态机遇，时时在诱惑个人和家庭采取机会主义。”(23)

团队到部落

农业的发展，使团队层次过渡到部落层次变得可行。9千到1万年前，世界上很多地区出现农业，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大洋洲和中美洲，常常位于肥沃的冲积流域。野草和种子的驯化逐一发生，伴以人口的大增。新兴的产粮技术促使人口的密集，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但爱斯特·波斯勒珀（ Ester Boserup）认为，这样讲是因果颠倒了。(24) 无论如何，它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取决于气候，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1到1人，而农业的发明，则允许人口密度上升至每平方公里 40到60人。(25) 至此，人类的相互接触更加广泛，便会要求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部落、宗族、亲属和血统”，被用来描绘高于团队的新层次社会组织，但用得不够精确， 甚至是以此为生计的人类学家。其共同特征是：第一是分段式的(segmentary)，第二是以共同的老祖宗为原则。

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以“分段式”一词来解释，复制相同小型社会单位而组成的社会，就像蚯蚓的分段。这样的社会以添加新的分段，而获得扩展，但没有集中的政治机构，没有现代的分工，也没有他所描绘的“有机”团结。发达社会里，没有人是自给自足的，每个人都要依赖社会中大批的他人。发达社会的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生産自己的粮食、修理自己的汽车、制造自己的手机。在分段式社会中，每个“分段”都是自给自足的，都能丰衣足食，都能自我防卫。因此，涂尔干称之为“机械”团结。(26) 分段们可为共同目的聚在一起，如自卫，但他们不依赖对方以获生存。在同一层次上，每个人只能属于一个分段。   

部落社会里，分段们以共同老祖宗为原则。其最基本单位是血统，成员们可追溯到好几代之前一名共同老祖宗。人类学家使用的术语中，后裔可以是单传（unilineal），也可是双传（cognatic）。单传系统中，后裔透过父亲，被标为父系；透过母亲，被标为母系。双传系统中，后裔可透过父母双方。稍作思考便可明白，分段式社会只能是单传。为了避免分段的重叠，每名小孩只可分给一个后裔群，或是父亲的，或是母亲的。

            曾在中国、印度、中东、非洲，大洋洲、希腊和罗马流行的血统组织，是父系家族。它是最普遍的，也存在于战胜欧洲的野蛮部落。罗马人称之为 Agnatio，人类学家称之为aganation。父系家族只追踪男性的血脉。女人结婚时，便离开自己家族，转而加入丈夫的家族。中国和印度的男系家族制度中，女人几乎彻底切断与自己家族的联系。所以，婚姻之日变成妻子父母的悲伤时刻，只能在女儿的聘礼上获求补偿。女人在丈夫家里没有地位，直到生下儿子。其时，她彻底融入丈夫的血统组织，在她丈夫的祖先坟前祷告祭祀，保障儿子将来的遗产。

            虽是最普遍，但父系家族不是单传的唯一形式。在母系社会里，后裔和遗产透过母亲家族。母系社会（matrilineal) 不同于女性掌权得以支配男性的女家长社会 (matriarchal) 。似乎没有证据显示，真正的女家长社会确有存在。母系社会仅表示，结婚时是男子离开自己家族，转而加入妻子的家族；权力和资源，基本上仍掌握在男子手中；家庭中的权威人士通常是妻子的兄弟，而非孩子的生父。（27）母系社会远比父系社会罕见，但仍可在世界各地找到，如南美洲、美拉尼西亚、东南亚、美国西南部和非洲。埃尔曼·塞维斯指出，它们通常建立于特殊环境，如依靠女人劳作的雨林园艺区域。但该理论无法说明，为什麽美国西南沙漠地带的豪比人（Hopi），也是母系社会和母系中心的（matrilocal）。(28)

            血统有个神奇的特点：只要追溯到更早的祖先，便能进入更为庞大的血统组织。例如，我是追溯到我爷爷的小血统成员，邻人的爷爷便是外人。如作再进一步的追溯，到第4代、第5代、甚至更早，我们两个血统又找到了亲属关系。如情况合适，大家就有可能携手合作。

            此类社会的经典描述，是艾德华·埃文普理查（Edward Evans-Pritchard) 对努尔人（Nuer) 的研究，为数代的人类学学生所必读。(29) 努尔人是居住在苏丹南方养牛的游牧民族。20世纪末， 他们和传统对手的丁卡人（Dinka) 联合起来，在约翰·加朗（John Garang) 和苏丹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向喀土穆的中央政府展开长期斗争，以争取南方独立。但在20世纪30年代，埃文普理查进行实地考察时，苏丹仍是英国殖民地，努尔人和丁卡人仍生活在传统中。

            根据埃文普理查，“努尔人部落是分段式的。我们把最大的分段，称之为主要部落。它再一步步，分成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部落…第三层次由数个村庄组成，其居民相互都有血缘和家庭的关系。(30)

            努尔人的血统组织彼此经常打架，通常是为了在他们文化中占中心地位的牛。同一层次内，血统之间互相打斗。但他们又能联合起来，在更高层次作战。到了最高层，全体努尔人同仇敌忾，向同样方法组织起来的丁卡人开战。埃文普理查解说：

每个分段，本身也是可分的，其成员互相存有敌意。为反对同样层次的邻近分段，分段的成员会联合起来；为反对更高层次的分段，又会与同样层次的邻近分段联合起来。努尔人以政治价值来解释这些联合的原则，他们会说：如果郎(Leng)第三层次分段与努阿克瓦科(Nyarkwac)第三层次分段打仗——事实上，两分段之间战事频频——组成这两分段的各个村庄都会参战；如果努阿克瓦科第三层次分段与鲁莫乔科（Rumjok）第二层次分段发生争执——不久前,为了用水——郎和努阿克瓦科将团结起来,以反对共同敌人鲁莫乔科。鲁莫乔科也将组成其各分段的联盟。(31)

各分段能在较高的层次汇总。一旦联合的理由（如外部威胁）消失，它们又倾向于迅速瓦解。可在众多不同的部落社会中，看到多层次的分段。它体现在阿拉伯的谚语中：“我针对我兄弟，我和我兄弟针对我表亲，我和我表亲针对陌生人。”

努尔人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执行法律的中央权威，没有制度化的领导等级。像团队层次的社会，努尔人社会也是高度平等的。男女之间有分工，血统之内有分代的年龄级别。所谓的豹皮酋长，只扮演礼仪的角色，帮助解决成员的冲突，但没强迫他人的权力：“在整体上我们可以说，努尔人酋长是神圣的人，但这神圣并没给他们带来特殊场合之外的权力。我从未看到，努尔人特别尊敬酋长，或在谈话中，把他们当做重要人物。(32)

             努尔人是分段血统组织获得充分发展的范例，其血统系谱的规则，严格决定社会的结构和地位。其它的部落社会，则更为松散。共同老祖宗，与其説是严格的生物规定，倒不如説是建立社会义务的藉口。甚至在努尔人中，仍有可能把陌生人带入血统，视之为亲属（人类学家称之为假想的血缘关系）。很多时候，血缘只是政治联盟的事后理由，并非构建社团的原动力。中国的血统往往有成千上万的成员，整个村庄使用同样的姓，这显示中国血缘关系的假想和包容。尽管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把自己称作“家庭”，它的血誓成了血亲的象征。现代的种族划分，把共同老祖宗推到那麽远，使血统系谱的追溯变得异常艰难。我们把肯亚的卡冷金（Kalenjin）或基库尤（Kikuyus）称作部落，该称呼是非常松散的，因为他们各自的人数，少至数十万，多至数百万。(33)

祖先和宗教

实际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曾经组成部落。因此，很多人倾向于相信，这是自然的状态，或有生物学上的原因。但弄不清，为什麽你想与4圈之外的表亲合作，而不愿与非亲的熟人合作。难道，这只是因为你与表亲分享了64分之1的基因。动物不这样作，团队层次的人也不这样作。能在人类社会到处建立部落组织，其原因是宗教信仰，即对死去祖先的崇拜。

            对死去祖先的崇拜，开始于团队层次社会：每个团队内，都会有巫师或宗教专家，专司与死去祖先联络的工作。随着血统的发展，宗教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制度化，反过来又影响其它机构，如领导权和财产权。相信死去祖先对活人的作用，才是凝聚部落社会的动力，而不是什麽神秘的生物本能。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提供了有关祖先崇拜的最著名描述之一。他的《古代城市》初版于1864年，给数代的欧洲人带来啓示。欧洲人已习惯于把希腊和罗马的宗教，与奥林匹克的众神挂鈎。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则揭示更古老的宗教传统，其它印欧团体也在遵循，包括移居印度北部的印度雅利安人。他争辨，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説，死者的灵魂并不飞上天国，却住在葬地的下方。基于此，“他们总是陪葬他们认为死者需要的东西——服装、器皿和武器。他们在他坟上倒酒以解渴，放置食物以充饥。他们殉葬马匹和奴隶，认为这些生命将在坟里为死者继续服务，就像没死之前。（34）死者的精灵——拉丁文是manes——需要活着亲戚不断的维持，供上定期的食物和饮料，免得他们发怒。

            最早期的比较人类学家中，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知识领域，远远超出欧洲史。他注意到，灵魂转世（死时灵魂进入另一肉体）和婆罗门宗教的兴起之前，印度教徒奉行类似希腊罗马的祖先崇拜。亨利·缅因也强调这一点，他认为，祖先崇拜“影响着自称为印度教徒的大多数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在多数人的眼中，自己的家神比整个印度万神庙更为重要。”(35) 假如库朗日的知识领域涉及得更远，他很有可能发现古代中国相似的葬礼。那里，崇高地位人士的墓穴填满了青铜和陶瓷的三脚鼎、食物、马、奴隶，还有计划陪伴死者的妾。(36) 像希腊和罗马人，印度雅利安人也在家里供养圣火。圣火代表家庭，永远不得熄灭，除非家族本身不复存在。(37) 所有这些文化中，圣火被当作代表家庭健康和安全的神，而受到崇拜——这里的家庭不仅是现存的，而且是死去多年的列祖列宗的。

            部落社会中，宗教生活和血缘关系紧密相连。祖先崇拜是特定的，不存在整个社群都崇拜的神。你只对自己祖先有责任，对你邻居或酋长的祖先，则没有责任。通常，祖先并不久远，不像所谓的罗马人祖先的罗慕路斯。祖先只是3或4代之前的人，家中老人可能还记得。(38) 根据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它丝毫不像基督教对圣徒的崇拜：“葬礼的礼仪只容最亲近的亲戚来作虔诚表演...他们相信，祖先不会接受他人的奉献，只接受家人的；祖先不需要崇拜，除非是自家的后裔。”此外，每人都渴望有男性后裔（父系家族），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其死后照料其灵魂。因此，结婚和有男性后裔变得非常重要。大多数情形下，独身在早期希腊和罗马都是非法的。

            这些信念的结果是，除了现存子女，每个人与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都有关联。休·贝克（Hugh Baker) 这样解释中国的血统关系，一条绳子代表血脉，“两端是无穷尽的，经过一把象征现在的剃刀。如果绳子遭到腰斩，两端就会自行掉离，绳子不复存在。如果一名男子死而无后，其祖先和后裔的连续体便跟着一起消亡…他的存在是必须的，因为他是整体的代表。除此之外，他又是无关紧要的。”(39)

            部落社会中，以宗教信仰形式出现的思想，对社会组织有极大影响。对死去祖先的信仰得以凝聚众人，其规模大大超过家庭或团队层次的。该“社团”包括的，不仅是血统、宗族和部落现有的成员，而且是其祖先和未来后裔的整条绳子。甚至最疏远的亲属都会觉得，他们之间有牵连和职责。这种感受，藉社团共同遵循的礼仪，又获得加强。对如此的社会制度，成员不相信有选择的权力；说得确切些，他们的角色在出生之前已被社会预定。(40)

宗教和权力

军事上，部落社会远比团队层次社会强大。一获通知，他们可动员数百，乃至数千名的亲戚。透过对祖先的宗教信仰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第一个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其对手的巨大优势。一经发明，它就会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战争不仅造就了国家，也造就了部落。

            宗教在促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很自然，人们要问：部落组织是既存宗教信仰的结果呢？抑或，宗教信仰是后加的，以加强既存的社会组织？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相信后者。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是精英们发明出来以巩固其阶级特权的神话。据我所知，他没有对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发表任何意见。但也可推而广之，说家长们在操纵死去祖先的愤怒，以加强自己在活人中的权威。另一解释是，需要邻近团队帮忙以对抗共同敌人的团队领袖，为赢得邻人支持，而求援于传奇或神话中死去多年的共同祖先。虽是他首倡，但这想法蔓延滋长后，自成一体。

            很不幸，我们只能推测思想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没人目睹从团队层次到部落社会的过渡。考虑到宗教在后期的重要性，假如因果关系不是双向交流的，人们反而会感到惊奇；宗教创意影响社会组织，物质利益也影响宗教思路。但要记住，部落社会不是“自然”的，不是其它更高社会崩溃时回归的首选。它出现于家庭和团队层次社会之后，只在特殊环境中繁荣昌盛。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靠某种宗教信仰而获得维持。如有新宗教的引入，原有信仰发生变化，部落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我们将在第19章看到，这就是基督教挺进野蛮欧洲后所发生的。部落社会随着星移斗转，被更有弹性更易扩张的社会所取代，但其缩了水的变种，则从没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