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安东尼娜·戈洛文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父亲作为“富农”遭捕，被 送去劳改营3年，家里的财产、农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母亲仅得一小时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戈洛文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遭拆，剩下的家人作鸟兽散。 安东尼娜的哥姐、祖父母、叔叔姨妈、表亲们，四下逃窜，试图躲过此劫。但到最后，多数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其中多人从 此消声匿迹。
安东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呆了3年。那是一个伐木营地，沿河设置了5座木结构营房，安置了1千名“富农”和其家人。第一个冬天，大雪压垮其中的两座，流 亡者不得不在冻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断交通，没有粮食补给，人们只得倚靠随身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多人死于饥饿、严寒、伤寒，尸体多得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 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被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与父亲重聚，迁入佩斯托沃镇的单房，该镇聚居了大批前“富农”和其家人。她承受的创伤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 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份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育及其它就业机会，在斯大林时代不时席 卷全国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这种自卑感培养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 她在学校里受其他孩子的欺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茬，在全班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 们都在那里死絕！”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叫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无语。（1）
这种恐惧浸润了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安东尼娜是一名聪明的女子，性格坚强。她下定决心克服自己的出身包袱，努力学 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认可。她尽管遭遇歧视，但学习成绩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领导看重她的首倡和能力，对她的“富农”出 身视而不见。到18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一个涉及自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出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甚至伪造有关文件，以就读医学 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庭。她现在声称，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直到该党在1991年遭到取缔），不是因 为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想转移他人的猜疑，以保护自己的家庭。她也许认为，入党将有助于自己的专业生涯。
安东尼娜向丈夫隐瞒了自己的过去，先后有两位，分别同居了20多年。她与第一位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是终身朋友，却很少谈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 格奥尔基的姨妈来访时说漏了嘴，安东尼娜方才获悉，他的父亲原是遭布尔什维克处决的沙皇海军军官。这么多年来，安东尼娜竟茫然无知，这名与自己结婚的人竟 和自己一样，其青少年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
安东尼娜的第二任丈夫是爱沙尼亚人，名叫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人民公敌”家庭， 其父亲和祖父被捕于1937年，但她却一无所知。她自己也从不向他透露自身的经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以及媒体对 斯大林镇压的公开批评，他们受到鼓励，方才启齿。另外，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藉机袒露了互相隐瞒40多年的秘密，但仍担心共产党的反击，便商定不让担任教 师的女儿奥尔加知道。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蒙在鼓里反而能向奥尔加提供某种保护。一直到90年代的中期，安东尼娜才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 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耳语者》揭示了很多像戈洛文娜一样的受刻意隐瞒的家史，将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第一次公布于众。甚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 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维埃人民如何过私人生活？什么是他们真实 的思想和感受？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家乃至多家合用狭窄的住所，隔房都能听到相互的交谈，究竟能有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通过立法、监督、 思想控制来横加干涉，几乎是无远弗届，私人生活到底还有何意义？
像安东尼娜一样，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亲属受到镇压而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之中。他们如何应付这种不安全呢？一方面，自然感受到苏维埃制度的不公和异化；另一方 面，又要设法从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定位。他们如何获得平衡？为了补救他们的“历史污点”，为了变成社会中的平等成员，他们又作出了何种调整？安东尼娜在反思 自己经历时说，从没真正相信党和它的意识形态，但作为苏维埃专业人士，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这意味，作为一名医生，她接受了该制度的基本目标和原则。 也许，她在过双重生活：公共生活中，她遵循苏维埃的规范；私人生活中，她又受制于基督徒农民的价值观。体验如此双重生活的，有很多苏维埃人士。当然有“富 农”孩子，更不用说还有贵族或资产阶级出身的孩子，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在思想和感情上全心全意投入苏维埃制度。
家庭道德领域是《耳语者》的主要舞台，它探讨各式家庭如何应付苏维埃政权的压力。如果学校、共青团等机构向年轻一代灌输的苏维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标，与自己 的价值观发生冲突，他们如何保留自己的传统和信念？又如何传给下一代？恐怖制度下的生活，对私人之间的亲密造成何种影响？当丈夫、妻子、父母突然变成“人 民公敌”而遭捕时，家人会作出何种反应？作为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他们如何处理胸臆中的郁结，是信任自己所爱的人呢？还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统 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还有多大力量？什么是生存策略？还有塑造数百万人生的沉默、谎言、友谊、背叛、道义上的妥协和迁就？
没受斯大林恐怖影响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约有2千5百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在 1953年终告结束的，如果不是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开发的制度，至少是他本身的恐怖统治。这2千5百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 “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2亿。换言之，平均每1.5户家庭 即有一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死于饥荒或战争的。（2）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数百万，还有数千万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亲属，其人生遭受了惊心动魄的摧残，至 今仍在吞食这苦涩的社会恶果。古拉格所造成的多年分离，使家庭难以重聚，使亲情和友情一去不返，人们再也无法返回到“正常的生活”。
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同样的，有人甚至欺瞒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亲 人。孩子受到教诲，千万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不要将家里事讲与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断或批评。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层官员的女儿在20世纪 30年代长大，回忆说：“我们孩子必须学会听讲的规矩，

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将之复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 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墙外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它表述，我们马上就懂，他们刚刚说的，本是我们不应听到的。 （3）

其父亲被捕于1936年的另一名女子忆起：

我们从小就学会闭嘴。 “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们一直吩咐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4）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遭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开危险邻居的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孩子的，于是就学会了耳语。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