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利維坦》的降臨

不同於部落社會的國家層次社會；國家的“原生”形成和競爭形成；國家形成的不同理論，包括此路不通的灌溉論；國家為何僅出現於部份地區

與部落社會相比，國家層次社會具有下列的重要差別： (1)

      首先，它們享有集中的權力，不管是國王、總統，還是首相。該權力委派等級分明的下屬，至少在原則上,有能力在整個社會執行統一的規則。該權力超越領土中所有其它的，這表示它享有主權。各級行政機關，如副首腦、郡長和行政人員，憑藉與主權的正式關聯，而獲得決定權。

      其次，該權力的後盾是對合法強制權力的壟斷，體現在軍隊和警察上。國家有足夠權力，防止分段、部落和地區的自行退出。（這也是國家與酋長領地的分別。）

      第三，國家權力是領土性的，不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因此，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時期，法蘭西還不算國家。其時，統治法蘭西的是弗蘭克斯國王，而不是法蘭西國王。國家的疆土可遠遠超越部落的，因為其成員的資格不受血緣關係的限制。

      第四，與部落社會相比，國家更為等級分明，更為不平等。其統治者和他的行政官員，常與社會中的其他人，分隔開來。某種情況下，他們成為世襲的精英。部落社會中已有聽聞的奴役和農奴，在國家的庇護下，獲得極大的發展。

最後，更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將合法性授予國家；分開的僧侶階層，則充任庇護者。有時，僧侶階層直接參政，實施神權政治；有時，世俗統治者掌管全部權力，被稱作政教合一（caesaropapist)；再有時，政教並存，分享權力。

      隨國家的出現，我們退出血緣關係，走進政治發展的本身。下面幾章將密切關注，中國、印度、回教世界和歐洲，如何自血緣關係和部落，過渡到非個人的國家機構。一旦國家出現，血緣關係便成為政治發展的障礙，因為它時時威脅，要返回部落社會的私人關係。所以，光發展國家是不夠的，還要避免重新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我所謂的家族化（patrimonialization）。     

      世界上，不是所有社會都能自己過渡到國家層次。歐洲殖民者出現之前，19世紀的大部分美拉尼西亞，由群龍無首的部落社會組成（即缺乏集中的權力）。非洲亞撒哈拉的一半，南亞和東南亞的的部分地區，也是如此。(2)缺乏長遠國家歷史的事實，大大影響了它們在20世紀中期獨立後的進展。與國家傳統悠久的東亞殖民地相比，這一點顯得尤其突出。中國很早就開發了國家，而巴布亞新幾內亞一直沒有，儘管人類抵達後者更早。為什麽？這就是我希望回答的問題。

國家形成的理論

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把國家形成分成兩種，“原生”和“競爭”。國家原生形成，是指國家在部落社會（或酋長領地）中的首次出現。國家競爭形成，是指第一個國家出現後的仿效追隨。與周邊的部落社會相比，國家通常組織得更為緊密，更為強大。所以，不是國家占領和吸收鄰里的部落社會，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會起而仿效。歷史上有很多國家競爭形成的案例，但從沒觀察到國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學家、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只能猜測第一個或第一批國家的出現，有眾多解釋，包括社會契約、灌溉、人口壓力、暴力戰爭和界限。

國家源於自願的社會契約

社會契約論者，如霍布斯、洛克和盧梭，一開始並不想提供國家如何出現的實證。相反的，他們只是試圖釐清政府的合法性。但弄清第一批國家的出現，是否通過部落成員的明確協議，以建立集中權力，這還是很值得的。

      托馬斯·霍布斯這樣解說有關國家的“交易”：國家（即利維坦）通過權力的壟斷，保證每個公民的基本安全；作為交換，公民放棄各行其是的自由。國家還可向公民，提供無法獨自取得的公共服務，如產權、道路、貨幣、統一度量衡和對外防衛。作為回報，公民認可國家的徵稅和徵兵等。部落社會也可提供一定的安全，但其公共服務非常有限，因為缺乏集中權力。假如國家確實源於社會契約，我們必須假設，在歷史上的某天，部落團體自願決定，將獨裁的統治權委託給個人。這種委託不是臨時的，如部落酋長的選舉，而是永久的，交到了國王和其後裔的手中。這必須是部落中所有分段的共識，因為每一分段，如不喜歡，仍可出走。

      如果說主要動機是經濟，即產權的保護和公共服務的提供，國家源於社會契約，似乎是不可能的。部落社會是很平等的，在密切相處的親屬團體中，又是很自由的。相比之下，國家是強制、專橫和等級分明的。腓特烈·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國家稱作“最冷酷的怪物”。我們想像，自由的部落社會只會在極端的逼迫之下，出此下策；如果面對即將來臨的異族入侵和滅絕，則委託一名獨裁者；如果面對即將摧毀整個社團的瘟疫，則委託一名宗教領袖。實際上在共和國期間，羅馬獨裁者就是這樣選出的，如公元前216年坎尼會戰後漢尼巴爾（Hannibal)對羅馬城的威脅。這表明，國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脅，社會契約只是有效途徑，並非終極原因。

國家源於水力工程

社會契約論的變種，是卡爾·魏特夫（Karl Wittfogel) 的“水力工程”論，前人為此花費了很多不必要的筆墨。魏特夫原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蛻變成反共產主義者。他發展了馬克思的亞洲生產方式理論，為專政出現於非西方社會，提供了經濟的解釋。他爭辯，大規模的灌溉需要，只有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方能做到，從而促進了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中國和墨西哥的國家興起。(3)

      水力工程的假設，要解答甚多疑問。新生國家的地區，其早期灌溉工程的多數都是小型的，地方上自己就能應付。像中國大運河的大工程，是在建立強大國家之後，只能算是結果，不應是原因。(4)魏特夫的假設若要成真，我們必須假想，部落成員聚集起來說，“我們將心愛的自由交給一名獨裁者，讓他來管理舉世無雙的大型水力工程，我們將變得更加富有。我們放棄自由，不僅在工程期間，而是永遠，因為我們的後代，也需要卓越的工程主管。”此種情形如有説服力，歐洲聯盟早已變成一個國家了。

密集人口

人口統計學家愛斯特·波斯勒珀主張, 人口的增加和密集，是技術革新的主要動力。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江河流域的密集人口，創造了精耕細作的農業。它涉及大規模灌溉、高產品種和各式農業工具。人口密集允許專業化，允許精英和百姓的分工，從而促進國家的形成。低密度人口的團隊和部落社會，為減少衝突，可以分道揚鑣；如發現不能共存，便自立門戶。但新興城市的密集人口，並無如此的選擇。土地的匱乏，能否取得重要公共資源，都可觸發衝突，從而要求權力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口密集是國家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們仍有兩個未獲答案的疑問：一開始，是什麽造就了密集人口？ 密集人口與國家，是怎樣互動的？

       第一個問題，似乎有簡單的馬爾薩斯答案：如農業革命的技術革新，大大提高土地產量，導致父母生育更多孩子，從而造成密集人口。問題是，有些狩獵採集社會的利用率，遠遠低於當地環境的富饒能力。新幾內亞的高地居民和亞馬遜的印地安人，開發了農業，卻不願生產餘糧，儘管在技術上是做得到的。所以，有了提高效率和產量的技術，可以增加人口，但不能保證，這些事情的確實發生。(5)人類學家建議，在某些狩獵採集社會，糧食供給的上升反而導致了工作量的降低，因為其成員更在乎休閒。按平均來説，農業社會的居民比較富庶，但必須工作得更加努力。這樣的交換，可能並不誘人。或者說，狩獵採集者只是陷入了經濟學家所謂的低平衡。那是指，他們掌握了轉移至農業的技術，但必須面對他人分享盈餘的前景，旋又打消了轉移的想法。(6)

      這裡的因果關係，可能被顛倒了：早期社會的人不願產生盈餘，除非揮鞭的統治者強迫他這樣做；主人自己不願辛苦工作，卻很樂意迫使他人這樣做。等級制度的出現，不在經濟因素，而在政治因素，如軍事征服或強迫。埃及金字塔的建造，頓時浮現在眼前。

因此，密集人口可能不是國家形成的終極原因，只是中間的變數，其本身又是尚未確定因素的產品。

國家源於暴力和強迫

經濟解釋的弱點和空缺, 把國家形成的來源, 指向暴力。從部落到國家的過渡，涉及到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損失。很難想像，為了灌溉可能帶來的巨大收益,部落社會願意這麽做。所以，牽涉的利害關係必須更大。威脅生命的有組織暴力, 是更可信的解釋。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實際上一直參與暴力，尤其是在部落層次。一個部落戰勝另外一個時，可能出現等級和國家。為了在政治上控制戰敗部落，戰勝者建立了集中的強迫機構，漸漸演變成原生國家的官僚系統。如果兩個部落在語言或種族上是不同的，戰勝者可能建立主僕關係，等級制度慢慢變得根深蒂固。異族部落前來征服的威脅，也會鼓勵部落團體建立起更永久更集中的指揮中心，如夏安和普埃布羅的印地安人。（7）

       部落征服固定社會的案例，在歷史記載中屢有發生，如党項（Tanguts）、契丹（Khitai）、匈人（Huns）、女真（Rurzhen）、雅利安（Aryans）、蒙古、維京人（Vikings）和日耳曼人，他們都是以此建國的。唯一的問題：最早國家也是這樣起家的嗎？巴布亞新幾內亞和蘇丹南部的部落戰爭，歷時數世紀，卻一直沒能建立國家層次的社會。人類學家爭辨，部落社會有平衡機制，衝突之後會重新分配權力；努爾人只收納敵人，並不統治他們。於是，解釋國家的興起，似乎還要尋找其它原因。彪悍的部落團體，從亞洲內陸草原、阿拉伯沙漠和阿富汗山脈向外出征時，才會建立更為集中的政治組織。

地理界限和其它環境

人類學家羅伯特·卡尼洛（Robert Carneiro）注意到，就國家形成而言，戰爭雖然是普遍和必要的，但還不夠。他爭辯，生產力增長，如發生於地理上被環繞的地區，或發生在敵對部落的有效包圍時，才能解釋等級國家的出現。非環繞地區，或人口稀少地區，衰弱的部落或個人可以跑掉。夾在沙漠和海洋中間的尼羅河峽谷，以沙漠、叢林和高山為界的秘魯峽谷，在那裡不存在逃跑的選擇。（8）地理界限也可說明，生產力的增長會導致人口密度的增加，因為沒人搬走。

       新幾內亞高地的部落也有農業，也住在被環繞的峽谷，所以單憑這些因素，是無法解說國家興起的。絕對規模可能很重要，美索不達米亞、尼羅河峽谷和墨西哥峽谷，都是相當規模的農業區，又有山脈、沙漠和海洋的環繞。他們可以組成較大較集中的軍隊，可在較廣闊地區施展他們的威力，尤其是在馬或駱駝已獲馴養的情況下。所以，不僅是地理界限，還有被環繞地區的大小和交通，決定國家的形成與否。地理界限還可提供額外的幫助，即暫時保護他們免遭峽谷或島嶼外敵人的攻擊，讓他們有時間擴軍備戰。大洋洲的酋長領地和雛形國家，只在斐濟、湯加和夏威夷那樣的大島上出現，而不在索羅門群島、瓦努阿圖（Vanuatu）和特洛伯力安茲（Trobriands）的小島。新幾內亞雖是大島，但多山，被分割成無數個微型的生態環境。

國家源於魅力型權威

推測政治起源的考古學家，偏愛唯物主義的解釋，如環境和技術，不大喜歡文化因素，如宗教。這是因為，我們對早期社會的物質環境，已有較多了解。(9) 但宗教思想對早期國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可將合法性，授予自由的喪失和等級制度。從傳統和現代理性的權威中，馬克斯·韋伯挑出了他所謂的魅力型（charisma）權威。(10) 這是希臘文，意思是“上帝碰過的”。魅力型領袖行使權力，不是因為部落夥伴推崇能力而選他，而是因為他是“上帝選中的”。

      宗教權威和軍隊威力攜手並進。宗教權威讓部落領袖，得以調派自治部落之間的大規模集體行動。宗教權威也讓自由的部落成員，將永久權力委託給領袖和其親屬，這比經濟利益更為有效。之後，領袖可使用該權力，建立集中的軍事機器，戰勝反抗部落，確保境內的和平和安全，從而在良性循環中增強該宗教權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其固有的規模的限制。所以，你需要一個能克服此限制的新宗教。

      展示此一過程的具體案例，是正統哈里發和倭馬亞王朝（Patriarchal & Umayyad caliphates) 時期第一個阿拉伯國家的興起。數世紀來，部落團體居住在阿拉伯半島，屬埃及、波斯、羅馬和拜占庭等國家層次社會的邊緣地域。他們的環境惡劣，不適農業，所以沒遭他人的侵占，也沒遇上仿效建國的軍事壓力。他們只在附近的固定社會之間，充任中介和商人，自己不能生產相當的糧食盈餘。

      公元570年，先知穆罕默德誕生於阿拉伯城鎮的麥加，事情開始了戲劇性的改變。根據回教傳統，穆罕默德40嵗那年獲得上帝的首次啓示，隨即開始向麥加部落布道。他和追隨者由於受到迫害，在622年搬至麥地那。麥地那部落的爭執需要他的調解，他便草擬所謂的麥地那憲法，為超越部落忠誠的信徒團體（umma）定位。穆罕默德創立的政體，尚無真正國家的所有特徵。但它脫離了血緣關係，不靠征服，而靠社會契約，這全憑他的魅力型權威。新成立的回教政體，經過數年的征戰，贏得信徒，占領麥加，統一阿拉伯半島的中部，而成為國家層次的社會。

      在征服國家中，創始部落的領袖血統通常開創新朝代。但在穆罕默德的案例中，這沒有發生，因為他只有女兒法蒂瑪，沒有兒子。新興國家的領導權，因此傳給了穆罕默德的同伴。他屬倭馬亞氏族，是穆罕默德的古萊什部落（Quraysh）中的分段。倭馬亞氏族確實開創了新王朝。倭馬亞國家在奧斯曼（Uthman）和穆阿威葉（Muawiya）的領導下，迅速戰勝敘利亞、埃及和伊拉克，在這些現存的國家層次社會中，實施阿拉伯統治。(11)

      就政治思想的重要性而言，先知穆罕默德促使阿拉伯國家的興起，是更好的例證。之前，阿拉伯部落只在世界歷史中扮演邊緣角色。多虧穆罕默德的魅力型權威，他們獲得統一，並把勢力擴展到整個中東和北非。阿拉伯部落沒有經濟基礎，通過宗教思想和軍隊組織的互動，不但獲得經濟實力，而且接管了能產生盈餘的農業社會。(12)這不是國家原生形成的單純案例，因為阿拉伯部落已有周邊現成國家，如波斯和拜占庭，作為仿效榜樣，並最終予以征服。不過，其部落主義的力量非常強大，後續的阿拉伯國家不能完全予以控制，也不能建成不受部落影響的官僚機構（請看第13章）。這迫使之後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朝代，採取特別措施，如奴隸軍隊和招募外國人充當行政官，來擺脫血緣關係和部落的影響。

       第一個阿拉伯國家的創立，昭示了宗教思想的政治力量。這是非常突出的例證，但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倚靠宗教，使自己獲得合法地位。希臘、羅馬、印度和中國的創始傳說，都把統治者的祖先，追溯到神靈，或至少一名半神半人的英雄。如弄不清統治者如何控制宗教禮儀，以取得合法地位，就不能理解早期國家的政治力量。請看中國《詩經》中，獻給商朝創始者的商頌《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天帝任命燕子，入世生下商[的父親]，[其後裔] 居於殷而變強。很久以前，天帝派神武的湯，整頓邊界安四方。）

另一首頌詩《長發》稱：

浚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睿智的商[君]，早現[朝代的] 禎祥，洪水滔滔，禹在四方整治大地。）(13)

      我們似乎在接近國家原生形成的齊全解釋，它需要若干因素的匯合：首先，那裡必須資源豐富，除維持生活，還有盈餘。這類豐富可以是純自然的，太平洋西北地區充滿獵物和魚，其狩獵採集社會得以發展成酋長領地，雖然不是國家。但更多時候，創造豐富的是技術進步，像農業的興起。其次，社會的絕對規模必須夠大，允許初級分工和執政精英的出現。三，居民必須受到環境的束縛，技術機會來到時，其密度會增高；受到逼迫時，會無處可逃。最後，部落團體必須有強烈動機，放棄自由來服從國家權力。這可通過組織良好團體的武力威脅，也可通過宗教領袖的魅力權威。這些加在一起，導致國家在像尼羅河峽谷那樣的地方出現，似乎是可信的。(14)

霍布斯主張，國家或《利維坦》的產生，起源於個人理性的社會契約，以終止暴力不斷和戰爭狀態。在第2章的起點，我曾建議，所有的自由社會契約論都有一個基本謬誤：因為它假設，史前自然狀態時期，人類生活於隔離狀態。但這種最早的個人主義，從沒存在過。人類天生是社會的，自己組成團體，不是出於私心。在高層次階段，社會組織的特別形式，往往是理性協議的結果；但在低層次階段，它由人類生物本能所決定，全是自發的。

      霍布斯式謬誤，還有另外一面。從蠻荒的自然狀態到井然有序的文明社會，從來未見乾淨利落的過渡；而人類的暴力問題，也從來沒有找到徹底的解決辦法。人類合作，是為了競爭；他們競爭，也是為了合作。《利維坦》的降臨，沒能永久解決暴力問題，只是將之移至更高層次。以前是部落分段之間的戰鬥，現在是愈益擴大的戰爭，其中的主要角色是國家。第一個國家的出現，可以建立勝利者的和平。但假以時日，借用同樣政治技術的新興國家，將奮起而提出挑戰。

國家為何不是普世共有？

我們現在明白，國家為何沒在非洲和大洋洲出現，部落社會又為何持續存在於阿富汗、印度和東南亞高地。政治科學家傑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爭辯 ，非洲很多地區缺乏自生國家，原因是若干熟悉因素的總匯：“非洲的建國者——不管是殖民地的國王和總督，還是獨立後的總統——所面對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在人口稀少且不適居住的領土上，行使統治權。(15)他指出，與大眾的想像相悖，非洲大陸上僅8%的地區處於熱帶，50%的地區降雨不夠，難以支撐農業。人類雖在非洲起家，卻在世界其它地區繁榮昌盛。現代農業和醫學的到來之前，非洲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其在1975年的程度，剛剛達到歐洲在1500年的。也有例外，如非洲肥沃的大湖區和大裂痕峽谷（Great rift valley)，養活了高密度的居民，並看到集權國家的萌芽。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權力的行使變得艱難。非洲只有很少適合長途航行的河流（例外是尼羅河下游，它是世界上最早國家之一的家園，佐證了相關的規則）。薩赫勒地區（Sahel）的沙漠與歐亞的大草原迥然不同，是貿易和征服的一大障礙。那些騎在馬背上的回教戰士，雖然設法越過這道障礙，卻發現自己的坐騎，紛紛死於孑孓蠅傳染的腦炎。這解釋了，西非的回教區為何僅局限於尼日利亞北部、象牙海岸和加納等。(16)熱帶森林覆蓋的非洲部分，其建造和維修道路的困難，是建立國家的重要障礙。羅馬帝國崩潰一千多年後，其在不列顛島上建造的硬面道路，仍在使用。而熱帶的道路，能持續數年的寥寥無幾。

非洲只有少數在地理上被環繞的地區。因此，在將行政管理推入內地以控制其居民方面，統治者遇上極大的困難。因為人口稀少，通常都有荒地可開；遇上征服的威脅，居民可輕易朝灌木叢作進一步的撤退。非洲的戰後國家鞏固，從沒達到歐洲的程度，只因為戰爭征服的動機和可能實在有限。(17) 根據赫伯斯特，這顯示，自部落社會向歐洲式領土政體的過渡，從沒在非洲發生。(18)非洲的被環繞地區，如尼羅河峽谷，則看到了國家的出現，符合相關的規則。

      澳洲本身沒有國家的出現，理由可能與非洲的雷同。大體上說，澳洲非常貧瘠，而且甚少差別。儘管在那裡，人類已居住良久，但人口密度總是很低。沒有農業，也沒有被環繞地區，由此解釋了從沒超越部落和血統的政治組織。

      美拉尼西亞的處境則有不同。該地區全由島嶼組成，所以有自然環境的界限；此外，農業發明也在很久以前。考慮到多數島嶼都是山脈，這裡的問題與規模大小和行政困難有關。島嶼中峽谷太小，僅能養活有限人口，很難在遠距離，行使權力。就像較早時指出的，具大片肥沃平原的大島，如斐濟和夏威夷，則看到酋長領地和國家的出現。

      山脈也解釋了部落組織為何持續存在於世界上甚多的高山地區，包括阿富汗、土耳其庫德地區、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寮國、越南和巴基斯坦。對國家和軍隊來說，山脈使這些地區難以征服，難以防守。土耳其人、蒙古人、波斯人、英國人和俄國人，還有現在的美國人和北約，都試圖降伏和安撫阿富汗部落，以建立集權的國家，但僅有勉強的成功。

      弄清國家原生形成的條件是很有趣的，因為它有助於確定國家出現的物質條件。但到最後，有太多互相影響的因素，以至無法發展出一條嚴密且預示的理論，來解釋國家怎樣形成，以及何時形成。這些因素或存在或缺席，為之所作的解釋，聽起來像是吉卜林的《原來如此》（Kipling 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亞的部份地區，其環境條件與斐濟或湯加的非常相似——都是大島，其農業能養活密集人口——卻沒有國家出現。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無可恢復的歷史意外。

      找到這樣理論的重要性不是很明顯，因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競爭形成的，而不是原生形成的。很多國家的形成，是在我們有書面記錄的年代。中國國家的形成，開始得很早，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之後，與地中海和新大陸的不相上下。早期中國歷史，有詳盡的書面和考古資料，為我們提供了中國政治的惟妙惟肖。但最重要的，依馬克斯·韋伯的標準，中國出現的國家比其它任何的更為現代。中國人建立了統一和多層次的官僚制度，這是在希臘或羅馬從未發生的。中國人發展了明確反家庭的政治原則；其早期統治者刻意削弱豪門和血緣團體的力量，提倡非個人的管理制度。中國投入建國大業，建立了強大且統一的文化，足以承受2千年的政治動亂和外族入侵。中國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遠遠超過羅馬的。羅馬統治一個帝國，其公民權最初只局限於意大利半島上的少數人。最終，羅馬帝國的版圖橫跨歐亞非，從不列顛到北非，從日耳曼到敘利亞。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組成，並允許他們相當的自治權。相比之下，中國帝王把自己稱作皇帝，不叫國王；但他統治的，更像王國，甚至更像統一的國家。

       中國的國家是集權官僚制，非常霸道的。馬克思和魏特夫，認識到中國政治這一特點，所以用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專制主義”這樣的詞語。在後續章節中，我將要爭辯的是，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不過是政治上現代國家的早熟出世。在中國，國家鞏固在社會其它力量演變成機構之前，如擁有領土的世襲貴族，組織起來的農民，還有以商人、教堂和其它自治團體為基礎的城市。不像羅馬，中國軍隊一直處於國家的嚴密控制之下，從沒對政治權力構成獨立的威脅。這種初期的權力傾斜，卻被鎖定很長時間，因為強大的國家可採取行動，防止替代力量的出現，不管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要到20世紀，充滿活力的現代經濟才能出現，打破這種權力分配。強大的外國敵人不時占領部分或整個中國，但他們多是文化不夠成熟的部落，反被中國臣民所吸收和同化。一直到19世紀，歐洲人帶來的外國模式，向以國家為中心的發展途徑提出挑戰，中國這才真正需要作出應對。

中國政治發展的模式不同於西方的, 主要表現在: 其它機構化的力量，無法抵銷這早熟現代國家的發展，也無法加以束縛，例如法治。在這一方面，它與印度的截然不同。馬克思最大錯誤之一，是把中國和印度，都歸納在“亞細亞” 模式中。不像中國，但像歐洲，印度制度化的社會抵消力量——組織起來的祭司階層和血緣關係演化而成的種姓制度——在國家積累權力時，發揮了制動器的作用。所以，過去的2千2百年中，中國的預設政治模式是統一帝國，綴以內戰、入侵和崩潰；而印度的預設模式是弱小政體的分治，綴以短暫的統一和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