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和战争 血缘关系和产权发展；部落社会中正义的性质；部落社会作为军事组织；部落组织的优缺点 法国大革命以来，分隔左右两派的最大争议之一是私人财产。卢梭在《不平等》中，将不公平的起源，追溯到圈地标为己产的首位男人。卡尔·马克思把废除私有财产，定为政治目标；受他激励的所有共产政权，所采取的最早施政之一，就是“生産工具的国有化”，不单是土地。相比之下，美国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论》第10篇中坚持，政府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保护个人致富的能力不均。现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将私人产权，视作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话，“增长根本不会发生，除非现存经济组织是高效率的。”这意味“制度和产权的建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雷根—柴契尔的革命。自那以后，市场导向的政策制订者的当务之急，便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率，虽然遭到左派的顽强抵抗。 共产主义的经验，大大提升了现代私人财产的重要性。基于对刘易斯·摩根等人类学家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争辩，阶级剥削兴起之前，曾存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意图恢复的理想国。摩根描述的共有财产（customary property），由密切相处的亲属团体所拥有。而前苏联和中国的实际共产政权，则强迫数百万无亲无故的农民，参加集体农庄。集体化打破努力和报酬之间的関连，摧毁对工作的奖励，在俄罗斯和中国造成大规模饥荒，严重降低农业生产力。在前苏联，仍在私人手中的4%土地，却提供将近四分之一的农业总产量。1978年的中国集体农庄，在改革家邓小平的领导下获得解散，农业産量仅在4年间就翻了一番。 私人财产重要性的争论，大都牵涉所谓的共有财产灾难（tragedy of the commons)。传统的英国村庄，其放牧地由村庄居民集体拥有，共同使用；但其资源是可耗尽的，常因使用过度,而变为荒芜。将共有财产转为私人财产，是避免荒芜的对策。业主心甘情愿投资于维持，在持续的基础上开发资源。加勒特·哈定（Garrett Hardin）的文章认为，众多全球性的资源，如洁净空气和渔场等，都会遇上共有财产灾难；如没有私人产权或严格管理，将因过度消耗，而变得毫无用处。(3) 现代对产权的非历史性讨论中，人们往往觉得，因为缺乏现代私人产权，人类一直面对共有财产灾难。集体所有与有效使用，是背道而驰的。(4) 现代产权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上的理性行为。人们讨价还价来分割共有财产，就像霍布斯的《利维坦》，从自然状态中脱颖而出。如此解释，会遇上二个疑问：第一，现代产权出现之前，曾存在各种各样的共有财产，虽未能像现代产权那样鼓励高效使用，但也没导致类似的共有财产灾难；第二，找不到很多案例来证明，现代产权始于和平自发的讨价还价。共有财产让位于现代产权，其过程是狂暴的，武力和欺骗扮演了重要角色。(5) 血缘关系和私人财产 最早的私人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属于血统或其它亲属团体。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的, 还是宗教和社会的。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强迫性集体化,试图倒转时钟, 进入想像的、从未存在的理想国。它们让无血缘关系的人合在一起，拥有共同财产。 把希腊和罗马人的家庭牵连到具体地产的，有两样东西：屋内供圣火的家灶（hearth)和附近的祖坟。渴望得到地产，不仅是为了它的生産潜力，还为了死去的祖先和不可移动的家灶。地产必须是私人的，只有如此，陌生人或国家才无法侵犯祖先的安息地。另一方面，早期私人财产缺乏现代产权的重要特征：它们通常只是使用权（usufructuary），不能出售，也不得改造。（6）其主人不是单独的业主，而是现存和死去亲属的整个社团。财产就像一种信托，为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很多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安排。20世纪初，一名尼日利亚酋长说，“我想，地产属于一个大家庭，其成员中，很多已死，少数还活着，还有无数尚未出生的。”(7) 地产和血缘关系，由此而紧密相连；它使你有能力，照顾前世和后世的亲人，并透过与你休戚相关的祖先和后裔，来照顾你本人。 殖民前的部分非洲，亲属团体受到土地的束缚，因为他们祖先葬在那里，就像希腊和罗马人。(8)西非的长期定居点，则有不同形式的宗教运作。首批定居者的后裔被指定为地球教士，来维持地球圣庙，并主持与使用土地有关的各式礼仪。新移民不是透过买卖，而是透过加入当地礼仪社团，来取得土地使用权。社团把种植、狩猎和捕鱼权，当作社团会员的特权，但不是永久的。(9) 部落社会中，财产有时由部落集体拥有。历史人类学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 ，如此描绘凯尔特部落（Celtic) ，“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依血缘关系而聚居（父系家族）。他们集体拥有土地，其地界往往与村庄边界不同，像蜘蛛网，分布在不同定居点。”(10)集体拥有，并不表示集体耕耘，像20世纪苏联或中国的集体农庄，个别家庭经常分到自己的耕地。其它情况下，个人可以拥有地产，但受严重限制，因为他有对亲属的义务——活的，死的，还有未出生的。（11）你的土地挨着你表亲的，收获时互相合作，很难想像将你的土地卖给陌生人。如你死而无后，你的土地归还给亲属团体，部落经常有权再分配地产。根据维诺格拉多夫，在印度的边界地区，战胜的部落在大块土地上定居下来，没把土地划分给亲属。有时或定期的重新分配，证明部落对土地的有效统治。(12) 现代的美拉尼西亚，仍有亲属团体的共有财产。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索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仍是共有财产。采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想买地产，必须应付整个家族(wantoks)。(13)任何交易，家族中每个人都享有潜在的否决权，而且不受时効法律的限制。因此，某亲属团体决定将土地卖给公司，10年后，另一团体会站出来，説土地是他们的，只在数代前被人偷走了。(14) 还有很多人，不愿在任何情况下出卖土地，因为祖先的神灵仍在那里居住。 亲属团体中的个人，不能充分利用其财产，不能将之出售。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忽略或不负责任。部落社会中的产权分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正式的，或是法律上的。（15）部落拥有的财产是否得到很好的照顾，与部落内部的聚合力有关，而与部落所有权无关。哈定敍述的共有财产灾难，在英国历史中到底造成多大灾难，尚不清楚。以国会圈地运动而告终的敞田制，并不是有效的土地使用方法。18和19世纪的富裕地主，怀有强烈动机，把农民赶出共有地产。一开初，敞田制与血缘关系有关，以邻里耕耘者的团结为前提，（16）通常没有使用过度和浪费的现象。（17）如果有，那是由于英国乡村中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世界上其它运作良好的部落社会里，很难找到共有财产灾难的纪录。(18)此类问题，肯定没有骚扰美拉尼西亚。 努尔人那样的部落社会，从事的是畜牧，而非农业，其规则是不同的。他们不把祖先埋入需要永久保护的坟墓，因为追随牛群，便要跋涉很宽广的地域。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是排他的，只是为了通行和使用，就像希腊和罗马家庭的土地。(19)权利不全是私人的，但像其它的共有安排，这并不表示牧场一定会经历过度开发。肯亚的特卡纳人（Turkana）和马赛人（Masai），西非的游牧民族富拉尼人（Fulani），都发展了互相可以享用牧场，但拒绝外人的制度。(20) 西方人没能理解共有财产的性质，以及它与血缘团体的难解难分。这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调的根源之一。欧洲殖民官员相信，缺乏现代产权，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产权，是独立且可转让的，并获法律制度的确定。很多人相信，如听任自由，非洲人不懂如何有效且持久地使用土地。（21）他们自己也有私心，或为天然资源，或为商业农场，或代表欧洲移民。他们想获得地契，便假设酋长“拥有”部落土地，宛如欧洲的封建君主，可以擅自签约转让。(22)在其它情况下，他们请酋长作代理人，不仅为土地，还把他招为殖民政府的一员。在非洲的部落社会中，传统领袖的权力曾受到复杂血缘系统的有效制衡。马莫德·曼大尼（Mahmood Mamdani）认为，欧洲人欲建立现代产权，便故意让一帮贪婪的非洲大佬攫取权力，以非传统的方式，欺负自己部落的夥伴，从而助长了独立后世袭政府的滋长。(23) 法律和正义 部落社会只有软弱的中央权威——大佬或酋长——因此，其强制他人的能力，远低于国家的。他们没有现代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方执法。维诺格拉多夫指出，部落社会中的正义，有点像现代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各式各样的主权决策者，有时互相谈判，有时全靠自助。(24) 埃文普理查如此解説努尔人的正义: 血亲复仇是部落社会的规则，发生于违反法律之后，以获补偿。事实上，对血亲复仇的恐惧，是部落中最重要的合法惩罚，也是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主要保障…个人觉得受了损害，但投诉无门，无法得到赔偿。所以，他便向损害自己的人提出决斗，这一挑战必须获得接受。(25) 显而易见，埃文普理查在此提到的“法律”和“合法惩罚”都是泛指的，因为国家层次的法律，与部落社会的正义，存在很少関联。 然而，如何实施血亲复仇，又有一套规则。遇害努尔人的亲戚，可以追缉作案者，以及作案者的男性近亲，但不能碰触作案者母亲的兄弟、父亲的姐妹和母亲的姐妹，因为他们不是作案者的血统成员。豹皮酋长会在中间调解，其住房又供作案者寻求避难，遵循礼仪，以净化自己沾上的遇害者的血。有关各方也需遵守精心的礼仪，以防冲突的扩大。例如，把伤害对方的矛，送去受害者的村庄，以获魔法处理，从而避免伤口变得致命。豹皮酋长作为中立人士，享受一定的权威。他与被告村庄的其他长者一起，倾听对方的申述，但没权执行判决，就像联合国仲裁人，无法执行现代国家之间的判决。仍以国际关系为例，实力是至关重要的，弱小的血统，很难从强大的血统获得赔偿。（26） 讨囘公道的程度，则取决于争执双方出于私利的斟酌。大家都不愿看到，血亲复仇逐步升级，造成更多伤害。 实际上，所有部落社会都有寻求正义的相似规则：亲戚们有义务为受害者，寻求报仇和赔偿；无约束力的仲裁制度，以帮助争端的和平解决；与各种犯罪相对称的赔偿表，北欧日尔曼部落将之称为 wergeld。《贝奥武甫》（Beowuif）传奇，就是一篇亲戚们为遇害者寻求报仇或赔偿的英雄叙事长诗。不同的部落社会，自有不同的仲裁制度。太平洋海岸克拉马斯河（Klamath）的印地安社会中，“游洛克（Yurok）人如想提出诉求，就要雇用2，3或4名越界者（crosser），他们是来自其它社团的非亲人士，被告也要雇用自己的越界者。这群人合在一起充当中间人，确定诉求和反驳，并收集证据。听过所有证据之后，越界者会作出赔偿裁决。”(27) 就像努尔人的豹皮酋长，越界者无权执行自己的判决，如当事人拒绝接受裁决，只能付诸于排斥的威胁。部落男性同居于“流汗屋”（sweathouse）的事实，使之较为有效。被告核算，如自己将来受到委屈，也需要流汗屋团体的支持。因此，付出赔偿是得到鼓励的。(28) 6世纪后的克洛维一世（Clovis)时代，在日耳曼各部落中胜出的萨利恩法兰克人（Lex Salica），也建立正义规则：“萨利恩法兰克部落成员，如向邻居提出诉求，一定要在传召对方时遵循精确的程序。他必须前去对方屋子，在目击者面前宣布他的诉求，并定下对方出席司法聚会的日期。如被告不来，他必须数次重复如此的传召。” 维诺格拉多夫总结说，“我们清楚看到部落社会司法的固有弱点：其法律裁决的执行，通常不靠主权机构，而在很大程度上，落在诉讼者和其朋友的手中。所以只能说，这是部落社会在司法上批准和认可的自助。”(29) 第三方强制执行司法裁决，还必须等待国家的出现。但部落社会确实开发了愈益复杂的机构，以便在民事和刑事纠纷中，提供妥当的裁决。部落法律通常不是书面的，但为了引用前例和建立赔偿额，仍需要监护人。斯堪地那维亚发明了雷格曼一职（laghman），他是民选的法律专家，专门在审讯时发表有关法律规则的演讲。 民芯刍幔鹪从诓柯渚婪椎呐芯觥！兑晾翘亍酚泄匕⒒锼够ざ艿恼陆冢兔枋鲆怀∩婕氨簧蹦凶蛹鄹竦恼郏谑谐〈筇阒诘拿媲胺⑸儆刹柯涑ふ叨脸鲎詈蟮牟镁觥＝哺龈咛宓陌咐葱腥鞣傻氖翘醵伲�Teutonic）机构，称作百人法庭，由当地村民组成（现代“模拟法庭”的源头）。百人法庭在露天开会，其法官都是住在本地的自由民。百人法庭的主席（Thingman）是推选的，他主持实际上的仲裁法庭。根据亨利·缅因，“其主要功能是让热血有时间冷却，防止人们自行寻求赔偿，把争执接管过来，并协调赔偿的方法。如有不服从法庭的，最早的惩罚可能是逐入另册：不愿遵守其判决的人，便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被杀，其亲戚们迫于舆论压力，将不得参与本属职责和权利的报仇。(30)缅因指出，英国王也派代表出席类似的法庭，最初是为了分享罚款。随国家的出现，英国王逐渐坚持自己的裁决权和更重要的执法权（参看第17章）。百人法庭和主席一职，作为司法机构，早已消失，作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却得以保存。我们将看到，它最终成为现代民主代议制的一部分。 战争和军事组织 迄今为止，我没从理论上解説，人类为什麽自团队层次过渡到部落社会。我只提及，它与历史上出现农业，从而大大提高生产力有关。农业令人口的高度密集成为可能，并间接创造了对大型社会和私人财产的需求。如我们所见，私人财产与复杂的血缘组织，紧密纠结，盘根错节， 人类过渡到部落社会的另一原因是战争。固定农业社会的发展，意味人类群体变成了近邻。他们生产的粮食，远远超过生存所必需的，从而有更多的动产和不动产，需要保护，或可以偷窃。部落社会的规模，远远超过团队层次的，在人口数量上可压倒后者。它还有其它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努尔人身上看到，部落社会遇上紧急状况可迅速扩展，不同层次的分段能组成各式联盟。凯撒在介绍他所战胜的高卢人（Gauls)时指出，一竢战争爆发，其部落便选出联盟的共同领袖，开始对他手下行使生死权。（31）基于此，人类学家马歇尔 ·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把分段式血统，描述成“掠夺性的扩张组织”。(32) 类人猿祖先和人类的连贯性，似乎是暴力倾向。霍布斯有个着名的声明： 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卢梭则不同，明确表示霍布斯弄错了。他认为，原始人是温和隔绝的，暴力出现只是在社会使人腐化的较迟阶段。霍布斯比较接近事实，但要有重大调整，即暴力应发生于社会团体中，而不是隔离的个人之间。人类高度成熟的社交技术和合作能力，与黑猩猩和人类社会中常见的暴力，并不矛盾。说得确切些，前者还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这是说，暴力是一项社交活动，参与者是成群结队的雄性，有时甚至包括雌性。黑猩猩或人类，都面对其同类的暴力威胁，从而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孤独者容易受到相邻领土的打劫帮派的攻击，与夥伴携手合作得以自保的，方能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 人性中的暴力倾向，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众多人类学家，像卢梭一样，坚信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还有很多人情愿相信，早期社会懂得如何与生态环境保持平衡。但很不幸，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撑这两种观点。人类学家劳伦斯·基雷（Lawrence Keeley)和斯蒂芬·勒布莱克（Steven LeBlanc),以详尽的考古记录显示，史前人类社会的暴力一直持续不断。（33）基雷还指出，根据跨文化的调查，过去五年中，70%到90%的原生社会——团队、部落和酋长领地的层次——参与战争；相比之下，国家层次的有86%。这样的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经历低水平的突袭或暴力，通常是因为环境，提供了屏障。(34)狩猎采集者的残馀群体，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和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如果不受干涉，我行我素，其凶杀率是美国的四倍。(35) 就黑猩猩和人类而言，狩猎似乎是战争的源泉。(36)黑猩猩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追捕猴子，再以同样技术，追捕其它黑猩猩。人类也是如此，只不过人类的猎物更大更危险，所以要求更高度的社会合作和更精良的武器。将狩猎技术用于杀人是司空见惯的，我们有历史记录，例如蒙古人，他们的骑术和马背上打猎，正好用来对付敌人。人类完善了追猎大动物的技术，以至考古学家，往往把某处巨大动物群的绝迹，定在人类迁移至该地的时期。乳齿象、剑齿虎、巨型鸸鶓和大树獭——这些大动物，似乎都被组织良好的原始猎人灭绝了。 随部落社会的出现，我们看到武士阶层的兴起，还看到人类最基本最持久的政治组织，即领袖和他的武装侍从。后续的历史中，这种组织实际上无孔不入，至今依然安在，如军阀和他手下、民兵队、贩毒卡特尔和邻里帮派。他们掌握了武器和战争的专门技术，开始行使以前团队层次中所没有的强制权力。 部落社会中，致富显然是发动战争的动机。讲到10世纪末战胜俄罗斯的维京人精英时，历史学家杰罗姆·勃鲁姆（Jerome Blum) 说： 王子（维京人酋长）支持和保护他的侍从，以换取他们的服务。开初，他们与王子同住，像他的家庭成员。其赡养费，则靠赢得的战利品和部落上缴的保护费…弗拉底米尔王子的侍从埋怨，因为没有银勺，他们必须用木勺进食。王子旋即命令，赶快安排银勺，并评论说“金银难买侍从，有了侍从，就能获得金银。”(37) 20世纪90年代，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两国沦为军阀混战，因为福岱·桑宼（Foday Sankoh）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积极招募侍从。这次，他们藉武装侍从来争夺的，不是银勺，而是血钻石。 但战争的暴发，不单单依靠致富的冲动。武士可能贪婪金银，但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勇敢，不是为了资源，而是为了荣誉。(38) 为一个目标而甘冒生命危险，为获得其他武士的认可，这就是荣誉。请看塔西佗（Tacitus）在1世纪编写的日耳曼部落历史，这是有关欧洲人祖先极少数的同时代人的观察： 侍从中有很大竞争，决定谁是酋长手下第一副将；酋长中也有很大竞争，决定谁拥有最多最犀利的侍从。身边有大量精选青年的簇拥，这意味着等级和实力…到达战场时，酋长的膂力比不上他人的，侍从的膂力跟不上酋长的，那是丢脸；比酋长活得更久，得以离开战场的，那是终身的臭名和耻辱；保卫酋长，以壮举颂扬酋长，那是侍从忠诚的精髓。酋长为胜利而战，侍从为酋长而战。(39) 即使从事农业或贸易的报酬更高，武士也不愿与农夫或商人交换地位，因为致富只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武士发现农夫生活可鄙，因为它不牵涉危险和社区： 如果出生地的社区长期享有和平和宁静，很多出身高贵的青年，宁可自愿寻求其时忙于战争的其它部落；休息于比赛无补，他们更容易在动乱中，功成名就；再说，除了战争和暴力，你很难挽留优秀的侍从…说服他们向敌人挑战，以伤疤为荣，比让他们犁地以待丰收，更为容易；凭流血可获的，你偏要透过辛苦劳作，这似乎有点窝囊和闲散。(40) 塔西佗评论，战争之间的空闲期，年轻武士们懒散度日，因为从事任何民间工作，只会降低他们的身分。取代这种武士道德，一直要等到欧洲资产阶级兴起的17和18世纪。其时，以获利和经济计算为内涵的道德规范，替代荣誉，成为杰出人士的标志。(41) 政治是一项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其原因之一，就是无法预知领袖与侍从之间的道德信任。他们的共同利益以经济为主，因为他们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掠夺。但单靠经济，是不能把追随者与领袖捆绑在一起的。1991年和2003年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作战时，美国相信，战场上失败将迅速导致其政府的倒台，因为他的重要部属会认识到，去掉侯赛因应是件好事。但那些部属，由于家庭和私人的联系，还有害怕，结果却精诚团结，同舟共济。 长期互惠所建立的互相忠诚，是凝聚力的非经济原因。部落社会向血缘关系，注入宗教意义和神灵制裁。此外，民兵通常由尚未成家、没有土地和其它财产的年轻人组成；他们身上荷尔蒙高涨，偏爱冒险生活；对他们而言，经济资源不是掠夺的唯一对象。我们不应低估，性和俘获女人在造就政治组织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经常交换女人的分段式社会。这些社会相对狭小，由于缺少非亲女子，其成员往往透过对外侵略，来遵循异亲通婚的规则。蒙古帝国的创始者成吉思汗，据称如此宣称，“最大的快乐是…击败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的财富，看他们的亲人痛哭流涕，骑他们的马，把他们的妻女拥入怀中。”(42)在实现这最后一项抱负上，他是相当成功的。根据DNA的测试，亚洲很大一块地区，其现存的男性居民中，约有8%是他的后裔，或属于他的血统。(43) 部落社会中的酋长和侍从，不同于国家层次中的将军和军队，因为两者的领导性质和权威，是绝然不同的。在努尔人中，豹皮酋长基本上是一名仲裁人，没有指挥权，也不是世袭的。现代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或索罗门群岛，其大佬处于同等地位。根据传统，他是亲戚们选出的，也可以同样方式失去该职。塔西佗写道，日耳曼部落中，“他们国王的权力不是无限或任意的；他们的将军不是透过命令，而是透过榜样、他人由衷的赞美和站在队伍的前列，来控制人民。”（44）其它的部落，则组织得更为松懈。“19世纪的康曼契（Comanche）印地安人，甚至没有称作部落的政治组织，没有率领百姓的强悍酋长…康曼契的人口，由大量组织松散的自治团队组成，没有应付战争的正式组织。战争头领，只是战绩累累的杰出战士；如能说服他人，任何人都可动员一支战斗队伍；但他的领导地位，必须依赖他人的自愿跟从，只在攻袭期间有效。”（45）等到欧洲移民入侵北美，施加了军事压力，夏安人等的印地安部落，才开始发展持久和集中的指挥机构，如固定的部落理事会。(46) 疏松且分散的组织，对部落社会来説，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们联网的组织，有时可以发起强大的攻击。配备以马匹，游牧民族的部落能奔赴远方，征服广袤的领土。阿尔摩哈德王朝就是一个案例，其柏柏尔部落在12世纪突然崛起，征服了所有的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斯。没人可与蒙古帝国媲美，他们自亚洲内陆的大本营，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设法攻克了中亚、中东大部、俄罗斯、部分东欧、印度北部和整个中国。但其永久领导的缺席、分段式联盟的松散和继位规则的缺乏，注定了部落社会最终衰弱的命运。他们没有永久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能力，无法治理征服的领土，只好依赖当地定居社会提供例行的管理。几乎所有征战的部落社会——至少是没能迅速演进为国家层次的——都会在一代或二代以内四分五裂，因为兄弟、表亲和孙子，都要争夺创始领袖的遗产。 国家层次的社会继承部落层次的社会后，部落主义并不消失。在中国、印度、中东和哥伦比亚之前的美国，国家机构只是重叠在部落机构上，两者长期共存，只是处于勉强的平衡。早期现代化理论的错误，一是认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必须相互匹配，二是认为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过渡，是乾净和不可逆转的。世界上只有在欧洲，自觉自愿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完全取代了部落主义；基督教发挥决定性作用，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凝聚基础的传统。多数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都是欧洲人。他们假设，世界其它地区走上现代化，会经历类似的与血缘关系的告别，但他们错了。中国虽是发明现代国家的第一文明，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却从没能成功压抑血缘关系的弄权。因此，其二千年政治历史的大部分，一直围绕在如何阻止血缘关系重新渗透国家管理机构。在印度，血缘关系与宗教互动，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迄今仍是定位印度社会的最好特征。从美拉尼西亚的家族（wantok)、阿拉伯部落、台湾人血统，到玻利维亚的阿鲁社团（ayllu）,复杂的血缘关系组织,仍是现代世界众多社交生活的主要场所，并塑造其与现代政治机构的相互交往。 从部落主义到保护人、门客和政治机器 我以血缘关系来定位部落主义（tribalism)，但部落社会也在进化。分段血统的严格系谱，慢慢变成父母双传的部落，甚至是接受无血缘成员的部落。如果我们采用更广泛的定义，部落不但包括分享共同祖先的亲属们，还包括因互惠和私人关系而牵在一起的保护人和门客，那麽，部落主义便成了政治发展的大常数。 例如在罗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描述的父系家族，叫做家族（gentes）。但到共和国初期，家族开始积累大量无亲属关系的追随者，叫做门客（clientes），由自由民、佃户和家庭侍从所组成，到后来甚至包括愿意出卖支持的贫穷平民（plebeian)。从共和国晚期至帝国初期，罗马的政治离不开，像凯撒 (Caesar) ，苏拉（Sulla)和庞培 (Pompey) 的强悍领袖，如何动员各自的门客，来攫取国家机构。富有的保护人，把他们的门客，编成私人军队。历史学家塞缪尔·芬讷（Samuel Finer),在检閲共和国末期的罗马政治时，很小心地指出，“如果撇开个性…你将找不到任何超越拉丁美洲香蕉共和国的精细、无私和高贵。你可称之为自由共和国，时间在19世纪中期，想像苏拉、庞培和凯撒就是加西亚、佩德罗和杰姆。你将找到门客的帮派、私人化的军队和争夺总统职位的军事斗争；其在每一细节上，与行将崩溃的罗马共和国，都是平行不悖的。(47) 广延意义中的部落主义，仍是生活事实。例如，印度自1947年建国以来，一直是成功的民主政体。但印度政治家在国会竞选中，仍需依赖保护人和门客之间的私人关系。严格讲，这些关系有时仍属部落的，因为部落主义仍存在于印度较穷较落后的地区。其它时候，政治支持以种姓制度或宗派主义为基础。但在每一件案例中，政治家与支持者的社会关系，与在血缘团体中的，一模一样。它仍建筑于领袖和追随者的相互交换恩惠：领袖帮助促进团体利益，团体帮他获得竞选。异曲同工的，是美国城市的赞助政治。其政治机器所依据的，仍是谁为谁搔了痒，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现代”动机。所以，以非个人形式的政治关系，取代“部落”政治的斗争，仍在21世纪继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