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但与他的政治直接相关，可在每一页当中，感受到他的存在。它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融入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如何 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它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牵涉到数百万的普通老百姓。 在这恐怖制度中，既有沉默旁观者，也有合作参与者。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述，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国家结构，也不在领袖 崇拜，而在“潜入我们大家内心的斯大林主义”。（5）
在透析斯大林主义的内心世界上，历史学家姗姗来迟。一直到最近，他们大多数的研究仍与公共领域有关，譬如政治、意识形态、“苏维埃群众”的集体经验。个人 ——如真有出现——主要是向当局提出申述的人（已变成公众人士，不再是私下或家中的个人）。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明显的原因是来源 匮乏。在前苏维埃和党的档案中，大多数的个人收藏（lichnye fondy）属于政治、科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收藏品中的文件是主人精心挑选后捐赠给国家的，大都涉及这些人的公众生活。在为本书作调查的初期，我们曾 浏览了数千份个人收藏，但其中披露家庭或私人生活的，实在是寥若晨星。*
出版于苏维埃的回忆录，或在1991年前业已公开的苏维埃档案，一般并不披露作者的私人感受，但也有例外，特别是在1985年后开放政策时期出版的。 （6）发表在西方的回忆录，不管是来自苏维埃流亡知识分子，还是斯大林镇压的幸存者，存有同样的缺陷。它们被广泛认作“沉默者”的“真实声音”，让我们了 解普通公民是如何应付斯大林恐怖的。（7）在冷战高峰期的80年代初，斯大林政权在西方的形象，主要以这些知识分子的幸存叙述为主，特别是叶夫根尼娅·金 兹伯格和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她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证明个人精神是反抗苏维埃暴政的内在力量。（8）这种道德视野——在1991年的“民主”胜利 中获得兑现和象征——对苏维埃政权倒塌后的回忆录具有广泛的影响力。（9）它也深深打动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在1991年之后，比以前更倾向于强调人民对斯 大林独裁的反抗。（10）对许多幸存于恐怖的人来说，尤其是矢志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回忆录揭示了真相。但是，它们无法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代 言。不少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并不分享这种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恰恰相反，他们默默接受和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尽可能顺从它的公共规则，甚至在犯罪过程 中成了帮手。
出现在档案中的日记呈各种形式（作家日记、工作日记、文学年鉴、剪贴簿、每天纪事、等等），初看似乎很有价值。但相对来说，出自于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如果 不愿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其中袒露出作家真心感受和意见的，仅有极少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恨少人甘冒书写私人日记的风险。一旦被捕——几 乎可以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最先没收的就是日记，如果含有可解释为“反苏维埃”的想法或情绪，便可成为罪证（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以细小 潦草的字迹来记日记，即使用上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就整体而言，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日记，其作者都小心翼翼，字斟句 酌。（11）1991年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日记——包括苏维埃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或来自前苏维埃档案，或归功于人们的自发募集，像莫斯科人民档案 （TsDNA）。（12）但总的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数量，仍然很少（尚未公开的前克格勃档案中可能还有），无法就普通公民内心世界得出结论。研究私人 生活的历史学家还须面对“苏维埃语（Soviet-speak）”的问题，很多日记千篇一律，所表达的思想循规蹈矩。如果不知道写日记的动机（恐惧、信 仰、风气），便很难解读这些日记。（13）
近几年来，部份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苏维埃主观性（Soviet subjectivity）”。他们研读文学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记），强调正统意识形态对公民内心世界的主宰程度。（14）他们认为，要偏离苏维埃政治的公共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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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学、艺术档案馆内的个人收藏（如SPbF ARAN、RGALI、IRL RAN）有时更加显山露水，但包含私人文件最多的部门，往往不对外开放。1991年后，有些前苏维埃档案馆收集了普通家庭捐赠的个人收藏——如 TsMAMLS，含有莫斯科居民的各式私人文件。

来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产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绪，很可能被当作“自身的危机”，而遭到自觉的剔除。（15）苏维埃的价值和理 念深植人心，这确是《耳语者》中众多研究对象的特征。但其中仅有极少数人，以自我改进的方式来认同斯大林制度，成为这些历史学家所谓的“苏维埃主观性”的 代表。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意识中的旧价值和旧信仰，或被中止，或受压抑，再被本书反映出的苏维埃心态所取代。人们接受这种心态，并不是出于“成为苏维埃 人”的渴望，而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是在这意义上，安东尼娜决心努力攻读，成为社会中的平等人——以此来克服自己身为“富农”子女的自卑感（即她所经历的 “恐惧感”）。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融入苏维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虑和恐惧的必要途径。如大声说出，生活便会变得难以 为继；相信和参与苏维埃的活动，使他们的痛苦获得意义；如果没有高尚目标，他们可能会走投无路，陷入绝望。在此借用另一个“富农”孩子的话，“相信斯大林 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惧”。（16）他本人被当作“人民公敌”流放多年，然而，终其一生却是一名心诚悦服的斯大林主义者。
与口述历史相比，这种心态在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和信件中较少出现——其内容一般得遵循苏维埃的规则和礼貌，承认恐惧是绝不容许的。（17）斯大林政权的历史 学家，愈益转向口述历史的研究手法。（18）像任何受制于记忆误差的其它学科，口述历史也有方法上的缺陷。在学会了耳语的俄罗斯，对苏维埃历史的追忆又充 斥神话和意识形态，这些难题因此而变得格外麻烦。数百万人曾因出言不慎而遭告发，锒铛下狱。许多有此经历的老年人，看到手持麦克风（与克格勃挂钩的设备） 的研究人员，便变得格外谨慎。这些幸存者出于恐惧、羞耻、禁欲主义，压抑和遏制自己的痛苦回忆。很多人无法反思过去的生活，因为他们已习惯于逃避令人尴尬 的问题。譬如，作出怎样的道德选择，以界定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所取得的成功。其他人则不愿承认自己的惭行，往往以事后强加的动机和信仰来作各式辩解。尽管 有这些挑战，在很多方面又恰恰因为如此，处理得当的口述历史，可为专门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提供巨大益处。这意味，要尽可能严格地核查受访者的证据，并 对照于家庭和公共档案的书面记录。
一直到最近，《耳语者》引述的数百份家庭档案（信件、日记、私人文件、回忆录、照片、实物）都被斯大林恐怖时期的幸存者，藏匿在遍布俄罗斯的秘密抽屉中， 或床垫下。我们在每一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基本上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与本书相关的口述历史项目，侧 重于家庭和个人的内心世界。它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口述历史，后者主要是社会学的，比较关注恐怖时期的外部细节和古拉格的经历。（19）这些资料建成了一份特 殊档案，是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的最大文件汇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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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档案由作者和纪念学会一起取得。该协会是一个人权和历史的组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专门代表和纪念遭受苏维埃迫害的受害者。这些档案分存于 圣彼得堡（MSP）、莫斯科（MM）、彼尔姆（MP）的纪念学会，其中大多数可在网上查到（http://www.orlandofiges.com）， 既有摘录，又有访谈录音，部分材料还有英文版。如想了解该研究项目的更多详情，请参阅书尾的后记及鸣谢。
《耳语者》所讲述的这些家庭，代表了苏维埃社会相当广泛的横截面。它们
具有各式社会背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城市、集镇、村庄，既有遭受迫害的，也有参与镇压的。他们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或是古拉格管理人员。另外还有未受影响的家庭，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其数量极少。
《耳语者》凭借这些材料，图解了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们生于革命初期，主要在1917年和1925年之间，其经历与苏维埃制度的轨迹亦步亦趋。到了后面章 节，本书又为他们的后裔提供发言机会。为了理解该制度的遗毒，多代跟踪的方式很重要。在四分之三的世纪中，苏维埃制度对家庭的道德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尚 无其他的极权制度，对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了如此深远的冲击——包括共产主义中国（经常与斯大林政权相比的纳粹独裁统治仅持续12年）。本书的与众不同之 处，还在于以长期（Longue durée）眼光来看待斯大林现象。有关这一题材的现有历史叙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仿佛只要弄清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就可把握着 斯大林政权的本质。但大恐怖只是斯大林统治时期中最为凶残的一段（在1917-1955年之间的政治处决案件中，它占了85％），它只是一系列浪潮般涌来 的迫害之一（1918至1921年、1928至1931年、1934至1935年、1937至1938年、1943至1946年、1948至1953 年），每一次都吞噬多人的性命。古拉格劳改营和“特别定居地”的人口数量，其顶峰并不在1938年，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几十年，数百万人仍身受他 漫长恐怖统治的遗害。

在《耳语者》的公开叙述中，交叉编织起来的家史可能太多，读者很难逐一追踪个别的叙述，但可运用索引将它们串连起来。它们可被当做一个共同历史的变 种——即给每一家生活打下烙印的斯大林主义。另有几户人家，包括戈洛文娜的，其故事贯穿整个叙述，所以列出了家谱。《耳语者》的中心题材，则围绕联姻的拉 斯金家庭和西蒙诺夫家庭。在斯大林恐怖时期，他们各自的命运有天渊之别，悲剧般地交织在一起。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至1979年）是中心人物，也许是《耳语者》中的悲剧英雄（取决于你的见解）。他出生于苏维埃政权镇压的贵族家庭，却在20 世纪30年代蜕变成了“无产阶级作家”。今天几乎被人遗忘的他，曾是苏维埃文学阵营中的重要干将——获得6项斯大林奖、一项列宁奖，又是社会主义劳动英 雄。他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他的战争小说颇受欢迎，他的戏剧可能稍稍欠缺，流于宣传，但在战争时期，他又是俄罗斯最优秀记者之一。后来，他成为一名 优秀的回忆作家，诚实地审阅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罪过与道德妥协。1939年，西蒙诺夫与叶夫根尼娅·拉斯金娜结婚。她的犹太家庭从法定犹太区（Pale of Settlement）搬来莫斯科，她是家中3姐妹中老幺。但西蒙诺夫很快抛弃了她以及尚在襁褓的儿子，转去追求漂亮的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这段浪 漫史激发他写下他最著名的诗篇《等着我吧》（1941年）。几乎每一名士兵都能熟记于心，冀望打完胜仗，重返自己的女友或妻子。从1945年到1953 年，西蒙诺夫成为作家协会中的重要人物。其时，斯大林的理论家要求苏维埃的文学领袖，参与迫害那些被视为过于自由化的同行，并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反犹运动 中摇旗呐喊。这一官方反犹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拉斯金，但西蒙诺夫已涉入斯大林政权太深，无法提供任何援助。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
西蒙诺夫是很复杂的，从自己父母身上继承了贵族的公众服务价值观，以及军人职责和服从精神。在他脑海中，这等同于热心公益、为国牺牲的苏维埃美德，使他在 斯大林等级制度中心安理得。西蒙诺夫具有许多令人钦佩的素质，如果有“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就属于此类。他诚实、纯真、有条有理、严守纪律，不无相当 的热情和魅力。不管是受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性格，他生来就是积极分子，幼时即迷失于苏维埃制度，面对其在道德方面的压力和要求时，又无以脱身。在这个意义 上，西蒙诺夫体现了一代人在道德上的冲突和困境——生活在斯大林政权的阴影下——要了解他的思想和行动，也许先要了解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