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政治的生物基础；政治秩序的进化机制；政治不同于经济；机构的定义；政治衰败的来源；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的相互关联；政治发展条件的历史演变 本书提供的政治发展史，是从史前到法国和美国革命前夕；届时，真正的现代政治方能问世。这之后，则出现了新式政体，囊括三大政治机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 读者可能断定，我的政治发展史是历史决定论。通过介绍机构的复杂起源，我在主张，类似的机构要在今日出现，必须有类似的条件；各国因独特的历史背景，已锁定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肯定是误解。能把优势带给社会的机构，不时获得复制和改进；在学习和制度方面，历史上发生了跨社会的碰撞和汇集。此外，本书的历史故事，结束于工业革命前夕，而工业革命本身，又大大改变了政治发展的条件。这两点，将在最后一章得到详细描述。本系列的下集，将解说马尔萨斯后的世界政治发展。 人类社会对机构持强烈的保守态度，不会每过一代，就把台面上的赌注一扫而光。新机构往往重叠在既存的上面，例如分段血统，它是社会组织中最古老的形式，却依然存在于现代世界的很多地方。如不弄清这一遗产，以及它对今日选择的限制，就不可能理解今日改革的可能性。 此外，厘清机构初建时的复杂，可帮助我们看到，它们的转移和模仿，即使在现代情形下，也是异常艰难的。政治机构得以建立，往往出于非政治原因（经济学家称之爲政治制度的外在因素）,我们已看到若干案例。其中之一是私人财产，它的出现不仅爲了经济，还因为血统需要土地埋葬祖先以平息死者灵魂。同样，法治的神圣不可侵犯，在历史上全靠法律的宗教起源。国家在中国和欧洲出现，根源就是现代国际制度所竭力阻止的无休止战争。没有这些外在因素，仍想重建这些机构，往往举步维艰。 我将总结本书中有关政治机构发展史的主题，并从中提炼出政治发展和衰败的理论大纲。这可能算不上预示理论，因为最终结果，往往取决于互有关联的卸嘁蛩亍４送饣褂泄甑奈侍猓囱±闯涞崩碛傻墓辏峁忠缘紫碌墓晡 Ｎ乙宰匀蛔刺腿死嗌镅懕臼榈目罚驙懰敲飨缘钠鸬悖伤阕鞯撞愕墓辏�Grund-Schildkrote），可以背驮后续的龟群。 政治的生物基础 人类在社会中营造自己行为时，不是完全自由的，因爲他们共享一种生物本性。考虑到非洲之外的多数当代人，都可认祖归宗到大约五万年前的小群体，这种本性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共享的本性不能决定政治行为，但可限定可能的机构。这表示，人类政治取决于人类重复的行爲模式，既横跨文化，也横跨时间。共享的本性将在下述论点中获得说明： 人类从未在无社会状态中生存。据称，人类曾是隔离的，要麽在无政府暴力中与他人互动(霍布斯)，要麽在和平中对他人一无所知（卢梭），但这却是错的。人类，以及其灵长目祖先，一直生活在基于亲属关系的大小社会群体中。生活得如此长久，以至社会合作所需要的认知和情感，都已进化成人类的天性。这表示，有关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即他们核算合作的利弊，大大低估了人类社会既存的合作，也误读了其中的动机。 人类天生社交性源于二项原则：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亲属选择原则，又称包容适合性原则，它是指，人类无私对待自己的亲人（或相信是亲人的人），大体上与相互分享的基因呈正比。互惠利他原则是指，人类经过长期互动，倾向于发展互惠或互损的关系，不靠亲属关系，而靠重复互动和由此产生的信任。这两种合作是人类互相交往的预设方式，除非有足够的奖励或惩罚，迫使人类选择非个人机构。一旦非个人机构出现衰败，这两种合作又会重现，因爲是人类的本性。我所谓的家族化，就是指基于这两项原则的政治招聘。所以，当汉朝末年皇亲国戚充塞朝廷时，当土耳其禁卫军招募儿子入伍接班时，当法兰西王国卖爵鬻官制造世袭产业时，这一切表明，家族化的原则在重新擡头。 人类天生喜欢制定和遵循规范或规则。从根本上说，机构就是限制个人选择的规则，由此类推，可以说人类天生喜欢建立机构。人们核算如何可获最大私利，从而制订理性规则，与他人一起履行社会契约。人类天生具有认知能力，知道如何解答“囚犯困境”类的合作问题。他们记住过去行为，以作未来合作的指南；他们通过闲聊和其它分享，传播和获悉他人的可信度；他们有敏锐的知觉，通过察言观色，以侦测谎言和不可信赖；他们掌握分享信息的共同模式，不管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在某种意义上，制定和遵循规则是在走捷径，可大大减少社交成本，允许高效率的集体行动。 人类遵循规则的本能，往往基于情感，而非理性。像罪过、可耻、骄傲、愤怒、困窘和赞美，都不是学来的，都不是洛克所谓的出生后，与外界互动时获得的。它们在小孩身上表现得非常自然，小孩依照这基于遗传但传于文化的规则，来营造自己的行为。我们制订和遵循规则的能力，很像我们的语言能力：规则的内容是传统的，因社会而异；但规则的“内在结构”和我们的接受能力，却是天生的。 人类偏爱将固有价值赋予规则，这有助于说明社会的保守和顽固。规则的产生，是为了因应特殊情形；之后，情形本身有了变化；久而久之，规则变得过时，甚至严重失调，但社会仍然拽住不放。欧洲人示范了枪械的卓有成效，但马木留克仍予以拒绝，因为他们已在骑兵征战上注入特殊情感，这直接导致了他们惨败于逐机应变的奥托曼帝国。因此，各社会都有竭力保留现存机构的普遍倾向。 人类天生的暴力倾向。从存在的第一瞬间，人类就对其同类行使暴力，就像他们的灵长目祖先。尽管我尊敬卢梭，但暴力倾向不是人类在历史某时某刻学来的。同时，社会机构的存在，就是爲了控制和转移暴力。政治机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调控暴力出现的层面。 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 还有认可。认可是对他人尊严或价值的承认，又可称作地位。为认可或地位的奋斗, 往往不同于为物质的奋斗；地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即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 所称的“排行榜”（positional good)。(2)换言之，只有他人都处于低级地位时，你才算拥有了高级地位。像自由贸易的合作游戏是正总和，允许大家都赢；然而，为认可或地位的斗争却是零总和，你的增益一定是对方的损失。 人类政治活动的大部分，都以认可为中心。不管是寻求天命的中国未来君主，打黄巾或赤眉旗号的谦卑农民，还是法国无边红帽军（Bonnets Rouges),他们都在追求认可。阿拉伯部落平息相互纠纷，征服北非和中东的大部，这是在为伊斯兰教寻求认可。欧洲战士征服新大陆，打的是基督教的旗帜。近代民主政体的兴起，如避而不谈其内核的平等认可，也是无法理解的。在英格兰，追求认可的性质循序渐进，从部落或村庄的权利，到英国人民权利，再到洛克式的天赋人权。 抵制人类只追求物质利益的讲法是很重要的。人类历史中的施暴者，往往不在寻求财富，而在追求认可。冲突的长期持续，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认可有时与财富有关，有时又以财富为牺牲品；如把认可视作另类的“实用”，那就偏于简单，与事无补了。 思想作为根源 在解释社会差异和独特发展途径时，如不把思想当作根源，便无法开发政治发展的理论。在社会科学的术语中，思想是独立的变数；在龟的术语中，思想处在龟群的下层，它的底下绝对没有经济或自然环境的龟。 所有的社会都制造现实的智力模型。这些智力模型在不同因素中——时常是无形的——寻找因果关系，为了使世界更清晰、更可预言和更容易操纵。在早期社会，这些无形因素是精神、魔鬼、上帝和自然，时至今日则演变成抽象概念，像地心吸力、辐射、经济私利和社会阶级等。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现实的智力模型，都把观察到的现象，归因于无法或很难观察的力量。至少从大卫·休谟起，我们懂得，单靠实证资料是无法核实因果关系的。随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改用新的因果理论，以控制实验或统计分析，至少可以证伪。有了测试因果的更好办法，人类得以更有效地操纵环境。例如，改用肥料和灌溉，而不是牺牲者的血液，来增加粮食产量。每个已知的人类社会，都制造现实的智力模型。这显示，这种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学的。 分享的智力模型——尤其是宗教——在促进大规模集体行动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建立在理性私利上的集体行动，解释不了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社会合作和利他主义。(3)宗教信仰激发人们所做的事，只对财富感兴趣的人通常是不做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伊斯兰教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的崛起。信念和文化的分享会增进合作，因爲有共同目标，还有应付类似难题的协调。(4) 很多人看到当代世界的宗教冲突，从而反对宗教，认为它们是暴力和心胸狭窄的来源。(5)这在重叠宗教和多样宗教的世界，可能是千真万确的，但他们忽视了宗教的历史作用。它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允许超越亲友的合作，成爲社会关系的来源。此外，世俗的意识形态，如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已在很多当代社会取代宗教信仰，呈现出不相上下的破坏能量，也能激发强烈的信念。 智力模型和规则紧密相连，前者往往明确指出，社会必须遵循的规则。宗教不只是理论，而且是道德规范的处方，要求追随者严格遵守。宗教，就像其颁布的教规，都被注入深厚的情感；信教是为了它的固有价值，不是为了它的准确或有用。宗教信仰，既不能确认，也很难证伪。所有这一切，加深了人类社会的保守性。现实的智力模型，一经采纳就很难变更，即使出现不利的新证据。 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出现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这建议，宗教很可能植根于人的天性。就像语言和遵循规则，宗教信仰的内容是传统的，因社会而异，但建立宗教教条的能力却是先天的。(6)我的敍述与宗教的政治影响有关，但不以“宗教基因”的存在与否为前提。即使宗教是后学的，它对政治行为仍施加巨大影响。 像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那样的思想家，看到宗教信仰在联合群体上的高效率（或是社区整体，或是阶级整体），从而相信宗教是故意为此打造的。如我们所见，宗教思想与政治经济一起发展，从萨满教（shamanism)和巫术，到祖先崇拜，再到拥有成熟教条的多神和单神宗教。(7) 宗教信仰与信徒团体的生存条件，必须发生明显的关联。自杀教派，或禁止其成员繁衍的教派，如震教徒（Shakers），就不会存活太久。所以，很容易受到诱惑，以物质条件来解説宗教，并视宗教为它的产物。 然而，这是一个大错。既存的物质条件，永远解释不了宗教。最明显的案例是中国和印度的对照。公元前第一千年终止时，两个社会的社会结构非常相似，都有父系家族的血统，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模式。之后，印度社会转入弯路，唯一的解释是婆罗门宗教的兴起。该教形而上学的主张是非常复杂的，但要把它，与当时印度北部的经济和环境条件挂起鈎来，却是徒劳无益的。 我描绘的甚多案例中，宗教思想都在塑造政治结果方面，扮演了独立角色。例如，在欧洲二个重要机构的形成中，天主教会曾发挥主要作用。6世纪以来，日耳曼野蛮部落逐渐征服罗马帝国；但在颠覆日耳曼的亲属产权中，天主教会是关键，更削弱了部落主义本身。欧洲由此走出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用的是社会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与中国、印度和中东的绝然不同。在11世纪，天主教会宣告独立自主，不受世俗政府的管辖，并将自己组织成现代的等级制度，推动全欧洲的法治。相似的独立宗教机构，也存在于在印度、中东和拜占廷帝国，但在促使独立法律的制度化上，都比不上西方教会的。没有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flict)和它的后果，法治绝不可能在西方落地生根。 没有案例显示，宗教价值是超越物质利益的。像印度的婆罗门和穆斯林社会的阿訇，天主教会也是拥有物质利益的社会团体。教宗格雷戈里一世所颁布的遗产新法，似乎不是爲了教义，而是爲了私利；它鼓励把土地转让给教会，而不必留给亲属团体。尽管如此，教会不只是一名简单的政治参与者，像其时支配欧洲的各式军阀。它无法将资源转换成军事力量，没有世俗政府的帮助，也无法从事掠夺。另一方面，它却可将合法性，授予世俗的政治参与者。这件事，后者光凴自己是做不到的。经济学家有时谈起，政治参与者如何“投资”于合法性，好像合法性是生产工具，像土地或机器。（8）如要理解合法性，就一定要投入它的特殊语境，即人们对上帝、正义、人生、社会、财富和美德等的观念。 人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变化——平等的认可——发生于本书所涵盖时期的结尾，可説是现代世界的标志。人类平等思想有很深的根源：作家如黑格尔（Hegel)、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尼采（Nietzsche),把现代的平等思想，追溯到圣经中以上帝形象造人的説法。然而，享有同等尊严的人类小圆圈，其扩张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要过了17世纪，才开始包括社会较低阶层、女性、种族和宗教的少数人团体等。 从团队和部落层次的社会迈入国家层次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人类自由的一大挫折。与基于亲属关系的前任相比，国家更爲富饶，更爲强大。但这财富和力量，却铸造了悬殊的等级差别，有的变成主人，更多的变成奴隶。黑格尔会说，在如此不平等的社会中，统治者获得的认可是有缺陷的，最终连自己也不满意，因为它来自缺乏尊严的人。现代民主的兴起，为所有人提供自决机会，以承认相互的尊严和权利为基础。因此，它只是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里，恢复当初迈入国家时所失去的。 负责制政府出现，与相关思想的传播是分不开的。我们在英国国会的案例中看到，坚信英国人民权利是国会团结的根本，洛克式的天赋人权塑造了光荣革命（Glorious Revelution)，这些思想进而推动美国革命。我提呈的负责制兴起的历史原因，似乎植根于政治参与者的物质利益，但我们必须同时考量，确定政治参与者和集体行动范围的相关思想。 政治发展的普遍机制 政治制度的进化，大致可与生物进化媲美。达尔文的进化论以二项简单原则为基石：变异和选择。有机体的变异，源于基因的随意组合；能更好适应环境的变种，则获得较大的繁殖成功，适应力较差的就要付出代价。 以长远的历史观点看，政治发展遵照同一模式：不同人类团体所使用的政治组织发生了变异，较爲成功的——能开发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得以取代较不成功的。在高层次的抽象中，很难想像政治发展还有它路可走。但先要弄清政治进化与生物进化的差异，至少有三条。 首先在政治进化中，选择对象是体现在机构身上的规则，而生物进化中的选择对象是基因。尽管人的天性促进规则的制订和遵循，但不能决定其内容，所以会有内容上的极大差别。机构以规则爲基础，将优势授予其生存的社会；在人类代理人的互动中，获选的是优势机构，淘汰的是劣势机构。 其次在人类社会中，机构的变异可按计画，可作商讨，不像基因的随意。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强烈驳斥人类社会自觉设计机构的想法，将之追踪到笛卡儿后（post-Cartesian) 的理性主义。（9）他认爲，社会中多数资讯其实是本地的，无法获得中央代理人的理解。哈耶克的缺陷是，人类一直在社会各层次，成功地设计机构。他不喜欢自上而下、集中的国家社会工程，但愿意接受自下向上、分散的机构革新，尽管后者仍是人爲设计的。大规模设计的成功频率，可能低于小规模的，但确有发生。人类很难将意外结果和资讯残缺纳入计画，但能作计画的事实表明，他们建立的机构差异，比简单的随意，更有可能找到因应的药方。哈耶克是正确的，机构进化并不取决于人们设计机构的能力，单是变异和选择，便可取得适时应务的进化结果。(11) 第三条差异是，被选择的特徵——政治进化中是机构，生物进化中是基因——藉文化而获得传递，不靠遗传。就适应性而言，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文化特徵，如规范、习惯、法律、信念或价值，至少在理论上，可在一代人的时间获得迅速修改，如7世纪的伊斯兰教，或16世纪丹麦农民的扫盲。另一方面，人们喜爱将固有价值，赋予智力模型和由此建立的机构，导致机构的长久不衰。相比之下，生物有机体不会敬畏或膜拜自己的基因，如不能帮助生物的存活和繁殖，选择原则便会无情将之去掉。所以，机构进化既可快于、也可慢于生物进化。 与生物进化不同，机构可通过模仿而获得扩散。衰弱机构的社会，被强大机构的打败了，或干脆消灭了，但也有采纳“防卫式现代化”的(12)，从而引进竞争者的机构。17到19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期间，治国的封建君主们从葡萄牙和其它旅客处，很早就获悉枪械的存在。但他们正处于长期的军火自我管制中，大家同意不引进枪械，因为不想放弃传统的剑和箭。当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和他的“黑舰”，在1853年的东京湾露脸时，执政的精英知道，如果不想成为第二个中国，他们必须终止这种舒适的自我管制，以取得美国人所拥有的军事技术。1868年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引进的不只是军火，还有新式政府、中央官僚体制、新教育制度和一系列其它机构，均借鉴于欧洲和美国。 生物进化既是特别的，又是普遍的。特别进化是指，物种适应了特殊环境，并作调整，如达尔文着名的燕雀（Finch)。普遍进化是指，成功的有机体跨越本地环境，而向外扩散。所以有大规模的转化过渡，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有机体，从无性到有性繁殖，从恐龙到哺乳动物等。政治发展中，也是如此。行为上现代人类，大约在5万年前离开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他们努力适应遇上的不同环境，开发了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机构。同时，某些社会凑巧碰上能提供优势的社会组织。于是，也发生了转化过渡，从团队层次的，到部落层次的，再到国家层次的社会。国家层次社会中，组织有效的又击败或吸收组织较差的，使自己的社会组织获得传播和扩散。所以在政治机构中，既有区别，也有汇集。 竞争对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就像生物进化。如没有竞争，就不会有对机构的选择压力，也不会有对机构革新、借鉴和改革的奖励。导致机构革新的最重要竞争之一，是暴力和战争。增长的经济生产力，使团队层次到部落层次的过渡，成爲可行，但直接动机则来自部落社会动员人力的优势。第5章中，我讨论了国家原生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经济私利、灌溉、密集人口、地理界限、宗教权威和暴力。虽然，所有因素都发挥了作用；但从自由的部落社会到独裁的国家社会，促成此项艰难过渡的，更像是保全生命，不像是经济利益。浏览国家形成的历史记录时，如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的，我们看到暴力再一次成了主角。它鼓励国家形成，还鼓励与现代国家相联的特别机构的建立。本章以后会讲到，合作中遇到的某种问题，除了暴力，没有其它方法。 处处是拱肩 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ven Gould）和理查德·雷文亭（Richard Lewontin) ，在1979年的文章中，以建筑学上的拱肩（spandrel) ，来解释生物变异中的不可预知。(13) 拱肩是支撑圆屋顶的拱门，相交后造成的曲綫地域。它不是建筑师故意设计的，而是其它精心计划的零件，组装后留下的副产品。尽管如此，拱肩开始获得装饰，随时间的推移，而自成一格。古尔德和雷文亭主张，有机体身上为某个理由而进化的生物特徵，到后来，却能为完全不同的理由，提供适应的优势。 我们在政治进化中看到不少拱肩的等同物。最初出现时，公司——其身份与成员的绝然分开，可以永远存在——是宗教组织，没有任何商业目的。(14)天主教会支持女子的继承权，不是想增加女子权利——这在7世纪是不合时宜的——而是看上了强大家族手中的珍贵房地产，认爲这是很好的途径。如果说，教会领袖当时就预见，这将影响亲属关系的整体，这是很可疑的。最后，忙于叙任权斗争的人的脑海中，并没浮现以独立司法限制政府的想法。其时，那只是一场道德和政治的斗争，以争取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然而在西方，宗教组织赢得的独立自主，经过长期进化，变成了司法部门的独立自主。法律的宗教基础，被世俗来源所取代，但它的结构，仍保持原样。所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种拱肩。 实际上，不同机构的历史根源，往往是一长列历史意外事件的产品，没人能够预测。这看起来令人泄气，因爲当代社会无法经历同样事件，来抵达类似的机构。但这忽略了政治发展中拱肩的作用，与机构的历史来源相比，机构的功能更爲重要。一旦发现，其它社会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模仿和采纳。 机构 这本书中，我一直使用塞缪尔·亨廷顿对机构的定义，即“稳定、富有价值、重复的行为模式。(15) 至于国家机构，我不仅使用韦伯的定义（在界定的领土上，合法行使垄断暴力的组织），还使用他对现代国家的标准（按专门技术和技能，实行合理的分工；对公民，实行非个人的招聘和执政）。非个人的现代国家，不管是建立还是维持，都很困难。家族化——基于血缘关系和互惠利他的政治招聘——是社会关系的自然形式，如果没有其它的规范和鼓励，人类就会回归。 现代组织还有其它特徵。塞缪尔·亨廷顿列出四条标准，来测量国家机构的发展程度：适应和僵硬，复杂和简单，自主和从属，凝聚和松散。(16) 这是指，越善于适应、越复杂、越能自治和越凝聚的机构，其发展程度就越是成熟。善于适应的组织，可评估不断改变的外部环境，再修改其内部程序以作应对。环境总在变化，所以善于适应的机构活得长久。英国的普通法系统，其法官因应新情形，不断在重新解释和延伸有关法律，就是善于适应机构的样板。 成熟的机构更爲复杂，因为它们有更大的分工和专业化。在酋长领地或初期国家中，统治者可能同时又是军事长官、总教士、税务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高度发达国家中，这些功能由各自爲政的组织承担，它们负有特别使命，需要高度的技术能力。汉朝时期，中国已在中央、郡和地方层次，派驻无数官僚机构和部门；虽然比不上现代政府，但与犹如帝王家庭简单延伸的早期政府相比，却是一大进步。 自主和凝聚是机构标准的最后二条，如亨廷顿指出的，它们密切相关。自主是指，机构开发自觉的集团（corporate）身分，不受社会其它力量的影响。在17至19章讨论法治时，我们看到，法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庭在制度中的独立自主。这里的自主是指，不受政治干涉，有权训练、雇用、晋升和惩罚律师和法官。自主与专业化也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它倾向于描述较爲成熟的机构。其它都均等的情况下，掌控自己内部升迁的军队，比将军是政治任命的军队，或将军是金钱买来的军队，更具战斗力。 另一方面，凝聚是指政治制度中，各组织的职责和使命的确认和赞同。松散的政治制度中，很多组织参与政府行爲，如徴税和公共安全，但弄不清到底谁在负责。众多自治机构组成的国家部门，比众多从属机构组成的，更有可能是凝聚的。在家族化社会中，领袖的家庭或部落成员，在各政府功能上享有重叠或暧昧的权力；或干脆，为特殊个人，建立特殊官位。忠诚比公共管理能力更爲重要，迄今仍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少数发达国家）。国家部门中的官方权力分工，与权力的实际分配不符，导致机构的松散。 机构的四条标准隐含一个概念，即机构是规则，或是重复的行为模式，比任何掌管机构的个人，都要活得长久。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以自己的魅力，使麦地那部落团结起来，但他没为阿拉伯帝国（caliphate）的继承，留下任何制度。年轻的宗教，勉强幸存于第二代的权力斗争，在很多方面，仍在为当初的缺陷付出代价，那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大分裂。穆斯林世界中后续的成功政权，全都依靠机构的创建，像奥托曼帝国的童奴制（devshirme），招募军人奴隶，不依赖个人权力。在中国，皇帝实际上变成属下官僚和繁复规则的囚犯。领袖可塑造机构，而高度发达的机构，不仅比拙劣的领袖活得更长，更有训练和招募优秀领袖的制度。 政治衰败 机构之间的竞争促使政治发展，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与此对应的，还有一个政治衰败过程；其时，社会的制度化越来越弱。政治衰败，可在两种形式中发生。一开初，机构的建立，是为了迎接特殊环境的挑战。那环境可以是物质的，牵涉土地、资源、气候和地理，也可以是社会的，牵涉对手、敌人、竞争者和同盟者等。机构一旦形成，倾向于长久存在。如上所述，人类天生偏爱将固有价值，赋予规则和智力模型。如果没有社会规范、礼仪和其它情感投资，机构便不成其为机构——稳定、富有价值、重复的行为模式——机构长存带有明显的适应价值：如果不存在遵循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天性，就要不断举行谈判，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就机构而言，社会是极端保守的；这意味，促使机构成立的原始条件发生变化时，机构却做不到随机应变。机构与外部环境在变化频率上的脱节，就是政治衰败，就是反制度化。 社会对现存机构的历代投资，导致双重失误：不仅没能调整过时的机构，甚至察觉不到已出毛病。社会心理学家称之爲“认知的不谐和”，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案例。（18）某社会因优秀机构而变得更富裕，或在军事上更强，其它竞争力较弱社会的成员，如想继续生存，就必须认知自己机构的差强人意。然而，社会的结果总有多种原因，总能为社会弱点或失败，找出似是而非的狡辨。从罗马到中国，卸嗌缁岚丫麓煺郏榫逃诙宰诮痰牟怀希上咨细嗟睦褚呛臀膊辉溉σ愿暗刂卣印＝缁崂铮苋菀装焉缁崾О芄榫逃谕夤跄保还苁怯烫说模故敲赖酃饕宓模辉冈谧约夯股砩涎罢以颉� 政治衰败的第二形式是重新家族化。眷顾家人或互惠的朋友，是自然的社会交往，也是人类互动的预设。人类最普遍的政治互动，发生在保护人和门客之间，领袖以恩惠换取追随者的支持。在政治发展的某些阶段，这种政治组织曾是唯一的形式。随机构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规则，招聘标准慢慢改为功能或才干——中国的科举考试、土耳其的童奴制、天主教的独身和禁止裙带招聘的现代法律。但重新家族化的压力，始终存在。最初以非个人理由聘入机构的人，仍试图将职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或朋友。机构遭受压力时，领袖经常发现自己必须作出让步，以保证政治优势，或满足财政需求。 这两种政治衰败，我们可看到很多。17世纪前期，组织良好的满人在北方虎视眈眈，中国的明朝面对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政权的生存，取决于朝廷能否整顿资源，重建精兵，北上御疆。结果一无所成，因爲政府不愿或不能增税。此时，政权与必须承担更高徴税的精英，处于舒适的共存；疏于朝政的皇帝发现，比较容易的对策，是让睡着的狗继续躺着。 重新家族化是重复出现的。中国西汉时期建立的非个人官僚制度，逐渐受到贵族家族的侵蚀；他们试图为自己和后裔，在中央政府中保留特权；这些家庭，在后续的隋唐两朝，仍得以支配中国的官僚集团。埃及的马木留克和土耳其禁卫军，先要求成家，再要求自己孩子进入军事机构，从而破坏了非个人的奴隶招聘制度。马木留克一案是对13世纪晚期局势的回应。其时，蒙古威胁逐渐减退，鼠疫频仍，贸易条件恶化。奥托曼一案的起因，是通货膨胀和预算压力，导致塞利姆一世( Selim the Grim)和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向土耳其禁卫军做出类似让步。天主教会禁止教士和主教成家，以建立现代官僚制度，久而久之也发生故障；神职人员寻求职位（officium）与福禄（beneficium）的合一，使之成爲世袭产业。在法国和西班牙则出现公开的卖爵鬻官，政府部门私有化，再由后裔继承。 这两种政治衰败——机构僵化和重新家族化——经常同时发生。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实施家族化的官僚，会极力阻止改革。如制度彻底崩溃，往往又是那些家族化官僚，凭藉其保护人和门客的人脉关系，出来收拾残局。 暴力和失调的平衡 除了指出机构长存的自然倾向，我们还可精确解释，机构在适应环境时的姗姗来迟。任何一个机构，或机构系统，即便在整体上提供和平和产权的公共服务，一定会惠顾社会上某些团体，其它团体就要爲此付出代价。受惠顾的团体，可能在人身和财产方面感到更加安全，可能因靠近权力而收取租金，可能获得特别的承认和社会地位。这些精英组织在现存制度中享有既得利益，会尽力保护现状，除非自我分裂。像徴集地税以应付外来威胁的制度变化，尽管使全社会获益，仍会遭到组织良好团体的否决，因爲对他们而言，净得仍然是负数。 经济学家很熟悉此种失败。博弈理论家称之为稳定的平衡，因为没有一名参与者，能从现存制度的改变中得到个人的好处。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这个平衡是失调的。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论点是，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团体，经过长年的累积，为保护其狭窄的特权，会组成寻求租金联合体（rent-seeking coalition)。他们的组织能力，远胜过人民大众的，所以后者的利益，往往在政治制度中，得不到代表。失调的政治平衡，可藉民主而获缓和。民主允许非精英，至少在理论上，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但通常，精英和非精英的组织能力有云泥之别，从而阻止了后者的任何果断行动。 寻求租金联合体阻止必要的变制, 从而激发政治衰败；这样的案例不计其数。其中的经典就是旧制法兰西王国，也是租金一词的发源地。其时，法兰西君主在两个世纪中，招诱大部分精英，而逐渐强大。招诱的形式是出卖国家功能的一小部份，之后变成世袭产业。像马珀欧（Maupeou）和杜尔哥（Turgot）的改良派部长，力图废除鬻官，却遭到既得利益者强有力的阻扰。解决鬻官问题，最终还有赖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力。 失调的平衡（dysfunctional equilibria)，很早就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考古证据显示，团队层次社会早已掌握农业技术，但持续几代，仍坚持狩猎采集。个中理由，似乎又是既得利益者。平等的团队层次社会中，分享食物相当普遍，一旦出现农业和私人财产，就难以为继。定居下来的第一户，其生産的粮食，必须与团队其它成员分享，反过来摧毁了转向农业的奖励。农业的生产効率，高于狩猎采集的。所以，改变生产方式将使全社会更加丰裕，但会剥夺部份成员的免费享用。考古学家斯蒂芬·勒伯兰克（Steven LeBlanc) 建议，部份狩猎采集社会，之所以转向缓慢，就是因爲无法解答此类合作问题。(20) 所以，社会能否实施机构改革，取决于能否分化手握否决权的既得利益团体。有时，经济变化削弱现存精英，加强赞成改制的新精英。17世纪的英格兰，与商业或制造业相比，房地产的报酬逐渐降低，从而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获益，吃亏的是旧贵族，有时，新兴的社会参与者，因新宗教的涌现而赢得权利，像印度的佛教和耆那教（Jainism）。基督宗教改革后，由于扫盲和圣经的广泛传播，斯堪地那维亚的农民不再是一堆惰性散沙。还有的时候，促成变化的是领袖意志和凝聚各无权团体的能力，像叙任权斗争中格利高里七世所组织的教皇派。实际上，这就是政治的精髓：领袖们能否借助权威、合法性、恐吓、谈判、魅力、思想和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失调的平衡可持续良久，由此説明，暴力为何在改制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经典的看法认爲，政治就是爲了解决暴力问题。（21）但有时，要把阻挡变制的既得利益者赶走，唯一办法却是暴力。人类对暴毙的害怕，强于获利的欲望，由此激发在行为上的深远变化。我们已在第5章注意到，很难同意经济动机，如大型水利工程，是国家原生形成的原因。相比之下，无休止战争，或害怕较强团体前来征服，倒是入情入理的解释，促使自由骄傲的部落成员走进集权国家。 中国历史上，家族化精英一直是现代国家机构形成的障碍，无论是在秦朝兴起时，还是在隋唐朝的复辟期。前者时期，贵族率领的无休止战争，摧毁了自己阶层，为非精英军人的招聘打开大门。后者时期，武则天皇后崛起于唐朝早期，清洗传统贵族家庭，促使较爲广泛的精英阶层的涌现。二次世界大战为1945年后的民主德国，提供类似的帮助。它们清除容克贵族阶层（junker) ，使之无法阻挡制度的变革。 尚不清楚，民主社会能否和平地解决此类难题。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少数美国人试图竭力保留他们的“奇特机构”——奴隶制。只要在美国的西部扩张中，没有足够的自由新州加入以推翻南方的否决权，当时的宪法规则，仍允许奴隶制的存在。但最终，宪法无法解决冲突，而战争变成不可或缺，60多万美国人因此而丧生。 现代世界的规范和机构，在很多方面，已把暴力解决政治僵局的大门紧紧关上。没人期望或希望，非洲亚撒哈拉的国家，为建立强大巩固的国家，也历经如中国和欧洲所体验的数世纪坎坷。这意味，机构革新的责任，将落在前述的非暴力机制上。不然，社会仍将遇上政治衰败。 幸好，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三大机构得以冶炼成功的旧世界，与现代世界已有天壤之别。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的二个多世纪，世界历经了工业革命，以及大幅提高社会交往的技术革新。如今，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互动，大大不同于1806年之前的。怎样的互动呢？那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