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随笔（51）：走近迪里拜尔
纽约堂叔
作者按：《音乐随笔》是纽约堂叔为读者特制的一个小品专栏，专门炮制音乐以及与音乐有关的逸人趣事，为喜欢或不喜欢音乐的朋友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
4月的北京春色无边，繁花吐蕊。迪里拜尔2017北京独唱音乐会在中山堂音乐厅举行。我注意到，这是一场没有演唱嘉宾，没有伴唱也没有主持人更没有电声的“纯粹独唱音乐会”。
音乐会的曲目安排可谓精心筹划，动机独运。西洋作品部分有巴洛克时期韩德尔的歌剧咏叹调《可爱的森林》，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古诺借用巴赫《平均律钢琴曲》伴奏的宗教歌曲《圣母颂》，有浪漫派作曲家斯特劳斯的艺术歌曲《漂浮的我》，唐尼采蒂的花腔女高音咏叹调代表作《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现代派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以及相信是和芬兰重要节庆有关的芬兰著名作曲家的声乐作品。
中文歌曲部分有中国传统民歌和创作民歌《小河淌水》，《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等，有中国艺术歌曲包括中国早期作曲家的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他》，《那就是我》等。加上返场的总共22首保留作品的演唱会似乎在历数迪里拜尔悠长丰富而全面的舞台人生。
我不时地闭目欣赏，感觉到声音从穹顶处飘来，忽缓忽急地游走，温暖，自由而绵长，我想这恐怕就是古人说的所谓的“绕梁”吧。作为一位常年在异域为洋人歌唱的迪里拜尔，她的歌唱语言--特别是汉语--清晰明朗，抑扬顿挫而决不失线条感，这甚至使我感到些许意外。或明亮如光，或轻柔如丝。声音和语言的融为一体，互不相扰。这样一个极其困难的课题，迪里拜尔把握得水到渠成，驾轻就熟，历数我以前经历过的中外音乐会实属罕见。
演出结束，观众起立欢呼。歌迷们涌向前沿，鲜花堆满舞台。
听罢音乐会，坐在我身边的著名音乐家姚峰不禁感叹：什么是“高位置”，去听迪里拜尔吧。
美声音乐理论中的高位置声音并非坊间所说的“靠前靠后”那么简单，而是是指发生在如同器乐“管道”中的，有质量的高音共鸣，其成分是真假声的混合。在高位置情形下，声带和其他发声肌肉组织的负担处于最低状态，而不是在某种常见的“强制共鸣”下声腔和语言的统一。因此，迪里拜尔独自一人在两个小时内不停顿地唱完20多首中外歌曲而丝毫不觉疲劳，这样的轻松，自然成为中国声乐界之美谈。
嗣后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中，迪里拜尔演唱了几首古典诗词。这些由几位著名作曲家精心制作的歌曲是中国五声音阶作品。
众所周知，唐宋诗词是中国文学的顶峰，彼时文人骚客聚而吟唱奉和各自的作品应该是当时一道重要文化风景。他们究竟是如何“吟唱”的，已无从考证，然而以现代人的人文情怀来诠释古文化人的复杂心境，恐怕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和表达度。
从歌剧咏叹调到中国古典诗词音乐的解构者，角色的转换不可谓不遽然；即使是对一个有经验的歌唱家，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挑战。迪里拜尔将如何具体而微地进行她的声乐处理，她的二次创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叙述风格，我饶有兴味地等待着她的出场。
被定位为美声歌唱家的迪里拜尔在对主题的理解，以及对古诗词内在韵律的扑捉上下足了功夫；既没有主观地营造某种高潮，也没有刻意炫耀美声的“优越”。她的演唱淡雅，朴素而安静；如泣如诉，幽情可掬，风范不可谓不独特，显然地为美声方法女高音歌唱家演绎民族古典声乐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如果说我个人的感受会有主观色彩，那么拜尔演唱时引发的现场高潮便充分地反应了观众的高度认可。
媒体和专家的说法非常精确到位，“洋歌洋到家，民族民到根”。可以说，作为当代音乐领域的一个文化符号，迪里拜尔是把西洋美声音乐技巧和中国民族歌唱传统结合的典范。他在西洋歌剧方面的造诣国际公认，她的美声民歌风格与方法独具。“拜尔民族风”已成民族经典。
1976年拜尔16岁时加入新疆歌舞团。当人们发现她的潜在歌唱天赋的时候，新疆歌舞团毫不犹豫地为她成立了一个“迪里拜尔五人小组”，其中有团领导，声乐老师，以及生活服务人员。“我什么都不用操心，每天就是唱歌弹琴和视唱练耳等音乐学习”，拜尔深情地回忆说。
她的第一位老师，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郭凌弼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展示了当年“五人小组”为迪里拜尔制定的详尽训练计划，其中对她的声带和发声状况均有长期细致的文字记录。包括拜尔自己在内，闻者对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艺术人才的关爱和培养无不动容。
1980年，迪里拜尔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受教于中国著名声乐教授沈湘和他的夫人李晋玮教授，开始了她更为系统专门的声乐学习。
在北京的7年间，迪里拜尔由本科到研究生，也一直是“吃小灶”的。沈湘他们对迪里拜尔业务上严格要求，生活上无微不至关怀，如母似父。寒暑假路远不想回家，就常常在老师家里吃饭，为此沈老师把家里的锅碗盘刷油盐酱醋都换成了清真灶。整个学习期间由国家“包养”，自己没有掏过一分钱，迪里拜尔说。
1984年拜尔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1987年获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硕士学位后进入 中央歌剧院工作。1988年受聘于芬兰国家歌剧院，是与该剧院有约的“终身歌唱家”。1996年又复聘为瑞典玛尔莫歌剧院终身歌唱家。这对芬兰和瑞典本国的歌唱家都不啻是一种难以企望的荣誉和认可。从此，迪里拜尔一发不可收拾。在国家有关政策的鼓励下，这个中国年轻人开始史无前例地驰骋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舞台。
几十年来，迪里拜尔在世界各国用意大利语，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芬兰语， 瑞典语当然还有汉语和维吾尔语演出了几百场音乐会。从《弄臣》中的吉尔达到《山村女教师》中的杨彩虹，在几十出上千场中外歌剧中出演女一号；继续在重要的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得大奖；以至在某一次芬兰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芬兰大使和瑞典大使争着把拜尔标榜为他们国家的“国宝”。可是拜尔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外国人”。她不但经常演唱一些中国民歌，也总是在各种场合表白“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维吾尔人”，并对那些惊讶得跌破眼镜的老外们信誓坦坦，“我完全是中国培养的歌唱家‘。
因此，迪里拜尔这个“100% Made in China ”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在国际音乐界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这个事实告示世界，中国已经有能力培养任何音乐人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只不过是昨日黄花。
有一次，迪里拜尔的老朋友、前中国文化部长王蒙专程去欧洲看拜尔的演出，约好在某一个餐馆里会见拜尔，看见她吃力地捧着一尺多厚的文件。当他得知这是拜尔要演出的某部歌剧的歌谱的时候，老先生震惊了。歌剧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有几百年历史的歌剧是声乐艺术的最高形式，因此对歌剧演员、特别是主要演员的综合要求很高。首先必须体格强健，因为他们（她们）必须几个小时在舞台上连续歌唱；同时歌剧演员也需要较高的表演天赋以及出色的语言能力。而作为舞台上的歌剧-花腔女高音，她的声音必须是人声和器乐（管乐）以及作为一对矛盾体的灵巧和力度的高度吻合。因此，优秀的花腔女高音世所罕见。当代顶级花腔女高音歌唱家Birgit Nilsson曾经当着拜尔的面对剧院老板说，一定要善待迪里拜尔，要省着用；歌剧院很多，迪里拜尔只一个！
音域达到四个八度的迪里拜尔音乐天分无容置疑，所以国际权威的《维基百科》把她钦定纳入近现代世界最杰出的戏剧花腔女高音群组。她们是：
玛丽亚·卡拉斯 （Maria Callas）
琼·萨瑟兰 （Joan Sutherland）
丽塔·史塔里希
艾迪塔·葛贝洛娃
卢西亚·波普
爱迪·马蒂斯（Edith Mathis）
迪里拜尔·尤努斯（Dilber Yunus）
确切地说，作为第一个和唯一被古典音乐的策源地欧陆完全接受并终身留用的中国歌唱家，几十年来活跃在国际歌剧舞台的迪里拜尔艺术形象大放异彩。
正当拜尔被世界媒体视为“水晶般的歌唱家”，“中国夜莺”的时候，埋藏在她心中的夙愿一次又一次地被点燃：我要回去为我的祖国歌唱。
大约10年前，作为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的拜尔如愿回到乡音处处而又有点陌生的北京，开始了她在国内繁忙的演唱和教学生涯。
这片古老的土地张开巨臂欢迎音乐丝绸之路使者迪里拜尔的归来。此后她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歌声飘荡在天山之麓和宝岛台湾。社会的慷慨眷顾，媒体的推波助涛，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从认识到熟悉，她的音乐才华和艺术成就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回到本文开头的描述，纵观这些年回国以后的舞台实践，她一如既往水晶般的歌唱，夜莺一样的花腔技巧，迪里拜尔无可争议摘取了中国首席花腔女高音的桂冠，她的艺术影响力无远弗届。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还在国内的时候，迪里拜尔已经在圈子里出名了，可是总也无缘听她唱歌。那时候的条件非常简陋，不像今天有看不完的音乐会；她的片言只歌相当难得。记得有两次从老远跑去北京鲍家街43号也没有见到拜尔。不久以后我国际“插队”到了美国，也只能收听少许她的歌声。
今天，当走近我心目中的“中国缪斯”，我发现，迪里拜尔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和隔壁邻家一样乐意倾诉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性急的拜尔说话时语速极快，孩提般的脸上永远挂着亲切可人的微笑，这时透过眼神，很容易窥见她明镜一样透澈的思想； 而她那娇小的身躯却承载着巨大的艺术能量。我想，这恐怕就是西方人总结出来的“水晶加夜莺”迪里拜尔其人吧。
拜尔对我说，在这块用乳汁和汗水滋润了她的土地上，重新得到许许多多亲人般的爱戴，还有歌迷的热捧，不由得心存感激。人们看到的是，这些年来高调创作，勤奋育人，纯净修炼，终于一步步地树立了中国艺术家德艺双馨的丰满形象。
视频：《拉克美》是法国作曲家Delibs的著名歌剧。该剧描写英印战争时期英国军人和印度少女相爱的故事。它的悲剧结果和《蝴蝶夫人》异曲同工，反映了19世纪末以来西方人入侵东方后的诸多“遗患”。该剧公演早于《蝴蝶夫人》20年。
《the bell song（钟声）》该剧是第二幕印度少女拉克美的咏叹调。歌声传达了女主人公爱慕、期盼和无奈的情绪。
该咏叹调长达8分钟，是著名的花腔女高音炫技作品。请欣赏迪里拜尔高超的抒情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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