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歌永言…”
自古以来,诗就是用来言志的。无论是一介平民,还是历史巨匠。
“诗是一种抒情性极强的文学样式,作者知觉‘内化’于心中,以自己精神的外射力和情感的渗透力来建构诗歌文本,进而通过读者的感知、领会来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
关于汉丞相曹操与中共领袖毛泽东,这两个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风云人物。在政治上,尽管众说纷纭,仍无阻二者各领风骚数十年。在文学上,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曹操文名早已流传千数百年,,而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亦为海内外众多支持者所推崇。笔者在这里将曹丞相《短歌行》与毛主席《沁园春‧雪》分析比较不但可以品味世上不可多得的美妙文章,更可以欣赏两位作者豪迈纵横的英雄气概,感受前后相差上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相同的脉络与不同的气息,从而进一步深刻了解体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的发生与发展。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作者,以及进一步深刻体会几千年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将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曹操与毛泽东
曹操,字孟德,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生。沛国谯县人。父亲曹嵩,《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只知道他是汉桓帝宦官曹腾的养子,后来官至太尉。曹操 “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二十岁举孝廉为郎,任洛阳北部尉,政治生涯从此开始。后因“能明古学”被汉灵帝任为议郎。黄巾起,以骑都尉讨颍川贼,历任济南相,典军校尉,。献帝初,董卓专权,曹操以奋武将军从袁绍等关东群雄兴兵讨卓。其后,任东郡太守,收编黄巾降卒数十万组成“青州兵”,实力大增,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领兖州牧。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领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奉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挟天子以讨不臣”, 自任汉丞相,此后击败吕布、袁绍、袁术等诸多对手而成为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领冀州牧,进魏王,加九锡。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崩于洛阳,谥武王。之后其子曹丕代汉改元黄初,追尊为武皇帝。
关于曹丞相,鲁迅先生曾这么评价:“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在罗贯中演义三国之外的众多古籍中,曹氏的文治武功还是颇受称颂的。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光绪――年(公元1893年)生。中共一大代表,历任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候补中执委,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红四军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共中央主席,政治局主席,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1976年去世。
虽然曹父曹嵩曾贵为太尉,但因为是宦官曹腾养子的缘故,所以属于宦竖之列,在官场与士人中很被人瞧不起。毛氏则出身农家,在北大图书馆做过杂役,尽管学识也渊博,但在由教授留学生大学生组成的早期中共核心,同样被人瞧不起。此二人成为曹千岁与毛万岁之后,他人的种种责难及自身的种种失当,与前期内心的阴影密不可分。这是两者的一个共同之处。
而超强的文字掌控能力同样是二者的共同之处。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盛况的开创者。赵福坛先生在他的《曹魏父子诗选》前言中说道: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而曹魏父子则是这个时代的开山祖师。沈德潜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特别是“他的四言诗是诗经以后四言诗的最佳作品,被称为复兴四言诗的作家。”
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日本作家松本一男在他的《毛泽东评传》中曾这么写道:
历代的中国领导者里,懂文学艺术的人不多。毛泽东和古代的曹操一样,是不仅懂文学,自己又能作诗的独裁者。他的个性与政治上的造就不无可议之处,但他可称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词人”之一。
这也许是对毛的诗词的最为恰如其分的评价。
毛氏是湖南人,同为湖南人的杨度在他的《湖南少年歌》中写道: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做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
在近代的湖南,这种文化心态颇具代表性。这同样也是对毛泽东心态的写照,任何时候都不甘第二,直到最后,“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毛对全国人民的影响力,以及个人拥有的权力,应已超过任何一位历史上的帝王”,从这方面看,毛的成就则又是曹丞相所无法达到的了。
毛氏与曹氏相似的地方很多。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待自己的部属,纵观毛氏一生部属为数甚多,而能善终者寥寥。善待部属方面似乎毛氏不如曹氏,虽然曹氏一生杀人无数,但是对待部属却恩宠有加,甚至没有杀过一个打了败仗的部下,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他对待投了敌的属下也多是如此。较之喜好诿过他人演出《斩马谡》的诸葛丞相,以及日夜拿部属整风都嫌不够,最后创造出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来说,曹丞相是无比大气的真男人。
我们没有办法得知曹氏对毛氏的评价,而后者对于前者的评价,则是相当之高的,“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一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可尽显其推崇之情。
《短歌行》与《沁园春‧雪》
《乐府诗集》收有二首曹氏的《短歌行》,其中最能代表曹氏文采与心境的当属《短歌行‧对酒当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吟,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对酒当歌》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被排在《相和歌词五‧短歌行》的第一首,“是最能代表曹操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的诗作之一。诗人悲歌慷慨,先感叹人生无常,时光易逝,继而抒写自己功业未成、求贤若渴的心情,最后以周公自比,说出自己安定天下的雄心壮志。全诗跌宕苍凉,笔墨酣畅,表达作者感时伤乱求贤建业的错综复杂的心情。”
《短歌行》大约作于建安十三年前后,53岁的作者破袁绍,征乌桓,平定北中国半个天,以冀州牧出任汉丞相,假一人之下实万人之上,“三分天下有其二”,可以“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了。
再来看看毛氏得意之作《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该词大约作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二月,作者43岁,其84年的人生刚刚走过一半。当其时,毛氏对外跳出了蒋中正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变二万五千里大逃亡为英雄史诗,继而与张学良、杨虎城暗通款曲;对内铲除了枭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势力,架空了“明君”张闻天,收服周恩来甘当阿二,驱逐王明到莫斯科长住,一改群雄纷争的中共为其毛氏一人之天下;之后帅军东下,沿秦军旧道由陕挥师东渡黄河以求三晋,图西北而虎视中国,正是所谓“大风起兮云飞扬”,意气风发之际。其凌云之志当然是自比周公的曹孟德所难以企及的了。
“对毛泽东这首词,註家颇多。他自己也有解释,特别说明:‘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其实,古往今来任何诗人的诗,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当然不能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古代的大英雄,谁也比不了我,看我超过他们。但睥睨千古的英雄气慨是跃然纸上的”。其实,除秦皇外,其他如靠裙带关系“金屋藏娇”得位的花花公子刘彻,提着哥哥头向父亲索要皇位而后又篡改历史的阿二李世民,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只识武功而不善文治的胡人征服者铁木真,这几个僭越者在毛氏眼里也许算不得太大的英雄!不但不如刘汉高与朱洪武,就是与“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却甘做“周西伯昌”故事,“臣节不坠”的曹阿瞒相比,也要少怀了几分“修奉贡献”的“圣德”。当然,这并不妨碍诗人借以抒发自己的凌云壮志。张贻玖女士在其《毛泽东和诗》中认为这是“受了谭嗣同反对君主专制,攻击秦始皇以下历代君主为大盗的影响”,认为“略输文采”与“稍逊风骚”是一种批判与攻击。其实不然,“略输文采”只是比较某人略输一点点,文采还是很有一些的,“稍逊风骚”亦是稍逊某一人而已,其实也相当的风骚了!试想古往今来数千年,能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者几许人耶?假如真是批判与攻击,为何不用秦二世、李后主、宋高宗、贾南风等人为靶子呢?或许这是张女士对诗人在字里行间不自觉流露出的王者豪迈的不解。或是想为诗人涂妆上些民粹主义的香粉,让他显得更加亲民一点?至于诗人自己说“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只不过是一种中国式的谦虚,一种礼节而已。把这当真,那是一种少女的纯洁。
两首诗词中有这么两句:“明明如月,何时可辍?”与“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同样是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眷恋,在曹丞相笔下似乎就多出了几分幽怨,豪迈上似乎也远远地落在了毛大王的后面。这种差别的出现是与二者在志向与地位的差别相关联的,曹氏一生虽权倾天下,但理论上终为汉臣,不似毛先生“一人领导”,我们可否把这看作千岁与万岁的差别之一?
两诗最为经典的该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两句。两句不但在诗词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更是充分地表露出作者对理想对事业的追求与企盼。
尽管罗贯中《三国演义》后世人对曹氏病诟甚重,但仔细分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们发现曹孟德乃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古圣人有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曹操一直自比周公,时时期待演绎周公故事,作为强势霸主而又能坚持这一点,好像只有孟德一人。曹操尽管权倾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但终其一世都是汉臣,没有代汉。有人举其杀害董承、伏后事例,但是董、伏等均是“谋诛曹贼”在先,究其根源则是身为名誉主席的刘协不解风情。而曹氏大概还是明了霍光故事的。更有意思的是,曹丞相的汉哪怕就是版图也都与西周的版图相似,而自赤壁之败后,到司马氏专权之前,其一直采取守势,对于西周文明的化外之地蜀和吴没有太多的感情,似乎又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另一种含义。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终了曹丞相一生,竟然没有杀过一个打了败仗的部下,较之《斩马谡》的导演诸葛丞相,无疑又让阿瞒更增添了几分儒雅。当然,比较一位亲王与一位乡侯的肚量,差别,实在用不着太多的大惊小怪。此外,在其治下发生发展的建安文学盛况,以及以其为代表的建安风骨,是否也可以当做曹公儒雅的一个佐证呢?遗憾的是,三人成虎,罗贯中以后诸多文人,不愿给曹丞相机会。
再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不但完美地表现了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情怀,也预示了之后“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发展。既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借用罗贯中的一句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此时此刻,作者何尝又不是在“青梅煮酒”呢?作词的前后毛氏正谋求着与蒋中正的国民党联合抗日。在毛的眼里蒋公是否就是 “大耳贼”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倭人入寇之际,蒋氏确是学着刘皇叔去了四川,抗战胜利后北伐不成,逃离大陆,在一孤悬海外的小岛偏安一生,把这大好河山,双手捧着奉献了毛公。
与曹氏着重于倾诉衷肠相比较,毛氏在词中更多是着墨于抒展壮志豪情。究其原因,或许曹氏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奉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豪气干云十数年了,较之毛氏刚刚当上陕北王少年气盛,固已是强弩之末;再从年龄上看,曹操 65年人生其时已过泰半,纵有歌以詠老骥伏枥千里之志,可以“吞吐宇宙气象”,但较之阳寿刚刚届半的毛润之风流年少,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豪迈,则曹氏老矣!真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明日的一代天骄,又将是何许人也?
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后,毛氏的殿前都点检又演义了英雄赵匡胤的故事新编,只是地点由东京汴梁搬到了北京大都。尚若毛先生地下有知,该是如何感慨?这可真是实实在在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难怪两千多年前的刘季刘汉高要“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了。
结论
从某种意义上,《短歌行》与《雪》可以看做曹操与毛泽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各自不同的《大风歌》。这是我们研究这两首诗词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句,曹丞相输了,以周公较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曹丞相输在气不如人上;但若从道德的高度上看,把周公与“黑手高悬霸主鞭”的诸位大帝相比,曹丞相没有输,曹毛二人各自给自己的定位亦是正确。而“天下归心”正是所有统治者所企盼而又不能企及的境界了,无论曹毛。
在对两位作者创作时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家庭文化以及不同的生平事迹等各方面的分析过程,我们终于体会到了二者思想与心理的异同,从而更为接近真实地了解曹丞相与毛主席,这两位在中国历史上相隔千数百年的巨人,他们远大的政治理想,他们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深情怀,以及在他们内心的深处,又是怎样的一种孤独与悲哀。
《尚书‧尧典》转载自罗宗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p41,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见范晔《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第九》及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松本一男《毛泽东评传》,扉页:《给台湾的读者》,台北市:新潮社1993年。
见马连礼等《毛泽东诗词纵横论》p71,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臧克家、周振甫《毛泽东诗词讲解》p59,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
辛子陵(《毛泽东全传卷二‧两万五千里大逃亡》p377,台北县: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p iv香港:三联书店1995。
臧克家、周振甫《毛泽东诗词讲解》p70,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