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革 丘德功从第一次劫难中脱险不久，文化大革命就来了，这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春天。 今天我们从中国的史料去回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免会有读三国演义感觉，毛泽东，造反派和老干部，形成了三个又对立和又依赖的关系。像三国演义的作者一样﹐从上古以来，中国民族就是一个主观意识和感情色彩极其强烈的民族，要中国民族去客观地叙说一件事情，不将自己的关系远近，派系，好恶、爱憎放进去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不管是将毛泽东看成曹操，还是造反派是曹操，此后的故事是无法公平地讲出来的，其结果就像三国，使大家永远也不明白，一个聪明得像神一样的诸葛亮加上一个善良得像君子一样的刘备怎么最后会输给又蠢又坏的曹操？中国人的历史，文学和故事都是戏，中国人生活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和斗争中，但是一到文化中他们就乱编胡造，把它都说成戏，不让你知道他们真正生活中的样子。 正是这样，写到文化革命的事情，我就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界，读者脑子中已经固定地将文化革命与一些画面和模式连在一起了：造反派打砸抢论，老干部被迫害论，毛泽东整刘少奇论，灵魂大革命论，个人大崇拜论，或是人民文革论等等，等读到这个故事时立场和喜恶早就预定了，会将他们预定的观念自然而然的结合到我故事中去，丘德功不是成了打砸抢的小流氓，就成了与专制官僚斗争的民族英雄，和他们成天看的子虚乌有的戏和写的时评混到一起了。 可是离开文化大革命又怎能理解丘德功后面的命运和悲剧呢？我举笔难定，最后终于改变了只谈丘德功故事，避免过多谈论国家政治的初衷。因为我一旦走到对丘德功命运的深度思考之中，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个人的空间已经几乎被国家和体全部吃掉了，也就是个人的个性被强悍的时代共性压抑到非常微弱，根本无法左右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那样去孤立的谈丘德功的故事，会完完全全歪曲丘德功的经历。实际上到了这个地步，丘德功对于自己的命运已经不能负责，也做不了什么，它完全控制在国家政治手里。 可是另一方面只要我一借鉴现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来继续叙述丘德功和农场的故事，丘德功就会被读者不自觉地归入他们脑子中已经固定化了的文化革命人物模式中去，那样也会将丘德功的故事歪曲和糟蹋得不成样子。 因此两条路对我都很困难，我只能从这两条路的中间找一个夹缝穿过去。 这就是尽力就事论事的来述说这个故事，也就是说立足于丘德功和农场的命运变化来反映文化革命的演变，而不是反之，去借鉴现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来叙述丘德功和农场的故事。显然要在这个小小的故事，脱出现有的各种文革模型，去忠实地复述文化革命的历程，无疑非常困难，会使文章的篇幅愈写愈大，这毕竟不是一部专门论述文化革命的专著。为了减少这个困难，我尽可能的以讲丘德功的故事来带动在他周围燃烧的文化革命， 就像布尔什维克革命之火在奇瓦哥医生的身边熊熊燃烧，而齐瓦哥医生与娜拉的爱情依然在革命之火的烽烟中延绵。不同的是丘德功没有齐瓦哥医生与娜拉的那份幸运，他的个人命运被文化革命的中国之火差不多完全吞没了，我要尽很大的努力才能在革命的火焰中找到他渺小的影迹。 农场是中国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有它区别于中国其它地方的特殊性，但是就文革的兴起，各个阶段的层次，以及人在不同阶段的心态，和它最后因林彪的死和毛泽东的健康恶化，力不从心而陷入退无人敢说，进不知何从的泥潭，不死不活的拖到毛死，基本上还是完全尊从这个国家的共性。如果说有区别，那么这场由毛泽东强加于中国的革命，传到偏僻农场的时候往往要比其它地方晚好几个节奏。 我有时想，如果毛泽东真的能活一百四十二岁(当时报道的特大喜讯)，或者永远不死，文化革命会怎样结局呢？中国的现在又会怎样呢？当然这种非常理念的探讨不是讲究实际利益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近代史就必须彻底重写了，不会有四人帮坐牢，不会有邓设计师放出他们的子孙像元朝蒙古贵族在中国走马圈地一样去分割国家公有财产，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习近平的贼喊捉贼式的抓贪污闹剧了。所以到了中国历史这个领域上，是没有什么政治理论家和学者说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纯然是一场随机前进的悲剧。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没有年代，从字缝中看出的字只是吃人。我的看法有一点不同，吃人很难看出来，中国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职责就是是将中国历史涂改的面目全非，将关键地方盖的严严实实，让外国人和中国子孙什么也看不出来。 文化革命的火蔓延到农场是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夏天，这时中国的红卫兵都已经到处在抄家，灭四旧了，农场却如梦初醒，响应毛主席的口号，要文化革命了。党委最初理解的文化革命就是与过去的政治运动一样，揪几个阶级敌人出来斗一下。 这不应该怪罪于农场党委思想僵化，或者转移革命的方向。不同于共产党的上层干部，对于毛刘的矛盾已经有所了解察觉，知道毛的来者不善和醉翁之意是指向刘少奇，而有意的将毛的矛头转向发不出声音的老百姓，来保护刘少奇和他们自己。但是这个指责却绝对不适用于农场这样底层的干部，他们怎么可能想到这次伟大领袖的意图不是要像以往一样搞阶级斗争，打阶级敌人，而是要打倒刘主席，并且要将农场干部自己也要揪出来陪斗一下？他们能想到的，能做到的只能是根据过去政治运动的做法，来重复一遍而已。所以毛泽东只凭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的党内的当权派的空洞条文，就要他的所有官员去斗刘少奇和他的僚友，斗他们自己，否则的话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在是强人所难，蛮不讲理的。其结果必然是使所有的官员都糊里糊涂的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毛泽东的大家找不到的尚未亮相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这样，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战略步骤，一开始就将一个小小的在农场求生的下放干部，与他的整走资本主义的党内当权派毫无关系的丘德功拖入到一场灾难之中，农场确定的要揪的新牛鬼蛇神中，丘德功无可逃脱。 这同样不能完全怪罪农场的党委，当他们绞尽脑汁从他们下属的名单中挑选一个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时，恐怕没有比公开叫嚣消灭解放军的人更容易浮上脑袋了。虽然这是莫须有的，而别的工人和干部连这样的莫须有也找不到，运动去斗谁呢？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国家大事和国家政治就是通过这样荒唐的逻辑与个人的命运这样息息相连起来的。尽管丘德功本人的历史，思想与反刘少奇和保刘少奇没有任何关系，和文化革命开始时的开场锣，扫四旧，海瑞骂皇帝，三家村等等等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从文化革命的一开始，他就被推到文化革命的浪尖之上，他的命运就随着文化革命的变化而升沉荣辱，无论丘德功本人，或者农场的干部都对它失去了控制。 毛泽东政治与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刘少奇政治，邓小平政治显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的很多决定不是从组织路途和官僚网络下达和执行的，而是通过他高深莫测的和将来可以任意添加，甚至向反向连接的语言和指令进行的，这些不具有法律严密性的模棱两可的语言，将所有的人，从他身旁的亲密战友，到社会底层的一个小小普通人，都搞得惶惶不可终日，被笼罩到它无形的巨大恐惧的阴影之下。毛玩的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心理战术，正像他自己非常得意说的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灵魂大革命。这个诡谲的玄术使他死了几十年后，还有不少文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追求它的绝对价值和永久意义，在里面辗转反侧，迷恋忘怀，赞不绝口。 当时农场空气中闪烁着一种可怕的沉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恐怖弥漫在农场的每一个空间，这就像战场开战之前，两军对垒时的寂静一样可怕，人心充满恐惧，个个心怀鬼胎，不知这次谁该遭殃？ 因为以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VS人性，从共和国的主席，总理，到一个农场的小小农工，哪一个没有辫子捏在上级领导的手里，但是表面上这一个个都有辫子被捏住的人都比没有辫子的人更想显得没有辫子，更意气风发，更斗志昂扬，这就要比没有辫子的人更起劲的高唱着社会主义好和东方红。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亲自起劲的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来。看着照片和电视中周恩来那种激情澎湃的样子，如果有人能看到在他的激情下面是也是裤子中邱德功说的要藏起来的一条条尾巴在发功，怎么不令人为他难过。贵为国家总理都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活着怎么不难啊！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叫做中国通的外国人，想真正了解中国人的人生，真是难于爬中国的蜀道。他们可以将中国话讲得地地道道，但是他们对中国人和事情的解释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牛头不对马嘴。 终于在一个夜晚，转瞬之间，农场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礼堂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在进门的地方，有一幅用大体字写的大字报特别显眼，上面写着：“郭大胡子，你为什么一个人吃了七个人的肉？”和“坚决要求揪出用大刀砍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头的历史反革命”。指的是生活科科长郭大胡子多吃多占，一个人吃了应该分给七个人的猪肉，和已经被毛泽东御定为功过相抵的战斗英雄赵风山。 当然企图消灭解放军的现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字报也赫然其中。 倒是没有一张大字报是针对我们反动学生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我们的问题已经定案，不属于暗藏的坏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农场党委学习了十六条，文化革命的指导文件，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不管怎样，我们是学生，虽然是反动学生。 在大字报出现的同天，还有一个令人感到毛骨耸然的景象是农场干部袖子上突然都戴上了红袖标，上面写着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这个不平常行为增加了空气中的萧杀气氛，既然是赤卫，一定是碰到了强壮的敌人，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 以党委的强大，对付大字报上点名的这几个牛鬼蛇神值得这样严阵以待吗？其实这些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自己也不知道要赤卫什么，正像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的，毛泽东这次运动要收拾的敌人，正是他们这些这一刻信誓旦旦地准备去保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赤卫队。 大字报一出来后，斗争会已经是箭在弦上，大字报点到的人被拖上了斗争会。这是丘德功面临着的第二次因为唱消灭解放军而开的斗争会。 这一次的斗争会丘德功没有上次的幸运了，既没有徐仁芳给他的认罪机会，也没有“一双双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 问汪深有没有听清楚了。只有一个家属怯生生的说“汪师傅，你听清楚了吗？”，汪深混浊的眼睛这次非常明亮，挺着胸膛 回答得坚决和响亮：“我听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再追问汪深，为什么你上次说没有听清楚。代替的是愤怒的口号，和所有人的对丘德功的仇恨。而上次用辛辣语言逼迫汪深的李云飞正满头大汗的在斗争会上领喊口号，和带领着大家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倒它就不倒”，他声嘶力竭的充满情感的声音使人们完全忘记了上次会场上的同一个李云飞说过什么。 我叙述这个故事时与中国的小说家，回忆家，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对立，没有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没有善良与丑恶的角斗。在丘德功的斗争会上，看不到任何这样清晰的对立，而有的只是对一个已经失去保卫能力弱者的共同残踏和蹂躏。但是对立又是确实存在的，它不是存在人的层面上，而是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对立对于中国人都是大同小异的，无论是丘德功，是汪深，是主持这个斗争会的邵兰新，还是在这个会上这一刻正助纣为虐的一个个参会者，在心的深处，都有一个立足于他们本人经历，个性，良心，形势，压力，利益混合在一起的精确计算和斟酌，使他们在两个对立的结果中游离，彷惶，而最后他们在这个特定场合中的表现，正是他们对这件事件计算和斟酌的最终平衡结果。当文化革命以雷霆万钧的威摄压过来的时候，个性，良心等等在计算和斟酌中的份量都会被压缩到忽略不计的程度。道德，公平，正义和良心对这些没有基本权利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灾难中，大部分人能够做的，应该做的都是首先保护自己。 直到今天，我童颜鹤发的时候，回头望去，才明白主导着这个暴风雨般的气氛下面，作怪的是每个参加会议人一根根被捏住的辫子和裤子里的藏着的尾巴。说到底，中国人都是有着非常相同思维方法和处世哲学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还是罪犯。不同的只是他们在不同的位置，就要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如果将他们互换位置，表现也只是大同小异。 到了这个时候，丘德功已经被卷入到一个无形的风暴中，在这个风暴中，事情的真假，丘德功的态度，都已经无关紧要，汪深，李云飞，邵兰新也都无关紧要，没有人再能控制这件事情的下一步，丘德功的命运将，而且只能将，随着这个国家的政治风暴，随着文化革命的风云，在中国乌云密集的天空乱飞，乱转，谁也不知它会在哪里停下。
（六）造反
从1966年初到 1966年8月，文化革命的暴风雨席卷着丘德功在中国的政治上空继续旋转，丘德功历尽各种灾难，斗争会，游街，他就像一片枯叶在暴风雨的夜空中狂飞乱舞。 正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站在神秘的高深莫测的乌云中的毛泽东，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将他的战友和全国的官僚们耍得糊里糊涂，摸不着头脑，捉弄够了的时候，以太阳的姿态从云中钻出来了。 1966年8月，他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让惯于听从他的命令去整老百姓的官僚们莫明其妙，胆战心惊：你不是一直叫我们去搞阶级斗争，去整老百姓的？ 怎么这次整老百姓就变成围剿革命派，白色恐怖了？ 当然只是在心里嘀咕，没有人敢去公开责问毛泽东为什么的。 不管怎样，乌云散开了，丘德功就莫名其妙地被救了，救他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人民，更不是法律和政府，而是毛主席。主席像东方红唱的一样从乌云中升起，阳光从北京的金山一直照到农场，将丘德功从一个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的地位一下子上升到与毛泽东站在一个战壕里的造反派。丘德功因毛泽东搞文化革命而成牛鬼蛇神，现在丘德功又因毛泽东搞文化革命而成为反对走资派的造反派，而所有这一切变化丘德功本人什么也没有做。 人们开始以新的敬畏的目光投视丘德功和其他被旧党委揪出来的阶级敌人了，毛主席说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但是大家，包括这些人自己心里都在打鼓﹕ 这个阳光是真的吗？为什么毛主席要帮助我们，为什么他要让我们去反对他倡立和领导的党委呢？叫我们豁的一身刮，敢将皇帝拉下马，毛泽东他本人不就是皇帝吗？ 跟着皇帝造去反，这个造反还是造反吗？
人们用一种审度、不理解、乃至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的这番话。人们嘴上在叫文化革命万岁，心里在想，这是不是已经玩过的钓鱼上钩？ 饱经政治运动风霜的人，都看出这场运动的荒诞不经，漏洞百出，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大家都在翘首以待，静待下面的变化，农场一片寂静。 反右的记忆太深刻了，人们对那次的背信弃义仍记忆犹新。从毛泽东贴出大字报到人们真正起来造党委的反， 夺党委的权之间有一段非常长的沉寂。 毛主席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家毫无反映。 毛主席说： “豁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大家还像若无其事，没有人舍得被剐，去斗他的上司。 对于毛泽东一个比一个强烈的煽动，好像无人听到。没有一个人傻到真要去把皇帝拉下马，因为那不就是要将毛泽东自己拉下马吗﹖当然谁也不敢将这话说出来。 但是这种平静是表面上的，人心中的冬蛰已经在那里蠢蠢欲动了。人的心中往往都存在一种逆反的引诱，这种引诱在困难的时候，叫做希望，在生病的时候，叫做康复，在被压迫的和受到欺侮时候，叫做反抗。在一个暴烈的专制制度下，镇压的残忍使这种逆反引诱愈退愈远，销声匿迹，以至人们都快忘记它了，但是它不可能死亡，因为它的死亡就像征着生命的结束。心理大师毛泽东深知这个道理，他不断用试牙草像逗蟋蟀一样在诱发人们心中的这个魔鬼，使它复活，使它仇恨，使它愤怒，去咬，去撕，去流血。这些官老爷们在老百姓头上指手划脚，作威作福已经旷日月久了，怎么可能没有民愤呢？不是冤没有头，债没有主，而是需要一把火，一旦大火烧起来，它就会熊熊映天， 毛泽东知道。 几十年后，到了国外，至天命之年后我才明白，问题不是出在不平上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平，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些不平，怎样给这些不平一个出口，否则月积日累，到了一定时候就要爆炸。国外的现代人性，道德，宗教和哲理都主张用宽恕和理性来消除积怨，而毛泽东认为必须斗，他说八亿人，不斗能行吗？所以他让老百姓以牙还牙，你砍我一刀，我就砍回一刀，毛泽东思想与现代文明就在这里分野。 他继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可是大家害怕，将来再打回来怎么办？ 大家仍然无动于衷，农场还是一片静寂。 农场的文化革命的兴起可能要比中国的其它地方更为艰难，因为农场的工人干部以复员军人为主体，对于共产党政治运动都有丰富经验，不太会响应毛泽东造反的鼓动。当农场的当权派被从官位赶下来，与我们这些反动分子一起劳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是在中学校长李喜元与党委机关书记刘世雄之间进行的。李问刘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时，刘说：“我宁愿犯政治路线的错误，也不犯组织路线的错误”，“在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发生矛盾的时候，我选择组织路线”。 刘说这二段话时，神色凄凉，但无比坚定。刘的这段话不但反映了农场工人和干部在共产党政治中的成熟和睿智，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人对待政治斗争的根本原则，派系的远近要远远重于道理的对错。 作为党魁，毛泽东当然知道他的文化革命的艰难，不尽然来自他在人心中已经有过出尔反尔的记录，还来自他的党的多年的铁血政策。毛泽东知道他已经在草堆上浇上了油，现在需要有人点上火，那怕是一点火苗，熊熊大火就会烧红半边天空。到那时候，所有看风使舵，瞻前思后的人一旦上了贼船，再无退路，就会奋不顾身的。 可是谁来点这个火苗呢﹖ 毛泽东使出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方法，但就这个方法就已足知毛的为人，为达目的而不顾一切。 他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亿万学生，让全中国的学生不上课了，免费火车，免费旅馆，免费全国串联，去造反。将周恩来在那里苦苦支撑的国家秩序打得稀巴烂。 就这样中国的学生们，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冲向工厂，机关，农场，用他们一知半解的毛泽东语录去套那里的革命，生产停顿了，办公室关门了，官僚们被戴着高帽子游街，这些学生戴着毛泽东的虎威，初生牛犊不怕虎，将全国搞得天翻地覆，最要紧的是他们闹过就走了，没有怕报复之忧，国家陷入大混乱，火终于点着了。 恐怕古今中外，历史将来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想出像毛泽东这样荒唐，恶毒和缺德的方法。 将未成龄的孩子用作政治工具的做法在世界上不会再有了。且不说这种做法的卑鄙，这些孩子智鉴尚完全发育，不能对他们的行动完全负责，而且这种做法让整整一代人断绝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的未来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从这里看到了贯穿毛泽东人生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打架时的狠，毒，不计后果的市井无赖式的拼命。无论毛泽东小时候用死吓退他的父亲，或者以死三亿人对抗美国的原子弹威胁，都充满了这种不顾后果的拼命打法的凶狠，可能正是他的这种凶狠使所有他的战友，包括柔功达到化境的周恩来望而生畏，乖乖称臣。 党委的瘫痪，使国家基层那个被普遍叫做“单位” 的怪物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各种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出现了，部分的掌握了单位的权力。一个特殊的被叫做造反派的群体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首先造反派这个名词是一种误导，这里所谓的造反派实际是毛泽东的工具，而毛泽东是皇帝，那么这个群体不管叫什么，例如叫走狗，叫马屁精，都比叫造反派有道理。被叫成了造反派反而成了一种讥讽，因为这些人是跟着皇帝去铲除异己的。如果当时中国刘少奇是党的主席，毛是付主席，那么叫造反派就名副其实了。不过那时候大部分人又会选择跟着刘正主席去造毛副主席的反了，被整死的就是毛副主席，而不是刘正主席了，唯一的区别就是如果刘正主席要造反毛副主席，点火就要容易多了，将毛副主席反右，大跃进，饿死人的事迹一公布，全国马上就会海沸山崩。 其次将这些所谓造反派被描写成一批没有头脑，脚底流脓，头上生疮的打砸抢分子是另外一个误导。其实在文化革命斗争中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处于过上风，从诞生的那天起，他们就是一群不由自主的炮灰。他们因旧党委抛出而哀，然后又因毛的造反而救，进而又因毛的文化革命而荣，最后又因毛的抛弃和旧党委报复而死。他们就像一群尾巴上被系上了浇上汽油的火柴的狗，前进是死，退也是死，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悲情人物。 即当毛的文化革命到了如火如荼的时候，造反派从被旧党委抛出而糊里糊涂的变成与毛泽东一个战壕与旧党委开战的时候，他们也从没有到过辉煌的境界。他们最荣耀的时候，是旧党委被停工，各种造反派组织夺权的时候，那时候不管什么组织都叫自己为造反派，需要几个像他们这样开始被旧党委揪过的人物来领军，点缀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掩饰自己的保皇本质。 农场的造反相比全国其它地方要温和得多，到了东北石油学院的学生造反到农场，解散党委，召开斗争会的时候，农场的形势已经如箭在弦上，压不住了。紧接着青年工人黄义一贴出了与毛泽东题目非常相似的的大字报，《炮打农场党委--我的一张大字报》，实际这时造反已经是无惊无险，挟天子之威而号天下了，党委已经成了死尸一首，不敢还手了。然后一批支持的大字报蜂拥而出，北京传来的模式，戴高帽子，喷射式，剃鬼头，游街，夺党委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等等在农场原封不动地照演了一遍。 对于这些全国通演的节目，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印象最深的只是在斗争农场党委书记茹作斌时候的一幕，他镇静自如，借大会斗他的时间，对他下面的干部说：同志们，接受党和人民考验的时候到来了，后面他放弃了一切抵抗，对所有的控诉，一律回答，我有罪，我对不起毛主席和大家，我向大家认罪。 他非常清楚，这些认罪都是空洞的，谁来治这些罪，怎么治？而当有日他们回复过来时，他们对老百姓的治罪才是毫不留情和实实在在的。 等这些毛泽东设计的戏都演完的时候，农场的真正革命才开始了，农场的工人们开始思考怎样借毛泽东的力量，借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这时候 真正决定农场命运和农工命运的较量和革命，打着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造反开始了。 这个农场工作的人除了本来就是拖拉机和康拜因工人以外，大部分都是有各种尾巴被上级控制，或者没有重要尾巴，但是不为上级领导信任和喜欢的工人和干部，这些人没有经任何法律判决，甚至政治处罚就被集中到周围全是劳改农场的所谓大庆五七农场，实际就是心照不宣的二劳改。 这种侮辱对于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是压在头上的无形的石头，现在这个多年来不敢言传的愤怒终于在党委被打倒后爆发了，人们面对着一个真正重大的和具有实际意义的命运问题，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 问题的焦点集中到这是一个什么农场？是石油部和大庆私设的劳改农场，还是像毛泽东五七指示说的：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一个走五七道路的农场。 农场的保皇派，大部分是党的干部，人数只有农场5%，他们说这是执行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五七农场。 农场的造反派，也就是除农场干部的大部分人说，毛主席说工人以工为主，而我们这里变成以农为主，这是一个黑农场。 正像多年来政治运动整人一样，整人的干部绝对不谈为什么整这个人的真正原因，而千方百计的要给被整人扣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所以这次农场的造反工人也以治人之道还治治人己身，绝口不说自己的愤懑是石油部和大庆私设的劳改农场，自己平白无故的被送来二劳改，而口口声声自己是在保卫毛泽东思想，大庆和石油部反对毛泽东思想，拒不执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毛泽东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现在大庆和石油部让工人长期种地，是对抗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造反的工人们自作聪明的认为，只有反对毛泽东思想这个帽子，才能使大庆和石油部害怕，使他们让步。 有趣的是在提到石油部和大庆私设的劳改农场时，我们这十一个被送到农场改造的反动学生当然也就被拿出来做为这是变相劳改农场佐证。但是这些农场的造反工人干部只是想将我们用作为打大庆和石油部的炮弹，并不想真正伤害我们。所以又小心翼翼的说明，根据十六条，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放到运动后期再说。隐藏在同为天下受苦人之下的惺惺相惜，苦心孤诣，令人心酸。 由此可见，农场工人的造反是多么善良，多么软弱，多么苍白。 如果是真正造反，抗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理直气壮，就应将农场封闭，开着拖拉机康拜因浩浩荡荡直奔大庆，可是这些造反的人心里还是害怕，没有人敢这么做，就派出一批批的代表去大庆和石油部与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和那里的革命委员会谈判。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现象，造反的人在求被打倒的人批准，而那些在台下的官员一个个老奸巨猾，对于这些要求，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有罪，我反对毛泽东思想，但是现在我没有权，我有了权一定会考虑革命群众的要求。但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所谓的因为工人以工为主，现在让工人以农为主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纯然是无稽之谈。 所以农场工人要求撤消农场让他们返回大庆的愿望注定是个死胎。 在这个时候我与丘德功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那是一次批判农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的会后，天漆黑一团，没有一颗星星。 我与丘德功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丘似乎还沉浸在会上大叫撤消黑农场的兴奋中，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激动，我决定提醒他一下，我开门见山： 老丘啊，要当心啊！ 丘德功茫然地看着我，他似乎不明白在这农场一片叫砸烂黑农场，农场的官员一个个被戴帽游街，下放黑鬼队劳动的大好形势下，此话从何说起。 我解释说，要防止形势倒转，秋后算账啊！ 丘德功一下明白了，他激动地说，我知道，但是他们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是在保卫毛泽东思想，他解释给我听，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说我们捍卫毛泽东思想错的，给我们定罪名，他露出一种自认为非常得计的自信。 看出我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他补充说： 不过我也只是跟在大家后面叫叫，农场所有人都在叫砸烂黑农场。 这倒是真的，差不多所有运动开始被党委打成反革命的人，现在都是各群众组织的头头，而老丘只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组织的普通成员，跟着大家摇摇小旗而已。 我觉得他还是当心的。将来算账时至多批判一下就算了。 但是我错了，老丘更错了，在秋后算账时，他们放过那些跳得最凶的，但是苗正根红的人，抓的和瞄准的就是有过历史问题和出身不好的人，哪怕这些人只是唯唯诺诺地跟在后面打小旗。 谁也没有想到丘德功要以生命为代价去偿还他怯生生地跟着大家叫嚷砸烂黑农场的小小罪过。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丘德功。
(七) 暴死
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做了四次背叛，这四次被背叛的对象都是于他有大恩惠的，或者是被他作为工具派了大用场的人。当他做完最后一次背叛，也就是背叛他功勋昭著的元帅林彪时候，他已经骑虎难下，精疲力尽，不知怎么办了，随着健康每况愈下，不久就离开人世了。 毛泽东的第一次背叛是对他忠心恳恳，为他的阶级斗争国策常年卖命的官员。这次背叛是打着打倒走资派的旗帜，所以理直气壮。在这场搏斗中，毛泽东以个人之力独对共产党组织和它的官僚，这使他的声誉如日中天，成为中国的神。完成第一次背叛的时候，毛泽东满面红光，意气风发。 毛泽东的第二次背叛是将点起文化革命熊熊烈火的，为他打倒走资派立了卓越功勋，视他为天神的革命小将，统统送到农村去，毁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毁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青春，但是他的上帝地位丝毫未动摇，中国人仍将他视为神。做完第二次背叛时，毛泽东依然精神矍铄，踌躇满志，没有感到有任何对不起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的地方，这些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对他发出指责和反抗。 毛泽东的第三次背叛是将最初被他誉为革命派，后来为他扳倒党委系统冲锋陷阵的所谓造反派，送回重新掌权的官员去，任他们污辱，蹂躏，屠杀。从此造反派如丧家之犬，死的死，关的关，一个个恶名昭著，成为文革打砸抢的代名词和替罪羊。做第三次背叛的时候，毛泽东依然意气风发，蹈机握杼。没有人认为这些造反派可怜，大部分人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 让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脸不红心不跳的将这些他从老虎口里救出来的他称之谓革命派的人，在使用完后，又平静的，顺理成章地将他们送回走资派去报复折腾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什么是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就是清理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文化革命一开始被党委揪出来作为文化革命炮灰的人，而也正是这些人为他后来打到走资派的文化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毛泽东将他们使用完了，又堂而皇之地原物送回，任还乡团蹂躏出气。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些人被重新揪斗时，与第一次党委将他们抛出来当炮灰时已经是情况完全不同了，上一次党委是执行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国策，例行公事，揪几个人斗一斗，而这一次新党委对他们是恨入骨髓，动真格了，因为他们被游街，被戴高帽子，被抄家，这些虽然是毛泽东要做的事情，但是是通过这些人做出来的，现在这些罪行无法给毛泽东算，也就理所当然地统统加到造反派身上去了。让造反派为毛泽东代过，让他们在造反派身上倾泻和发泄仇恨，是毛泽东对他们的恩宠有加。所以这次清算新党委不但是带着阶级仇恨，而且带着这些当权派自己的个人仇恨进行的，其程度空前惨烈，使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成为文化革命最恐怖，最残忍，死人最多的时期。 文革形象至今存在各种误导： 它的第一个误导就是抹杀了文化革命中最惨烈，最残忍的时期是清理阶级队伍，而说成最恐怖是运动早期的走资派，官员和名人被斗。 它的第二个误导是造成了一个印象，文革中的种种恐怖，包括运动开始时候的冲击名人和游斗官员，其后的武斗，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不是毛泽东号召搞的。 它的第三个误导就是将文革描成是解放以来最惨烈的政治运动，实际情况就它整个运动的情形来看，除清理阶级队伍，其它时期的恐怖是不能与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甚至四清并论的。其根本原因文革前期党组织瘫痪，群众组织只管面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用再思想汇报，不再受积极分子监督，完全处于自管自状态，享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就是参加了群众组织的人，很多只是挂个名，并不参加派战和武斗，他们与在群众组织外面的人构成了大大多数，被称为逍遥派。文革后期林彪死后，更多的老百姓和官僚对政治失去兴趣，政治运动再也发动不起来，加上当官的经过文革老百姓的反弹，除了对造反派镇压不留情外，对老百姓温和多了，这时候不但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自由变得更彻底了，就连我们在改造的反动分子，日子也好多了。 丘德功就是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他从被毛泽东搞的文化革命的一开始被揪出来，其后为毛泽东造反所救，最后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毛泽东重新送回新革委会去处理，这其间，整整三年，我们对他的个人活动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实际什么也没有做，他的命运全部由文革的变化而决定。下面我们看看他最后的路是怎么走完的。 农场是这么一个地方，除了少数农场干部以外，差不多农场里面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农场是石油部的黑农场，是变相的劳改农场，应该砸烂，待在这里是对他们政治生命的蹂躏和污辱，他们渴望回到大庆的石油工业上去。但是农场造反派不敢直接说明这个真正的原因，只敢拐弯抹角，借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工人以工为主，而让他们长期种田是以农为主，是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大帽子向党委扣去，以为大庆领导会害怕，会让步，会同意撤消这个农场。 农场在群众组织掌权后，一次次地派出代表去大庆，去石油部，向被打倒的旧党委成员要求撤消农场，那些当时正在被斗的旧党委成员，一个比一个态度好： “同志们受委屈了，我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有罪，让你们这么多年来受苦了，但是我现在没有权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将来我有权了，我一定记住你们的要求，让你们回到工业战线上来。” 代表们带回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好，农场的人无比兴奋，有的都在准备搬家了。 谁知道他们等来的不是搬家，不是农场撤销，新革委会一成立个马上就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揪砸黑农场的坏分子。 大庆新的革委会显然认为像农场这样的地方，里面不是好人多数，坏人是一小撮，而是反之，依靠群众在农场是不行的，他们决定从大庆派人过去用棍子将农场的人打服。 来的人既是秋收支援队，又是打人的队伍。由农场革委会提供名单，哪些人该被打，打的程度应该是轻还是重。 如果光从清理阶级队伍的标准来看，丘德功确实不应该在被打的名单上，丘德功自被毛泽东解放后，在整个文化革命中，既没有斗当官的，也没有成为群众组织的头头，只是砸烂黑农场组织的一个普通成员，而且是一个不活跃的，跟在后面打小旗的成员。对于农场95%的人都是砸烂黑农场组织成员的这个事实而言，丘德功在文化革命中没有被斗被打的理由。如果要算砸烂黑农场的账，那么四队中叫得最凶的李云飞，黄福民应该是主要被打的对象。 但是错了，丘德功被赫然列在被打的名单的首位，而在运动中跳得最凶的李云飞，黄福民只是陪打。 李云飞被叫出来准备修理的时候，他突然跪了下来：“我的老爹，我的老妈，我这个人是最怕打的，只要不打，你们让我叫爹叫娘，叫我学乌龟爬都可以”，他的声音像京剧里面那种丑角的声音，又尖又细，极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搞得支援队的人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来。但对于这种棉花般的人，谁也下不去手，加上他在名单上不是主要分子，因此装模做样的训斥了一顿就过去了。 然后李云飞，黄福民这些被定为陪打的人，心怀余悸，在打人的会上拼命表现，上串下跳，给打人火上加油，来争取自己被轻打，或者巩固自己不被打的地位。 当然丘德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不管他怎么样表现，都是没有用的，他注定要被狠狠地打，因为他是作为砸烂黑农场的幕后黑手，被揪出来的。 可是谁会相信已经被他们吓得唯唯诺诺到处忍让的丘德功是黑手？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打丘德功只因为他出身不好，又有唱消灭解放军的记录，将他揪出来就更能表明砸烂黑农场是由坏人操纵的，广大群众是被利用了，让害怕被打的广大群众体面的退下去。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辞典中，从来没有冤枉不冤枉一说，而只有策略，怎么做对党的事业有利就是对的。 来四队打人的是大庆设计院和研究院，都是知识分子，大庆文革中两院与工读学校并列为大庆打人最凶的单位。两院中都是臭老九，出身不好的人多，为了得到党的信任，打人厉害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工读学生，他们的年龄相当于初中学生，为什么打人厉害？ 我一直不得而解。相形之下，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就比工校文明多了，是不是人类在少年这个岁数段，或者中国人在这个岁数段特别残暴，也许将来有人能解释出其中的生理原因。 我没有参加当时打人的现场，不能描写出丘德功被打死的具体场景。至今回忆起来，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参加那样的会议对我不但危险，搞不好就会被卷进去，而且也极其痛苦。试想一下，面对着一帮人群毁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人，一个在求饶的人，而自己必须参加另一帮人大声叫打得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我想都害怕去想。 丘德功没有等到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背叛就死了，我相信如果他能等到这最后一次背叛，他就不会死了，我们这些饱受社会压迫和欺凌的人的曙光已在前面不远了。毛泽东搞完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又对准了新的目标，使他不可一世的生涯走上转折点，毛泽东终于遇到了滑铁卢。 这次毛泽东背叛的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他的元帅林彪。且不说这个人在他建国中为他立过多少功勋，只就文化革命说，没有这个人在军事上保驾，在政治上为他鼓吹，他的文化革命是无法起来的。说他是文革的最大功臣，毛泽东最强力的助手并不为过。直至今天为止，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林彪，官方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没有人相信林彪要抢毛泽东的权，要政变。同样关于林彪怎么死的，官方也无法给出一个令人能相信的说法，开着飞机逃走，飞机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说法确实连孩子都不能相信。 共产党是不会公布这个真相的，而且随着了解情况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它有没有真相都已经是问题了， 林彪问题只能是一个谜，一个谎话被永远记载在中国历史上。 但是落花流水，这些都不重要了，对我们重要的是历史终于翻过了一页： 林彪用他的死结束了毛泽东的神话； 林彪用他的死结束了共产党的理论制高点； 林彪用他的死降低了中国人民的愚昧水平，使凶残的中国人失去了做政治运动帮凶的兴趣； 当然对我们和丘德功这样的人，更重要的是林彪用他的死使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5%地富反坏右的日子好过多了。 可惜丘德功没有等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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