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革

丘德功從第一次劫難中脫險不久，文化大革命就來了，這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春天。

今天我們從中國的史料去回看這場文化大革命，不免會有讀三國演義感覺，毛澤東，造反派和老幹部，形成了三個又對立和又依賴的關係。像三國演義的作者一樣﹐從上古以來，中國民族就是一個主觀意識和感情色彩極其強烈的民族，要中國民族去客觀地敘說一件事情，不將自己的關係遠近，派系，好惡、愛憎放進去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不管是將毛澤東看成曹操，還是造反派是曹操，此後的故事是無法公平地講出來的，其結果就像三國，使大家永遠也不明白，一個聰明得像神一樣的諸葛亮加上一個善良得像君子一樣的劉備怎麼最後會輸給又蠢又壞的曹操？中國人的歷史，文學和故事都是戲，中國人生活在非常複雜的關係和鬥爭中，但是一到文化中他們就亂編胡造，把它都說成戲，不讓你知道他們真正生活中的樣子。

正是這樣，寫到文化革命的事情，我就會陷入非常困難的境界，讀者腦子中已經固定地將文化革命與一些畫面和模式連在一起了：造反派打砸搶論，老幹部被迫害論，毛澤東整劉少奇論，靈魂大革命論，個人大崇拜論，或是人民文革論等等，等讀到這個故事時立場和喜惡早就預定了，會將他們預定的觀念自然而然的結合到我故事中去，丘德功不是成了打砸搶的小流氓，就成了與專制官僚鬥爭的民族英雄，和他們成天看的子虛烏有的戲和寫的時評混到一起了。

可是離開文化大革命又怎能理解丘德功後面的命運和悲劇呢？我舉筆難定，最後終於改變了只談丘德功故事，避免過多談論國家政治的初衷。因為我一旦走到對丘德功命運的深度思考之中，就會發現那個時代個人的空間已經幾乎被國家和體全部吃掉了，也就是個人的個性被強悍的時代共性壓抑到非常微弱，根本無法左右和改變自己的命運。如果我們那樣去孤立的談丘德功的故事，會完完全全歪曲丘德功的經歷。實際上到了這個地步，丘德功對於自己的命運已經不能負責，也做不了什麼，它完全控制在國家政治手裡。

可是另一方面只要我一借鑑現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來繼續敘述丘德功和農場的故事，丘德功就會被讀者不自覺地歸入他們腦子中已經固定化了的文化革命人物模式中去，那樣也會將丘德功的故事歪曲和糟蹋得不成樣子。

因此兩條路對我都很困難，我只能從這兩條路的中間找一個夾縫穿過去。

這就是盡力就事論事的來述說這個故事，也就是說立足於丘德功和農場的命運變化來反映文化革命的演變，而不是反之，去借鑑現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來敘述丘德功和農場的故事。顯然要在這個小小的故事，脫出現有的各種文革模型，去忠實地複述文化革命的歷程，無疑非常困難，會使文章的篇幅愈寫愈大，這畢竟不是一部專門論述文化革命的專著。為了減少這個困難，我儘可能的以講丘德功的故事來帶動在他周圍燃燒的文化革命， 就像布爾什維克革命之火在奇瓦哥醫生的身邊熊熊燃燒，而齊瓦哥醫生與娜拉的愛情依然在革命之火的烽煙中延綿。不同的是丘德功沒有齊瓦哥醫生與娜拉的那份幸運，他的個人命運被文化革命的中國之火差不多完全吞沒了，我要盡很大的努力才能在革命的火焰中找到他渺小的影跡。

農場是中國的一個小小的角落，有它區別於中國其它地方的特殊性，但是就文革的興起，各個階段的層次，以及人在不同階段的心態，和它最後因林彪的死和毛澤東的健康惡化，力不從心而陷入退無人敢說，進不知何從的泥潭，不死不活的拖到毛死，基本上還是完全尊從這個國家的共性。如果說有區別，那麼這場由毛澤東強加於中國的革命，傳到偏僻農場的時候往往要比其它地方晚好幾個節奏。

我有時想，如果毛澤東真的能活一百四十二歲(當時報道的特大喜訊)，或者永遠不死，文化革命會怎樣結局呢？中國的現在又會怎樣呢？當然這種非常理念的探討不是講究實際利益的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樣的話，中國的近代史就必須徹底重寫了，不會有四人幫坐牢，不會有鄧設計師放出他們的子孫像元朝蒙古貴族在中國走馬圈地一樣去分割國家公有財產，當然也就更不會有習近平的賊喊捉賊式的抓貪污鬧劇了。所以到了中國歷史這個領域上，是沒有什麼政治理論家和學者說的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的，純然是一場隨機前進的悲劇。 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沒有年代，從字縫中看出的字只是吃人。我的看法有一點不同，吃人很難看出來，中國有這麼多的歷史學家，他們職責就是是將中國歷史塗改的面目全非，將關鍵地方蓋的嚴嚴實實，讓外國人和中國子孫什麼也看不出來。

文化革命的火蔓延到農場是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夏天，這時中國的紅衛兵都已經到處在抄家，滅四舊了，農場卻如夢初醒，響應毛主席的口號，要文化革命了。黨委最初理解的文化革命就是與過去的政治運動一樣，揪幾個階級敵人出來斗一下。

這不應該怪罪於農場黨委思想僵化，或者轉移革命的方向。不同於共產黨的上層幹部，對於毛劉的矛盾已經有所了解察覺，知道毛的來者不善和醉翁之意是指向劉少奇，而有意的將毛的矛頭轉向發不出聲音的老百姓，來保護劉少奇和他們自己。但是這個指責卻絕對不適用於農場這樣底層的幹部，他們怎麼可能想到這次偉大領袖的意圖不是要像以往一樣搞階級鬥爭，打階級敵人，而是要打倒劉主席，並且要將農場幹部自己也要揪出來陪斗一下？他們能想到的，能做到的只能是根據過去政治運動的做法，來重複一遍而已。所以毛澤東只憑一條這次運動的重點對象是走資本主義的黨內的當權派的空洞條文，就要他的所有官員去斗劉少奇和他的僚友，斗他們自己，否則的話就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在是強人所難，蠻不講理的。其結果必然是使所有的官員都糊裡糊塗的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毛澤東的大家找不到的尚未亮相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就這樣，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戰略步驟，一開始就將一個小小的在農場求生的下放幹部，與他的整走資本主義的黨內當權派毫無關係的丘德功拖入到一場災難之中，農場確定的要揪的新牛鬼蛇神中，丘德功無可逃脫。

這同樣不能完全怪罪農場的黨委，當他們絞盡腦汁從他們下屬的名單中挑選一個個階級鬥爭的對象時，恐怕沒有比公開叫囂消滅解放軍的人更容易浮上腦袋了。雖然這是莫須有的，而別的工人和幹部連這樣的莫須有也找不到，運動去斗誰呢？史無前例的毛澤東時代，國家大事和國家政治就是通過這樣荒唐的邏輯與個人的命運這樣息息相連起來的。儘管丘德功本人的歷史，思想與反劉少奇和保劉少奇沒有任何關係，和文化革命開始時的開場鑼，掃四舊，海瑞罵皇帝，三家村等等等也沒有一點關係，但是從文化革命的一開始，他就被推到文化革命的浪尖之上，他的命運就隨着文化革命的變化而升沉榮辱，無論丘德功本人，或者農場的幹部都對它失去了控制。

毛澤東政治與中國古代封建政治，劉少奇政治，鄧小平政治顯然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他的很多決定不是從組織路途和官僚網絡下達和執行的，而是通過他高深莫測的和將來可以任意添加，甚至向反向連接的語言和指令進行的，這些不具有法律嚴密性的模稜兩可的語言，將所有的人，從他身旁的親密戰友，到社會底層的一個小小普通人，都搞得惶惶不可終日，被籠罩到它無形的巨大恐懼的陰影之下。毛玩的是一種高深莫測的心理戰術，正像他自己非常得意說的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靈魂大革命。這個詭譎的玄術使他死了幾十年後，還有不少文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追求它的絕對價值和永久意義，在裡面輾轉反側，迷戀忘懷，讚不絕口。

當時農場空氣中閃爍着一種可怕的沉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恐怖瀰漫在農場的每一個空間，這就像戰場開戰之前，兩軍對壘時的寂靜一樣可怕，人心充滿恐懼，個個心懷鬼胎，不知這次誰該遭殃？ 因為以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VS人性，從共和國的主席，總理，到一個農場的小小農工，哪一個沒有辮子捏在上級領導的手裡，但是表面上這一個個都有辮子被捏住的人都比沒有辮子的人更想顯得沒有辮子，更意氣風發，更鬥志昂揚，這就要比沒有辮子的人更起勁的高唱着社會主義好和東方紅。包括在天安門廣場上，親自起勁的指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來。看着照片和電視中周恩來那種激情澎湃的樣子，如果有人能看到在他的激情下面是也是褲子中邱德功說的要藏起來的一條條尾巴在發功，怎麼不令人為他難過。貴為國家總理都是這個樣子，中國人活着怎麼不難啊！所以對於任何一個叫做中國通的外國人，想真正了解中國人的人生，真是難於爬中國的蜀道。他們可以將中國話講得地地道道，但是他們對中國人和事情的解釋往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牛頭不對馬嘴。

終於在一個夜晚，轉瞬之間，農場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禮堂就鋪天蓋地地貼滿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報，在進門的地方，有一幅用大體字寫的大字報特別顯眼，上面寫着：“郭大鬍子，你為什麼一個人吃了七個人的肉？”和“堅決要求揪出用大刀砍了一百多個共產黨頭的歷史反革命”。指的是生活科科長郭大鬍子多吃多占，一個人吃了應該分給七個人的豬肉，和已經被毛澤東御定為功過相抵的戰鬥英雄趙風山。

當然企圖消滅解放軍的現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字報也赫然其中。

倒是沒有一張大字報是針對我們反動學生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我們的問題已經定案，不屬於暗藏的壞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農場黨委學習了十六條，文化革命的指導文件，學生的問題一律不整。不管怎樣，我們是學生，雖然是反動學生。

在大字報出現的同天，還有一個令人感到毛骨聳然的景象是農場幹部袖子上突然都戴上了紅袖標，上面寫着毛澤東思想赤衛隊。這個不平常行為增加了空氣中的蕭殺氣氛，既然是赤衛，一定是碰到了強壯的敵人， 可是敵人在哪裡呢？ 以黨委的強大，對付大字報上點名的這幾個牛鬼蛇神值得這樣嚴陣以待嗎？其實這些所謂的毛澤東思想赤衛隊自己也不知道要赤衛什麼，正像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的，毛澤東這次運動要收拾的敵人，正是他們這些這一刻信誓旦旦地準備去保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赤衛隊。

大字報一出來後，鬥爭會已經是箭在弦上，大字報點到的人被拖上了鬥爭會。這是丘德功面臨着的第二次因為唱消滅解放軍而開的鬥爭會。

這一次的鬥爭會丘德功沒有上次的幸運了，既沒有徐仁芳給他的認罪機會，也沒有“一雙雙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 問汪深有沒有聽清楚了。只有一個家屬怯生生的說“汪師傅，你聽清楚了嗎？”，汪深混濁的眼睛這次非常明亮，挺着胸膛 回答得堅決和響亮：“我聽得非常清楚”。沒有一個人再追問汪深，為什麼你上次說沒有聽清楚。代替的是憤怒的口號，和所有人的對丘德功的仇恨。而上次用辛辣語言逼迫汪深的李雲飛正滿頭大汗的在鬥爭會上領喊口號，和帶領着大家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倒它就不倒”，他聲嘶力竭的充滿情感的聲音使人們完全忘記了上次會場上的同一個李雲飛說過什麼。

我敘述這個故事時與中國的小說家，回憶家，政治家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沒有好人與壞人的對立，沒有光明與黑暗的較量，沒有善良與醜惡的角斗。在丘德功的鬥爭會上，看不到任何這樣清晰的對立，而有的只是對一個已經失去保衛能力弱者的共同殘踏和蹂躪。但是對立又是確實存在的，它不是存在人的層面上，而是在人的心裏面，這個對立對於中國人都是大同小異的，無論是丘德功，是汪深，是主持這個鬥爭會的邵蘭新，還是在這個會上這一刻正助紂為虐的一個個參會者，在心的深處，都有一個立足於他們本人經歷，個性，良心，形勢，壓力，利益混合在一起的精確計算和斟酌，使他們在兩個對立的結果中游離，彷惶，而最後他們在這個特定場合中的表現，正是他們對這件事件計算和斟酌的最終平衡結果。當文化革命以雷霆萬鈞的威攝壓過來的時候，個性，良心等等在計算和斟酌中的份量都會被壓縮到忽略不計的程度。道德，公平，正義和良心對這些沒有基本權利的人來說是一種奢侈，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災難中，大部分人能夠做的，應該做的都是首先保護自己。

直到今天，我童顏鶴髮的時候，回頭望去，才明白主導着這個暴風雨般的氣氛下面，作怪的是每個參加會議人一根根被捏住的辮子和褲子裡的藏着的尾巴。說到底，中國人都是有着非常相同思維方法和處世哲學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還是罪犯。不同的只是他們在不同的位置，就要說不同的話，做不同的事，如果將他們互換位置，表現也只是大同小異。

到了這個時候，丘德功已經被捲入到一個無形的風暴中，在這個風暴中，事情的真假，丘德功的態度，都已經無關緊要，汪深，李雲飛，邵蘭新也都無關緊要，沒有人再能控制這件事情的下一步，丘德功的命運將，而且只能將，隨着這個國家的政治風暴，隨着文化革命的風雲，在中國烏雲密集的天空亂飛，亂轉，誰也不知它會在哪裡停下。

（六）造反

從1966年初到 1966年8月，文化革命的暴風雨席捲着丘德功在中國的政治上空繼續旋轉，丘德功歷盡各種災難，鬥爭會，遊街，他就像一片枯葉在暴風雨的夜空中狂飛亂舞。

正在這個時候奇蹟發生了，站在神秘的高深莫測的烏雲中的毛澤東，東一榔頭，西一錘子，將他的戰友和全國的官僚們耍得糊裡糊塗，摸不着頭腦，捉弄夠了的時候，以太陽的姿態從雲中鑽出來了。

1966年8月，他在北京大學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大字報讓慣於聽從他的命令去整老百姓的官僚們莫明其妙，膽戰心驚：你不是一直叫我們去搞階級鬥爭，去整老百姓的？ 怎麼這次整老百姓就變成圍剿革命派，白色恐怖了？ 當然只是在心裡嘀咕，沒有人敢去公開責問毛澤東為什麼的。

不管怎樣，烏雲散開了，丘德功就莫名其妙地被救了，救他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人民，更不是法律和政府，而是毛主席。主席像東方紅唱的一樣從烏雲中升起，陽光從北京的金山一直照到農場，將丘德功從一個牛鬼蛇神，階級敵人的地位一下子上升到與毛澤東站在一個戰壕里的造反派。丘德功因毛澤東搞文化革命而成牛鬼蛇神，現在丘德功又因毛澤東搞文化革命而成為反對走資派的造反派，而所有這一切變化丘德功本人什麼也沒有做。

人們開始以新的敬畏的目光投視丘德功和其他被舊黨委揪出來的階級敵人了，毛主席說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派，但是大家，包括這些人自己心裡都在打鼓﹕

這個陽光是真的嗎？為什麼毛主席要幫助我們，為什麼他要讓我們去反對他倡立和領導的黨委呢？叫我們豁的一身刮，敢將皇帝拉下馬，毛澤東他本人不就是皇帝嗎？ 跟着皇帝造去反，這個造反還是造反嗎？

人們用一種審度、不理解、乃至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毛澤東的這番話。人們嘴上在叫文化革命萬歲，心裡在想，這是不是已經玩過的釣魚上鈎？

飽經政治運動風霜的人，都看出這場運動的荒誕不經，漏洞百出，沒有人敢輕舉妄動，大家都在翹首以待，靜待下面的變化，農場一片寂靜。

反右的記憶太深刻了，人們對那次的背信棄義仍記憶猶新。從毛澤東貼出大字報到人們真正起來造黨委的反， 奪黨委的權之間有一段非常長的沉寂。

毛主席說：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大家毫無反映。

毛主席說：

“豁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大家還像若無其事，沒有人捨得被剮，去斗他的上司。

對於毛澤東一個比一個強烈的煽動，好像無人聽到。沒有一個人傻到真要去把皇帝拉下馬，因為那不就是要將毛澤東自己拉下馬嗎﹖當然誰也不敢將這話說出來。

但是這種平靜是表面上的，人心中的冬蟄已經在那裡蠢蠢欲動了。人的心中往往都存在一種逆反的引誘，這種引誘在困難的時候，叫做希望，在生病的時候，叫做康復，在被壓迫的和受到欺侮時候，叫做反抗。在一個暴烈的專制制度下，鎮壓的殘忍使這種逆反引誘愈退愈遠，銷聲匿跡，以至人們都快忘記它了，但是它不可能死亡，因為它的死亡就像征着生命的結束。心理大師毛澤東深知這個道理，他不斷用試牙草像逗蟋蟀一樣在誘發人們心中的這個魔鬼，使它復活，使它仇恨，使它憤怒，去咬，去撕，去流血。這些官老爺們在老百姓頭上指手劃腳，作威作福已經曠日月久了，怎麼可能沒有民憤呢？不是冤沒有頭，債沒有主，而是需要一把火，一旦大火燒起來，它就會熊熊映天， 毛澤東知道。

幾十年後，到了國外，至天命之年後我才明白，問題不是出在不平上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平，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對待這些不平，怎樣給這些不平一個出口，否則月積日累，到了一定時候就要爆炸。國外的現代人性，道德，宗教和哲理都主張用寬恕和理性來消除積怨，而毛澤東認為必須斗，他說八億人，不鬥能行嗎？所以他讓老百姓以牙還牙，你砍我一刀，我就砍回一刀，毛澤東思想與現代文明就在這裡分野。

他繼續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可是大家害怕，將來再打回來怎麼辦？

大家仍然無動於衷，農場還是一片靜寂。

農場的文化革命的興起可能要比中國的其它地方更為艱難，因為農場的工人幹部以復員軍人為主體，對於共產黨政治運動都有豐富經驗，不太會響應毛澤東造反的鼓動。當農場的當權派被從官位趕下來，與我們這些反動分子一起勞動的時候，我聽到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對話，是在中學校長李喜元與黨委機關書記劉世雄之間進行的。李問劉下一步應該怎麼辦，這時，劉說：“我寧願犯政治路線的錯誤，也不犯組織路線的錯誤”，“在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發生矛盾的時候，我選擇組織路線”。 劉說這二段話時，神色淒涼，但無比堅定。劉的這段話不但反映了農場工人和幹部在共產黨政治中的成熟和睿智，而且也反映了中國人對待政治鬥爭的根本原則，派系的遠近要遠遠重於道理的對錯。

作為黨魁，毛澤東當然知道他的文化革命的艱難，不盡然來自他在人心中已經有過出爾反爾的記錄，還來自他的黨的多年的鐵血政策。毛澤東知道他已經在草堆上澆上了油，現在需要有人點上火，那怕是一點火苗，熊熊大火就會燒紅半邊天空。到那時候，所有看風使舵，瞻前思後的人一旦上了賊船，再無退路，就會奮不顧身的。

可是誰來點這個火苗呢﹖

毛澤東使出了一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方法，但就這個方法就已足知毛的為人，為達目的而不顧一切。

他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放出億萬學生，讓全中國的學生不上課了，免費火車，免費旅館，免費全國串聯，去造反。將周恩來在那裡苦苦支撐的國家秩序打得稀巴爛。

就這樣中國的學生們，戴着紅衛兵的袖章，沖向工廠，機關，農場，用他們一知半解的毛澤東語錄去套那裡的革命，生產停頓了，辦公室關門了，官僚們被戴着高帽子遊街，這些學生戴着毛澤東的虎威，初生牛犢不怕虎，將全國搞得天翻地覆，最要緊的是他們鬧過就走了，沒有怕報復之憂，國家陷入大混亂，火終於點着了。

恐怕古今中外，歷史將來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想出像毛澤東這樣荒唐，惡毒和缺德的方法。

將未成齡的孩子用作政治工具的做法在世界上不會再有了。且不說這種做法的卑鄙，這些孩子智鑒尚完全發育，不能對他們的行動完全負責，而且這種做法讓整整一代人斷絕文化教育，對一個國家的未來會造成多大的影響。我們從這裡看到了貫穿毛澤東人生的另外一個特點，那就是打架時的狠，毒，不計後果的市井無賴式的拼命。無論毛澤東小時候用死嚇退他的父親，或者以死三億人對抗美國的原子彈威脅，都充滿了這種不顧後果的拼命打法的兇狠，可能正是他的這種兇狠使所有他的戰友，包括柔功達到化境的周恩來望而生畏，乖乖稱臣。

黨委的癱瘓，使國家基層那個被普遍叫做“單位” 的怪物出現了權力真空，於是各種五花八門的造反組織出現了，部分的掌握了單位的權力。一個特殊的被叫做造反派的群體走上了中國政治舞台。

首先造反派這個名詞是一種誤導，這裡所謂的造反派實際是毛澤東的工具，而毛澤東是皇帝，那麼這個群體不管叫什麼，例如叫走狗，叫馬屁精，都比叫造反派有道理。被叫成了造反派反而成了一種譏諷，因為這些人是跟着皇帝去剷除異己的。如果當時中國劉少奇是黨的主席，毛是付主席，那麼叫造反派就名副其實了。不過那時候大部分人又會選擇跟着劉正主席去造毛副主席的反了，被整死的就是毛副主席，而不是劉正主席了，唯一的區別就是如果劉正主席要造反毛副主席，點火就要容易多了，將毛副主席反右，大躍進，餓死人的事跡一公布，全國馬上就會海沸山崩。

其次將這些所謂造反派被描寫成一批沒有頭腦，腳底流膿，頭上生瘡的打砸搶分子是另外一個誤導。其實在文化革命鬥爭中他們從來沒有真正處於過上風，從誕生的那天起，他們就是一群不由自主的炮灰。他們因舊黨委拋出而哀，然後又因毛的造反而救，進而又因毛的文化革命而榮，最後又因毛的拋棄和舊黨委報復而死。他們就像一群尾巴上被繫上了澆上汽油的火柴的狗，前進是死，退也是死，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悲情人物。

即當毛的文化革命到了如火如荼的時候，造反派從被舊黨委拋出而糊裡糊塗的變成與毛澤東一個戰壕與舊黨委開戰的時候，他們也從沒有到過輝煌的境界。他們最榮耀的時候，是舊黨委被停工，各種造反派組織奪權的時候，那時候不管什麼組織都叫自己為造反派，需要幾個像他們這樣開始被舊黨委揪過的人物來領軍，點綴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掩飾自己的保皇本質。

農場的造反相比全國其它地方要溫和得多，到了東北石油學院的學生造反到農場，解散黨委，召開鬥爭會的時候，農場的形勢已經如箭在弦上，壓不住了。緊接着青年工人黃義一貼出了與毛澤東題目非常相似的的大字報，《炮打農場黨委--我的一張大字報》，實際這時造反已經是無驚無險，挾天子之威而號天下了，黨委已經成了死屍一首，不敢還手了。然後一批支持的大字報蜂擁而出，北京傳來的模式，戴高帽子，噴射式，剃鬼頭，遊街，奪黨委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等等在農場原封不動地照演了一遍。

對於這些全國通演的節目，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印象最深的只是在鬥爭農場黨委書記茹作斌時候的一幕，他鎮靜自如，借大會斗他的時間，對他下面的幹部說：同志們，接受黨和人民考驗的時候到來了，後面他放棄了一切抵抗，對所有的控訴，一律回答，我有罪，我對不起毛主席和大家，我向大家認罪。 他非常清楚，這些認罪都是空洞的，誰來治這些罪，怎麼治？而當有日他們回復過來時，他們對老百姓的治罪才是毫不留情和實實在在的。

等這些毛澤東設計的戲都演完的時候，農場的真正革命才開始了，農場的工人們開始思考怎樣借毛澤東的力量，借毛澤東的文化革命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了。這時候 真正決定農場命運和農工命運的較量和革命，打着保衛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的造反開始了。

這個農場工作的人除了本來就是拖拉機和康拜因工人以外，大部分都是有各種尾巴被上級控制，或者沒有重要尾巴，但是不為上級領導信任和喜歡的工人和幹部，這些人沒有經任何法律判決，甚至政治處罰就被集中到周圍全是勞改農場的所謂大慶五七農場，實際就是心照不宣的二勞改。 這種侮辱對於在這裡工作的人來說是壓在頭上的無形的石頭，現在這個多年來不敢言傳的憤怒終於在黨委被打倒後爆發了，人們面對着一個真正重大的和具有實際意義的命運問題，一場名副其實的革命。

問題的焦點集中到這是一個什麼農場？是石油部和大慶私設的勞改農場，還是像毛澤東五七指示說的：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一個走五七道路的農場。

農場的保皇派，大部分是黨的幹部，人數只有農場5%，他們說這是執行毛澤東五七指示的五七農場。

農場的造反派，也就是除農場幹部的大部分人說，毛主席說工人以工為主，而我們這裡變成以農為主，這是一個黑農場。

正像多年來政治運動整人一樣，整人的幹部絕對不談為什麼整這個人的真正原因，而千方百計的要給被整人扣上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所以這次農場的造反工人也以治人之道還治治人己身，絕口不說自己的憤懣是石油部和大慶私設的勞改農場，自己平白無故的被送來二勞改，而口口聲聲自己是在保衛毛澤東思想，大慶和石油部反對毛澤東思想，拒不執行毛澤東的五七指示。 毛澤東說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現在大慶和石油部讓工人長期種地，是對抗毛澤東的五七指示。造反的工人們自作聰明的認為，只有反對毛澤東思想這個帽子，才能使大慶和石油部害怕，使他們讓步。

有趣的是在提到石油部和大慶私設的勞改農場時，我們這十一個被送到農場改造的反動學生當然也就被拿出來做為這是變相勞改農場佐證。但是這些農場的造反工人幹部只是想將我們用作為打大慶和石油部的炮彈，並不想真正傷害我們。所以又小心翼翼的說明，根據十六條，學生的問題一律不整，放到運動後期再說。隱藏在同為天下受苦人之下的惺惺相惜，苦心孤詣，令人心酸。

由此可見，農場工人的造反是多麼善良，多麼軟弱，多麼蒼白。

如果是真正造反，抗議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走資派，理直氣壯，就應將農場封閉，開着拖拉機康拜因浩浩蕩蕩直奔大慶，可是這些造反的人心裡還是害怕，沒有人敢這麼做，就派出一批批的代表去大慶和石油部與已經被打倒的走資派和那裡的革命委員會談判。這就形成了一個奇怪現象，造反的人在求被打倒的人批准，而那些在台下的官員一個個老奸巨猾，對於這些要求，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我有罪，我反對毛澤東思想，但是現在我沒有權，我有了權一定會考慮革命群眾的要求。但是他們心裡比誰都清楚，所謂的因為工人以工為主，現在讓工人以農為主的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純然是無稽之談。 所以農場工人要求撤消農場讓他們返回大慶的願望註定是個死胎。

在這個時候我與丘德功有過一次嚴肅的談話，也是我們之間的最後一次單獨談話。

那是一次批判農場黨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的會後，天漆黑一團，沒有一顆星星。 我與丘德功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丘似乎還沉浸在會上大叫撤消黑農場的興奮中，對未來充滿希望和激動，我決定提醒他一下，我開門見山：

老丘啊，要當心啊！

丘德功茫然地看着我，他似乎不明白在這農場一片叫砸爛黑農場，農場的官員一個個被戴帽遊街，下放黑鬼隊勞動的大好形勢下，此話從何說起。

我解釋說，要防止形勢倒轉，秋後算賬啊！

丘德功一下明白了，他激動地說，我知道，但是他們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是在保衛毛澤東思想，他解釋給我聽，無論如何，他們不能說我們捍衛毛澤東思想錯的，給我們定罪名，他露出一種自認為非常得計的自信。

看出我一付不以為然的樣子，他補充說：

不過我也只是跟在大家後面叫叫，農場所有人都在叫砸爛黑農場。

這倒是真的，差不多所有運動開始被黨委打成反革命的人，現在都是各群眾組織的頭頭，而老丘只是一個人數眾多的組織的普通成員，跟着大家搖搖小旗而已。 我覺得他還是當心的。將來算賬時至多批判一下就算了。

但是我錯了，老丘更錯了，在秋後算賬時，他們放過那些跳得最凶的，但是苗正根紅的人，抓的和瞄準的就是有過歷史問題和出身不好的人，哪怕這些人只是唯唯諾諾地跟在後面打小旗。

誰也沒有想到丘德功要以生命為代價去償還他怯生生地跟着大家叫嚷砸爛黑農場的小小罪過。更悲慘的命運在等待丘德功。

(七) 暴死

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做了四次背叛，這四次被背叛的對象都是於他有大恩惠的，或者是被他作為工具派了大用場的人。當他做完最後一次背叛，也就是背叛他功勳昭著的元帥林彪時候，他已經騎虎難下，精疲力盡，不知怎麼辦了，隨着健康每況愈下，不久就離開人世了。

毛澤東的第一次背叛是對他忠心懇懇，為他的階級鬥爭國策常年賣命的官員。這次背叛是打着打倒走資派的旗幟，所以理直氣壯。在這場搏鬥中，毛澤東以個人之力獨對共產黨組織和它的官僚，這使他的聲譽如日中天，成為中國的神。完成第一次背叛的時候，毛澤東滿面紅光，意氣風發。

毛澤東的第二次背叛是將點起文化革命熊熊烈火的，為他打倒走資派立了卓越功勳，視他為天神的革命小將，統統送到農村去，毀了他們受教育的權利，毀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的青春，但是他的上帝地位絲毫未動搖，中國人仍將他視為神。做完第二次背叛時，毛澤東依然精神矍鑠，躊躇滿志，沒有感到有任何對不起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的地方，這些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也沒有對他發出指責和反抗。

毛澤東的第三次背叛是將最初被他譽為革命派，後來為他扳倒黨委系統衝鋒陷陣的所謂造反派，送回重新掌權的官員去，任他們污辱，蹂躪，屠殺。從此造反派如喪家之犬，死的死，關的關，一個個惡名昭著，成為文革打砸搶的代名詞和替罪羊。做第三次背叛的時候，毛澤東依然意氣風發，蹈機握杼。沒有人認為這些造反派可憐，大部分人覺得他們是罪有應得。

讓我們看看毛澤東是怎樣臉不紅心不跳的將這些他從老虎口裡救出來的他稱之謂革命派的人，在使用完後，又平靜的，順理成章地將他們送回走資派去報復折騰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　　

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什麼是清理階級隊伍？毛澤東說得很清楚，就是清理出身不好和有歷史問題的人，他們大部分都是文化革命一開始被黨委揪出來作為文化革命炮灰的人，而也正是這些人為他後來打到走資派的文化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毛澤東將他們使用完了，又堂而皇之地原物送回，任還鄉團蹂躪出氣。

可是此一時彼一時也，這些人被重新揪斗時，與第一次黨委將他們拋出來當炮灰時已經是情況完全不同了，上一次黨委是執行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國策，例行公事，揪幾個人斗一斗，而這一次新黨委對他們是恨入骨髓，動真格了，因為他們被遊街，被戴高帽子，被抄家，這些雖然是毛澤東要做的事情，但是是通過這些人做出來的，現在這些罪行無法給毛澤東算，也就理所當然地統統加到造反派身上去了。讓造反派為毛澤東代過，讓他們在造反派身上傾瀉和發泄仇恨，是毛澤東對他們的恩寵有加。所以這次清算新黨委不但是帶着階級仇恨，而且帶着這些當權派自己的個人仇恨進行的，其程度空前慘烈，使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成為文化革命最恐怖，最殘忍，死人最多的時期。

文革形象至今存在各種誤導：

它的第一個誤導就是抹殺了文化革命中最慘烈，最殘忍的時期是清理階級隊伍，而說成最恐怖是運動早期的走資派，官員和名人被斗。

它的第二個誤導是造成了一個印象，文革中的種種恐怖，包括運動開始時候的衝擊名人和游斗官員，其後的武鬥，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不是毛澤東號召搞的。

它的第三個誤導就是將文革描成是解放以來最慘烈的政治運動，實際情況就它整個運動的情形來看，除清理階級隊伍，其它時期的恐怖是不能與土改，鎮壓反革命，反右，甚至四清並論的。其根本原因文革前期黨組織癱瘓，群眾組織只管面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用再思想匯報，不再受積極分子監督，完全處於自管自狀態，享受到從來沒有過的自由。就是參加了群眾組織的人，很多只是掛個名，並不參加派戰和武鬥，他們與在群眾組織外面的人構成了大大多數，被稱為逍遙派。文革後期林彪死後，更多的老百姓和官僚對政治失去興趣，政治運動再也發動不起來，加上當官的經過文革老百姓的反彈，除了對造反派鎮壓不留情外，對老百姓溫和多了，這時候不但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自由變得更徹底了，就連我們在改造的反動分子，日子也好多了。

丘德功就是死於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他從被毛澤東搞的文化革命的一開始被揪出來，其後為毛澤東造反所救，最後又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毛澤東重新送回新革委會去處理，這其間，整整三年，我們對他的個人活動確實沒有什麼好說的，他實際什麼也沒有做，他的命運全部由文革的變化而決定。下面我們看看他最後的路是怎麼走完的。

農場是這麼一個地方，除了少數農場幹部以外，差不多農場裡面所有的人都認為這個農場是石油部的黑農場，是變相的勞改農場，應該砸爛，待在這裡是對他們政治生命的蹂躪和污辱，他們渴望回到大慶的石油工業上去。但是農場造反派不敢直接說明這個真正的原因，只敢拐彎抹角，借用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工人以工為主，而讓他們長期種田是以農為主，是公開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們以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這個大帽子向黨委扣去，以為大慶領導會害怕，會讓步，會同意撤消這個農場。

農場在群眾組織掌權後，一次次地派出代表去大慶，去石油部，向被打倒的舊黨委成員要求撤消農場，那些當時正在被斗的舊黨委成員，一個比一個態度好：

“同志們受委屈了，我反對毛澤東思想，我有罪，讓你們這麼多年來受苦了，但是我現在沒有權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將來我有權了，我一定記住你們的要求，讓你們回到工業戰線上來。”

代表們帶回來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好，農場的人無比興奮，有的都在準備搬家了。

誰知道他們等來的不是搬家，不是農場撤銷，新革委會一成立個馬上就根據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揪砸黑農場的壞分子。

大慶新的革委會顯然認為像農場這樣的地方，裡面不是好人多數，壞人是一小撮，而是反之，依靠群眾在農場是不行的，他們決定從大慶派人過去用棍子將農場的人打服。

來的人既是秋收支援隊，又是打人的隊伍。由農場革委會提供名單，哪些人該被打，打的程度應該是輕還是重。

如果光從清理階級隊伍的標準來看，丘德功確實不應該在被打的名單上，丘德功自被毛澤東解放後，在整個文化革命中，既沒有斗當官的，也沒有成為群眾組織的頭頭，只是砸爛黑農場組織的一個普通成員，而且是一個不活躍的，跟在後面打小旗的成員。對於農場95%的人都是砸爛黑農場組織成員的這個事實而言，丘德功在文化革命中沒有被斗被打的理由。如果要算砸爛黑農場的賬，那麼四隊中叫得最凶的李雲飛，黃福民應該是主要被打的對象。

但是錯了，丘德功被赫然列在被打的名單的首位，而在運動中跳得最凶的李雲飛，黃福民只是陪打。

李雲飛被叫出來準備修理的時候，他突然跪了下來：“我的老爹，我的老媽，我這個人是最怕打的，只要不打，你們讓我叫爹叫娘，叫我學烏龜爬都可以”，他的聲音像京劇裡面那種丑角的聲音，又尖又細，極有表現力和感染力，搞得支援隊的人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來。但對於這種棉花般的人，誰也下不去手，加上他在名單上不是主要分子，因此裝模做樣的訓斥了一頓就過去了。

然後李雲飛，黃福民這些被定為陪打的人，心懷餘悸，在打人的會上拼命表現，上串下跳，給打人火上加油，來爭取自己被輕打，或者鞏固自己不被打的地位。

當然丘德功就沒有這個機會了，不管他怎麼樣表現，都是沒有用的，他註定要被狠狠地打，因為他是作為砸爛黑農場的幕後黑手，被揪出來的。

可是誰會相信已經被他們嚇得唯唯諾諾到處忍讓的丘德功是黑手？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打丘德功只因為他出身不好，又有唱消滅解放軍的記錄，將他揪出來就更能表明砸爛黑農場是由壞人操縱的，廣大群眾是被利用了，讓害怕被打的廣大群眾體面的退下去。在共產黨的政治運動辭典中，從來沒有冤枉不冤枉一說，而只有策略，怎麼做對黨的事業有利就是對的。

來四隊打人的是大慶設計院和研究院，都是知識分子，大慶文革中兩院與工讀學校並列為大慶打人最凶的單位。兩院中都是臭老九，出身不好的人多，為了得到黨的信任，打人厲害是可以理解的。至於工讀學生，他們的年齡相當於初中學生，為什麼打人厲害？ 我一直不得而解。相形之下，高中和大學的學生就比工校文明多了，是不是人類在少年這個歲數段，或者中國人在這個歲數段特別殘暴，也許將來有人能解釋出其中的生理原因。

我沒有參加當時打人的現場，不能描寫出丘德功被打死的具體場景。至今回憶起來，這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參加那樣的會議對我不但危險，搞不好就會被卷進去，而且也極其痛苦。試想一下，面對着一幫人群毀一個沒有抵抗能力的人，一個在求饒的人，而自己必須參加另一幫人大聲叫打得好，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景啊！我想都害怕去想。

丘德功沒有等到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背叛就死了，我相信如果他能等到這最後一次背叛，他就不會死了，我們這些飽受社會壓迫和欺凌的人的曙光已在前面不遠了。毛澤東搞完清理階級隊伍以後，又對準了新的目標，使他不可一世的生涯走上轉折點，毛澤東終於遇到了滑鐵盧。

這次毛澤東背叛的是他最親密的戰友，他的元帥林彪。且不說這個人在他建國中為他立過多少功勳，只就文化革命說，沒有這個人在軍事上保駕，在政治上為他鼓吹，他的文化革命是無法起來的。說他是文革的最大功臣，毛澤東最強力的助手並不為過。直至今天為止，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林彪，官方無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沒有人相信林彪要搶毛澤東的權，要政變。同樣關於林彪怎麼死的，官方也無法給出一個令人能相信的說法，開着飛機逃走，飛機自己從天上掉下來的說法確實連孩子都不能相信。

共產黨是不會公布這個真相的，而且隨着了解情況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它有沒有真相都已經是問題了， 林彪問題只能是一個謎，一個謊話被永遠記載在中國歷史上。

但是落花流水，這些都不重要了，對我們重要的是歷史終於翻過了一頁：

林彪用他的死結束了毛澤東的神話；

林彪用他的死結束了共產黨的理論制高點；

林彪用他的死降低了中國人民的愚昧水平，使兇殘的中國人失去了做政治運動幫凶的興趣；

當然對我們和丘德功這樣的人，更重要的是林彪用他的死使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5%地富反壞右的日子好過多了。

可惜丘德功沒有等到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