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凶手
丘德功死了几天后，我从场院去到队部的办公室。平时济济一堂大家坐着开会的地方，这时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地上杯盘狼藉，我的目光慢慢的从门口的凳子向前移去，在一个角落的凳子下面，我停顿了下来，因为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丘德功的皮带像一条死去的蛇，蜿蜿蜒蜒地趴在那里，它的头部挂着很多小刀，锥子之类的工具，翘了起来，好像在哭泣，正是用这些工具，丘德功在他的不眠之夜为多少人修手表，收音机，现在它们再也没有用了，因为它的主人死了。我的眼睛感到热，鼻子有些酸，那一定是那天打丘德功的时候，给解下扔在那里的，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捡起来？ 我在问谁呢，自己也奇怪。 我又想，谁也不会去捡的，这根皮带承受着人的心灵不能承受之重，那些在会场的人，在那天打人的热火沸腾中，谁没有叫口号，火上加油？面对这根皮带，是何心境，人的良知毕竟不能死尽。 几天后，我与几个工人一起干活时，李云飞突然说：“丘德功死得冤啊”，他的口气充满了不平之意，我诧异地看着他，想从他的脸上看到他的歉疚。因为我被告知，在打丘德功的会上了，他给打丘德功火上浇油，跳得非常凶。可惜我没有看到一丝愧色，只有对他人的指责。他继续说下去，没有人响应他，我看到周围人脸上的悲怆，大家不忍谈这个题目，老张用恳求的口吻说：“请不要说这个了”。 李云己可能觉得他对丘德功的死没有责任，他在那个会上的表现，是出于无奈，否则自己就要被打。 那么是谁杀死了丘德功呢，谁应该负责呢？ 丘德功的妻子大李，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自丘德功死后，将家封了，领着四岁的儿子去告状。她背着被子(当年旅行必须带的)，拖着孩子，走遍大庆，哈尔滨，北京的所有可以诉讼的地方。 她去告谁呢？ 告邵兰新？没有他对丘德功的歧视，可能丘德功就不会处于地富反坏的边缘，只差一个理由就可以被斗。 否则汪深怎么敢造出消灭解放军的荒唐故事？但是邵兰新自己还一肚子怨气，在四队选举新的领导班子时， 他拒绝再当队领导，他觉得自己常年来听党话，认真负责的教育四队的工人，辛辛苦苦，想不到大家竟这么恨他，竟让他戴高帽子游街？他是个荣誉心极强的人，这口气难咽下去。何况丘德功死的时候，他连干部都不是，是革命委员会掌权，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 告汪深？汪深是有些觉得对不起丘德功，但他只是体现上司邵兰新的旨意，何况他为这件事已经感到深深的自责，自丘德功死后，眼睛看人更混浊了，走路低着头，不敢看人。但是他怎么会想到最后事情变成这样呢？打丘德功他没有做任何事，丘德功是为砸黑农场被打，不是为唱消灭解放军被打，他怎么能对丘德功的死负责呢？ 告当时的四队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们是接到大庆革委会的指示，提供一份闹砸烂黑农场最凶的人的名单给秋收支援队。选丘德功是因为他不但参加砸黑农场，而且出身不好，还要消灭解放军，但是他们也不赞成打死丘德功，他们不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 告李云飞，黄福民？他们都在砸黑农场的名单上，也可能要被打，为了表现自己痛改前非，他们当时会上不得不特别积极，但是他们没有参加打人，怎么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呢？ 告大庆秋收支援队？他们被告诉这个农场的人都不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坏分子，现在竟然反对改造，要砸农场，应该教训一下，大庆革委叫他们打，他们能不打？ 至于被打的人名单都是农场提供的，每个人打得轻重程度都有说明，他们怎么知道打得合不合适？何况去打的人主要也是在研究院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时是是臭老九，他们为了香一点，就更要打人，下手是重了一些，但是本意不是打死人，而且当时是混打，所有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上去打了，用打来表示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你让谁去负责？ 大李也不知道告谁，她只知道她的丈夫的死是冤枉的，现在冤有头，债找不到主，她最后告的是大庆党委，大庆党委也哭笑不得，因为他们连丘德功是谁都不知道。 大李是一个工人，她不懂政治，她不可能想到去告毛泽东。确实毛泽东的责任比上面说的人都大，但是告毛泽东当时是要杀头的，就到现在仍旧是不允许的。另外毛泽东也不能对丘德功的死负具体责任，如果我们在一个暴君时代，将所有的杀人罪都归于暴君一人，这样的清算还算清算吗？那不等于说二战杀犹太人都是希特勒负责，那么犹太人还不遗余力的去抓杀人犯干什么呢？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大李是找不到凶手的，她的告状不可能有结果。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唯一安慰的是她漂泊在外告状的几年时期，农场书记茹作斌命令给她发工资，这一点别的国家是做不到的。 公元二千年，我从海外回大庆，念念不忘的是要再看一下这个农场，那个丘德功冤死的地方。 我到国外的最初十多年中反复做一个梦，就是我还在农场，在那里做着苦工，我常常哭泣着从梦中醒来。一旦醒了的时候，我半天都弄不清楚我到底在哪里？等到我确定我已经不在农场，而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会号啕大哭起来。 后来这样刺心痛骨的梦少了，我的梦变成我回国去探访，不知道怎么又将我弄到农场去了。农场的样子变多了，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穷困的样子，也有商店和楼房了。农场将我分配到四队去工作，我很不愿意去，我仿佛记得我出过国，还得了博士学位，我就写了信给我的导师 KEITH 博士，请他想办法将我从农场弄出去。从这样的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不再哭泣，而为已经告别了那个苦难时代，那个是非弄不清的国家而欣慰。 我再访农场时，朝鲜族的朴副场长一直陪着我。他开着一部吉普越野车，一直开到格丘山顶。从格丘山的山顶看下去，整个农场都在目下，农场的周围，绿树郁郁葱葱，远处的五大莲池，和我当年在那里独自看鱼池的月牙泡在阳光下晶莹发光，格丘山的十一个姐妹山，玉泉山，火烧山，卧虎山等在蓝天白云下隐隐约约，飘渺可见。朴副场长指着远处一片树，我顺着他的指头看过去，他说：丘德功就埋在那里，但是他听说前几年大李来过这里，将他丈夫的尸体带走了。 妻子知道我的悲伤，她折了一些树枝，编了一个花环，挂在一颗树上，我对着花环鞠躬，屏息默祷，丘德功，别了，你安息吧。 从农场回到大庆，我过去研究所的副书记张庆华， (也许是我一生真正的soul mater，可惜我知道这一点晚了一些， 是听到她死讯的时候才明白， 因为她死的时候是叫着我的名字离去的，过去种种事情回到了面前，我眼泪不可自制流了下来）。 她一定要请我吃饭，承她的盛情，还请来了我在农场的党委书记茹作斌，他当时是大庆组织部长，已经退休。 会见时我问起丘德功的坟，茹作斌说好像坟还在农场，没有迁走，与朴副场长说得不一致，哪个消息准确，我就不知道了。我还问起徐仁芳，他当年的秘书，他说在大庆的某个指挥部，是副局级干部了。我请他代为致意，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一直为他在丘德功的首次斗争会的不合法表现怀有敬意。 这次宴请难友李延成一直陪着我，难友李延成自平反后一直紧紧跟着茹作斌部长，官升到处级。我不无感概地看着这位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学，今天跟着茹部长的那种过分得让我也有些脸红的言谈举止，当他说：茹部长就是我们当年在农场的保护伞时，茹作斌也有些受用不了了，他想了一会儿这样说： “不敢，不敢，只能说我很庆幸我当年在你们的事情上没有胡来”。 茹作斌的持事稳重可见一斑。 最后，我问起另一位我挂念的人，范世春，可惜大家都不知他的去向和结局了。
(九) 天谴 下面说的事情有些血腥，丘德功的故事加上这一段才为一个完整的故事。 七十年代未，我已经调到大庆油田好久了。如果在油田碰到当年农场的朋友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那是我儿子得了肝炎，去大庆传染病医院挂号。人排得非常长，我正发愁的时候，突然在走廊上看到了张崇，一位曾在农场一起积肥的难友。他也马上认出了我，一当知道我是带儿子来看病的，他马上将我领到他的病室里，他现在是主任医生，他竟然将其他病人和护士都轰了出去，高兴地说专门给我儿子看病，使我感动得快掉下眼泪。他一边看，一边不断说，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我心里高兴，我心里高兴，我记忆中你是穿着一身满身窟窿和油腻的衣服的。 张崇有一半白俄血统，长得高大英武，他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医，以后又变成共产党军队的少校军医。转业后在大庆医院中因为一个医疗事故，使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死了，被以阶级报复的原因定为现行反革命，送农场劳改。我们在四队共事时间不长，他就调到一队去了。看着他专心给我儿子看病的已经苍老的面孔，将我带入一个风雪弥漫的冰天雪地的记忆，我拿着铁锨在满天的雪花中冷得发抖，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抡着镐头在刨地，他的鼻子中流出一道长长的清涕，他就是张崇，看着他现在穿着白大褂，戴着医生帽子在诊断的样子，我心里在说，谢天谢地，那个噩梦总算过去了。 实际上我与张崇共事时间并不长，所以印象彼此并不深，在大庆遇到下放干部张瑜的那天，我才是非常激动，他才是我在农场，在同一个大田班中出生入死，朝暮与共的患难之交啊。 张瑜是延安干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革命，他的党龄比我的岁数都大，在农场的八年生活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改造友谊。更确切地说，他从来没有将我当为反动学生对待，而对我有一种像长辈对孩子的关切。他曾经为了怎么正确对待一个犯错误的青年学生，在队部的党支部会议上与邵兰新吵了起来。这在文革中被作为包庇同情反动学生列为他的一条罪状。在丘德功被打死的会议上，他也差点被打死。我将来会另外写文章来纪念我们之间的珍贵友情。 张瑜看到我也特别高兴，他告诉我，他的问题也得到了部分纠正，恢复到十七级干部待遇，虽说离他原来的十四级尚远，但他已经很满意了。他详细地问我现在的情况，为我的处境改变高兴。接着我们谈起了丘德功，都认为邵兰新当年那样对待他太过分了，张瑜说，不过邵兰新已经得到报应了。我有些不明白，迷惑的看着他，张瑜说： 邵兰新死了，你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下面是张瑜告诉我的故事，整个叙述中张瑜没有一点对邵兰新这个悲惨结局的同情，甚至还有罪有应得的幸灾乐祸。张瑜在四队的日子中饱受邵兰新的歧视和迫害，他有这样的情绪是非常自然的。 邵兰新一家六口人，四个孩子，老大是女孩子，十八岁，已经到情窦初开的时候，与农场最下面养牛场的放牛娃产生感情，两人开始恋爱。等到邵兰新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两人感情已深。邵兰新非常看重他的干部身份，认为自己的女儿必须配干部的子女，才是门户相当，嫁给放牛娃太没有面子了，采取了禁止他们来往的硬办法。以我对邵兰新的了解，他这样霸道已经形成习惯，而且本人不觉得是错的。女儿当然是听父亲的，可是放牛娃不甘心，硬到邵兰新的家中来看自己的情人，邵兰新叫他滚出去。我想起邵兰新凶起来的样子，那种慑人的目光一定很怕人，可是放牛娃可不是我和丘德功这样的书生，他磨了一把杀猪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冲进了邵兰新的家中。 那一定是一场惨烈无比的博斗，邵兰新的家中打得天翻地覆，邻居听到动静报告了保卫科。等保卫科召集了民兵将邵兰新的家包围起来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动静了，可是里面黑洞洞的，一股血腥味传了出来，民兵不愿作无谓的牺牲，就在门口大叫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其实放牛娃根本没有枪)。直到天蒙蒙亮，民兵确定里面战斗已经结束了，才进去。 走进去後，邵兰新房子的墙上，天花板全是血，邵兰新的老伴，四个孩子都死了，放牛娃也自杀了，唯一活着的是邵兰新，他身上被戳了五十多刀，疼痛非常。送到卫生所去的时候，在昏迷中不断恳求再给他一刀。过了一个时辰，他死了。 听完这个故事，我半天无言，说不出什么感觉。 这是不是丘德功冤案的延伸，一个在人间无法说清楚的事情，老天做的判决？ 我活到这个年纪，对因果报应，宗教信仰，进入了一种超意识的境界：一方面我一生看到很多离奇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的命运转化浮沉，隐隐约约感到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在控制一切；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相信人类为了自己生死和荣华富贵等等疑难问题，所创造的对口回答这些问题的拟人化的上帝。我觉得生死的谜是人类智慧的极限，不管科学怎么发展，永远无法突破，如果突破，就是人类自己的毁灭和终极。 如果邵兰新的结局确实是老天的报应，可能有些太血腥了，不过这个老天的行为与东方民族的认知观倒是符合的。东方人会为这个结果感到高兴。
(十) 悲曲
毛泽东时代-- 恐惧， 欲望与狂热的交响曲。 这篇文章不带一点虚构地写了毛泽东时代，一个普通人怎样被一步步逼死的完整故事。 这篇文章让今天的人和将来的人明白了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被冤死的人往往找不到债主和凶手。 同时这篇文章也让读者看到了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真实面貌。 作为对一个人命运的叙述这篇文章可谓完整，但是对于了解那个时代这毕竟还是沧海一粟，很不够的。作为本文的补偿，下面从人文感情的角度，而不是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再做一个描述。 毛泽东时代是人类一支彻痛心肺的悲怆的邪恶交响曲。 它是用三种旋律奏鸣的：恐惧，欲望和狂热。 它的基音是恐惧。这种恐惧不来自监狱，那是犯罪人的声音，这种恐惧不来自罪恶，那是行为的报偿，这是一种从共和国的最底层平民到最高层的高官，所有人都被笼罩在内的一种无刻无地不在的巨大恐怖： 它来自一个深渊，一个漆黑的深渊，它深不见底，里面传来炼狱的火焰。这个深渊就在他们身旁，他们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里面是一片火海，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听到里面人的呻吟，挣扎，哭泣。 它的名字叫地富反坏右。 但是没有人觉得这些人可怜，同情在那个时代已经死去，人们像躲麻疯病一样躲避这些人，人们只是恐惧自己也会变成这些人。 为什么这些人比圣经中说的麻疯病还可怕？ 因为任何人一旦掉入这个火海，成为这些人，就不会像监狱，有个期限和盼头，他们将再无出去之日； 还因为任何人只要一入火海，他们的后代，亲族，上学，分配工作都要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他们会遭到妻子，丈夫，子女，父母和所有亲族诅咒； 这些人比偷窃，强奸，杀人的人处境还悲惨，因为共产党说犯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些人是敌我矛盾，是共产党的敌人； 人人都在恐惧，害怕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害怕掉到这个深渊中去，但是谁也不能幸免这种恐惧，不管是国家的高官，将军，元帅，主席，都是说掉就掉： 如果有亲族在这个火海，那么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进去； 如果出身不好，那么也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进去； 这些容易被推进去的人比其他人加倍恐惧，他们不少人成了疯狗，乱咬乱害人，为了立功，可以得到党的信任，不让自己掉下去。 这个国家隔不久还要来一次运动，添加新成员进去，思想不好，出身不好，反动言论，对党员不尊敬，不要求进步，持才傲物等等这些与犯罪没有任何关系的，种种纯主观印象，都可以成为被选中的理由。每到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互相乱咬乱陷害的疯人院。 每次运动都有扔进去的指标，为了完成指标，一切都可以成为被扔进去的理由。 在这个国家里生存，人们失去了最起码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不经任何法律申诉和程序，一个工作单位的头头，就可以将人轻易的送入万劫不复的火坑，所以它对人的威胁超过了历史上和世界上的任何酷政。在它的威胁下，人们除了恐惧和保护自己不掉进去以外，已经不顾其他的人类感情。 但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可怜，悲惨，正相反，他们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无比幸福的时代，他们感到无比骄傲，他们还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在羡慕他们，都在等他们去拯救，等他们去解放，让他们也能过上中国人这样的幸福生活。 这怎么可能呢？你以为我在胡说八道吗？ 但是这在当时中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大家有些不好意思承认了，史书，小说，电影也都避免谈这些。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情呢？ 因为他们除了恐惧这个基音，他们还在吹奏另外一个旋律，狂热。 狂热是这个交响曲的高音。 狂热来自一套非常有道理的完整的理论：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剥削者不劳动，过着好日子，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倒剥削者，消灭剥削，等到剥削者都被消灭的时候，世界就进入大同，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 共产党肩负着人类这么伟大和崇高的理想，可谓任重道远，所以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现在苏联共产党背叛了革命，世界革命的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成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唯一的希望，全世界都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中国共产党在帝资修的围攻下，肩负着全人类如此伟大的重责，所以必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内部必须镇压这些帝资修在国内的社会基础，外部必须抵抗敌人的破坏。 在这套理论的作用下，这些心怀恐惧的人胆子就大起来了，原来自己这么了不起，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个个将自己想象为保尔科察金一样的英雄。 单独的恐惧是不可怕的，单独的狂热也是不可怕的，当恐惧和狂热联合起来作用的时候，就出现了精神原子弹的效果，非常可怕，狂热去生产恐惧，而恐惧反过来放大狂热，使这些狂热恐惧者一个个都变成了暴徒。 在这种效应下，连性格最和善的最有教育的淑女都能拿鞭子去打人，拿刀去杀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打的杀的不是人，是剥削者和他们的反动势力，是党的敌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正跟着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做历史上前人从未做个的伟大事业，在埋葬剥削制度和消灭剥削者。 于是当时狂热的恐惧者充满了中国，试想十几亿的狂热恐惧者，他们都是毛泽东的战士，这是一股什么样的伟大力量，它超过了任何军队，使整个中国变成了狂热和恐怖的海洋。 在这两个高亢的主调，狂热和恐惧的下面，还有一个稳定的中板如行云流水在偷偷的爬行着，那就是欲望。欲望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主流，但是这股暗流将会慢慢升起，在未来充满毛泽东离去后的天空，成为主旋律。 这三个声音互相支撑，互相呼应，奏出了一支毛泽东悲怆交响曲，几千万无辜的中国人在它的乐声下非正常死去，至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改变历史和这个演奏的是林彪元帅，严格说毛泽东并未输给林彪，他是在打败林彪，取得胜利后输掉的，他不是输给林彪，而是输给了老天。 这里有些难懂，我借助小说《说唐》中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头号英雄李元霸学艺成功下山的时候，师傅对他说，你下山后谁都可杀，但是不能杀二号人物宇文成都。李元霸在一次搏斗中，杀得性起，忘了师傅的话，将宇文成都杀了，然后老天就不断在他头上打雷，他受不了，将大鎚扔向天空，鎚掉下来，将他砸死了。 当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虽胜犹输呢？ 毛泽东输在人心中的那个魔鬼，当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反对毛泽东，莫名其妙地从天上掉下来死掉的时候，人心中的那个魔鬼被唤醒了： 怎么这么多的人反对毛泽东，连最亲密的战友都要反对毛泽东？ 怎么副统帅说死就死，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 看来这里面水太深，政治斗争太复杂了。 看来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事业里面有些问题，太残酷了。 我脑筋简单，里面的事弄不清楚，以后有些事悠着点，不要太激进。 如果一个人心中升起这个魔鬼，那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损毫发的。 但是当几亿的狂热的恐惧者，包括党的官员心中都升起这个魔鬼时，奇迹发生了。 毛泽东的邪恶交响曲中狂热的声音没有了，于是政治运动无人再去打冲锋，不再可怕了，那些深渊中的党的敌人没有人去侮辱和折磨了，恐惧者相互的监督汇报陷害几乎没有了， 于是，又一个奇迹发生了，恐惧也没有了。原来狂热是恐惧之母啊！人们的恐惧是由于自己的狂热造成的。 毛泽东加在中国人身上的魔法就这样被解除了，他的交响乐中的两个主旋律已经失去了魔力。 毛泽东自此非常不快乐，他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办法来填补由于林彪死造成的理论漏洞，将他臣民的狂热再煽动起来，他的身体愈来愈差，不久就死了。 毛泽东死后，共产党中再无理论才子能够将被捅破了的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漏洞填补起来，人们处于无恐惧，无狂热的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上任后，看到那个毛泽东的交响曲还在那里支亚支亚的单调的运转，对老百姓已毫无作用，没有人再将它当回事，他干脆将恐惧和狂热的旋律去掉，将欲望上升为主调，自己奏起了一个新曲子，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时代还会死灰复燃，重新回来吗？ 不是没有可能，重新奏起毛泽东三个旋律的曲子是完全能做到的，但是那将是一个徒有毛泽东之表，没有毛泽东灵魂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骨髓是狂热和激情，毛泽东是一个诗人，除了毛泽东，谁还能让十亿人再燃起那种狂热和激情呢?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