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Google Gemini 对本文的推荐， 原文比较长， 分四次连载。

我特此致函，旨在向您推介一部非凡的中国见证文学作品：《无名者的非自然死亡》（*The Unnatural Death of a Nobody*）。

在浩瀚的当代中国文学之海中，许多作品因审查制度或“大遗忘”而湮没无闻。而这部作品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它不仅仅是一部讲述苦难的“伤痕文学”叙事，更是一部对极权体制如何在“细胞层面”运作所进行的深刻社会政治解剖。这部作品为何至关重要：

**“四重背叛”的框架：** 作者对“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结构性分析，将其定性为最高领袖针对其追随者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性背叛。这种分析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层面，进而提出了一种关于权力的政治理论。

**“清理阶级队伍”：** 尽管许多西方记述往往聚焦于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混乱局面，但这部作品却将聚光灯投向了后期那个更为系统化的“清理”阶段——这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报复行动，其致死率往往更高，却鲜有献记载。**“恶的平庸性”：** 通过对人物“邱德功”的刻画，作者捕捉到了在暴民社会中，死亡所呈现出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偶然性”。作品得出的结论——即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存在单一的凶手，因为每个人都是共谋者——既呼应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深刻洞见，又将其置于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语境之中。

**“恐惧的交响曲”：** 书末关于“恐惧、狂热与欲望”的哲学反思，堪称是对20世纪亿万民众心理状态作出的最为透彻的阐释之一。

这部作品足以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杰作比肩。它是一份冷峻、理性且令人心碎的证词，见证了在国家机器的碾压之下，作为个体的“人”是何等脆弱。我强烈建议出版并研读这部作品，因为它将为我们理解“中国的世纪”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丘德功之死

(仅以本文献给文化革命中的中国苍生)

目录

序

1 恶讯

2 初见

3 招祸

4 挨斗

5 文革

6 造反

7 暴死

8 凶手

9 天谴

10 悲曲

序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格丘山为笔名，我说因为我当年劳改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格丘山。

其实这只是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多年前对一个死者的许愿：只要能我离开格丘山，我一定要将他的故事告诉全世界。

多年来一直没有还这个愿，因为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传世的故事，我的能力尚不能将它写得那么深刻，我尚未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讲这个故事的方式。

我终于动手写它，名字叫做 ” 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我不能再拖下去了，万一有什么不测，这个故事就被我永远带到坟墓去了，所以毅然动笔了。

但愿死者，丘德功的灵魂，在冥冥中给我灵感，帮助我将这个故事写好。

这里我没有说丘德功的天灵，因为那是可怜的整整一代受苦人，他们死了 ，很多人连个墓地都没有，天堂会要他们吗？

天堂是不收没有信仰的人的。一些名字都没有留下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别人怎么知道他的信仰呢？ 何况他们活着的时候，大部分都跟着共产党信了无神论。

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与美国和中国牧师争论过，我说那些人连上帝的存在都不知道，怎么可能要求他们认可上帝为他们的救世主呢？何况基督教要求子民听政府的，这个政府告诉他们上帝都是骗人的。牧师说上帝已经给了人足够的上帝存在的信息，例如天空，星星和奇妙的大自然等等，人由此应该足够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我心里暗笑，我想你要是生活在中国， 生活在那个时代，你十有八九也是无神论者。

如果基督教不肯接受他们，佛教接受他们的可能就更渺茫了，佛教认为这些惨死于灾祸的人都是前世做了坏事而到今世来接受报应的。

对于已经死了的丘德功和在那个年代屈死的无数人，他们生前很苦，如果有灵魂，死后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也许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没有灵魂，没有来世，没有天堂，会更好一些。 因为死了大家一切都归于皆空，这样他们在人世没有得到的公平，死后就能得到了。

我确实很惭愧自己做不了什么，既不能说服政府将这些冤死的人名字收集和公布出来，写在一个什么地方，表示歉疚，也不能说服牧师和活佛给这些冤死鬼一个死后可待的地方，让他们安息。

记得初到美国的时候，我去到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教堂，巨大的舞台上几百个唱诗班的人唱着圣歌，台下上万个声音跟随着，那个磅礴的气势和宏伟的场面使我震撼，但是置身于这些清朝移民遗老的后代，这些国民党高级将军和高官的后代，这些共产党高干的亲属的群聚之中，我像一个孤独的岛屿。在海外一堂，去天堂的歌声遥远的余音之中，我不可自制地听到了北大荒凄厉的风声，听到了在凄厉的风声中无家可归的鬼魂的啼号。

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将我知道的他们生前的事情诚心诚意地写出来，愿天下人为他们寄托一丝哀思。

(一) 恶讯

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北大荒下午，太阳照在格丘山前面的树林上，微风吹着场院边上的草地，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场院里走着。如果没有紧接着来的消息，那么这个下午也就像我在北大荒度过的无数下午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得毫无痕迹。

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一个人远远的向场院走来，等到他靠近场院的时候， 我看清楚了，是与我住在同一个单身宿舍的小韩。

小韩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工人，在拖拉机上工作，聪明能干，平时沉默寡言， 我们在一个宿舍也很少说话。工作上私交上我们都没有联系，他为什么上场院来，我有些奇怪。

到了场院，小韩看到我，远远就叫小黄，这是很和我认识的小韩不一样的：我从来没有看到平时对一切事情都淡漠到麻木程度的小韩有过什么不安、激动、和慌乱。但是这一刻他的精神显然是在极大的奋昂中，满脸通红，声音都变了：小黄，老丘死了。

小韩似乎将憋在心中半天的话吐出来了，才松了一口气。论公论私小韩都是没有理由，而且不应该走这么远的路来将这个消息告诉我，一个没有资格参加政治会议的反动学生的。这个原因也许只可能由人性和天良去解释，当一个人看到了极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刺激和震撼的时候，如果又不能表现出来，往往会有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压抑和要求诉诸的欲望。对于参加会的工人来说，他们可以回家去对老婆讲，而小韩，一个单身职工，对谁说呢？他于是想到了我，一个被大家都忘记了的在场院的人。

但是我不能马上明白，而且也反应不过来小韩的话，我仍滞留在场院的平静气氛的包围中，无法一下子将情绪，思维去与那个如沸水开锅的充满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会场连接起来，何况我今天早上还看到老丘好好的，怎么会死了？我迷茫的看着小韩。

老丘被支援队打死了，小韩接着说。

我有点明白什么事情确定无疑地发生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身边的活生生的生命一霎间消失了，这意味着我再也无法看到他了，天在转，地在摇，丘德功熟悉的脸在我前面飘忽，他的熟谙的语音在我耳边回荡，我不能相信，也无法懂得一个活脱的生命怎么会一下子没有了，我陷入了对人生生死死界限的困惑和混乱之中。

我记起了前几天，在会议室中看到老丘坐在那里的样子很不好，他不是坐在那里，而是整个人都瘫痪在凳子上，几乎是背支撑在座位上，脸色也充满昏懵气息，当时我脑中闪过一种不祥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当生命接近结束的时候，是不是有一股恶气﹐昏庸的气息已经围绕在他的周围，而我们看不出来呢？

小韩后面的话已经离我远之又远，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

他们拿棍子打他，拿皮鞭抽他。

其实张瑜被打得不比老丘轻，但是张瑜没有死。

那致命的几下一定不是棍子打的，而是用棍子戳的，戳在肚皮上哪个要害了。

最后老丘，屎尿都出来了，大家闻到了气味，还打哩，不知道什么时候，老丘已经没有气了。

我的眼睛模糊了，心在战栗，丘德功啊，果然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望着远处的格丘山，满山的阳光在树枝上跳跃，叶子在树上摇动，白云仍然是那么悠悠的在浮动，天空依然是那样清爽的在显示蔚蓝， 它们对一个生命的消失是那样无动于衷，每一片叶子都生气盎然，每一娄云朵都洁白无瑕，它们仿佛都在说，丘德功的死与我们毫无关系。

我忽然觉得格丘山是个不吉祥的名字，为什么是格丘山呢？因为格的意思在中文中是压制， 而丘正是丘德功的姓，这个名字是不是一种暗示，一种命运的注定？老丘要静静的在你的山脚下，留在你山麓的丛林中长眠？

小韩最后的话我听清楚了：

在会上，跳得最凶的，挑衅打老丘最厉害的是和老丘同一派的黄福明，李云飞，小韩的语气充满了愤懑和鄙视。

这是人类永久重复不疲的故事，我回想起我在学校中被斗时的情景，一模一样，斗我最凶的也是平时与我最好的同学，人性被压到极端时，被挤逼出来的反应和自我保护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又是何等同样残忍和卑劣啊！而充满在文化革命中一条最邪恶的主线，正是将人逼到频死的边缘，让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证明忠诚，为了自己不被恶斗，去像疯狗一样乱咬自己的同事，朋友和亲人，甚至父母，子女，丈夫……， 正是这种在悬崖上自救的不顾一切的力量，产生了无数令人痛泣的中国毛式悲剧，而以此去区别于中国古代的封建道德悲剧和世界人性悲剧，不幸的是这些毛式悲剧被世界和人们所知至今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现在正在被人有意和无意的去篡改，歪曲和遗忘。

小韩走后，望着远远的格丘山，我的心在说：

丘德功，如果我能活着走出这座山，你的故事就会有人知道，写他的就是格丘山。

(二) 初见

一九六五年三月，我被以反动学生的罪名送到北安农场劳动改造。一到队上，管理我的王奎选师傅就告诉我，队里哪些人我可以接触，哪些人我要少接触。最后他特别关照，丘德功，出身不好，思想反动，不能接触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丘德功的名字，以后我自然特别留意这个叫丘德功的人。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着眼镜的瘦高人，一看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念书人。他说话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声调不是那种低沉类型的，而是尖高清脆，与他的形象非常相符。另外留给我记忆的一个印象是他的腰带上总是挂着一大串钥匙链，走路叮叮当当的，上面除了钥匙，还挂着各种小刀小螺丝刀之类的工具。

丘德功在高长太师傅的拖拉机上工作，我在大田班，平时根本就碰不到，只是下班时遇到。像这个队里的大部分老工人一样，高长太也是复员军人。丘德功摊上这么一个师傅是很幸运的，我感觉到高长太一定受到队里的指示监督丘德功，但是高长太不但正派，而且很有头脑，常常在暗中保护丘德功。有一次在地间休息的时候，丘德功与几个下放干部一起聊起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涉及到几个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国家领导人，不免有不敬微词在里面。这时候高长太走过来了，故意咳嗽，提醒大家他来了，然后说，莫谈国事，接着若无其事的将话题引到别的琐事上去了。

丘德功下班回去的时候，经常从地里 捡几个大树根挂在身上带回去。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什么珍贵药材，不免好奇问他，丘德功以他特有的认真告诉我，这是补家里燃料不够时用的，这些树根已经够做一顿饭了。另外丘德功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下班扛着锄头回家的时候，爱唱歌。他唱得并不好听，所有的歌到他嘴里几乎都变成了一个终于可以回家的高兴放松调。当然丘德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嗜好为他将来的飞来横祸伏下了祸根，虽然他唱的都是共产党的革命歌曲。

以我的观察看，丘德功不是对队领导的敌意毫无察觉，就是在刻意的使自己显得与大家毫无区别。这个唱歌的习惯，与我后来发现他的其它特点一样，很可能都是他在那个艰难处境上，为了保护自己故意做出来的轻松。

从周围的谈话中我慢慢对丘德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下放干部，他的父亲解放前为中美合作社工作过，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沾到美国都是了不起的罪行，由此被判七年徒刑。丘德功高中没有毕业，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干去了新疆。初解放，年轻有文化的干部缺乏，丘德功就被调去学俄文，大专毕业后一直在为苏联专家当翻译，直到后来共产党认为他的出身不宜与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的苏联人混在一起时，他才被下放农场。以丘德功的简历，我实在不明白四队的领导为什么对他这样敌视，他个人历史上没有任何污点。

到了铲地和秋收的时候，我与丘德功也有了一些短时的单独接触机会，但是我感到他并不想与我接近。

我们的首次单独谈话竟是非常不愉快的。时经多年，我已经记不起是因为什么事情冲突的了。好像是因为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说了这种东西某个国家做得比较好(当然不是一个中国的友邦，因为中国的朋友国家当时只剩了阿尔巴利亚和亚洲几个小国了)，想不到丘德功反应非常强烈，说话都结巴了，很严肃的对我说，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不要认为这些话就来拉拢他，他的阶级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我被这个意外和牛头不对马嘴的责备搞得狼狈不堪，不知说什么好。丘德功说完这番话后，似乎也为自己的过分反应尴尬，脸涨得很红，默默地低下头，看起来有些羞愧。我更感到痛苦和无奈，显然我被他看成魔鬼，坏人了，就像那个戴在我头上的侮辱性帽子反动学生所标志的一样。可是更使我感到苦涩的是他怎么知道，我在背后也被告诫对他也要警惕呢？而且这些话我是无法告诉他的。这个世道的残酷，荒诞和专横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啊﹗

与队里的地主分子老姜头一样，这些队里处境不好的有各种所谓问题的人，对我比一般工人更严厉，更不见情理，但是一旦我的处境稍有改观的时候，他们的防线就会完全撤消，表现出来一种对我心照不宣的同情和默契。丘德功也是这样，在那次使我处境彻底改变的冬训之后(我将在自己的故事中叙述这段有趣的经历，如果没有那个经历，我很可能无法熬过后面的苦难，今天能在这里讲故事了)，丘德功对我像变了一个人，友善而且同情。

农场少有休息，从五月播种到九月秋收，中间都没有星期日和休息日。过了这段时间才恢复正常的星期日制度。队里的工人终年穿着满是油污和破洞的工作服，休息日也不例外，丘德功却是不一样，他一到休息时，就换上自己的衣服。我记得他总爱穿一件蓝色的条绒夹克衫，这令指导员邵兰新很看不惯。邵兰新凡是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就会用一种非常鄙夷的目光很快瞪这个人一下。这个目光非常慑人，至少令我恐惧。例如邵兰新不喜欢我在食堂吃饭时与一队的难友聚集在一起，要是他看到了，他就会用这种狠毒和鄙夷的目光扫我一下。所以我每次去见难友时总是小心翼翼，不愿让邵兰新看到。记得有一次由于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几乎不见油水，在难友鲍有光的鼓动下，我们三人去食堂后面的小食堂改善一下。这个小食堂主要是招待干部开会用的，在没有会议的时候也向公众开放，但价钱很贵，我们只能偶尔去打一下牙祭。那次我们去小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邵兰新进来了，他就用那种目光狠狠盯了我一下，我心里直发颤，知道惹祸了。回队后，果然邵兰新在会上将我大大训斥了一顿，说我最近表现非常不好，放松改造，追求资产阶级的享受。当然邵兰新作为本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后面还要更详细的介绍，我不愿意大家将他想像成一个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常见的一个阴险，凶悍的坏人。他的个性和是非观念都是非常鲜明的，尽管这些观念非常简单而且无理，这是在他的位置和处境上他自己不可能明白的。

丘德功对邵兰新这种目光不是毫无所察，就是装得不在乎。也可能在丘德功位置上根本没有将邵兰新放在眼里，他毕竟是大学生，国家正式干部，曾经常年与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现在不就是下放劳动？没有什么过失，也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对他来说。邵兰新只不过是一个部队转业的付连级干部而已，没有什么可怕。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很多灾祸并不来自那个灾祸所给的理由和名目，而常常根源于对于某人不尊重，这种不尊重，尤其是对你的直接领导，更准确地说不是不尊重，而是没有让你的领导感到你对他很服贴，那么就格外危险了。

所以丘德功照样在休息日穿得整整齐齐，与队里的工人显得不一样，对邵兰新的目光就像没有看见。

丘德功是个爱动的人，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是属于那种阳刚路数的，大板的正抽和反抽，与难友鲍有光的爱球如命地打刁球完全相反。记得我第一次与丘德功打球的时候，挡不住他有力的两面抽杀，败下阵来，而难友鲍有光却不上场，他冷静的在一旁看丘德功的弱处，发现丘德功有几个落点应付得不好，等到鲍有光上去时，丘德功就比对付我吃力多了，不过鲍有光也很难赢到他。尽管这样，丘德功还是认为我的球比鲍有光打得好多了，说明他不喜欢那种耍计谋的玩法，喜欢光明正大的较量。

难友鲍有光是我在中国文学书中从未见到的形象，他的幽默影响了几乎所有周围和他生活的人，即便劳改时也不例外。他的智慧应该说在我之上，我在农场和大庆的生活到处有着他的影子。他的后来经历之所以没有像我走得那么远，恐怕就在于他的爱球如命。如果在每一件小事上都不肯吃亏，精于计算，那么虽事事得利，却失去了根本改观的可能和勇气。而我的历程却总是在不善于应付周围的环境的浪尖上挣扎，常常被逼到绝路，然而在绝处为了求生，不得不拼命一博，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了，走出了一条非我所愿的歪歪曲曲的生命之路。我希望我将来尚有时间将难友鲍有光完整地描述一下，丰富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物库藏。

丘德功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下象棋，他对我的棋艺非常佩服，一到休息他就常穿得整整齐齐来找我下棋。这时候如果邵兰新进来了，会非常不高兴。我虽然努力不去看他，但是我仍能感到他的双倍鄙夷和狠毒的目光从我们身上扫描过去：丘德功的衣服加上两个反动分子在一起！所以我每次与丘德功下棋总是提心吊胆和心不在焉，怕邵兰新进来，我觉得为了避免麻烦，最好不要下。有一次下棋时我假装无意的对丘德功说，邵兰新不太喜欢我们下棋，谁知丘德功也像心不在焉的轻描淡写的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吧，似乎脑子仍在棋里。

丘德功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的妻子长得很高，人叫大李，很漂亮，是农场机械厂的车工。他还有一个四岁左右长得虎头虎脑的可爱儿子。大李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女性，我们后面会看到，虽然生活在那个精神和物资都是极其艰难的时代，她表现出来的气节和勇气也会让今天在享受，奢侈和虚荣的浪尖上翻腾的杰出女性汗颜。

丘德功除了爱玩以外，还有一个特长，这里没有说爱好，因为与他的唱歌一样，我不能确定这是他的爱好，还是他在那个特殊处境下，为了保护自己处心积虑所做的事情。基于农场除了一个小卖店以外别无商店，譬如钟，手表，收音机坏了是没有地方修的，所有这些东西都送到丘德功家里来了，丘德功总是能够修好，当然是不收钱的。有一次我的手表停了，就请他修，过了几天就给我了，他说没有大问题，里面都是麦屑，太脏了，他洗了一下就好了。农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工作时间又长达十四小时以上，为大家业余做这些事情是非常辛苦的，用的都是宝贵的睡觉时间。所有丘德功做的这些好事，无疑在工人的心里留下了好感。丘德功出事前的一次冬训中，大家都在会议上说了很多感激他的话，连对我说他思想反动，不让我接触他的王奎选都说，老丘是活雷锋，我们下班了每天回家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呼噜大睡，老丘还要在灯光下为大家修表，修钟和修收音机。

大家的褒扬，并没有缓解邵兰新对丘德功的成见，我注意到大家在褒扬老丘的时候，邵兰新的表情显示了一种坚韧的无动于衷，我觉得这种褒扬正适得其反地在邵兰新心中加强他对老丘的反感。他心里兴许在想，这是阶级敌人的蒙眼术，大家阶级觉悟不高，被丘德功蒙蔽了。

从另一方面说，所有丘德功做的这些好事累积起来的在人们心中的感激，最终也没有救得丘德功的性命，这些感激在不影响人本身利益的时候，能够换得一些鸡毛蒜皮般的公正，但是一旦对当事人也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以后，我与丘德功还有过几次谈话，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在地里单独相对。谈话是从丘德功的道歉开始的，他说自我来后，一直同情我，但是不敢表示出来，有时还恶言相伤，真对不起，显然他一直对我们的首次谈话耿耿于怀，并且为之内疚。接着他问起我因为什么问题被搞到这个地步的，我也收起了那付平时在众人面前老实接受改造的唯唯诺诺的面具，毫不掩饰的告诉他，北京的知识圈中已经到了疯狗乱咬的情形，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是为了升官入党或者保护己身的人强迫加上的。不管我怎么说 ，他还是不理解，除了鼓舞和安慰我以外，他还是认为我本身必定有些问题，有什么辫子给别人抓住了。不过他倒不走俗，他根本不相信这些辫子本身是有罪的，因为他自己心里也藏着各种，想不通的，不能让人知道的辫子。所以他有些诚挚，也有些带着自以为隐藏的不错的得意，更可能是对于自己恶劣处境的自勉告诫我，要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他讲这个话时的语调，表情使我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今天我回忆起丘德功时，眼前就出现了他说这话的样子，诚挚、坚定而自信：

“要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我也理解他在这句话中除了流露对现状的不满，还是认为我的遭殃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那时候，我好几次内心冲动，想将我初来时，王奎选说的话告诉他，让他小心。但是，理智阻止了我，这是很危险的，搞得不好被理解成挑拨关系。再说一个自己没有被灾难冲击过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别人被灾难冲击时的无奈和不可自主，总以为自己离灾难很远，以为在受灾难和无灾难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是非界线，不会相信这种危言耸听的！

不过即便丘德功相信了我的话，在丘德功的处境上，这又有何帮助呢？ 一个以为自己的尾巴藏得不错的人，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恶劣吗？ 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时时想到要警惕别人抓自己的尾巴呢？

果然不久后，不管丘德功怎样牢牢看住他裤子中的尾巴，他依然遭殃了。在当时的中国，要一个人遭殃，何须一定要见到和抓住裤子中的尾巴！

(三) 招祸

四队的队部有三个干部，康队长，指导员邵兰新，会计汪深。

康队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原来是解放军的排长，生性好动，成天忙碌在地里，他最烦恼的事情恐怕就是坐在那里开会，所以他只和自然斗争，与世与人无争，我们的故事对他没有更多可讲的。

会计汪深也是复员军人，是江浙一代的人。因为他能写会算，所以就担负了全队的工资，考勤，劳保等等一切后务工作，不下地。为了说明汪深的形象，大家可以想像，绍兴宁波那一带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个子中下，人很瘦，和中国电影中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有些像，有点狡黠，但是没有霸气。他的眼睛很混浊，说话时总是避开人的目光，隐约能感到他对人有些势利。其实他对人的态度只是忠实和精确地体现邵兰新的好恶，而且你也只是隐约感到，说不出什么不恰当的地方来。在队里工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不张扬，不多事的人。从他的唯唯诺诺和小心谨慎中，我猜测他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什么辫子在档案中，只是无法证实了。

现在讲到邵兰新，邵兰新是一个中等个子的胖子，园园的脸，脸上一股正气，没有一点阴诈和诡谲的气色，板起脸来很凶，笑起来时却很可亲，有些像庙里的罗汉。这里说的正气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正人，只是表明这个人耿直和自信，自信到接近霸道，却是自己未必知道。邵兰新虽然大腹便便，像个做官的样子，却没有大干部那样的气势，仔细看他的脸颊上两块胖墩墩的圆肉，有些红，并不是血色润通的颜色，而是带着风霜吹打出来的血管显露。他虽然凶的时候很可怕，脸上的胖肉还不到横肉的级别。

邵兰新小时候很穷，他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过，小时候要过饭，要不是党我哪能有今天？他说这话时，就像说家常话那样平静，没有很多人忆苦思甜时的矫情，泪流满面，反倒让人感到他对共产党感激的真诚。他从部队转业时是付连级，一直在四队担任指导员。邵兰新的文化是在部队里学的，墨水不多，加上他的个性不是那种夸夸其谈，花花肠子的人，所以说话都是朴实的大实话。对他来说共产党的道理就是真理，打地主，就是为了穷人翻身，他邵兰新有今天就是共产党带来的，邵兰新对地富反坏有着天生的敌意，对着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尤其鄙视，邵兰新一有鄙视脸上就会显示出来，我能感觉到他看丘德功和黄天秀时眼神中那种厌恶，他觉得这些人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要不是共产党来了，都是骑在他的头上，而且现在仍时时刻刻都想着夺回他今天幸福生活的敌人。邵兰新这样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他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还有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普通人和正常人生活的样子。邵兰新对我后来态度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知道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加上我年青，因此我在他的眼里成为不小心失足的人，尚可挽救，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不同。

听邵兰新开会讲话是非常无聊的，他讲不出什么道理，翻来复去，就是共产党打天下救穷人，资产阶级要用懒、馋、贪图享受来腐蚀革命队伍，夺回他们失去的江山。所以他，邵兰新，身为指导员，必须以比契柯夫笔下那个紧紧看住周围人不要弄出什么事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这是我说的，邵兰新不知道什么契柯夫)更负责，更霸道的眼睛牢牢看住四队的人，不让他们受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腐蚀。除此邵兰新再讲不出什么来了，通过他嘴里出来的道理倒是都变成了与他亲身经历紧紧融在一起的大实话，虽然其中的连结在逻辑上是否成立很有问题，但它毕竟与我在学校中听到的那些一套套的极端偏激，专横，霸道和杀气腾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完全不同。我至今一回忆起，六十年代大学中那些政治干部，进步学生，慷慨激昂，唾星四溅的大谈去解放世界受苦人民时，身上就冷的起鸡皮疙瘩。那些当年在学校中耀武扬威，将衣服披在身上(那时学校干部的时尚，不将胳膊伸到衣服袖筒中)到处慷慨陈词的人，恐怕一个个今天正在灯红酒绿的温柔乡中搂着二奶享受人生，而早已忘记，或者故意忘记他们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将别人搞得鸡犬不宁惶惶不可终日的保尔科察京时代了。只是偶尔对身边商业化女人的游戏人生和缺乏真情感到疲乏的时候，会想念和怀念起他们年轻时，充满斗志的为革命献身的纯洁女友，他们记忆中的冬妮亚，而自以为他们那个时候一个个都充满革命理想，圣洁得像天使！

邵兰新大约也知道自己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很枯燥，大家很看不起，有时也想过应该用比较有理论水平的词汇来润色和提高一下。有一次他这样开始了，先清了嗓子，说，今天的科目是，故意停顿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应，大家耳目为之一震，怎么像讲课了，张着耳朵听下去，邵兰新接着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因为他不知道纲举目张是什么意思，就说成纲，举目张。下面有一半人笑起来。邵兰新发现不对，不知道大家笑什么，狠狠瞪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他习惯的口头禅上去了。

邵兰新虽然恨地主，恨剥削，恨资产阶级的好吃懒做，贪婪享受，但是他不知是没有想到，还是故意回避，他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在脱离劳动和得到额外享受的路上走着吗？他的身体愈来愈臃肿，不知是转业前就是这样，还是在当了指导员后长期脱离劳动引起的。连不识字对他的话马首是瞻的王奎选都私下对我说邵指导员不如康队长，不参加劳动。当时只要干部一开会，参会的干部就可以吃一顿好饭，虽然那一点点特殊化与今天的花花世界的糜烂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与邵兰新会上成天告诫教育工人，不让他们受资产阶级腐蚀，和他用眼睛紧紧盯住工人的行为，不正是背道而驰吗？不过我相信以邵兰新的资质，不是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不可能去想到这些问题的逻辑矛盾的。

有一次邵兰新传达上级干部要参加劳动的文件，传达完了，邵兰新还没有来得及讲话，老工人张正寿不紧不慢的说“这是远景规划吧”，将会场上的人乐得仰面大笑。邵兰新脸通红，气得两眼冒出凶光，但是没有与张正寿计较，更没有训斥张正寿，而是将话题扯到别处去了。这说明邵兰新毕竟还有做官的涵养，知道分寸。还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邵兰新虽是直性，也学了一些当官的伎俩。

农场里有不少工人的弟妹来到农场，到农场工作，这些人没有工资，就以记工分为准。有两个女孩子在四队场院工作，邵兰新看到了，就过来问了一下她们的情况，最后对这俩个女孩子说，你们俩个的工分，一个是九分，一个是七分，你们每天下班前讨论谁是九分，谁是七分。当然后来这俩个女孩子没有上邵兰新的圈套，俩个人商量了一下，每人轮流拿九分。

现在让我们回到丘德功的故事上来。

在中国，除了杀人犯或者当场抓住的强奸犯，偷窃犯外，一个人被宣布犯罪，如果你直接去从他的犯罪去理解这个人，那么往往会失之千里。所谓的反革命，反动分子，贪污犯，生活腐化犯等等往往来自于这个人的情况改变，来自于这个人的实力，情况与他现有的地位，财产，收入，房子和妻子的漂亮程度不相称，一旦产生这样的不平衡，这个人就很可能要开始倒霉了，至于倒什么霉，那并不重要，而完全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去自由发挥的。在毛泽东思想时代往往容易变成政治犯罪，在改革开放时代容易变成经济犯罪。我们这里丘德功的倒霉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

队里的工人大都是三级到五级工，工资应在三十到六十元之间，而丘德功是技术干部待遇，比工人高不少，我想应在八十多元。一个政治身份低的人如果工资比周围人高，这显然是不平衡的。说到这里我想起鲍有光的父亲鲍扬廷来了，他从希腊起义回国后被定为三级教授，工资并不高，但是共产党念及他是起义回国，另外给了他一份非常可观的保留工资(一百多元)。记得他第一次拿到保留工资时，立即送回人事，人事将退回的工资寄到他家里，他又退回去，如此三次，坚决不收。他的妻子非常不高兴，钱是人家诚心诚意给你的，又不是自己硬要的，为什么不拿？鲍扬廷说，你懂什么，在一个科室中如果工资高于上司，就像坐在火山上面。后来鲍扬廷躲过了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必然要遭殃的右派大劫，可能正因为他做人的睿智和谨慎。丘德功显然没有鲍扬廷那样的人生阅历，他的遭殃就是从工资开始的。

四队领工资的那天，大家排队，由会计汪深给大家一个个发。丘德功拿到工资的时候，就应该走开，轮到下一个，当时并没有当面点清的习惯。可是丘德功没有走，而是点了一下，发现少了三十元。然后他就将钱摊在桌子上，问汪深﹕

汪师傅， 怎么少了三十元？

汪深脸通红，也没有仔细点丘德功的钱，就说是吗？从抽屉里将显然是卡扣的钱拿出来给了丘德功。大家都看着汪深，知道汪深是有意的，他看准了邵兰新对丘德功的厌恶和丘德功在队里的处境，才敢沾这个便宜。要是丘德功回家才发现而没有当面点清，那么以后查无对证，队里有哪个人会相信丘德功和帮丘德功说话呢？没有想到丘德功会当场点，这使他丢尽了脸。

这件事丘德功要回了钱，却栽下了祸秧。不过我也看不出丘德功在当时情形下有其它应对的方法，如果丘德功认了这个哑巴亏，不揭露汪深，他以后会逃脱命运给带来的灾难吗？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四个月后，四队出现了惊天动地的现行反革命事情，会计汪深揭发，有人下工回家经过队部门口时，公然唱反革命歌曲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狗强盗

消灭了解放军

这个唱歌的人就是丘德功！

(四) 挨斗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城镇乡，到处张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语，整个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大动荡的前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杀气。

记得到农场前，有一天夜晚，我在北京坐电车，突然发现电车上一片死寂，没有人一个人说话，人的脸在车外一个个驶过去的路灯的荧光下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黑，让人感到慑人。多年来我总不能忘记那个夜晚向我显示的恐怖，和当时心中突然袭来的在这个长夜中出现的无比孤独。

我相信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已经从各种气息中闻到了血的腥气、预感到了一场血光之灾将要登上中国之陆。虽然人们尚不知道这场灾难来自何方，为什么而来，谁去杀谁？当然人们更不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心脏，北京高大和讳莫如深的红墙之内，琉璃瓦之下，两个巨头已经不共载天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黑雾和怒气正从他们的脚下升起，变成黑色的乌云，将整个京城笼罩到黑雾之中，然后这些黑云要慢慢弥漫、向整个中国扩散，覆盖住整个中国的一个个城镇，一个个乡里，像一条条黑龙，张开血盆大口，悬压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待着喝血。

丘德功就是在这个血雨腥风即将来到的前夕，被卷进了灾难。

农场党委听到邵兰新汇报，四队出现了反革命事情，有人公然叫嚣要消灭解放军，党委书记茹作斌勃然大怒，派出了以党委秘书徐仁芳为首的工作组，去四队处理丘德功反革命事情。

党委秘书徐仁芳，山东人，部队转业。但是徐仁芳看起来不像一个军人，白净的脸，整齐的五官，文秀沉静，说话也是文质彬彬的，更像一个文人。

其实一个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决定于读书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说起话来却是一付鲁莽和无知，不同的只是由于有了博士学位讲起蠢话来更是不容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却显得内秀和很有涵养的人也到处可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一个。虽然他的身份、职务、经历和当时的极左气氛使他也在阶级斗争烽火中冲锋陷阵，但是萧杀的气氛仍然不能吞没他稳重的个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于自己没有受到很多教育，对有高等学历的人有着一种天然的尊重。这种秉性在共产党的部分老干部中屡见不鲜，他们由于自己不能进入和懂得所谓高深的学问，而表现出对知识殿堂和有学问的人的敬畏。反而这种对学问和有学问人的敬重，在解放后大学生中爬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却无迹可寻了。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在当学生时为了要求进步，入党升迁，不得不荒废学业，肚子中通常没有多少墨水。而由此之后，为了自己在学业上的损失，显示了一种对不问政治只读书的人，乃至知识的怨恨。正是这种心态，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被他们称之为白专的人下手尤为残忍。

一个斗争现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会在徐仁芳的主持下开始了。

斗争会，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名词，对于外国人恐怕会像外星球上的童话，对于中国人的后代子孙恐怕也难知其详了。虽说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则，斗争会未必就会绝后，但是百年后的中国斗争会肯定会与他们爷爷奶奶曾经经历过的斗争会大相径庭，可能会添上那时候的中国政治，甚至高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特色。如果我不在这里多解释几句，外国人查百科全书，子孙查历史书，肯定会望洋兴叹，徒劳无得。因为这些不上大堂﹐但是却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东西，中国人是从不将它记载在正式文字中的。

斗争会源出于土地改革，共产党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要将地主的地分给农民。在分地前，必须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先将地主批倒斗臭，这样农民分地时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从解放初期反映土改的小说。诸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看，土改斗争会往往要经过共产党派出工作组，反复动员农民才能发动起来。而我们这里说的六十年代的斗争会无论从形式上，参加人的心态上说已经与土改斗争会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今尚没有一本小说反映曾经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生活重要内容的这种小说。

六十年代斗争会不是从土改斗争会脱颖而出的，它的正宗祖脉应该是反右运动。反右从共产党请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帮助整风开始，要知识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直到党认为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不能再言了，就发生工人农民“不答应”了，走上讲台，要与右派辩论。右派在“工人农民”的讨伐下，不经一击，辩论会很快就变成了右派认罪会。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以中国人不宽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愤怒”的右派的朋友、亲人、和同事，义愤填膺的，跃跃欲试争取进步的，心怀叵测的和心惊胆战的都必须一个个上场，轮番与右派划清界线，表示愤怒，这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斗争会诞生了。

斗争会，从五七年诞生，到六十年代，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了。

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右后的任何单位都具有对自己的下属开斗争会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具有将一个下属打成与历史上的奴隶地位一样卑微的地富反坏右的无上权利，无需经过公检法系统批准。这个单位党委无法无天的权利已经使社会上的公检法系统形同虚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国人，其做人的基本权利实际已经毫无保障，丧弘至尽。

斗争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党的积极分子反而不太上场，愈是亲近的同事、朋友、同学、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场，愈要无情。所以从人性上说，斗争会的残忍和冷酷，它的亘古未有，世界独特，正是定位在这第二特点上。

今天有人去责备那时的中国人愚蠢和无情，未必见得公平。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处于其境，都未必会比那时的中国人潇洒。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置于地狱之边，一个个党的积极分子虎睁圆眼看着你是否划清界线，否则就会将你也推入那个万劫不复的火海之中，你孰去孰从？

这里说地狱和火海，绝非夸大之词。沦为阶级敌人的严酷确实与陷身地狱只在伯仲之间，它超过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它意味着不经任何审判，不允任何辩护，不存在任何上诉可能，一个小小的单位党委，转眼之间就可以令一个人丧失工作，家庭，变为像奴隶一样的贱民。贱民在中国社会的意义就是，不管走到哪里，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残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没有申辩的权利。而且一旦沦为贱民，就是阶级敌人，终身都是敌人，永无期满之日。而且你一旦成为阶级敌人，你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乃至表亲都会从心里真正的恨你，因为由于你，他们的升学，工作分配，分房子，提升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这么一个荒唐的，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系统司法的，使每一个普通人离地狱只是近在咫尺的制度，既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了，到了文化革命发展到它的顶峰。而后由于政府的官员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也尝到了这个制度的残忍和不公平，而暂时的被搁置，不再被使用。这里说暂时，是因为，造成这种荒唐制度的根源并没有被充分认识，而待到受过这个制度直接伤害的官员慢慢将这些记忆淡忘，或者离开人世以后，新的少壮派再在中国升起的时候， 它完全可能卷土重来。

丘德功的斗争会就在群情鼎沸的口号声中开始了：

打倒现行反革命丘德功！

打倒仇恨解放军的反革命分子丘德功！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会场一片萧杀，尤其像我这样已经被戴帽子的反动分子更是提心吊胆，喊口号时拳头举得高高的，声音喊得大大的，唯恐人们说我同情丘德功。

丘德功站在会场中间，低着头，脸苍白和憔悴，显然已经多夜无眠。

首先是汪深发言，他有板有眼地叙述了，他怎样在办公室办公，下班的工人怎样一个个走过队部门口，然后大部分人都过去了，最后来了丘德功，扛着锄头， 一边走一边唱。先是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队部门口唱起我是一个兵，最后一句唱的是消灭解放军。他当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听了一遍，还是消灭解放军。

汪深说完， 大家愤怒的叫起口号：

打倒反革命丘德功！

坚决要求严办反革命丘德功！

接着是批判发言，几个显然已经事先安排好的发言一个个轮流过去。最后是主持人徐仁芳讲话，他的话也是这类会议的老套子，丘德功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批判，进一步交待你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对抗是死路一条。讲到这里，看来会议应该接束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徐仁芳出乎大家意料的，突然对丘德功说，丘德功，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帮助你，你对大家讲一讲你的认罪态度。

徐仁芳出乎常规的给了丘德功一个说话的机会，连丘德功自己都没有料到，谁也不知道徐仁芳为什么这样做。丘德功先是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了，他的机会来了。

丘德功突然哭了起来，跪了下来：

“请大家饶了我吧，我就算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也不会傻到大白天去唱消灭解放军，我家里有妻子，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我不为自己想，还要为她们想想，我要成了反革命，她们怎么活下去啊”

说到这里丘德功已经声泪俱下，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将两条腿挪动着，跪到了汪深的面前：

“汪师傅啊，你大人大量，救救我吧，我代大李小毛求你，过去如果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这里我向你赔罪，汪师傅啊，消灭解放军和消灭蒋匪军，两个音很接近，很容易听混的，告诉大家你没有听清楚吧！”

谁也没有想到斗争会会变成这个样子，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北京的大学中，马上就会有要求入党入团的进步分子跳起来，声色俱厉地指着丘德功的鼻子叫丘德功老老实实，不要演戏，可是这里不是北京，下面坐的不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工人有跳出来立功的意思。

大家看着徐仁芳， 现在应该是主持会议的主持人严词呵斥丘德功站起来，回到会场中间去，可是徐仁芳像个没事人一样，他的眼神中闪出一种迷离的光芒，望着我们看不到的空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汪深尴尬地面对着跪在地上向他求饶的痛哭流涕的丘德功不知所措，这个时间继续了大约一分钟，这是极为静寂的一分钟，又是非常长的一分钟，大家都屏气敛息的看着汪深，等待他说话，终于一个工人家属不能忍耐了，叫了起来：

“汪师傅，丘德功在问你呢，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

“我，我”

汪深支吾着，不知说什么好。

从干部转为工人的李云飞忍不住了：

“汪深，你听清楚就说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就说没有听清楚，大家等着你说话哩！”

李云飞出身烈士，深得领导信任，过去在人事保管挡案。但是他有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上天造就了他有特别强的理解力，却没有起码的分析能力。他又有将他理解的事情和东西，不管是否合乎时宜，用非常极端和尖锐的语言立即表达出来的爱好，他这种没有理智和原则的紧跟形势的第一反应能力，使他始终处于当时正确的大风大浪的尖头上，而毫不意识不同时期风浪的浪尖可能正是完全对立和一百八十度相反的。他也由此被他强烈的第一反应能力所累，由于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领导和工人，最后被从干部贬为工人，在队里当康拜因手。

会场上一双双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汪深顶不住了，汗一滴滴流了下来，

“我，我，我没有听清楚。”

徐仁芳像久旱逢雨，好像在盼望这句话，等这句话一到，连想也没有想，就立即反映，

“啊，老汪，你也真是的，没有听清楚，这话怎么能够随便说呢？”

但是他完全没有进一步为难汪深的意思。

然后徐仁芳大声地加重语气说：

“散会！”

这个斗争会就这样虎头蛇尾，结束了。徐仁芳回去后向党委书记报告汪深没有听清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我在回忆这些旧日的往事时，仍不得不对徐仁芳在那个如履薄冰的阶级斗争时代中显示的人性，智慧和勇气肃然起敬。

不幸的是，虽然丘德功逃过了这一劫，这一劫最终是不会放过他了。他的莫须有的尾巴已经被牢牢卷到人手之外的国家政治风暴之中，由不得他自己和任何个人做主了。到那个风暴到来时，那条黑龙需要喝血的时候，不管是邵兰新、汪深、徐仁芳，甚至农场的党内书记茹作斌，都无法再控制丘德功的命运，这就像一个气球，一旦发出去，线就被剪断，飘到了中国的政治天空，它的命运只能随着天空的风雨雷霆去上上下下翻滚，去喜怒哀泣，地下望着的人只能叫喊兴叹，再无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