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從共產黨請求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幫助整風開始，要知識分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直到黨認為事情的性質起了變化，不能再言了，就發生工人農民“不答應”了，走上講台，要與右派辯論。右派在“工人農民”的討伐下，不經一擊，辯論會很快就變成了右派認罪會。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以中國人不寬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憤怒”的右派的朋友、親人、和同事，義憤填膺的，躍躍欲試爭取進步的，心懷叵測的和心驚膽戰的都必須一個個上場，輪番與右派劃清界線，表示憤怒，這時候，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產物，鬥爭會誕生了。
淪鬥爭會，從五七年誕生，到六十年代，經過幾年的實踐，已經發展到非常成熟了。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反右後的任何單位都具有對自己的下屬開鬥爭會的權利，也就是說每一個基層黨組織都具有將一個下屬打成與歷史上的奴隸地位一樣卑微的地富反壞右的無上權利，無需經過公檢法系統批准。這個單位黨委無法無天的權利已經使社會上的公檢法系統形同虛設，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國人，其做人的基本權利實際已經毫無保障，喪弘至盡。
鬥爭會的第二個特點是黨的積極分子反而不太上場，愈是親近的同事、朋友、同學、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場，愈要無情。所以從人性上說，鬥爭會的殘忍和冷酷，它的亙古未有，世界獨特，正是定位在這第二特點上。
淪為階級敵人的嚴酷確實與陷身地獄只在伯仲之間，它超過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懲罰，甚至死刑，因為它意味着不經任何審判，不允任何辯護，不存在任何上訴可能，一個小小的單位黨委，轉眼之間就可以令一個人喪失工作，家庭，變為像奴隸一樣的賤民。賤民在中國社會的意義就是，不管走到哪裡，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殘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沒有申辯的權利。而且一旦淪為賤民，就是階級敵人，終身都是敵人，永無期滿之日。而且你一旦成為階級敵人，你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乃至表親都會從心裡真正的恨你，因為由於你，他們的升學，工作分配，分房子，提升等等都會受到影響。
不同的是丘德功沒有齊瓦哥醫生與娜拉的那份幸運，他的個人命運被文化革命的中國之火差不多完全吞沒了，我要盡很大的努力才能在革命的火焰中找到他渺小的影跡。
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沒有年代，從字縫中看出的字只是吃人。我的看法有一點不同，吃人很難看出來，中國有這麼多的歷史學家，他們職責就是是將中國歷史塗改的面目全非，將關鍵地方蓋的嚴嚴實實，讓外國人和中國子孫什麼也看不出來。
人心充滿恐懼，個個心懷鬼胎，不知這次誰該遭殃？ 因為以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VS人性，從共和國的主席，總理，到一個農場的小小農工，哪一個沒有辮子捏在上級領導的手裡，但是表面上這一個個有辮子被捏住的人比沒有辮子的人更想顯得沒有辮子，更意氣風發，更鬥志昂揚，這就要比沒有辮子的人更起勁的高唱着社會主義好和東方紅。包括在天安門廣場上，親自起勁的指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來。看着照片和電視中周恩來那種激情澎湃的樣子，如果有人能看到在他的激情下面是也是褲子中邱德功說的要藏起來的一條條尾巴在發功，怎麼不令人為他難過。貴為國家總理都是這個樣子，中國人活着怎麼不難啊！
我敘述這個故事時與中國的小說家，回憶家，政治家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沒有好人與壞人的對立，沒有光明與黑暗的較量，沒有善良與醜惡的角斗。在丘德功的鬥爭會上，看不到任何這樣清晰的對立，而有的只是對一個已經失去保衛能力弱者的共同殘踏和蹂躪。但是對立又是確實存在的，它不是存在人的層面上，而是在人的心裏面，這個對立對於中國人都是大同小異的，無論是丘德功，是汪深，是主持這個鬥爭會的邵蘭新，還是在這個會上這一刻正助紂為虐的一個個參會者，在心的深處，都有一個立足於他們本人經歷，個性，良心，形勢，壓力，利益混合在一起的精確計算和斟酌，使他們在兩個對立的結果中游離，彷惶，而最後他們在這個特定場合中的表現，正是他們對這件事件計算和斟酌的最終平衡結果。
當文化革命以雷霆萬鈞的威攝壓過來的時候，個性，良心等等在計算和斟酌中的份量都會被壓縮到忽略不計的程度。道德，公平，正義和良心對這些沒有基本權利的人來說是一種奢侈，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災難中，大部分人能夠做的，應該做的都是首先保護自己。
直到今天，我童顏鶴髮的時候，回頭望去，才明白主導着這個暴風雨般的氣氛下面，作怪的是每個參加會議人一根根被捏住的辮子和褲子裡的藏着的尾巴。說到底，中國人都是有着非常相同思維方法和處世哲學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還是罪犯。不同的只是他們在不同的位置，就要說不同的話，做不同的事，如果將他們互換位置，表現也只是大同小異。
但是這種平靜是表面上的，人心中的冬蟄已經在那裡蠢蠢欲動了。人的心中往往都存在一種逆反的引誘，這種引誘在困難的時候，叫做希望，在生病的時候，叫做康復，在被壓迫的和受到欺侮時候，叫做反抗。在一個暴烈的專制制度下，鎮壓的殘忍使這種逆反引誘愈退愈遠，銷聲匿跡，以至人們都快忘記它了，但是它不可能死亡，因為它的死亡就像征着生命的結束。心理大師毛澤東深知這個道理，他不斷用試牙草像逗蟋蟀一樣在誘發人們心中的這個魔鬼，使它復活，使它仇恨，使它憤怒，去咬，去撕，去流血。
這些官老爺們在老百姓頭上指手劃腳，作威作福已經曠日月久了，怎麼可能沒有民憤呢？不是冤沒有頭，債沒有主，而是需要一把火，一旦大火燒起來，它就會熊熊映天， 毛澤東知道。
幾十年後，到了國外，至天命之年後我才明白，問題不是出在不平上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平，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對待這些不平，怎樣給這些不平一個出口，否則月積日累，到了一定時候就要爆炸。國外的現代人性，道德，宗教和哲理都主張用寬恕和理性來消除積怨，而毛澤東認為必須斗，他說八億人，不鬥能行嗎？所以他讓老百姓以牙還牙，你砍我一刀，我就砍回一刀，毛澤東思想與現代文明就在這裡分野。
毛澤東使出了一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方法，但就這個方法就已足知毛的為人，為達目的而不顧一切。他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放出億萬學生，讓全中國的學生不上課了，免費火車，免費旅館，免費全國串聯， 去造反。將周恩來在那裡苦苦支撐的國家秩序打得稀巴爛。就這樣中國的學生們，戴着紅衛兵的袖章，沖向工廠，機關，農場，用他們一知半解的毛澤東語錄去套那裡的革命，生產停頓了，辦公室關門了，官僚們被戴着高帽子遊街，這些學生戴着毛澤東的虎威，初生牛犢不怕虎，將全國搞得天翻地覆，最要緊的是他們鬧過就走了，沒有怕報復之憂，國家陷入大混亂，火終於點着了。 恐怕古今中外，歷史將來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想出像毛澤東這樣荒唐，惡毒和缺德的方法。
文革形象至今存在各種誤導：它的第一個誤導就是抹殺了文化革命中最慘烈，最殘忍的時期是清理階級隊伍，而說成最恐怖是運動早期的走資派，官員和名人被斗。
它的第二個誤導是造成了一個印象，文革中的種種恐怖，包括運動開始時候的衝擊名人和游斗官員，其後的武鬥，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不是毛澤東號召搞的。
它的第三個誤導就是將文革描成是解放以來最慘烈的政治運動，實際情況就它整個運動的情形來看，除清理階級隊伍，其它時期的恐怖是不能與土改，鎮壓反革命，反右，甚至四清並論的。其根本原因文革前期黨組織癱瘓，群眾組織只管面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用再思想匯報，不再受積極分子監督，完全處於自管自狀態，享受到從來沒有過的自由。就是參加了群眾組織的人，很多只是掛個名，並不參加派戰和武鬥，他們與在群眾組織外面的人構成了大大多數，被稱為逍遙派。文革後期林彪死後，更多的老百姓和官僚對政治失去興趣，政治運動再也發動不起來，加上當官的經過文革老百姓的反彈，除了對造反派鎮壓不留情外，對老百姓溫和多了，這時候不但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自由變得更徹底了，就連我們在改造的反動分子，日子也好多了。
直至今天為止，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林彪，官方無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沒有人相信林彪要搶毛澤東的權，要政變。同樣關於林彪怎麼死的，官方也無法給出一個令人能相信的說法，開着飛機逃走，飛機自己從天上掉下來的說法確實連孩子都不能相信。 共產黨是不會公布這個真相的，而且隨着了解情況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它有沒有真相都已經是問題了， 林彪問題只能是一個謎，一個謊話被永遠記載在中國歷史上。
我活到這個年紀，對因果報應，宗教信仰，進入了一種超意識的境界：一方面我一生看到很多離奇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的命運轉化浮沉，隱隱約約感到有一個神奇的力量在控制一切；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相信人類為了自己生死和榮華富貴等等疑難問題，所創造的對口回答這些問題的擬人化的上帝。我覺得生死的謎是人類智慧的極限，不管科學怎麼發展，永遠無法突破，如果突破，就是人類自己的毀滅和終極。
毛澤東時代是人類一支徹痛心肺的悲愴的邪惡交響曲。它是用三種旋律奏鳴的：恐懼，欲望和狂熱。
它的基音是恐懼。這種恐懼不來自監獄，那是犯罪人的聲音，這種恐懼不來自罪惡，那是行為的報償，這是一種從共和國的最底層平民到最高層的高官，所有人都被籠罩在內的一種無刻無地不在的巨大恐怖：它來自一個深淵，一個漆黑的深淵，它深不見底，裡面傳來煉獄的火焰。這個深淵就在他們身旁，他們時時刻刻都能看到它，裡面是一片火海，他們時時刻刻都能聽到裡面人的呻吟，掙扎，哭泣。它的名字叫做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壞右。
為什麼成了地富反壞右比聖經中說的得了麻瘋病還可怕？因為任何人一旦掉入這個火海，成為這些人，就不會像監獄，有個期限和盼頭，他們將再無出去之日；
還因為任何人只要一入火海，他們的後代，親族，上學，分配工作都要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他們會遭到妻子，丈夫，子女，父母和所有親族詛咒；
這些人比偷竊，強姦，殺人的人處境還悲慘，因為共產黨說犯罪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這些人是敵我矛盾，是共產黨的敵人；
人人都在恐懼，害怕成為共產黨的敵人，害怕掉到這個深淵中去，但是誰也不能倖免這種恐懼，不管是國家的高官，將軍，元帥，主席，都是說掉就掉：如果有親族在這個火海，那麼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如果出身不好，那麼也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這些容易被推進去的人比其他人加倍恐懼，他們不少人成了瘋狗，亂咬亂害人，為了立功，可以得到黨的信任，不讓自己掉下去。
在這個國家生存，人們失去了最起碼的基本權利的保障，不經任何法律申訴和程序，一個工作單位的頭頭，就可以將人輕易的送入萬劫不復的火坑，反革命，所以它對人的威脅超過了歷史上和世界上的任何酷政。在它的威脅下，人們除了恐懼和保護自己不掉進去以外，已經不顧其他的人類感情。
但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並不覺得自己可憐，悲慘，正相反，他們覺得他們生活在一個無比幸福的時代，他們感到無比驕傲，他們還覺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在羨慕他們，都在等他們去拯救，等他們去解放，讓他們也能過上中國人這樣的幸福生活。
這怎麼可能呢？你以為我在胡說八道嗎？但是這在當時中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現在大家有些不好意思承認了，史書，小說，電影也都避免談這些。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感情呢？ 因為他們除了恐懼這個基音，他們還在吹奏另外一個旋律，狂熱。
狂熱是這個交響曲的高音。
單獨的恐懼是不可怕的，單獨的狂熱也是不可怕的，當恐懼和狂熱聯合起來作用的時候，就出現了精神原子彈的效果，非常可怕，狂熱去生產恐懼，而恐懼反過來放大狂熱，使這些狂熱恐懼者一個個都變成了暴徒。
在這種效應下，連性格最和善的最有教育的淑女都能拿鞭子去打人，拿刀去殺人，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打的殺的不是人，是剝削者和他們的反動勢力，是黨的敵人。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正跟着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做歷史上前人從未做個的偉大事業，在埋葬剝削制度和消滅剝削者。
於是當時狂熱的恐懼者充滿了中國，試想十幾億的狂熱恐懼者，他們都是毛澤東的戰士，這是一股什麼樣的偉大力量，它超過了任何軍隊，使整個中國變成了狂熱和恐怖的海洋。
毛澤東時代還會死灰復燃，重新回來嗎？
不是沒有可能，重新奏起毛澤東三個旋律的曲子是完全能做到的，但是那將是一個徒有毛澤東之表，沒有毛澤東靈魂的時代，毛澤東時代的骨髓是狂熱和激情，毛澤東是一個詩人，除了毛澤東，誰還能讓十億人再燃起那種狂熱和激情呢?
問題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中國人，現在都不承認他們曾經狂熱過，他們可以承認在那個時代他們恐懼過，但不承認他們狂熱過， 一個沒有狂熱的恐懼時代還是毛澤東時代嗎？ 所以真正的毛澤東時代已經被中國人忘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