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馮勝平和反駁者關於“革命”的爭論的看法

我知道馮勝平，不知道他的反駁者，但我都瀏覽了兩人的文章。

我的結論是：“前者用結果證明原因(可能出現)的問題，後者用原因(正在發生)的正義性證明(猜測)結果的不合理。” - 雙方各有對錯。同時，我贊成阿妞的評論：前者比後者的文章高明在許多方面。

馮說的是歷史和事實，是看到了這些革命的悲慘結果，而否定(或忽略)了革命起初的正義性；反駁者強調了現實革命者的正當理由，而否定(或忽視)了這些革命終將(可能)重複歷史結局。

我重複我前面提出的提出一個觀點：理性思維的特點，是必須引進“量”的觀念。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的變動，如目前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就是一個“社會工程”。因此，必須用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理解和處理。具體地說，我們不能在“革命還是不革命”之間選擇，甚至也不能在“改良還是不改良”，“改人性還是改制度”之間選擇。我們需要的是“逐個甄別”，分別採取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說，有些問題，需要“革命來解決”，有些問題需要“改良來解決”。有些問題是“人性”的問題，難以解決但必須逐漸批評以便慢慢地改變。有些問題是“制度”的問題，需要儘快改變，因為它涉及千百萬人的直接和當下的利益。

中國的問題是複雜的，因為它是一個大國。它的問題甚至要牽連到全世界，甚至人類文明的進程。所以作為它的人民，人民的思維也必須複雜起來。國民必須從自己的傳統文化，既“感性文化”，中擺脫出來。必須由“感性思維”轉變為“理性思維”。

作為群眾的“頭羊”，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首先擺脫“感性思維”的影響。而“感性思維”的特點，就是走極端，或從一個極端迅速地跳到另外一個極端，如同我們可愛的“黨大麻”一樣(一時蘇聯老大哥，一時蘇修反動派；一時救越南，一時打越南；一時救朝鮮，何時打朝鮮？)。

只有進入理性思維，脫離感性 - 極端任意的 - 思維方式，中國知識分子才能達到共識。而只有達到共識，才能在理性上形成權威，大家才能統一行動，中國才可能有新的未來。

我曾很好奇美國國父們是什麼神仙？他們當初在建國時是如何避免爭吵達成一致的協議-直到我讀了林達先生(被譽為中國的“托克維爾”)描述當時的情形：

(大意是)，幾天以來，幾派爭執不休，都不願意為自己的州放棄利益，而簽署聯邦的協議。第二天開會時，華盛頓站了起來，這個從不發言，只是作為德高望重的名譽主席的內戰中的軍事領袖，說了如下面這番話：“首先讓我們禱告：面對上帝。上帝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國家，這個一個機會重新建立她。如果我們失敗了，證明人性的失敗，證明了人類的失敗，證明了我們永遠愧對上帝，愧對人類的歷史。比較這些，我們有什麼不能放棄呢？”

中國知識分子沒有“絕對”的觀念，沒有上帝的信仰，我唯一的祈禱：他們起碼尊重自己的理性：因為理性是全人類共有的。

《中國現代哲學家學會》

秘書：董亞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