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與範例-中國文化的死敵

中國人不善於創新，只精於模仿，或“山寨”，早已為世人詬病。但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似乎在這方面探索不夠，本文是這種努力之一。

華人的家庭教育，這是社會結構的細胞，第一重要的概念就是“服從”。小孩子被教育要“乖”，大孩子要“聽話”，成年人要“安分”。除非你能將所有對手都打下去，作了“皇帝”，你最理想的“位子”目標，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既，作一個“馴服的工具”，上面不會虧待你。不論自己當老闆還是打工，你會發現都是如此。我稱這種思維方式為“太監思維”。

太監，是中國人發明，應該申請“世界非文明遺產”。太監思維，直到今天，仍然在統治中國人的頭腦，什麼“長江，黃河人才計劃”，都屬於這一類把戲。讓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尤其是理工科的“工具頭腦”，都盡收入“萬人之上”誘惑的網裡。太監被“去勢”，連性的衝動都喪失了，還敢犯上嗎？這就是“中國聖人的智慧：除弊病於未燃。當了太監，喪失了“根”，身心被扭曲，必然只會應酬上面，連個正常的“人”都不是，何談“創新”呢？在中國社會，這種吃“態度飯”的人很多。而凡是有思想，有本事的，都是單位的“刺頭”，即使在學術部門，如大學，都是如此，大家大概都有體會。在創新問題上，中國人問題，我認為遠非如此。

如果將“諾貝爾獎”作為世界公平的“創新獎”，世界各大國按人均比例，中國恐怕應該被逐出聯合國安理會席位。我認為，中國在創新問題上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態度問題；二，文化問題。

對創新的態度問題，其實不是個什麼了不起的事，它是人類普遍的惡性之一，嫉妒，在華人中的公開表現。美國人嫉妒不用說，但只有悄悄暗地裡來。如數年前鬧的轟轟烈烈的“花樣滑冰比賽”兩個女星，一個被打傷了腿的事。美國人生活中競爭是天天都有的事，尤其在政治生活中，每個人都想無所不用其極，想將對手打掉。出格了，如選總統，就遭彈劾，也是不客氣的。因為美國有一套制度，保證基本的公平競爭。

中國人的嫉妒呢？是將對手“幹掉”，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政治上，如“薄熙來”的遭遇。平時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你要講一個新觀點，就會有國人立刻告訴你，你在“山寨”。這同單位里要提拔你之前，領導會接到一個匿名檢舉信，說你有“亂搞女關係之嫌”一樣。中國人沒有“重證據”的概念，一切都憑印象，所有你的夢想半年以後再說吧。

更重要的問題，其實是文化問題。中國文化，從根本上講，是與創新對立的文化。如果你想培養你的孩子有創新能力，請千萬不要教他學中國字開始。學了中國字，你就沾染了中國文化。學了中國文化，你就被灌輸了“如何作奴才”的思維方式。除非你有非常的排毒能力，否則不要輕易嘗試這種“毒品文化”。

如果說中國文化反對創新，它推崇什麼呢？中國文化僅僅關注“現世”的，可見的，物質的，有利益的，有成果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愛山寨”的原因。中國人一切行為，都是要“短平快”，只顧眼前“當年紅現得利”。抱着這個目的，中國人要“一考定終身”，攀“藤校”，比奢華，比任性，比虛浮。這就是中國人的人生觀，時髦的說叫“三觀”。

從哲學上看，中國人所追逐的“存在物”，不是西方哲學的“存在”。中國的古代思想家猜到了世界“一為二，二為三，三生萬物”。可中國人從來沒有深入的對“一”的研究。原因很簡單，因為一不是“現象”，不是結果。中國文化對“原因”從不感興趣。研究事物的“原因”，就要提問題，中國文化反對提出問題，反對深入思考，而要你接受聖人，權威，的定論。

再往前走，西方的理性所研究的一，是現象的“物自體”，即使康德也僅僅提出，沒有深入的研究。可以說，康德證實了自己的“理性的界限”。踩在巨人肩膀上如牛頓，五年後我仍然誠實地說，“範例體系“的思想更進了一步，而且是最後的一步：既“哲人之石的狼來了”。範例體系不再滿足於抽象的“存在“，而是深入到”存在的原因“，既“在”，或稱為”潛在“的範疇里研究。還不止如此，範例體系找到了終極的真理“絕對的絕對”，既，“背景”。

從中國文化感性本能喜歡的“結果”，到西方理性研究的因果，“現象和存在”，最後走到潛在和背景，是一個”哲學的三級跳“。創新，這個概念還在西方理性的範圍。如果不是為”有用“，是不用考慮繼續前行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求知是人的天性。只有你以此終極目標為人生，你才需要明白什麼是“範例體系”。否則，好好享受“感官的刺激”和理性的心理需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