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二年暑期，我从静安师范学校调配到市一中学，人事关系尚未到，有人向校长陈乃智反映，说我傲，难驾驭。校长听说我的教学能力还可以，就很自信说：”傲，可以改造。”就为我进上海市重点中学开了绿灯。这些内部消息都是当时任教导主任吴达泉透露的。现在我反思，我的傲与我后来的一连串厄运不是没关系。因为，我不擅长接近校长和教导主任，很容易被误解。 我接任初二（五）班的班主任工作。五班有个特殊学生，十八岁了，连续留级三年，和她同时进校的，都在高二年级了。这次，勉强升入初二年级，但前景不看好。在家里，亲妈早亡，与继母关系很僵。她叫苏菲。我接班第二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人，学校希望苏菲辍学去新疆，吴达泉将这任务交给我这个毫无班主任工作经验的青涩教师。我全力以赴，终于攻下堡垒，完成使命。我没想到苏菲启程去新疆那天，作为班主任，应当为她送行。第二天，代表校领导的吴达泉批评了我的失职。并说：“火车要开了，苏菲还站在车厢门口，不肯进去。她顿足大哭，边嚷着，‘先生怎么还不来呀，再不来，来不及了！’”苏菲在等我到场。我被吳口述这场面深深感动，所以至今还记得。但是，我心有不服: 校方根本没告诉我苏菲出发的日期，我怎么送？但我无语，领导是不会做错事的。这结论，我得之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我以为那事就这样了了。 一九六四年的“小四清”，我莫名其妙成了四清对象﹐停课检查，要我交代问题。经过反右斗争的折腾，我闻风就会丧胆。我想，一定是那天玩扑克犯了大错。交代时我给自己上纲上线：“我在严肃的政治运动中玩扑克，客观上是在抵制运动﹐我在立场上又犯了大错。”那天，我象服了摇头丸，全身颤抖，难以自控。 检查没通过﹐我实在无话了。张孝梅找我谈话。她这人，说话慢声慢气，发火时也看不出火苗。在她面前，我不紧张。我要求她直接告诉我，我犯了什么错﹐如果是事实而不交代，我罪加一等。那年代，生活行为上的错误，我辨得清，偷盗拐骗，越车抢劫，杀人放火，我都不会做。但是，政治上的错误，不可捉摸。昨天还是官家座上宾，今天可能已是衙门阶下囚。这样的例子何止万千! 潘汉年能想到自己结局吗？吴晗的＜海瑞＞是奉旨而作，满以为可邀功请赏，谁料想招了杀身大祸。张孝梅不置可否离去了﹐运动也无声无息过去了﹐我的脑子里的一团雾水却积久难消。 一九六五年秋，新学期开学。我的工作量是：高一年级三个班语文课兼（二）班班主任．完全突破了教育局规定的限量。我想，那大概是对我的错误的最轻惩罚吧。但我还是不明白我错在哪里。 终于真相大白。一九六七年秋，学校冷冷清清，劳改队解散多月﹐只留下两个当权派还在劳改。我估计他们心里有些失落恐慌，看不到前程，受不了孤独。他们希望有人同他们平等交谈。他们邀我交谈，犹如罪犯想取悦狱警，总要交待一些有质量的话题。有一次，郑启如提供：“小‘四清’时，有人说你把苏菲肚子弄大了，所以迫不及待要送她去新疆﹐所以苏菲会那么伤心欲绝。”唉，苏菲呀苏菲，你这一哭，老师为你背了多大的黑锅。当然，那位领导心里如果不是那么卑鄙龌龊，你老师也不会遭此奇冤。 一九六五整一年，报纸上时时有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披露，政治气压低得让人透不过气。我象过街老鼠，预感到强地震的待发，惶惶不可终日。王孝钊象鹰鹫在彤云密佈的低空中盘旋，寻找猎物。那年，学校只招了三个高中班，他是（一）班班主任兼年级组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唆使我班的班干部不要听我的话，只听他的。班级团支部书记吴云百思不得其解，趁我去班级安排工作，提起那事。我无语。回到大办公室，我强忍激愤，平和地问他有否此事。他大概没想到我的学生竟会透露那事，表情赧然，但傲慢依然。感谢他的邻座马孟瑛为我说了句公道话，批评了王组长的不敏之举。在我和他无数次交锋中，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经反击而略占上峰。但是，他可以不理不睬不道歉，他还是在我的头顶高处俯视我，甚至表示不屑。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高一年级下乡参加三夏劳动，带队的领导是吴达泉。每个班都有少数学生出于健康原因留校做些轻便工作。短短几天，吴达泉两次返校。他从学校里带来的＜解放日报＞内容触目惊心：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字不多，火药味浓极。后来成了＂牛鬼蛇神劳改队＂＂牛棚＂名称的原创。北京大学学生闻风而动，六月三日，校长陆平，党委书记彭佩云被扫；六月六日，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民被扫。 北风南渐，上海难逃此劫。六月十日，下乡劳动中止，提前返校。这是不祥信号。我竟没有发现吴达泉已提前一天回校。在校门口，迎接我们农业大军的教师阵容中，有日常关系较近的孙志文。我热情地向他伸手过去，我尴尬了：他一脸严肃，不接我手，似乎向我略点了点头，便去接待他人。那情景，终生难忘。 我又完了！已经不是预感了。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