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门到二道门，横穿甬道不过五米距离，我思绪紊乱。迎面走来的脸，我也看不清，只觉得那些人都在躲我。我不自觉地垂下头，看着地面。

    好端端的，我又怎么啦？

    马上明白了。踏进二道门，向右折入纵贯大楼的走廊，眼前景象大出我意料，昔日很有绅士气派的大楼，如今披上了乞丐的百衲衣，一张张旧报纸上写满了稚嫩毫无章法的毛笔字，密密地挤在走廊两侧的墙上，窗户上，从房顶直拖到地面。一个个拳头大的毛笔字拼凑了一篇篇声讨书；第一间教室里课桌椅已搬空，大字报布成了迷宫，现在的世博会的进口设计，莫非就是从那里得了灵感？矛头出奇地集中，直对我一人。这个战阵的设计者显然是用了一番心思，但是我却平静了。过分的集中便是人为的虚假。我细细地反复读那些杰作，越看，破绽越多。没有一张大字报有实质性内容，尽是“必须老实交待”之类的虚张声势；相似的笔迹太多，说明他们是在玩空城计，无几人操笔；墨迹犹新，说明是临时突击的产物。显然，有人在幕后操纵。说不清原由，近十年来，我第一次萌动了反抗意识，脸上挂起了冷笑。两个学生走来，凶恶地喝道：“把头低下来！”我平视她们回道：“人民不向人民低头。”那该是我反抗的第一声，这一声虽没能震瓦瓴，却足以壮胆气。一九六七年，依然是牛鬼蛇神的吴副校长向已经是革命群众的我吐露心扉，北京，南京骚动，很快要波及上海。（党）支部几次会议分析，认为我将是攻击校领导的揭竿者（这就是吴领导下乡两次返校取得的成果）。于是决定先发置人，组织大字报，造声势，将我压下去。他只说到这里，我就勢推理：下乡期有少数学生留在校内劳动，她们就是现成的大字报操刀者，赶在我回校前，突击布阵，于是有了那天场面。唉，领导们高估了我，一个见人矮三分的草民有此胆量？不敢呀，你们枉杀了无辜！

    但是我还是小看了那大字报的作用，那不仅是声势，那是舆论，舆论可以杀人。只差时间了。

    有个问题，现在的青年一定难理解，就是我身受其害的人在当时也感到迷惘：既然人人可写大字报，为什么我不能举笔反击，一洗清白？但我知道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在毛氏词海里，只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反批评”条目。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大人物幕后挑动指使下，用大字报围攻马寅初校长，时年七十六岁高龄的马老写了五千言大字报张贴出来予以驳斥，结果全被人撕掉。马校长很无奈，只能连呼“不公平”。当时还有很权威的十六字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它堵住挨批者的嘴，夺走了挨批者的笔，而对方却可以放肆地无中生有恶毒攻击而不负任何责任。而反过来，哪个傻瓜信了那“十六字令”，善意向上司提了意见，弄不好就被认为是“恶毒攻击”而遭灭顶之灾。

    他们得逞了，我只能沉默。

    第二批大字报出笼。从内容看，有了质的飞跃。既有具体罪状，又有理论分析。显然有高人作了精心指导。我仿佛看到我班学生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苦苦思索，大有不将我打倒誓不罢休之勢，终于将我平时对他们讲话内容归纳为“污蔑伟大领袖”的六大罪状。

    何须六条！只须一条核实，我就该枪毙。

    校领导组织学生写我大字报的初衷仅想堵住我的嘴，此时已是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了。古人有言：“勿以小恶而为之”，为何？现在我懂了。一切大恶罪犯几乎都是从小恶起步的，蚁穴能溃千里，也是一样道理。杀人犯不是天生的！

     我是语文教师,在课堂上不敢保证不说错话。我的同行朱宗焕老师，就是因为有人揭发他把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中一句“国民党屠戮人民”读错，犯了污蔑共产党的弥天大罪，被一阵痛打后送来我们牢改队，这是后话。但是我不信自己会犯大错。这一回，我是第一次细读揭发我的材料。读完后，悬着的心，平安降落。那是无知的恐吓：

    一罪：要伟大领袖跪下来。辩驳：惊人之笔下面却是波澜不惊的小事。我曾经复述了萧三写的毛青少年时代故事中对其父跪一腿的经过。此罪能成立，除非毛是真龙天子。这是移花接木法；

    二罪：污蔑毛主席不喜欢美术课。辩驳：这话我讲过，自有出处，但不必费笔墨了。不爱画图，论得上污蔑?

    三罪：胡说毛主席不爱看话剧。辩驳：谁要是说他爱看话剧，那才叫胡说。

    四罪：胡说毛主席不喜欢陈毅的诗。辩驳：找陈老总算账去。那是他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讲的话。老总当时还得意的补充一句：“我觉得我的诗写得很好哩!”

    五罪：胡说毛主席最爱读封建主义大毒草《红楼梦》。辩驳：我还要加一句，毛主席还说过，至少要看五遍，才能读懂《红楼梦》。

    六罪：污蔑毛主席有右派朋友。辩驳：确实有，有名有姓。一个是国民党将军张治中，一个是他同学周谷城教授。

    我的逐条辩驳，只不过是我的内心独白，我好象生活在空旷的沙漠中。周围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男女，那怕曾经是密切的，如今远离三尺。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好人，因为他们没有投石下井。但是，我错了。有人投石了。这时期，要了解个人尤难。

    教师中第一个写我大字报的，竟是我平日最尊重的人，我的教研组长果鲁英老师。伤心，我还能相信谁？！

    果老师的大字报仅只标题吓人：《乐可常不正常》，内容就是说我近来情绪不正常。她写的倒是实话，但是没必要写。你一写，客观上就在助长害人者的声势，为虎作伥。我默唸着：果老师啊，现今的处境，我的不正常才是正常，而依旧如平时的正常的人，反而是不正常，除非白痴。你老人家正常吗？你的往日的健谈和自信呢？为什么成天板着脸？为什么说话底气那么的不足？为什么目光闪烁不敢正眼看人？你能观察我，为什么不想到我也在观察你？已经挨整和自知将挨整的人的心态能正常吗？

    整人的人，其心态正常吗？他们长时间处在狂热兴奋中，发泄着原始人的兽性，从被迫害者的痛苦呻吟中寻求刺激，对被迫害致死的人开声讨会，扬言要在那尸体上＂踏上一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正常吗？

    天道何在！人性何在！

    后来，吴达泉副校长告诉我内情，果老师当时处境很危险，她丈夫当过旧政权县太爷。她要摆脱被动处境，必须有所表现（于是就以邻为壑了。我不恨她，她当自责）。她终于踩着钢丝，摇晃着熬到退休，悄然逃离是非之地。

    我本不该老是记着那事，但是，烙在心上的事，一辈子难忘。我对果老师，心存感激。三年来，在业务上，她对我的关注，足使他人嫉妒。她的备课方法省力省时见效，影响了我的教学风格。我在教学实践中，一旦被专家认可，她比我还兴奋。我被认为＂后生可畏，前途无量＂，就是她转达的。我感受得到她的器重。如果没有该死的文革，那是多么完美的师徒情谊呀！拨乱反正后，我两上其府探望，已不再觉得有隔阂。倒是她的得意门生，有小秀才之美誉的６６届高中毕业生柴谷明谈起那张大字报，尚有微词，为她自损形象而深为惋惜。我调离市一中学后，没有再联系，也不知她何时辞世。这微妙的感情变化反映了我在潜意识里已经排斥了这份情。感情这东西，毕竟不是理智能驾驭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