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禁闭的三天里，校内最大变化是，被大字报的已不是我的专利，学校领导控制得了几个小绵羊，但指挥不了一群狼。也许是因搞不出新花样而对我失去兴趣，一些不肯安宁的学生紧随全市乃至全国行情，将矛头转向校长和党支书。我看了写吴达泉的大字报，一张是揭发他母亲是宋美龄的贴身娘姨，这不是什么大案呀，主子再了不得，娘姨总是奴才。何况，做娘姨是实，“贴身”是作者为求效果显著而虚构的。这吓不到早过不惑之年的吴校长。还有一张更无聊，说他取名“达泉”是想“夺权”，这种谐音游戏纵写千百张，也无损一根毫毛。就这样，吴校长竟玩起失踪，并发展到投杭州西湖自尽。这个对葬身之地的选择，倒很有些雅士之风。可惜众多游客不肯成就他，奋起将他拖上岸来，他也就顺从地穿起整齐地安放在湖堤边的鞋子，那鞋是布的还是皮的，没留下档案。我觉得校长的求死，在时间上选择不当，倘不选大白天改选深夜无人时，其愿望定能兑现，但旁观者看不到轰轰烈烈场面，也是种欠缺。还有一点，我到现在仍感羡慕，投西湖，他可是史无前例，苏东坡有＂欲将西湖比西子＂名句，由此知道，他是何等香艳之举呀。

    当时，学校里所有人都认为吴校长是假自杀，我也曾认同。但是，细细一想，根据同他四年相处，综合分析，他有惧怕的因素。他不是怕眼前两张大字报，他怕纵深发展，挖及他的老底。这个老底如果挖出来，在当时，即使不属犯罪，也会颜面丢尽，否则，根本无需演那出贞烈的闹剧。但是我只能运笔至此。历史求真，任何推理假设都属不宜。十六日，他被带回学校，因为“畏罪自杀”，已有定案，就此没有揭他的新大字报。他的苦肉计得逞了。

   一个多月了，我只要踏进校门，就成了校内目光的聚焦点。吴达泉出事后，我便无人监管了。但是我不乐观。我觉得，此时的安宁好比是台风中心的宁静，更强烈的风暴随时都有可能刮起。大字报制就了劣迹斑斑的乐某人，能被忽略？做梦！同事们依旧不理不睬。我象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道将飘落何方。

    那天，在大办公室批斗吴达泉，与会的除全体教师，还有些好斗的学生。一个多月来，在那样场合里，我只有站位，这次，我有幸获准一席之地，有何感觉？你去问一个罪犯，当他突然听到自己被无罪释放，会是怎样感觉？那就是我彼时心态。我脸无表情，心在驰骋。大会是怎么开始的，有哪些议程，有人发言讲些什么，都毫无印象。直到吕兰萍发言提及我的名字，心绪才闪电般归位。

    吕兰萍：“吴达泉迫害乐可常就是为了转移目标，自己可以蒙混过关。”

    那真是．．．我激动了，世界最美的乐曲也比不上兰萍那句话！我仿佛看到血压表上的水银柱急剧上升。此话如果出于普通教师之口，我不会那么兴奋。兰萍是谁？本校６４届高中毕业留校的优秀学生，她是作为团委书记章钦宜的接班人来培养的，住宿在学校里。她说到吴达泉迫害我，决不是心血来潮。组织学生写我的第一批大字报，周六（或周日）撬开我的办公桌抽屉，偷走我的日记本，摘录日记内容，泡制“反动日记”，很可能，她是知情人。苍天有眼，我的冤情将大白于天下！可是，有人一句话又将我推进地狱门：

    “乐可常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不要过早下结论。”

    一声霹雳，水银柱爆裂！

    从那以后，兰萍经常特意来大办公室，每见我，就会用木质报夹敲打办公桌，对着我嚷嚷：“你的材料，我们都掌握了，你老实交代！”我理解她，她并无恶意，她是在纠错。她单纯，善良，没学会作假，但有些胆小，深恐她那句话犯了丧失立场的错误。我就是犯过一次那样错误，差些带上“右派”帽子。她不敢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

    警报尚未解除，做人仍需小心。但是我生性乐观，至少，我不再唱主角。我希望尽快淡出，被人遗忘。

    没料想，高潮还在后面。

    为了避开监督，其时，我已从余姚路三小的集体宿舍里迁出回家。自家的居室虽狭窄，总是安全。何况有母亲的关怀，疗平我心上的创伤．晚上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不必提心吊胆防备有不速之客来寻衅闹事。

    八月二十五日，一出家门，发现街道两边商铺面貌大变：玻璃橱窗里展示的商品全线撤柜，一律以红色宣传品代之，店面门框和招牌一律的红色，店铺的名也改了，撞车最频繁的是“东方红”店招，饭店、绸布店、皮鞋店，直至售胸罩的也东方红了。西藏中路上两家电影院的名字也改了，不要“和平”要“战斗”；不要“大上海”要“遵义”。上海街道全线漂红，兵不血刃，一夜之际，革命成功。

    那天，气温特高，办公室里桌椅发烫。这世象，连天老爷也不正常了。

    教学大楼上上下下，楼前黄沙铺盖的操场上，人声鼎沸，扩音器里传播的语录歌震耳欲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我渴望站到革命人民方面，可我领不到通行证。我是阿Ｑ子孙，还是“不准革命”！

    断线的风筝落在最不该落的地方。

    一群女将来办公室要押我去操场，我说我自己走。脚步沉重，我希望那楼梯永远走不完。我是在走向刑场。

    操场四周，人头簇拥。操场中心空落落，一个平台，高约６０公分。台上跪着郑启如，吴达泉，章钦宜，谭梅。楼西女厕所前，６７届高中学生章秀华在话筒前大喊大叫。这位文革高人文化学习不怎么样，平时表现给我印象是自谦自卑，见了老师总是热情过头。我不清楚这次她以什么身份任总指挥，导演这场闹剧。她就辉煌了那一次，毕业分配去了元件五厂。后来听说在厂里偷窃被拿。那是后事。

    不清楚怎样被推上平台，有人吆喝着叫我跪下。此生我还没有向任何人屈过膝。我挣扎，将身子绷紧，僵直不动。她们踢我，在沙地上拖我，我的皮肉不痛，心在颤抖（我写不下去了．．．）。

    从台上滚下，又被数人扛上去。我大哭大叫，心里清楚，今天，她们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我屈服了。我感到羞耻，一脸怨泪。

    什么都看不清，什么都听不明，头脑里一片空白。直到有人在身边大喝一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把饱蘸墨汁的扫帚从背上滑过，一阵凉意，我才有了感觉，疲软地瘫痪在平台上。

    空旷的黄沙操场上只留下我一人。对我的惩罚还在继续：给整个操场洒一遍水。

    眼镜碎了，鞋子丢了一只，头上浓厚的卷发里沾满黄沙；圆口棉白汗衫被墨汁染得很粗糙，领口下垂，露出半胸，西式短裤脏得象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我偷眼扫视大楼，二到四楼二十一只窗口，填满了密密人头，她们兴奋地看我的专场表演。也许，其中不乏同情者。

    我拉着土著洒水车，赤脚，踏着发烫的黄沙地，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洒水，加水，再洒水，．．．心里反复唸着：“看吧，你们看吧！”我要在那么多的眼睛里，让她们看到我的坚强。

    满头满脸的汗和泪，流到嘴角，一样苦涩。全身湿透。我怀疑“性本善”之说了。大环境可以左右人格的走向。人性可以恶到什么程度？不怕恶不到，只怕想不到！

    天黑回家，发现身上那件汗衫背部全黑，还布满了沙子磨出来的小孔。我曾将它藏在箱底，但后来还是将它丢弃了。怕的是，一旦被查出，那就是“变天账”，准备搞阶级报复、反攻倒算的证据，罪上加罪。可惜了，多好的“文革博物馆”的展品呀！

    我一直在想，我终究犯了什么罪，要蒙受如此的人格污辱？终于，我醒悟了。我是有罪，“知识分子”这身份就是罪。祥林嫂因为嫁了两个丈夫，犯了弥天大罪，捐再多门槛也消弭不了她的罪孽；我沾上了这臭名，也翻不了身了。

    人生啊，如果此生，我注定要倒几次大霉，那就趁我年轻，让我“霉”个透吧！

    我准备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