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我在反右斗争中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具体详情不交代清楚，读者始终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关键是要说清楚为师以耀辩护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是我受处分的根源．所以，现在是补述的时候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发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二年春，全国农村建立了九万五千多个初级社，那些农民在土改时分到的土地又被夺走了．一年后，发展到四十八万余个．再一年，七十五万六千个．如此迅猛发展，基层干部严重不足．干部队伍中滥竽充数，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一些生产合作社出现腐败，也属正常．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农村干部金旺就是个典型．

    当时，师以耀家乡徐州农村流传的民谣揭露了这种现象：＂社长见社长，身上穿大氅．吃饱饭，没事干，去跟寡妇打交道．会计见会计，脸上笑喜喜，腰里忽喇响，尽是人民币．社员见社员，两眼泪涟涟，你也没有柴，我也没有盐．＂师以耀在整风运动中引用了那三段民谣，揭示农村问题．就那三段民谣，虽非师某编造，帐却算在师某头上．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陈章亮无限上纲，他那段名言至今难忘：＂社长会计是党的农村基层领导，是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师以耀否定农村基层领导，就是毁坏桥梁，从而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了党的领导，否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如此拙劣的推论，居然博得全场掌声．师某定为二类右派，开除学籍，押送回乡．三首民谣葬送他一生．

    我为师某辩护的依据是凭三首民谣不足以给师某下结论．为此，我被定为严重丧失阶级立场，撤消团内职务，并给于团内严重警告．我的漏网右派名声由此而来．

    我躲回老家宁波，落脚在鄞西高桥乡陈家村，那是我姐夫的亲弟家．旧时代的亲情远胜于现代．姐夫的亲弟，这关系很远了，现在，我妹夫的亲弟就素不交往，就是路上碰见，也形同陌生．而那位亲弟，我们就象亲兄弟．他比我大八岁．躲在他家，他待我如上宾．过了五个多月“贱民”生活，一下子很难适应，这就叫“贱痞贱相”．

    是时正当秋收，我要求参加劳动，闲着很无聊，更重要的是将来返校可以有个交代．于是，下来第二天，我就下地挑稻谷了．上肩，挑起，起步，走动，我不输于他们，赢得一阵赞许．心头的阴霾逐渐被化解，纯朴的乡情让我重新拾起做人的尊严．这里就是现实的世外桃源，远离城市，没有暴力，没有震耳欲聋的语录歌，没有乱七八糟的市容，没有大字报，没有军皮带，没有军便装，没有红袖箍．这里甚至不染一点“红”色．还是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田头尽是庄稼人，农舍依然旧模样．

    有一个问题，当年不曾想过，时隔四十五年的今天，我想到了：城市恐怖化了，农村为何那么平静？我的答案是：农村公社化虽不是农民意愿，但农民如果不理庄稼，就没饭吃．而城市里，学生不读书，一样活；大串连，到哪里都有饭吃，免费旅游，何乐而不为！工人不干活，工资照领．衣食无忧时，上面一煽动，不乱白不乱，人的堕性和恶念充分暴露．进而想到，如果市场私有化，文化大革命还闹得起来吗？

    苦难的日子，度日如年；轻松的生活，度年如日．我在陈家村，一晃二十多天．城市动态，一无所知．直到大姊下乡捎来上海家信，才知行情有变化．我决定回上海．

    二十八日回家，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第二天（五日）就有人闯来．气势汹汹对母亲，要知道我的下落，索取我的照片（印发通缉令）．母亲反复只答三个字：不知道．来人一无所获，临走，扔下一句话：“没那么容易！”

    现在我要说：“就那么容易！”我回来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