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繼果老師的大字報之後，第二天，又有在我名字上做文章的大字報，標題：《樂可常，樂不常》。那已是在詛咒了。“樂不常”之說，明顯脫胎於“不正常”，但那是咒我從此不會有好日子過了。緊接着，第三張出籠《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活不長》，那是惡意詛咒，咒我已死到臨頭。兩張大字報出自一人之手：袁繡聲，年輕的語文教師。 她在譁眾取寵，但是，有殺傷力。它象兩門大炮架在二樓走廊西邊口，吸引了不少最喜歡熱新聞的看客。她做得不光彩，包括後來又寫我是＂漏網右派＂的大字報，都是平時同事間閒談中，我自己透露的私事，她出賣我。數月後，為了證明她的言之鑿鑿，她真是神通廣大，居然邀請到了我的大學同學趙志強，請他來揭發我在反右鬥爭中的表現。我的這位老兄素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杜工部遺風。他既然來了，在當時背景下，不可能為我說好話，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也不會答應他說無關痛癢的空話。那麼試想，他還能說什麼呢？ 當時，我被押在西辦公室，揭發大會地點在二樓西邊第一個教室，兩室象直角兩邊，我能透過窗戶聞其聲，但見不到形，擋住了。會場很安靜，可見效果不差。報告結束，有人來押我去會場。押送者勒令我低頭彎腰呈蝦弓型進去，才到門口，我的頭上背上落下雨點般拳頭，可作志強兄的報告效果的佐證。撥亂反正後，同學聚會，志強兄也在席上，他大義凜然對我言道：“當時我就表態，不滿她們打人行為，因而被圍攻。”故妄聽之。我笑笑，暗想，老兄你就不該來。 袁繡聲一生都在借他人之勢攀扶上升，我只不過是她的一塊墊腳石。四十五年過去了，成效如何？不便說。但有一點我信，不是靠自身的刻苦努力，不夯實腳下根基，不積聚厚實資本，縱然得一時之逞，充其量，只能是條藤葛。我不恨她，不是因為她不配我恨，而是為恨她而壞我心情，不值。 人生多彩，一百個人有一百種活法。千百年來，歷代文學大師們塑造了千百個光輝的藝術形象，還沒有撞過車，袁女士的經歷倒是個好素材。 我在那樣的處境中，還暗存希望。我解釋那是黨對我的考驗（寫至此，我笑自己。我是什麼東西，有什麼資格享受黨的考驗。）我認為目前處境是脫胎換骨的痛苦過程，熬過了這一關就無事了。有一夜，我真的夢見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還沒摔死），我委屈地大哭。醒時，一臉淚水。 那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青年的特點，一頭虔誠的蠢驢。時至七月十日，一個月過去了。我站直着。新點子又出籠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早晨，星期一。 校門口圍着一簇人，似乎在等待什麼。我還沒走進校門，她們如同捕獲獵物般地將我圍了起來，深怕一有間隙，就會被我逃脫。我被押到操場東邊的大禮堂側門前。 沒有電視劇里群情激憤的場面，沒有震天的口號聲，沒有雜亂的吆喝聲，周圍出奇地安靜。他們專心地關注着我神情變化，也許是期盼見到我讀了那大字報後全身癱瘓的效果。我猜測，貓逮住老鼠時，也一定是那樣心情。 這是張貼在禮堂邊門上的第一張大字報，標題是：《樂可常反動日記》。因為內容多，篇幅長，上面的字寫得比較小，排列整齊，筆法稚嫩，但不拙劣，看起來不象是學生謄寫的。我冷冷掃視圍着的那一群，忽然覺得那場面在哪裡見過。我從那些年輕人的眼光里讀到的是欣喜，幸災樂禍，還有些貪婪。後來才想起，那與魯迅的小說《藥》中夏瑜就義的場面氣氛很相似。時代倒退了。 我有記日記習慣，校領導班子裡只一人知道，也只有那人會有此鬼點子。 自己寫的東西自己清楚，沒有不滿情緒，何來反動文字。但是，如果他們在謄寫時做了技術處理，那就說不清道不明了。 那是沒有法制沒有隱私的年代；那是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年代。罪犯搖身一變能成英雄時，無辜者就會被認定罪犯。我鎖在辦公桌里的日記本被撬竊，那竊賊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展示自己業績，我還有何言。但是我沒有慌亂，更不會癱瘓。我堅信，一個人自己不做出被打倒的行為，他人是無法將他打倒的。但當時的影響極惡劣，為日後遭受更嚴重迫害埋下禍根。 我被帶到禁閉室，失去了自由。 教學大樓外圍，一排沿街的平房，原是工部局女中時期勤雜工的住宿區。那時期，除了教師，男性不能進大樓。小區里也有簡易衛生設施，四平方小間裡，一隻固定的日本式陶瓷大浴缸，上有水龍頭，底有出水口；一個蹲式抽水馬桶。餘下的空間尚能容兩個人。一扇小窗，上有鐵柵與外界隔絕，無需改建，是現成的監獄。我獨居一室，避開了整個學校的混亂喧鬧，未必不是好事。但是我的心哪能接受得了？ 悶熱！那是上海最悶熱的時間段，常規氣溫在３５攝氏度以上，室內又不透風，沒多久，汗水從每個毛細管里飈注出來，渾身濕透。浴缸上那隻水龍頭起了大作用，沒隔三五分鐘，我就要衝洗兩臂。要不是看守是女的，我真想跳進浴缸洗個痛快。在“牢獄”里，我唯一可做的是讀那本小紅書，才翻幾頁，手上又汗膩了，於是洗手。洗後讀，讀不久，又洗。如是反覆，具有高度警覺的小看守發現了問題，立即發了報道，說我褻瀆紅寶書，嫌紅寶書髒，拿過了就洗手。隨後，來了一群小將，厲聲責問。我平靜地回道：“我是愛護寶書，把手洗乾淨了才敢敬讀。”我冷眼看那小看守，又朝她笑了笑。相安無事。 得知我被關在小間的人漸多，參觀者絡繹不絕。我成了珍稀動物。她們可能是想看到我的狼狽相，但是，眼前的樂某人還是原來的版本，不慌張，不泄氣，不萎靡，目中無人，淡然自在。那時，我的最大欣慰是，來看戲的，沒有我教過的學生。她們的迴避就是對我的保護，想起那一張張熟悉的臉，還是那麼親切可愛。 中午用飯時間，小看守又造事端，將代作警棍的康樂球棒橫在門口離地面一米高處，命我鑽過去，不然不讓吃飯。嘿，鑽有何難，但是我不！那完全是心血來潮，突然想表現一下浩然正氣，士可殺而不可辱，為一飯而屈節，豈我所為！其時，我才想起，我沒吃早飯。我是進校門就被圍住，押入這裡，沒到過食堂。 我沒想要在自己臉上貼金。我的浩然正氣很有限。如果小看守兇狠些，拿棍子猛擊，我會鑽。 下午三時許，飢餓感襲來。再過兩小時，下班了，總該放我自由了吧。我能挺住。 五點了。沒有放行跡象。肚皮已經貼住脊梁，胃裡似有炭火在炙燒。我相信“度日”真會有“如年”的感覺。對“飢腸似火”的主謂詞組，也有了切身感受。還不壞，有收穫。 九點。曹君偉來了，叫我跟他走。他和我同住在餘姚路第三小學三樓的教工集體宿舍里，托他押送我，是最佳人選。我並沒自由。 過常德路麵食攤，我花一角四分買了三兩牛湯麵，幾乎是倒進肚子去的。問：世上何種食物最美味？答曰：“飢。” 回到宿舍，我發現一項奇蹟，這一整天，我沒有大小便！ 第二天一早，還是由曹君偉陪同（雖有被押送之實，但無被押送的感覺。謝謝曹老師）到校，還是進那個四平方的班房。早飯已在外面吃了。蹲在這裡，無事可做，無心去想，還是裝模作樣讀那本小紅書。 遭禁閉的消息不脛而走，已經傳到校外。上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王理敏，滬西中學高二學生。初中就讀於市一女中，我曾是她的班主任。文革前夕，她給過我一信，說她入團了，謝謝我對她的嚴格要求。當時我還很自鳴得意。現在由於她的來到和仇恨的舉止，我才明白那信的來意：“你心目中的搗蛋學生，換了環境就成了先進青年。”以此證明我是瞎了眼，不識良材，並以成見和偏見仗勢欺人。 不必辯解，是我錯。我傷害過她，曾以班主任名義向全班宣告給她警告處分（按：班主任無此權）。她離校後，還問過我是否撤消了對她的處分。可見那些日子，她一直承受着精神壓力。 此刻，她一陣風似的出現在我面前，呼吸急促，臉色發青，一頓機槍掃射般的痛罵。我直面聽罵，沒有迴避。一個多月來，我第一次隱生犯罪感覺。突然，“呸！”的一聲，她一口唾沫，吐了我一臉，轉身就走，又似一陣風。 那是一筆舊債，我該還。 後來，我重上講台，總結了兩段話：（一）對學生發脾氣，暴露教師的無能；（二）面對犯錯的學生，有理無須大聲嚷；教師自己做錯說錯，無理不該大聲嚷；要永遠保持平心靜氣的教態。謝謝王理敏的啟發。 第三天，七月十三日下午，我居然被無罪釋放，莫非“反動日記”不反動了？但管理材料的沈海瑚沒有將日記本歸還給我。當然，她是無權作決定的。很快，我明白了釋放我的原因是市一女中副校長吳達泉失蹤。 非常時期常有非常新聞。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