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黨前主席郁慕明在其個人臉書上，痛批台灣選舉消耗掉台灣的能量，經濟發展全被拖垮，並誇讚大陸制度多麼棒。 （中央社供圖）

新黨前主席郁慕明4月3日於個人臉書表示，“看着台灣從風光成四小龍之首，到如今內鬥內耗，‘問題在選舉’；大陸能不斷突飛猛進，也是因為不搞選舉，而是共產黨領導、多黨參政的協商民主”。

民主防疫叫得響 治理能力焉能一刀切

經濟不再奇蹟 台灣早該告別80年代

區域整合 台灣缺席又摸不着邊

“零工經濟”當道 台灣經濟繁榮背後的數據迷思

零工經濟正風光 小心陷阱在身旁

郁慕明隨後又說，“以為‘民主’就是選舉、就是一切照美國，甚至把台灣不講法治的民粹當民主，最後就是陷入向下沉淪的惡性循環”。

郁慕明所言，其實是經濟學界與政治學界間的長期論戰，即政治民主化能否刺激經濟成長？郁言固然點出某一派論點的部分結果，卻完全忽略中間的脈絡。

台灣民主化已數十載，台灣經歷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至現任的蔡英文等多位領導者，台灣內部的政治互動過程紛紛擾擾，幾乎台灣全部的社會精力都花在政治口水上，尤其是統獨、國家存亡的議題，2020台灣總統大選最為明顯，2020台灣選戰實際上即為物質議題（經濟）對決後物質議題（民主）的決戰。

加諸以21世紀後，自媒體興起，人們的注意力更被網絡上的政治論戰吸引，鮮有人注意到台灣經濟從民主化後似有停滯──至少台灣的經濟表現並沒有讓台灣多數人“有感”。因此，回到郁慕明的問題，台灣民主化對於經濟發展有無影響？而這影響，是正面或負面的？

就讓證據說話吧

台灣開始採取較為積極的經濟發展政策，一般而言須從1953年台灣始實行進口替代政策算起，也就是國民政府將重心從“反攻大陸”緩慢轉移到“建設台灣”的開端，也是過程。

若從台灣的人均名目GDP檢視，不難發現自1953年起，除了某幾年較為跌撞外，成長率幾乎都是以二位數成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7年蔣經國宣布台灣解嚴，才開始發生變化──一般認為蔣經國宣布解嚴，是嚴格意義上的台灣民主化的開端。

1987年的台灣人均名目GDP成長率為32.56%，是台灣至今仍未被超越的紀錄，而從1988至1990年的成長率一度來到個位數，1991年復又回到兩位數的成長，原因在於1991年至1993年，台灣始有大型的經濟建設計劃，稱為“六年國建”，這是繼蔣經國的十大建設後，由國家帶領、台灣最大規模的經建計劃，總金額達新台幣8.2兆元（1新台幣約合0.03美元），其中新台幣5.2兆元為公共投資金額，後因故暫停。連戰接任台行政院長時，停止大部分六年國建計劃，六年國建因而胎死腹中。1993年後，台灣GDP成長率最高僅8.08%，直至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台灣的GDP成長率都未再來到兩位數，2001年的GDP成長率甚至是-10.14%。

台灣的GDP成長率數據似乎是台灣自民主化後，經濟成長受制於民主化的證據。只是，數據上的相關能否武斷推導：台灣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具因果關係，甚而成為一道阻礙？

台灣民主化前，經濟成長亮眼，民主化後呢？ 

民主是經濟的絆腳石或墊腳石？

就學理論因果，民主化是加速或阻礙經濟成長，相爭多時，迄今並無定論。

“兼容觀點”（compatibility perspective）認為，民主制度約制政府力量，能讓利益極大化，不論是對消費者、生產廠商皆是如此。在經濟效率的層面上，民主政治能刺激生產與消費誘因，加速經濟發展，同時避免政治菁英壟斷資源，確保政府受監督，促使行政透明。

“衝突觀點”（conflict perspective）則認為，民主機制下的公共政策以全民參與為前提，民選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必須與不同的選民“妥協”，甚而推出短視近利的政策討好選民。民主制度本身的設計即不利於經濟發展，只有微薄的證據顯示民主政治可推動經濟成長，實際的因果關係並不見得一定是兼容觀點所稱的“民主為因，成長為果”，也可能是“成長為因，民主為果”，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經濟成長是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做出經濟成長的成績。

從實證角度來看，在沒有經濟發展基礎下所建立之民主政權無法長久持續，非洲的前殖民國家貿然推行民主的結果即為鐵證。一般論者認為，台灣的兩蔣威權體制較能約束社會、避免分歧，給予政治菁英充分自主性，制訂合宜之公共政策，此亦是促成台灣經濟成長的主因之一。

不成熟的民主 反被民主所害

民主的本質是開放社會、釋放多元的社會活力，並運用這股社會活力，達到約束政府的作用，但是“多元”的本質實為一種分歧，前述之分歧易受政客操弄，更易操弄成極化對決。

台灣經過“二次反轉”（two turnover）──兩次和平的政黨輪替後，台灣在“形式上”是穩定的民主政體。然而，2020台灣總統大選卻將“不成熟的民主”缺陷徹底暴露無遺，2020台灣總統大選受外部環境（香港反修例風波）的“幫助”，民進黨、蔡英文操作“芒果乾”（亡國感）成功，終讓整場大選變成單一議題對決，不明來由的國家滅亡感在台灣社會發酵，催出蔡英文手上的817萬票。

2020選舉過程中，經濟議題被簡化成“愛台灣”或是“不愛台灣”，如果“愛台灣”，就要“反韓國瑜”。影響深遠的核能議題、台灣的自由貿易協議議題、兩岸議題等，皆是依前述的脈絡被徹底簡化，任何議題的討論都毫無意義，只有愛不愛台灣的差別──這就是不成熟的民主結合民粹使然。

議題的簡化討論是毒害、侵蝕台灣的民主基礎。台灣民主化數十載，反而走了選舉式民主的老路。諷刺的是，台灣人自豪台灣是華人所擁有的成熟穩健之民主政體，但台灣的民主化如何阻礙經濟發展卻已被當成案例研究。

民主究竟是幫了台灣，還是害了台灣，台灣社會現況與經濟表現已是說明的鐵證。

2020台灣總統大選1月11日晚間，結果出爐，由現任總統蔡英文連任。 2020無來由的亡國感，催出蔡英文手上的817萬票。 

首先看看著名社會學者和社會精英對民主政治看法的改變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生於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師從塞繆爾·亨廷頓。他的第一本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讓他一舉成名（1992年）。該書認為自由民主制和西方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及其生活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可能標誌着人類社會文化演變的終點，並成為最後政府的形式。  

  然而，2014年10月10日，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美國衰落，政治失調的根源》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鑑於美國政府兩黨無理性互斗，癱瘓了政府進行有效社會治理，說，美國衰落，沒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條。

  他隨後的著作《信任：社會美德與繁榮的創造》Trust：Social Virtues and Prosperity（1995年）承認文化不能與經濟學完全區分開。加之新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他遠離了自己原來的政治立場。  

  2019年5月12日; 加拿大商業委員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戈爾迪·海德Goldy Hyder先生在加拿大環球郵件上發表文章《我們的政治正遭受分析癱瘓和行動的幻想》Our politics is suffering from analysis paralysis and the illusion of action，表達他對加拿大民主政府的失望。

  政治的鐘擺已經被甩到了一個極端，現在，政客們對批評的渴望超過了對創造的渴望。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政客們已經不能繼續行使其政治權威。

  我們的程序設置具有先天的智障，使少數人可以有效地阻礙大多數加拿大人認可的倡議的實施；重要的項目，計劃和政策由此被延遲，直到支持者放棄繼續推進的努力。

  許多加拿大領導人已經不認為自己是國家建設者。

   本文有感於文章《龍應台：缺乏文明力量北京得不到港人、台人心》。智者龍應台，被智障以民主的名義耍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愚亦，甚亦。可悲，可嘆。

  我敬重龍應台的文才，十分敬重。但是，不同意她的政治主見，十分不同意。原因如下：

   2013年7月6日，看見文章《世間再無蔣經國》，該文對蔣經國的生平和功績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論。我感慨，轉載加了轉載說明：“在加拿大，經常遇到來自中國台灣的同胞，有去台大陸老兵的後代，有訪問學者.....。在異國他鄉聽見鄉音，只有親切，少有隔駭。加之遠離母國，沒有了引起政治麻煩的擔心，如果不影響他人，暢談必盡興。“

  “我遇到的台灣人，除了少數說不出可否，大部分人都說，蔣經國統治時期的台灣最好。我覺得，也許是老蔣統治時期的弊端，大陸時期的、台灣時期的，給小蔣以太多的教訓與啟迪，促使他開啟了台灣的開明政治。遂有後來的蔣經國統治時期的台灣最好。”

  “由於蔣經國統治的政績卓著，才反照出民主的糟糕。”

  “台灣人說，民主後，兩黨狗咬狗，互相扯尾巴，正事兒幹不成了，倒有自謂為扁的總統，執法犯法，自找被扁，進了監獄。”

   2012年6月9日，以《台灣在踏步》為名轉載今日新聞網的文章《三條戰線同決戰 馬英九發威》，文章說：

  “20年來，台灣政治的最大麻煩就是：進程緩慢。每一個重大工程、重大決策、重大立法，都可以在政治對抗過程逡巡拖延，5年、10年不算什麼，像是證所稅、油電價問題，一拖20年以上，司空見貫。" 

   "20年，一個新生兒大學都快畢業，都可以服役、投票了，時空轉變有多大？結果，爭議還是爭議，卡住就是卡住，20年前熱騰騰，有前瞻性的案子，也都走味了。事緩則圓，對。但台灣不是，事一直緩，但都沒有圓的時候。大家爭來爭去，卡來卡去，算來算去，都是政權，最後，選舉有輸贏，但台灣只有輸，沒有贏。”

  “工程慢、決策慢、立法慢，國家步伐就慢。越來越慢。慢到這幾年近乎停滯。我們到底要把怎麼樣的台灣願景交給下一代？太難了。因為下一代都長大了。這屬於70、80後的一代人如果就是在這種緩慢、混亂的氛圍里長大，這一代人，一整代人，就會以為這個國家的本質就是如此，進程就是如此。他們會習慣。他們不知道台灣曾經生機勃勃，日子苦雖苦，但大家唱“明天會更好”唱得很踏實，因為明天總是更好。”

   2019年9月4日，讀過文章《台灣作家龍應台為“港獨”暴徒洗地 選擇性失明暴露多少虛偽》，發現龍應台是真的對人類文明的本質缺乏理性認知，確實是被智障以民主的名義耍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愚亦，甚亦。已經發展到了把獸性行為作為人性的地步。可悲，可嘆。

   不過，2013年 2月 25日，文章《留學日記：文明的力量——與龍應台面對面》的讀者反饋，揭示了龍應台理性的一面，看來，他是被混賬民主玩家們綁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