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s 2165-25, June, 2023 為何中國人民享受和平 西方人喜歡血腥殺戮 風蕭蕭 2022年8月28日 於加拿大 https://m.creaders.net/blog/d/442911 如果,讓我用最簡潔的敘述來概括西方文明,那就是自由。自由是主軸,如一支邪惡毒箭透腦通心地貫穿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方方面面,驅使人類邪惡靈魂泛濫,製造各種災難。現代研究證明,人類自我再生產伴生大腦殘疾人口,不能理性思維和行為,處於非人性狀態,自由恰恰滿足了這些人妄想本能所需,因而受到他們渴望追求和拼命全球推廣。 這種文明的最大公用,就是傳染性,只要沾上一點點,人就變成畜生,喪失人性,不知好歹,不能人性反思,為什麼中國人能夠相對長時間享受和平,而他們跪拜的西方,至今還在互相殺戮。 人性複雜,治理國家不容易,不要嘲諷西方社會有史以來一直處於獸性狀態,而是,要感謝我們祖先聰明,發明儒法合流馭民術創造和平生活。 看過 2022年8月28日博訊新聞網文章《何毅:中國法制小史(一) 先秦:儒法合流下的“馭民之術”》,有必要說一說。 組成社會的主體是人,社會治理也是人治人,談論社會治理,必須探討人的本性。人類是由大腦中的細胞群,根據獲得的知識和經驗進行思維,進而驅動行為。計算機軟件阿爾法狗戰勝人類圍棋高手,證明人類與機器人類似,是大腦記憶的東西作為驅動軟件,錯誤的知識和經驗將導致錯誤的行為。 人類如同機器人,由驅動軟件支配,裝入獸性化軟件,他就殺人,裝入人性化軟件,他就為人類服務。人類與機器人不同之處在於,驅動軟件是由生存經歷的文化註定,例如,哲學,意識形態和生活經驗。 因此,世無完人,每個人的才智都落入自己大腦質量和獲得知識的陷阱。只有健康的大腦和廣泛博學,記憶豐富的知識,作為大腦思考的參照,才能減少生理決定的智力的局限性。 哲學和意識形態影響人的思維方式,進而影響行為後果。為此,探討社會治理,必須探討哲學和意識形態對社會的危害。 沒有掠奪和殺戮,是高等動物文明的最低標準。 自從人類進化為高等動物以來,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社會治理模式的探索,可是,從來沒取得高等動物應有的治理模式,原因在於人類自我繁殖過程中,總是伴生一定比例的反社會的腦殘智障。 2013年2月8日,文章《德國專家揭秘罪犯大腦結構:邪惡黑影潛伏特定區域》說,德國著名腦科專家、量刑改革先驅者格哈德?羅特博士說,一些罪犯有着天生容易進行暴力犯罪的潛質。暴力犯罪分子的腦部,幾乎都會發現靠近前額部位有缺陷。大腦生理缺陷造成智力缺陷,進而導致反社會行為。 有大腦生理缺陷的人,魯莽行事,為所欲為。這種人,無法考慮自己的行為後果,因此,法律威懾失去效力,加之意識形態和社會環境對人的品行的再塑造,造成人類社會成員的質量過於複雜。 美國人斯蒂芬•帕多克是房地產投資者,物業經理,退休會計師,業餘飛行員和狂熱的視頻撲克賭徒,2017年10月1日,在拉斯維加斯旅館的32樓,向樓下參加鄉村音樂節的人群射擊,然後自殺。包括他自己在內61人死亡,867人受傷。經過數月的分析,拉斯維加斯警察局和聯邦調查局都沒有發現他的殺人動機。對帕多克的大腦進行切片,斯坦福大學神經病理學主任漢尼斯•沃格爾博士說:沒找到能夠引起殺人的大腦缺陷。 2017年5月26日,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心理學教授Coral Dando發表文章What science can reveal about the psychological profiles of terrorists《科學揭示恐怖分子的心理特徵》,說,自殺炸彈襲擊者薩勒曼•阿貝迪(Salman Abedi),在英國曼徹斯特炸死自己和其他22人之前,他的想法是什麼?首先,我們常常把恐怖分子視為非人類,怪物。但是,當我們得知他們也是有家庭和工作的正常人時,不禁要問他們的思想是如何工作的。 文章引用發表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自然人類行為》上的文章,該文評估了66名恐怖分子的認知和心理狀態,發現,除了道德推理和情感認知能力低下之外,他們的智商與日常生活行為能力與正常人沒有差異。有報道,很多恐怖分子是工程師。這意味着恐怖分子和殺人兇手像普通人一樣生活在我們中間,在他們製造災難之前,我們無法識別他們,也就是防不勝防。 2007年,臨床心理學家,范達•佩爾托(Vonda Pelto)博士出版Without Remorse: The Story of the Woman Who Kept Los Angeles' Serial Killers Alive《絕不懺悔:女人讓洛杉磯的連環殺手活的故事兒》。作為指定任務,她到監獄為連環殺手做心理輔導,防止他們自殘。三年的時間,各種善意的嘗試都失敗了,佩爾托博士確信,這些殺手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錯的,從來沒有對殺害別人表示後悔,除了為被捕入獄沒有機會繼續殺人而後悔。佩爾托博士在幫助兇犯時,曾經遭到被服務對象的殺害威脅,幸虧獄警及時趕到救了她。佩爾托博士不僅未能說服這些殺手,反而被這種令人絕望的經歷而深受傷害。 2006年12月,南加州大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系的學者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發文, Neural foundations to moral reasoning and antisocial behavior《道德推理和反社會行為的神經基礎》,說,反社會行為和道德推理的腦成像研究發現,在反社會人群中發現腦功能或結構受損的關鍵區域包括前額葉皮層、杏仁核、海馬、角回、前扣帶回和顳葉皮層的背側和腹側區域。在道德判斷任務中最常被激活的區域包括極/內側和腹側PFC、杏仁核、角回和後扣帶回。據推測,反社會、暴力和精神病患者常見的違反規則的行為部分是由於某些結構(背側和腹側 PFC、杏仁核和角回)損害道德認知和情感。 2020年2月18日,文章Lifelong antisocial behaviour linked to brain structure differences《終身反社會行為與大腦結構差異有關》說,在新西蘭,研究人員MRI 腦部掃描 672名45歲參與者。根據父母、照顧者和老師提供的參與者從出生開始的行為問題報告,以及7至26歲之間行為問題的自我報告,表明,12%存在持續的反社會行為(傷害等刑事犯罪),23%存在青少年反社會行為,66% 行為正常。用腦成像檢測,有持續反社會行為的人的大腦平均表面積小,平均皮質厚度薄,在360個大腦區域中的282個表面積減少,在360個區域中的11個皮層變薄。這些區域的大多數涉及反社會行為的目標導向、調節情緒和動機。 重要的是,人類是與生俱來的自私動物。如果,沒有動物荷爾蒙驅使男歡女愛,人類不能繁衍。如果,沒有動物本能驅使吸允乳頭,將亡於出生。如果沒有法律和社會公德的約束,就沒有窈窕淑女和彬彬君子,為生存,每個都會成為兇殘的野獸。如此,世上沒人有資格標榜自己為道德高尚的導師。 如果,沒有人類自私本能驅使的謀生行為,就沒有人類的社會活動,也不會有發展經濟之說,更不會所謂的人類社會。人類自私本能驅使的社會謀生活動,往往與社會成員的集體利益相衝突,只要有機會,每個人都會把社會公器用於謀私 - 腐敗,危害社會治理。因此,導致有效社會治理極其困難。 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表明,能力低下的人,往往錯誤地自我評價比他人更聰明和更有能力,行事莽撞衝動,不計後果,在社會上,如同街頭小混混,逞強鬥勝。英國哲學家貝特蘭·羅素(1872 - 1970)指出:“我們時代的痛苦之一,是那些自我感覺信心滿滿的人,恰恰是最愚蠢的。而那些具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卻充滿了懷疑和猶豫不決。” 人類群集社會活動時,會自然產生群體心理,或稱為羊群效應 - 盲從。當群體中的多數人遵從某種錯誤主張,那些持有正確主張的人,也會保持沉默,被動地盲從錯誤主張。 正是由於理性的人做事兒謹慎,對行為後果的擔心和猶豫不決,導致的行動上的猶豫和遲疑不決,外加群體心理的脅迫,為愚蠢不能理性思維和行為、能力低下的人鋪就道路,讓做事兒不計後果、行事兒如同街頭小混混的魯莽人,占據社會主導地位,為所欲為,這是人類社會非人性化的根源。 還有,即使是遵紀守法的智力水平正常的人也存在智力局限性。錯誤的知識,錯誤的哲學,荒謬意識形態,等等,誤導人們的思維。大腦知識的局限性造成思維判斷能力的局限性。沒有存儲相關的知識作參考,就無法對新事物進行正確的分析和判斷,進而影響人門對新事物認知的準確性,認錯誤為正確。 人類歷史上,曾經消亡過許多文明,但是,很少達到高等動物應有的水平;因為,由於動物自私本能驅使,這些消亡文明的社會成員,為財富、為信仰和各種各樣的藉口,被驅動互相殺戮。 比較而言,只有中華文明,才符合高等動物的文明。 細究起來,是由於中國的祖先最早認知了一個殘酷事實:那就是,不是所有具有人類面孔的人,都據有人類的本性。許多人是獸性,無人性。因而,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盡力應對各種質量的人,不斷改進社會治理的方法,避免壞人為害,為中國創造了安定的生存環境。 謝謝何毅先生所說的古人儒法合流下的“馭民之術”,謝謝老子、孔子、商鞅和眾多先哲,更要謝謝秦時兩朝宰相李斯,看清中國550年戰亂不休的本質 - 分封諸侯培植獨立經濟體,當政者素質低下,為貪婪不計後果。只有統一中國,消滅獨立經濟體諸侯國,中央集權,啟用博學者治國,才能避免戰亂。 他對服秦始皇說,如今的周朝王室和各諸侯國,已經衰敗不堪,除掉它們,如同彈掉爐盤上的灰塵一樣容易。如此,說服秦始皇,決心統一中國。親自毒殺朋友韓非,避免他說服秦始皇,停止統一中國。 中國統一後,李斯頂住群聲實施分封功臣和家族的壓力,成功勸說秦始皇廢止分封制,實行郡、縣制,選擇博學者為官員,類似今天的技術專家民主。焚毀鼓吹復古的書籍,坑殺460個堅持鼓吹恢復分封制的儒生,從而使中國避免了再次分封諸侯,培植獨立經濟體,一旦經濟實力增大,立刻野心膨脹,開始尋求占領和掠奪,重演持續550年(771BC - 221BC)的諸侯戰亂不休。 漢朝時,就用科舉考試選才為官。13歲桑弘羊因心算天賦被漢武帝任用入宮,後來執掌財政。漢武帝時連年征戰,巨資花費,全賴桑弘羊巧解財政困難,他把一直私營的鹽、鐵、酒收歸政府專賣,又推行均輸法,將進貢物品作為地區互補之物進行貿易,將原來各地特產作為國家稅收,改變為貨幣作為財政收入,開闢了新的財政收入來源。由此,漢武帝一舉擊敗騷擾中國邊疆的游牧民族慣匪匈奴,徹底結束了北部邊疆的戰亂不休。 隋朝時,更是發展為科舉考試制度;面向全社會招募優秀人才掌控社會治理。如今是企業家和學者為立法委員。所以,中國不是獨裁,而是西方人為他們自己定義的技術專家民主 (Technocratic Democracy)。 漢武帝元光元年,134 BC,召令天下,求治國良策。採納董仲舒的主張:“大一統”,“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辦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太學相當於今天的國立大學,當時竟達3萬之眾。目的是培養高素質的官員。 李斯和董仲舒主張的共通點,就是要根除荒謬意識形態的危害。這應該是來自持續550年的諸侯戰亂不休的教訓。自古以來,歷屆中國政府,都嚴格控制意識形態,這是中國社會和平穩定的基礎。 這一切看似為了維護皇家統治,其實際社會效果,卻為天下蒼生創造了和平的生活環境。李斯的政治主張的實施,奠定了中國社會治理的基本格局。對世界各國社會治理也產生了決定性的深遠影響,如今,省、縣制,已經是世界各國社會治理的通用格局。 歷史上,中國的儒家文化對周邊國家產生深遠影響,許多國家使用漢字。現在,理性的西方學者,把亞洲中國儒家文化圈的、具有家庭和睦、團結互助、維護集體利益的價值觀,稱為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也稱為儒家亞洲Confucian Asia。 2021年;蘇格蘭裔美國歷史學家、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教授 Niall Ferguson 出版了Doom: The Politics of Catastrophe《末日:災難的政治》一書:所有的災難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人為的。2020年,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發達國家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反應非常糟糕。為什麼只有少數亞洲國家從2003年SARS中吸取了正確的教訓?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流行,民粹主義領導人的表現都不好。厄運是這個國家(美國)— 實際上是整個西方— 迫切需要學習的歷史教訓。 這就是儒家文化對社會治理的貢獻。儒家文化家庭成員之間友好和睦、團結互助的生活環境也利於人類智力的良性發展,是取得高智商的基礎。 2022年5月7日,文章 Psychologists found a “striking” difference in intelligence after examining twins raised apar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報道,1974年出生於韓國的同卵雙胞胎,兩歲時姐姐走失,被收養到美國,在2020年團聚。測試發現,在感知推理和處理速度相關的智力測試的得分,妹妹比姐姐高出16分。研究人員曾經研究過許多分開撫養的同卵雙胞胎,發現基因確實影響人類的身體和心智的發育,一般來說,同卵雙胞胎的外型、思維和行為也相似,智商的差距也在7分之內。 據推測,這對朝鮮姐妹的智力差異與成長環境有關。留在韓國的妹妹是在家庭成員之間和睦友愛和互相幫助的氛圍中長大。相比之下,美國的姐姐是在嚴格的宗教虔誠和衝突程度較高的家庭氛圍中長大。與之對應,在韓國養育的妹妹具有更多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而在美國養育的姐姐具有更強的個人主義價值觀。 這個事例證明,或者可以說,具有相同基因的同卵雙胞胎姐妹,本應該成長為素質相同的社會成員。然而,由於偶然事件,一個在儒家文化的亞洲家庭培養為:聰明,具有集體主義意識的社會貢獻者。一個在利己主義文化的西方家庭培養為智力低下,沒有集體主義意識的自私自利的社會寄生蟲。 中國人的平均智商IQ高於所有其它國家的人,2011年9月23日,文章 Optimal IQ's for Various Groups 報道,中國北方人的平均智商 IQ 是115-118,南方人是 112-116,日、韓人是110-112,北歐人是 97-102,南歐人是 92-102,印度人是 92-96,撒哈拉以南的人是85。 下面是洋人畫的世界各族類智商分布圖,中國人高高在上。 
圖片來源:https://www.quora.com/Why-is-Chinas-average-IQ-so-much-higher-than-the-USA 這個事實,令我思考,回顧歷史和現實,中國人較長的時間享受和平生活,2千多年前,就開闢絲綢之路為其它國家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西方人,為了獲得白銀買中國人製造的產品,曾經發動戰爭互相殺戮。 近代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由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條的制約,曾經遭遇過生活物資匱乏。鄧小平幫助中國人擺脫“姓社”還是“姓資”的意識形態的藩籬以後,中國經濟又快速起飛,發展古絲綢之路為新絲綢之路,滿世界的日用品,幾乎都是中國人製造。 高智商的社會意義 在於驅動國民理性行為 2015年9月20日,文章Israel to bring in 20,000 Chinese construction workers《以色列引進20,000名中國建築工人》說,以色列要建設住宅抑制房價,建築高層住宅,中國人在建設高樓大廈方面的工作速度比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族裔的人高出50%。 沒有人會懷疑,如果沒有中國工人的巨大貢獻,就沒有美國的西大西洋鐵路和加拿大的太平洋鐵路。 2020 年 3 月 31 日,路透社文章From zero to hero: Italy's Chinese help beat coronavirus 《從零到英雄:意大利華人幫助戰勝冠狀病毒》報道,在席捲意大利的新冠病感染和死亡風暴中,居住在普拉托鎮的 50,000 名華人零感染。在意大利,自新冠病流行開始以來,大多數中國人出門戴口罩。還有其它報道稱,自大流行開始以來,在公共娛樂場所,中國人不再出現。 請記住,這是發生在意大利,沒有政府的強制壓力的環境下,人們就像自我放牧的野貓herding cat一樣的自由。然而,在致命的新冠病流行環境下,享受自由不是免費的;玩家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 顯然,中國人都明白這一點。 2021年,11月8日,文章Montreal Chinese Hospital honoured for pandemic response《蒙特利爾中華醫院榮獲大流行反應榮譽獎章》說,加拿大蒙特利爾中華醫院榮獲加拿大國民大會大流行反應榮譽獎章。 文章說,2020年1月,魁北克宣布第一次大流行封鎖前兩個月,蒙特利爾中華醫院的工作人員,就開始戴口罩和限制訪客。員工從家裡帶來口罩和保護設備,向居住在護理中心的128名居民及其家庭解釋,為什麼這些措施是必需的。與此同時,許多員工也開始與家人分開生活。他們不想讓他們的親人感染,但也不想冒險將病毒帶入中心。相比之下,在其他長期護理中心的員工被告知,不要戴口罩,以免導致恐慌。 理性的政府和高素質的國民,是2000多年來,中國人能夠享受和平生活的基礎,通過新、舊絲綢之路,為世界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據此推敲,一般來說,IQ低於100的人,智力瑕疵,思維障礙,影響行為。做事魯莽,不能考慮行為後果。有的人,絲襪套頭,就開工掙錢去了。這也是為什麼歐洲殺戮和掠奪為基的西方文明不斷地發動戰爭。 我認為,董仲舒的建議,罷掘百家獨尊儒術,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以古人論述的治國安邦之道為教材的辦學模式,加之後來的科舉選才制度,成為中華文明的定海神針,以不變應萬變,成為外來族裔和文化的大熔爐。眾多異族和文化涓涓細流,納入中華民族的文明長河。據說,漢語詞彙的30%來自古印度佛教教義,而且是印度人一邊學習漢語一邊翻譯的。 與此對照,文明古國印度,由於沒有很好利用自有文明作為壓艙石,幾度外來文明沖刷,變成外來文明的垃圾場,各種荒謬意識形態和宗教泛濫成災,禍國殃民。致使國民智力低下,社會治理混亂。認牛為祖,任其滿街亂跑,人畜隨地便溺。 在西方,從古希臘開始,注重推理和邏輯思辨。然而,邏輯思辨,越辯越亂,把線頭繞團,理不出頭緒,互相矛盾的學說充斥,莫衷一是。 在東方,在中國,注重直覺,注重經驗,確保無誤,道家哲學辨證觀,簡單一招,理清一切。 古老道家哲學的整體辯證觀,完美符合現實的客觀和主觀世界,因此,道家哲學能夠正確地指導人們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心靈和人類自身的複雜問題。 道家哲學培養了中國人辯證思維的品質;多數人能夠慎重對待任何事情,能夠從不同角度和層次看問題,預判做事的後果,確保好,避免壞。從而,中國人和鄰國的人民能夠享受和平的生活,避免了歐洲式殺戮和掠奪的黑暗世紀。 這種思維方式的不同,也影響了東西方文明的進程和結果,影響了中醫與西醫的發展。 西方一直迷戀於獸性文明,強調各種各樣的自由,以杜撰無數互相矛盾的哲學和意識形態為傲,不考慮其作用好與壞,劇毒哲學和意識形態,危害社會治理。玩弄自由,任由智障拼殺奪取當政權,總是拋棄集體主義的思想,撿起利己主義的玩意兒。自由民主、普世價值、自由和人權,聽上去十分合情合理,十分人性化,但是,其實際社會效果,卻是在幫助和保護壞人合法地危害好人。 在中國人長時間享受和平,通過絲綢之路為西方提供生活用品的時候,歐洲卻處於戰亂不休狀態,是眾多貴族血拼爭霸的沙場。為了獲得白銀購買中國的商品,挑起白銀戰爭,好一個血拼殺戮。中國人發明火藥是為了釋放焰火,享受和平生活,歐洲人卻用於互相轟擊殺戮,然後,征戰全球,進行占領和殖民統治,販賣鴉片和黑奴。 看看報道:中國修個中老鐵路有多難?先清了近半年的美國炸彈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2_01_02_620778_s.shtml 阮佳琪 2022-01-02 觀察者網 2021年12月3日,從中國雲南昆明到老撾萬象的中老鐵路終於全線通車運營。作為“一帶一路”的標誌性工程,除了工程自身存在極為罕見的建設難度和風險,更鮮為人知的是工程隊在建設過程中還要面臨致命威脅——鐵路沿線埋藏着大量美國在越戰期間於當地狂轟濫炸時留下的未爆炸彈藥(UXO)。 老撾國家通訊社(KPL)2016年曾報道,僅中老鐵路磨萬段(磨丁—萬象)的納堆站(Nateuy)所在地,就發現過大約有16.9公里長的未爆彈藥區域。中國電建水電三局中老鐵路項目部負責人劉千里更透露,他曾看到施工區域排出了10餘枚目測三四十厘米長的炸彈,嚇到“後背冒冷汗”。 日本是被中華文明薰陶最深的國家,追求和平,享受和平生活。然而,被美國黑船艦隊獸性化以後,不斷爭戰,殺戮3千多萬亞洲人。 中華文明人性化西方獸性文明 2020年8月29日,我曾經寫了文章《孟德斯鳩誤導中華文明啟迪的西方文明獸性化》,英國潛艇艦長加文·孟席斯被中國鄭和艦隊留下的古蹟感到震驚。退休後,自費14年,訪問120個國家的歷史遺蹟以及900多個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寫了《 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的那年》2002年和《 1434年:一個偉大的中國艦隊航行到意大利並點燃文藝復興》2008年。 在書中,加文·孟席斯先生讚賞鄭和艦隊在世界範圍7次航海,除了公平貿易外,沒有進行殖民統治。更重要的是,他發現是鄭和艦隊帶到歐洲的大量書籍觸發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也就是觸發了歐洲黑暗世紀的終結。 他寫道,1434年,一支中國艦隊抵達意大利的托斯卡納,向教皇提供了大量書籍,這些書籍來自不同領域:地理,天文學,數學,藝術,印刷,建築,鋼鐵製造,土木工程,軍事武器,測量,製圖等。對中國的了解激發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創造力,奠定了歐洲文明的基礎。從那時起,歐洲人開始接受中國的思想,發現和發明。 加文·孟席斯寫到,在我年輕的時候,覺得達芬奇似乎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天才:是各種機器的非凡發明家,偉大的雕刻家,世界上最偉大的畫家之一,最偉大的插畫家和製圖員。 然而,隨着我對中國發明的了解逐漸擴展,越來越多的列昂納多發明似乎是中國人以前發明的。 歐洲傳教士將中國介紹給歐洲後,在歐洲,曾經形成很大的勢力來推動複製中國的政治模式。 科舉考試在1570年引入歐洲;並在歐洲廣泛傳播。科舉考試經常被用來與儒家思想一起討論,伏爾泰聲稱中國人已經“完善了道德科學。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是讚揚中國的官僚制度,因為它看似精英的統治,勝過歐洲政府。 而奎斯奈的自由貿易思想,來自《道德經》提出的道家的治國理念,“無為而治”。亞當·斯密受奎斯奈的經濟學思想啟發, 寫了《國富論》1776,提出看不見的手。追根朔源,西方人推崇備至的經濟學思想,不是來自英國,也不是來自意大利,更不是來自法國,而是根植於中國古人的經濟思想。西方人推崇備至的政治經濟學的先驅,“經濟學之父”和“資本主義之父”,亞當.斯密,是中華文明的徒子徒孫。 然而,在當時的歐洲,那些崇拜中華文明的人,受到迫害。雖然,在自由貿易和教育領域,中國的社會治理方式已被歐洲決定性地接受,但是,中國的政治模式遭到了強烈反對。因為,那是面向社會的所有人,通過科舉公平地選拔官員,這對於某些歐洲宗教團體和貴族利益集團來說是不公平的,因為,令他們無法繼續享受徵稅的權力。 自由民主制和西方沉迷的某些意識形態,植根於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思想影響的思維方式,孟德斯鳩根據中國君主專制,忽視面向社會的所有人公平地選拔官員的人性化的做法,將中國定義為專制國家,從而,誤導了西方選擇自由民主制 - 三權分立 - 將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權力分開,三大政府機構共同存在、希望通過互相制衡,達到避免政府濫用權力的目的。 設想很好,因而,極具欺騙性,到處血腥推廣。然而,人類是自私的動物,善於公器私用,三權分立的實施,並沒有取得希望的結果。僅僅為愚昧政客提供理由,惡毒地批評中國。 自由民主政治,設立多黨政府,希望其互相監督,得到好的立法結果。然而,由於人的自私本性,多黨監督,被用於多黨惡鬥,視彼此為惡敵,任何立法動議,都會遭到反對和否決,個個拼命設法取代執政黨地位,不是為了治國,而是為享受奢侈的工資,奢侈的福利和豪華的政治待遇。 自由民主政治是政治致幻劑,如同海洛因,使人產生美好幻覺,長期使用卻致命。因為參與自由民主政治的決大多數人,做事不計後果,以犧牲他人、甚至國家利益獲取個人利益。 此外,人類與生俱來的、大腦生理結構導致的智力缺陷,也危害社會治理。 2011年4月26日,倫敦大學的研究人員通過對90位健康的年輕人的大腦進行MRI掃描,發表了研究報告,Political Orientations Are Correlated with Brain Structure in Young Adults, 《政治取向與年輕人的大腦結構相關》,受試者秘密報告他們的政治態度,從“非常自由”到“非常保守”5個等級。他們發現大腦的前扣帶回皮層中灰質體積的增加與自由傾向顯著關係;而右杏仁核的灰質體積的增加與保守傾向顯著相關。除了前扣帶回皮層外,其他大腦結構也能顯示出反映政治態度的神經活躍模式。 大腦結構決定政治傾向性的事實,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在民主國家的議會,議員們爭論不休,無法調和,甚至大打出手。這不是由於他們能夠理性地,根據社會的急需進行分析和判斷,為解決社會問題,堅持正確的意見,而是,由於大腦缺陷造成的與現實無關的智障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民主國家的議會,就是為精神病患者準備的遊樂場。讓精神病在這裡依法胡鬧,立法,決定國的命運,進而,摧毀國民的生存之舟。 


民主民豬政客,衣冠楚楚,行為下流。白的打,黑的打,黃的打,各個顏色,都開打。 由於人類存在這種自然本性,邪惡人邪惡化社會治理。 2019年,加拿大商業委員會首席執行官戈爾迪·海德撰文The political pendulum has swung too far to one extreme《政治的鐘擺已經被甩到一個極端》:現在,我們對批評的欲望已經超過了對創造的渴望,政客們已經不把自己看成是國家的建設者。我們程序設置的障礙,使得少數人可以制止大多數加拿大人認可的倡議。重要的項目,計劃和政策被延遲,直到支持者放棄繼續推進的努力。 2019年,文章Chrystia Freeland: Liberal democracies are being "hijacked by angry populist politicians"《克里斯蒂亞·弗里蘭德:自由民主制被憤怒的民粹政客劫持》寫到;加拿大金融大臣和副總理克里斯蒂亞·弗里蘭德說 “疑慮正在自由民主國家內部蔓延……;自由民主社會正在被極化,被分裂為敵對的–甚至交戰的–彼此無法交流的部落,社會被憤怒的民粹政客劫持。”這個問題存在於“不愉快的自由民主國家”中,“其中的細節也許是獨特的,但是,基本故事情節相同。”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師從塞繆爾·亨廷頓。鑑於柏林牆的推倒,1992年,他寫了《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讓他一舉成名。該書認為自由民主制和西方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及其生活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可能標誌着人類社會文化演變的終點,並成為最後政府的形式。 然而,鑑於美國政府驢和象,兩個牲畜黨派無理性互斗,癱瘓政府有效社會治理,22年後,2014年10月10日,還是同一個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美國衰落,政治失調的根源》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說,美國衰落,沒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條。 2006年,Niall Ferguson 教授出版了 The War of the World: Twentieth-Century Conflict and the Descent of the West《世界戰爭:二十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落》:為什麼20世紀的歷史是迄今為止最血腥的?為什麼前所未有的物質進步與全面戰爭和種族滅絕齊頭並進?“20世紀民主的興起本應減少戰爭的發生率,但至少有一些證據表明,在1920年代、1960年代和 1980年代的民主化的浪潮中,內戰和分裂戰爭的數量增加了。”“從1945年到1983年,大約有1900萬或2000萬人在大約100場重大軍事衝突中喪生。” 因為,民主是人渣的遊戲,所以,民主國家的人渣政客,一旦當選,就自以為是世界領袖,立刻拎起意識形態(自由、人權)這根瞎子拐杖,在國會,在國際,尋找目標進行攻擊。 英國人的祖先,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發起者之一。他們的後人,對民主這玩意兒,不但,不以為然,而且,還極其蔑視。 2019年7月29日,YouTube 視頻:接下來的40年會發生什麼?英國SingularityNET 公司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漢森機器人技術有限公司首席科學顧問,Ben Goertzel博士,極力推崇中國人務實,社會治理高效。還特意說: “中國是由工程師管理,美國是由律師管理,英國是由傻瓜管理。”China is run by engineers, US is run by layers, UK is run by moron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ZGYjXSIvc 西方是源自歐洲人血腥殺戮和掠奪血腥土壤培植的利己主義獸性文明,其文化產物,與生俱來獸性,看似人性化無比,極具欺騙性,造成人們對文明的誤解,認為自由民主就是文明社會。這也正是人類面臨的致命死結。 所謂的自由民主的文明社會,是建立在所有人的智力水平相同的基礎之上的。可悲的是,在現實社會,每個人的智力水平都不同。有的人不僅僅是智力水平低下,而且,沒有人性,只有獸性。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譬如,殺害無辜兇手。 詹姆斯·沃森博士 Dr. James Watson (1928 -) 是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得者,被稱為DNA之父。沒有人膽敢否認,在當今世界,他是最了解人類本性的人。他說,我們的所有社會政策的制定,都是基於所有人的智力水平與我們的相同,可是,所有的實驗結果都證明,這不符合實際。 正是忽視了人類質量的差異;人性化設計的自由民主,成為人類社會的公害。 正是民主,讓德國的希特勒有機會動用國家機器來對人了進行屠殺。 而多數人推崇的自由民主的文明社會,在意識形態和法理上,把低素質、無正確思維能力的人的非人類的暴力行為合法化。譬如,暴力示威者。 看看自由民主的主要發起國法國如何被民豬玩慘,2019年8月7日報道,《11天死7人!法警察自殺率因“黃衫”飆升!》。 2019年12月06日, 突發100萬人大罷工,打砸燒,90%高鐵停運:法國的今天,會是多少國家的明天?》 警察死了也白死,騷亂依舊。2020年6月3日報道,《巴黎街頭猶如戰場,火焰煙霧籠罩,示威者戴口罩遊行》。 2020年8月10日,法國,《自2020年1月以來,共有233名市長和副市長遭到襲擊,增幅超過17%》233 Mayors And Deputies Attacked Since January,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17%。 這些人為什麼敢於打、砸、燒和搶呢?因為他們沒有人性。為什麼警察不敢像對待入侵的敵人一樣對待他們呢?因為暴徒披着民主的罩袍,他們的任何獸性行為,都變成了好人行善。 只要以民主為藉口,任何人的所作所為就變得神聖無比,不可制止,不可侵犯。 民主政治助壞人合法作惡,那麼,偉大的民主燈塔國美國的偉大人性化的法律體系又如何呢。 請看何毅欣賞的西方法治是什麼玩意兒 2012年05月08日,公益性法律網站東方法眼發表文章《美國加州因死刑費用過高而廢除死刑》說,在中國的法學界,長期存在着廢除死刑的聲音,主要是為了跟隨世界潮流、保護人權。 文章說,美國加州有超過50萬人簽名要求廢除死刑,將犯人改判為終身監禁,在監獄從事勞動,自食其力。加州人積極懇求廢除死刑的目的,不是為了引領潮流和保護人權,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錢包。因為,死刑案件已經成為加州沉重的經濟負擔,每起案件從定罪到執行死刑,平均要耗25年。過去30年,只有13名犯人被執行死刑,每起案件的花費都超過3億美元。 文章的作者羨慕美國司法公正,執行嚴謹。說,長達25年的關押、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司法成本竟然高達3億美元,足顯美國執行死刑之公正與慎重。 文章的作者又是被西方文明愚昧的智障,在中國的法律界充斥這種被西方文明愚昧的混賬。西方獸性文明的產物,是人類社會的巨惡毒瘤,劇毒無比,只要沾上一點點兒,人就變成禽獸,沒有人性,不知好歹。 法官和律師是在主持公道嗎?大錯特錯;他們已經演變成社會的公害。律師是按小時收取服務費,在北美大約是300-1000美元/小時,中國大陸大約是2500人民幣。這合理嗎?這不是典型的合法敲詐勒索嗎? 2012年12月3日,文章 B.C.woman may lose home over huge lawyer bill 說,溫哥華有位女士,前男友爭她的房產。為此,她聘個律師,官司折騰了9年,最後,她贏了。但是,前男友立刻宣布破產。結果,該女士自己要付全部律師費。因此,她僅僅到手幾千元。其餘的都被律師作為律師費合法收走。他的律師自己經顧了律師,正在努力阻止她贖回房產。 眼見無家可歸了,她請記者寫文章,說,案件在2007年開庭審理時,她已經支付了數千元的律師費。隨着案件的進展,她的律師表示,除非她允許他以她的財產作為抵押,以18%的利息貸款10萬加元,否則他不會繼續為她提供法律服務。現在,她的法律費用仍然在迅速增加中 - 每天被收取88加元的利息 - 如今已達到18萬加元。一個電話留言,律師收費148.40加元。
她說:我已經連續25年做雙份工作,才攢下這點資產。這個法律訴訟結果的打擊,就像一枚炸彈在我的生活中爆炸一樣。為了我在鄉下的這麼個小地方,這麼一點點資產,竟然開庭審理三個星期,僅法律文件夾就堆滿三張桌子,像天一樣高。這實在是過分和荒唐。 文章作者走訪卑詩省法律界的管理機構,省律師協會對此案不予置評,但是說,總的來說,該律師做的一切並不違反規則。 顯然,律師敢於有恃無恐胡鬧,執法掠奪,讓人傾家蕩產,還阻止被害人贖回房產,把他人推向絕路,是有執掌國家機器權力的人為他撐腰。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法律界的管理機構的執法人員,與法官和律師相互熟識,甚至是朋友,在執法過程中,睜隻眼閉隻眼,也是人之常情。 加拿大的教授對學生說,如果與房東發生糾紛,千萬別找律師。 人是自私的動物,在社會活動中,公器私用,在所難免。 您沒見,在中國,也是如此,一個普通官司,一拖就是幾年。反覆折騰,不斷出庭,就是不判。因為,時間拖得越長,律師收錢越多。法官也有事兒做。他們是在攜手合法敲骨吸髓。 顯然,在美國加州,每起案件的花費的3億多美元,耗時25年,是知法犯法的法官和律師,用心計算,以維護社會公正的名義,不斷地製造事由,不斷地撰寫法律訴訟文件,不斷地開庭,從從容容,把用於維護社會公正的錢,裝進了自己的腰包。 還有,上述溫哥華的法官和律師,把一個簡單官司,拖了9年,顯然,是根據貸款的10萬加元精確計算,9年時間,接近把10萬加元收完,剩下幾千,留給客戶,發判決書,結案。 人類是自私動物,沒有人更加高尚,只要有機會,絕大多數人,都會公器私用,鑽法律漏洞,借用職權之便,腐敗謀私。 再看看美國,驢象惡鬥,癱瘓社會治理。混賬意識形態,鼓勵人們反抗政府,社會無法治理。隨意槍擊和搶劫惡性事件不斷。 2022年08月28日文章,《三名荷蘭特種兵在美印第安納州被槍擊》三名荷蘭特種部隊的現役軍人,從荷蘭赴美國印第安納州參加軍事訓練,與人發生爭執,被槍擊。有兩名士兵傷情嚴重,其中一個已失去意識。今年7月1日,印第安納州宣布廢除一系列持槍禁令,在實行新法規後,當地民眾可以公開攜帶槍支外出。 2022年8月30日,報道《剛剛16死24傷:槍手年僅13,美國校園慘淪靶場》。 2022年8月30日,報道《加州奧克蘭校園槍案 12歲嫌犯對13歲受害人開火》。 2022年8月31日,報道《失子母親沉痛呼籲 孩子必須遠離槍支》:近期屋崙頻頻發生槍擊案件,4天之內就發生至少6宗兇殺案。警察局長阿姆斯特朗呼籲,放下槍支, 一個12歲的孩子不應該碰槍支,“4天內出了6宗兇殺案,給我們的家庭一個喘息的機會,給我們的社區一個喘息的機會。” 槍擊者都是腦殘所致兇殘,肆意妄為不計後果,警察局長阿姆斯特朗的呼籲是對牛彈琴。美國為什麼不 能禁槍呢?因為自由民主的後果就是混帳做主。 2022年4月4日,報道《美國槍支暴力肆虐 前三月因槍致死過萬人》: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截至美國東部時間3日下午4點、今年以來,槍支暴力已在美國造成至少10806人死亡。美國平均每天就有超過116人因槍支暴力失去生命、超過92人受傷。 再看看由民主讓混帳做主的歐洲各國的社會現狀,誰有安全感。 2022年08月28日文章,《法國社會噩夢:消失的女人越來越多!細思極恐…》:這兩天新出爐的一組數據徹底震撼了法國社會,2021年法國被丈夫殺死的女性總數122人。 西方獸性文明的產物,是人類社會的巨惡毒瘤,劇毒無比,只要沾上一點點兒,人就變成禽獸,沒有人性,不知好歹。 看看重慶市百姓自發幫助救火的視頻,沒有兩千年的儒家思想對國人長期道德滋養,從基因層面人性化改造,能有這樣高素質的國民嗎。 1.重慶,騎摩托肩背簍衝火海 逆火而行 軍民萬人共築「防火長城」 20220828 @全球大視野 www.youtube.com/watch?v=jCAGGUZUxVk 2. 全紀錄!重慶山火決戰"縉雲之巔"關鍵8小時 以火攻火!摩托大軍.志願群眾.消防官兵…這一夜燈光戰勝了火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LCb6bsUJDM 3. 重慶北碚山火撲滅現場高呼"勝利了"! 山火無情人有情"救援熱血片"令人動容 @中天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j2aplILf8 4. 重慶感謝你!雲南馳援山火最後一批「打火英雄」撤離 全城夾道歡送!網友感動:這輩子第一次見這麼大場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2-InYMTVU 作為重要補充,特轉載何毅先生的《中國法制小史(一),先秦:儒法合流下的“馭民之術”》,看看中國古人是如何苦心思索和實踐,為人民創造和平的生活的。 謝謝何毅先生,把先秦時儒法合流下的馭民之術詳細闡述。 再次謝謝何毅先生,讓我們知道,為中國人打造和平的生活環境真是不容易,我們的祖先真是絕頂聰明。 更要謝謝何毅先生,讓我們理性反思,為什麼西方人不知好歹,不斷地掠奪和殺戮,始終處於獸性狀態。 謝謝哈,偉大的何毅先生,您辛苦了。 請喜歡西方獸性文明的何毅先生談談:為什麼具有完善人性法律體系的西方,不斷挑起戰亂?為什麼具有完善人性法律體系的美國,隨意槍擊不斷。 為什麼西方完善人性的法律體系,不能制止玩民主的烏克蘭政客迫害說俄語的烏克蘭人,引起玩民主的俄羅斯武力干涉,導致大量無辜死亡,數百萬烏克蘭流離失所,寄人籬下於歐洲。 何毅:中國法制小史(一) 先秦:儒法合流下的“馭民之術” https://boxun.com/archives/170649? 中國歷史上的法律,一定不能用西方法治的觀念去解讀,因為中國的法律,一切目的都只是為了自上而下的“治民”和“馭民”,這和養育畜牲一樣,主人為畜牲設定規則,並且這規則基本上是以刑罰和刑殺為手段的。 2022年8月28日 中國歷史上的法律,一定不能用西方法治的觀念去解讀,因為中國的法律,一切目的都只是為了自上而下的“治民”和“馭民”,這和養育畜牲一樣,主人為畜牲設定規則,並且這規則基本上是以刑罰和刑殺為手段的。 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諸侯各自為陣,儘管歷經天下變亂和奮力改革之艱辛,但其間都未形成系統的、完整的法典,倒是諸子百家之說,以及各國意義深遠的變法運動及變法思想,才真正成了我國法制思想的淵源。其中,儒家之說及法家之論,直接對兩千年來中國的法律制度與法制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當老子著《道德經》極力倡導“無為而治”的時候,大約是他的同齡人的孔老夫子正在播種“仁愛”的種子。“仁者愛人”,這是孔子的名言。他認為,作為一個仁者,在消極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積極方面,統治者應當以“仁人”的標準來規範和約束自身。 然而,孔子絕不是一位相信單靠“德”、“禮”便可治天下的理想主義者。他還緊護着“政”與“刑”的旗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乃是圓滿的治國方略。想想吧,若是“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夫子把話說得清清楚楚,刑罰是專門為“民”而定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仁”,其實是基於“刑”,乃是一種偽善。孔子聲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是把民眾作為純粹的奴隸和工具。 孔子去世後,儒分為八,孟氏之儒的孟軻,懷揣着“惻隱之心”,苦苦地規勸國君推行“仁政”,以使天下“性善”的百姓皆有資產,過上一個暖暖和和的安寧日子。不過,韓非子注意到儒家“仁政”其實只是一個空泛的概念,在實踐上犯不着認真地追究。《韓非子•五蠹》寫道:“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 戰國的社會,天下紛亂,各施學說,百家爭鳴,於是有墨子“兼愛”、“非攻”的聲音,也有莊子要人們遵循上天之道即“天刑”的說教。 但是,此時法家的聲音,不僅一浪高過一浪,而且各國執政的法家人士正在推行法制的實踐。法家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不僅是學術大師,而且都成為各國變法運動的首領。 在主張君主專制方面,沒有一家學說像法家那樣理直氣壯。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都從不同角度強調了加強國君的權力的要求。其中,商鞅更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馭民五策”: 一民:強制性洗腦,統一思想; 弱民:國強民弱,治國之道,務在弱民; 疲民:為民尋事,疲於奔命,使民無瑕顧及他事; 辱民:使民眾無自尊自信,且唆之相互檢舉揭發,終日生活於恐懼之中; 貧民:除了生活必需,剝奪余銀余財。 商鞅還提出,如果以上五者若不靈,則由官府殺之。 概括“馭民五策”的全部用意是,要讓民眾貧弱,一生之中無時無處地充滿恐懼,才好自覺地服眾於王者。 戰國末期,孔氏之儒的代表荀子,已經在更多地強調法律制度的重大意義了。如果說把“禮治”和“法治”結合於一體的是一種功績,那麼,這一功績肯定該歸屬於荀子了。荀子留給後世的英名,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出自於儒家卻獨樹一幟的“人性惡”之“創造”。和孟子的儒家學說不一樣的是,荀子主張“人性惡”,人們一生下來便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這些都是“惡性”的。所以,治國之術,便應“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荀子主張,包括特權人士在內,一律對他們實行法治,凡是犯了罪的就不能饒恕,這叫做“刑罰不恕罪”,以便天下之治,四平八穩。 荀子的這一“創造”建立了本質上除是對人性壓抑的律法論調,還是傳統上法家馭民之術的調子,一切的律法,都只用於治民,而且要治得越狠才能越確保天下不亂。特別是在荀子的兩位弟子韓非和李斯的活動下,荀況這支儒家派,實現了由儒到法的轉變。韓非子極是贊同商鞅說過的一句話:“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 把法視為治國的開端,這在中國的法律制度沿革方面是一個突破,這一突破仍然是由荀子打開的。《荀子•君道》言道:“法者,治之端也。”總之,法即是治,治即是法,通通都是為民眾準備的。 當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出來說話的時候,法家的勢頭便更加有些勢不可擋了。韓非子聲稱,“法”、“術”、“勢”缺一不可,這才是治國之本。韓非子堅稱,要讓天下子民心悅誠服地接受國家的統治,必須用暴力才能達到目標。實行輕罪重刑,可以使“小不過生,大罪不至”,“上設重刑而奸盡止”。總之,國君對於國民一定要心狠手辣,無論狠辣到什麼程度都是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所謂國泰民安。 戰國後期,在荀子的身上,我們已經看到儒法兩家已經開始融流於一體,合流的目的只在於從王權的角度用心地治民。甚至諸子百家,皆為一丘之貉,如司馬遷所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儒家的偽,法家的狠,最終都化為主人對待畜牲一樣的治民之術、馭民之術。 法家的狠,有一生動事例。韓非和李斯,俱事荀卿,學刑名法術之學。韓非天性口吃,著書卻能。李斯妒韓非才高於己,找藉口使秦王加罪於李斯。獄中,李斯指使人送毒藥給韓非,讓其自殺。韓非欲向秦王表白,自陳事項,卻沒能見到。後來秦王后悔,派人赦免韓非,韓非卻已經死了。對從前的同窗好友下如此狠手,可見這些御用文人的本性兇殘。 總而言之,按先秦諸子的觀念,特別是儒法合流之後,君王與國民的關係只能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所以民眾天生便是必須做順民的,這也便有了他們所說的“馭民”之詞。所有這些,決定了君王和國民的關係只能是主人與畜牲的關係,畜牲天生是談不上有什麼權利的——民眾只要活在這個世上,就得服管、服治!所以,民眾都是被駕馭的! 作者:何毅 聯繫方式:290497045@qq.com 何毅:中國法制小史(二) 秦律,萬事皆決於刑 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在歷史上的統治十分短暫,只有短短的16年。但是,秦朝在中外歷史上的聲名遠揚,這不僅僅是困為它鑄造了震驚中外的焚書坑儒的罪惡,還因為它在中國最早建立和健全了專制主義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制定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完整的法典——秦律。這可以算是中國帝王“嚴刑治國”的開端。以秦律觀之,中國歷代“重刑輕法”、以刑治民、馭民而不是以法制理念、法度制度治國治民的狀況初現端倪。 2022年8月29日 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在歷史上的統治十分短暫,只有短短的16年。但是,秦朝在中外歷史上的聲名遠揚,這不僅僅是困為它鑄造了震驚中外的焚書坑儒的罪惡,還因為它在中國最早建立和健全了專制主義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制定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完整的法典——秦律。這可以算是中國帝王“嚴刑治國”的開端。以秦律觀之,中國歷代“重刑輕法”、以刑治民、馭民而不是以法制理念、法度制度治國治民的狀況初現端倪。 自信心、報復心、雄心和野心,使得從西方邊陲之地殺進中原,並完成兼併六國之大業的秦王嬴政更加自命不凡,自以為德高三皇、功過五帝的嬴政,從此摒棄了“侯王”之冠,自命為皇帝。皇帝自稱“朕”,“命”稱“制”,“令”稱“詔”,印稱“璽”,並廢除了子議父、臣議君的“諡法”等等,規定皇帝按世代排列,第一代稱始皇帝,後世以二世、三世計,傳之無窮。 法治和行政手段勾畫的又一個國家形象,是統一了文字、度量衡與貨幣,這是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雖然秦始皇頒布的法典秦律不完全是他這個時期的發明創造物,卻在此時最成體系和嚴密,也得到盡情地甚至是瘋狂地實施的效果。在此之前,秦國的成文法初創於商鞅時期,商鞅以李悝《法經》為本,改法為律,成為“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而秦並六國過程中,又吸收為己所用的六國法令條文,幾經修訂增刪,形成頗具威懾力的秦律。 根據1975年在湖北雲夢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在盡並天下之前,秦律早已突破商鞅時的六章,僅“律”就有田律、廄苑律、金布律、關市律、倉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律、軍爵律、置吏律、效律、傳食律、內史雜、尉雜、行書、屬邦共18種125條。 秦律的內容可謂法網嚴密,條目繁雜、煩瑣,上至軍國大事,下至民間生活,皆有限制,且立規入微。如盜採人不足一錢的桑葉,要罰征徭役30天;盜人羊頸上的繩索,與盜羊同罪;私自移動田界者,要判處“耐”刑,即剃去鬢髮,以示犯罪;禁民穿錦履,而何謂錦履呢?秦律明文,以絲織成的鞋,其上繡文,即為錦履。如此等等,可見得始皇“事皆決於法”的意圖。 因此,根據秦律,一切不符合法度的“鄉俗”與“私好”,都要禁絕;一切“奸邪”行為和“邪僻淫佚之民”,具屬“不容”之列。全國上下,要做到“尊卑貴賤,不逾次行”。秦始皇在位期間,常常親自處理各種案件,“以衡石量書,日夜不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可見集大權於一身之勞苦! 其實,秦王朝“事皆決於法”的本意,不過是“萬事皆決於刑”的高壓治國之術的體現,這可以從“輕罪重刑”的立法思想中得到反映。秦律規定,5人同盜,盜得一錢以上的盡斬左止(砍左腳);甲盜不滿一錢,乙發現卻不抓獲之的,乙當被罰一盾之錢。而層出不窮的秦王朝的施刑名目,更顯示了凡事皆決於刑的血腥統治。 秦二世之時,朝廷發閭左適戍漁陽,陳勝、吳廣等900人屯大澤鄉。遭大雨,道路不通,度已失期。按秦律,“失期,法皆斬。”於是有陳勝、吳廣之倡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根據初步統計,在秦朝處刑的名目就有數十種,其中貲、笞、遷(流放)、耐、髡、黥(在臉面上刻字)、劓(割鼻子)、鋈(斷足)、斬左止、宮或腐(男了閹割,女子幽閉)、戮、磔(分裂肢體)、棄市、梟首、絞、烹、誅九族、三族、籍沒(註銷戶籍,沒收為官家奴隸)、坑等等,皆是今天看來十分讓人觸目驚心的野蠻刑名。“輕罪重刑”的立法原則,正好投合了先秦法家“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由至”的法制思想。 李斯是秦國的丞相,因為宮廷之爭而失敗,被施五刑而死。《史記·李斯列傳》記載:“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身着赭色囚服受刑。行刑者先在臉面上刺字,用刀割掉鼻子,割斷其舌,刑吏數人用銅針、鐵鑿等,在額頭和兩頰刻鑿創口,再砍掉左右腳趾,用藤條或荊條將人活活打死。多人輪番持棍狠杖於李斯兩股,每杖之下,環列者皆群和之。待人死後,已是面目全非,人鬼不分了。此時,再砍下首級示眾,最後將屍體剁成肉醬,在市場上將其肉賣掉以供食用。 李斯之死其實不值得同情,其本人和商鞅、韓非一樣,將專制理論推向極端,他的“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的“督責之術”極是狠毒,只意在使民眾時刻處於苛刑的恐怖之中,而他自己在具五刑之後,終致被夷三族。在秦王朝萬事皆決於刑的時代,李斯之慘死,實在不足為奇。 2000多年之後的中外史家在寫到秦王朝的焚書坑儒這段歷史之時,還在痛心疾首,慨感許多。但是,我們也看到,在這麼一個高壓、集權和廣施重刑的國度里,在這個事皆決於刑的國度里,焚書坑儒不過是這個酷殺政制中的一個小插曲。 作者:何毅 聯繫方式:29049704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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