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三中全会的改革周期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本次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政治年谱或者说中共政治年谱似乎正进入以30年为一个阶段的改革周期。

本次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国家的政治内核更坚硬，二，国家与社会的交集部分成为改革的重点。

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框架中，国家和社会存在两个互不干扰的自我运作机制，同时，国家和社会的运作范围又有着广泛的交集。以西方国家为例，国家的运作有其对社会封闭的范围，如政府系统、法院系统、军事系统的日常运作，其构成国家运作的核心职能，社会对此没有干预的权力。国家对社会开放或者说交集的范围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几年一度的政府选举和议会选举，2，日常生活中政府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3，舆论对国家机构运作的影响。

从十月份美国政府因“财政悬崖”而停摆事件中就可看出国家运作的不同层面，美国政府所停摆的只是其与社会交集的部分职能，而国家的核心职能仍然正常运作，否则，美国就国将不国。某些哈美一族所津津乐道的“美国政府停摆，美国社会依然运作良好”是种地道的梦呓。

中国的国家政治内核就是中共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国家体制构成这个政治内核的制度形式，此部分的国家运作机制是不容社会干预的，是对社会封闭的一个自我循环系统。所谓“政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种是以公开选举为标志的民主制度为方向的政治改革，意味着国家体制的运作必须定期向社会开放，其改革方向最终必然动摇中共现有的执政地位；另一种是完善现有政治体制为方向的政治改革，是让本系统自我循环的更好，其方向是为了更加巩固中共现有的执政地位。因此，同样说“政改”，民间的政治异议者所表述的意思是前一种，而中共所表述的意思却是后一种。

本次三中全会对政改的表述延续了中共十七大后的一贯说法，那就是不走两路：改旗易帜之路和倒退之路。只有简单几句话，着墨不多，透露出来的含义却很明显，也很坚定：要改变本党的执政地位，门都没有，本党所要做的，是回应民间呼声，提高自身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而对自身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恰恰更加有利于中共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地位，从政治上为中国民间甚至党内的左、右之争画出了一条清晰的政治红线。为落实此目标，三中全会提出的具体举措包括设立国安委、军事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纪委体系调整等。

在国家与社会的交集部分，本次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其改革力度和广度确实可以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肩，其所确定的改革目标覆盖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不枉其“全面深化改革”的定位。与政治有关的举措包括突出法治理念、废止劳改制度、省级以下法院人财物独立、更突出人大及政协作用等，社会举措包括逐渐开放社会组织、文化体制改革、放开单独二胎、渐进延长退休年龄等，与经济有关的改革所用篇幅最长，所涉及的范围最大，包括强调市场化的主导作用、改革国企、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范围、农村土地流转、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凡此种种，包罗万象。有媒体做过统计，涉及上述政治、经济、社会等个领域的改革思路和具体政策有几十条之多。可见俞正声所言“本次全会的改革力度和范围前所未见”不虚。

由此可看出，对国家体制的政治内核坚持不变，对社会放权，调和现阶段国家和社会的刚性冲突，应该是本次三中全会所提改革目标的总体思路。这也是全会公报和会议《决定》全文先后发布对外界所带来的戏剧性心理落差的根本原因所在。

全会公报是政治性的纲领性的，因此外界对中共“政改”决心不免大失所望；而全会的《决定》全文是政策性的具体性的，各阶层人士猛然发现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体赫然在目，又不免好评如潮。

在不动声色中，中共实际上已经为今后改革的方向做了定调，那就是社会体制的改革将是重中之重，其所提出的“国家治理”概念应该看作是本次全会的点睛之笔。与经济体制相比，社会体制所覆盖的范围更广，内涵更丰富，所面对的问题也更复杂，既包括部分的经济内容，如分配体制改革，更包括了部分政治内容和文化、民生、信仰等内容。因此，不以“全面改革”为基调不足以概括社会体制改革的涉及面之广。

中共以社会运动起家，最后以最激烈的政治手段---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中共建政后，毛时代的全能主义使国家和社会几乎重合，形成一种有国家无社会的格局；邓时代退向威权主义，以经济改革入手，初步解放社会活力，形成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并保留至今，但是这种格局天然受到民间社会的抵制和不满，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官民冲突和群体事件就是这种抵制和不满的反映。形势使然，确实是到了改变这种格局的时候了，否则，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刚性冲突（主要是民间和政府的冲突）将更加不可调和。

但是，任何涉及社会的“全面改革”必须有一个或多个的突破口。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中共应该把两个领域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一是发展公民社会，让社会逐渐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减少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二是必须在反贪腐领域有所作为，减少不法官员败坏社会风气，侵蚀社会利益，减少官僚阶层对政府退出某些社会领域的所产生的阻力，同时可以极大程度上降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减少国家机制核心职能在自我运作时所面对的社会挑战。

中共建政后的前60年被普遍划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以国家主权的全面完善为标志，中共从政治上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后30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标志，中共建立了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经济体制，使国家实力实现了空前提升。未来30年，如果中共能够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标志，逐步建立一个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民间社会，则中国的发展将消除最大的内部隐患，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将丧失其基本的社会土壤。

应该说，中共建政后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两个政治周期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但是，这种巧合，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心理暗示，中国应该在30年左右有一次突破性的体制改革动作，并似乎形成一种集体潜意识，这种集体潜意识普遍存在于官方和民间各种表述中，它揭示了一个人们所切身感受到的现实：任何一种制度的运作不可能一直良好，因此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调整和改革。而30年的改革周期在中国代际政治的影响下，更有制度保证：本届领导集体有10年时间进行制度的框架性建立；下届领导集体有10年时间进行制度的完善性运作；隔代指定的下下届领带集体有10年时间进行制度的补救性运作。30年周期过去，原有制度必须重新进行突破性的改革，一个新的改革周期又开始。

从本次全会所体现的习李体制的领导力，以及全会结束后人们普遍充满善意和建设性的期待等方面看，中国政府和民间之间的良性互动逐渐启动。人们有理由乐观的描绘以下的未来场景：

本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将得到各级官僚机构的全面落实，并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配合。其对改革语境的再次确定和对社会改革理念的首次明确，将为未来中国的进一步良性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历史的政治年谱将会形成以30年为一个阶段的改革周期；改革这个到目前还只具备技术性概念的政治举措，在与各种政治变革理念的竞争中最终胜出，获得多数民意的肯定，上升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哲学，并将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