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海外关于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双规”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这是又一个谣言，还是又一个“遥遥领先之预言”，尚待官方证实。
上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九人，除去现仍在位的习李二人，胡总公认清廉，其余六人一直有各种负面消息传世 ，其中又以温、周二人负面消息流传最广。
温总秀功了得，其抓经济的本职工作，成绩不彰，但对“普世价值”宣扬得力，颇得天然亲近自由理念的各类媒体好评，传闻一直把其人与家族丑闻适度切割，不免有同情之心，以最大善意来揣度其人其事。
“康师傅”则不然，传闻对其人其事的渲染，企图政变、巨额贪腐、谋杀前妻、玩弄女性，其丑恶程度无以复加，作为过去十年最为社会诟病的“维稳”工作实际主持人，也是政法委这个最强硬国家机器的最高负责人，舆论毫不犹豫的扣之以“党内最大恶棍”的大帽，自以最大恶意来评价。
一善一恶，舆论之评，表面无关政治，却是最大政治。但是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或者说最接近真相的事实到底如何，也许永远没有答案。
舆论当然是种关于事实的表达，但只是代表媒体想要表达的那部分事实，因为部分事实已经被过滤了。事实往往不是掌握在言说者手中，而是掌握在替言说者发声的那个工具手中，这是舆论自身的悖论。它意味着，谁掌握媒体，谁就掌握舆论这个“第四权力”对事实的选择权、发布权乃至审判权。当今世界包括当今中国，如果揭开各种媒体的运作内幕，这种运作内幕对事实真相的表达所带来的扭曲恐怕是外人难以想象，不管是官方媒体，还是民间媒体，还有那些以大V为标记的自媒体。
抛开历史和国外政治人物不谈，后邓时代的中国，江总是否是那样的恋权？胡总是否是那样的无能？薄熙来案的事实是否是全部事实？这一切的舆论结论，既取决于人们内心对价值理性的坚守，更取决于影响现实政治的工具理性的选择，所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质是，事实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人们是否接受这种打扮，不再是取决于真相，而是取决于作用，用一句流行语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社会现实所需要与政治相结合，形成所谓“民意”，使一只只大老虎现形。现在，轮到“周老虎”了
中共体制的集权本质，决定了其体制的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维系于最高层，此点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君王“失德”往往是某个王朝最大的体制危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抛开现代性话语体系下各种纷繁复杂的理论阐述，当今中国民众还是以传统的历史文化心态来看待当今的中共政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思想界所谓的各种“启蒙”，就是希望中国民众扬弃这一传统心态，代之以现代性的各种价值观念。
因此，在中国社会的现实情景下，以自由、民主、宪政等现代性话语来否定现有体制的合法性，往往并不能得到中国大多数民众内心的认同，但是，当官员贪污横行、社会道德败坏、百姓民生调敝等历史上治乱循环的景象普遍出现，尤其是最高层的各种“失德”丑闻导致民众普遍失望时，政权的最大危机就出现了。中国民众对某个政权的合法性标准，是看掌握政权人如何而不是看体制如何，这是解开中国现实社会政治之谜的最关键钥匙。基于此，笔者才会把“反贪腐”看作未来五年习总的最大政治。
令人欣慰的是，习总主政一年多来，反贪腐动作频繁，颇有雷厉风行、励精图治之气象，说明习总还是深察民情，知道官员贪腐是集权体制的要害之所在。中共要解决持续执政的千古难题，首先要解决贪腐问题。
地球人都有理由相信，以周曾经的高位，不需其有恶于常人的品行，只需其品行稍逊于圣人，其贪赃枉法就合乎常理，不贪赃枉法才不正常。舆论提前判处周之死刑，就在于对这种民众心理的把握，既有对事实的描述，更有对政治的期待。
“周老虎”之恶，在民间，在于其是中共一系列“恶政”的最后背书者；在中共，则在于其是体制之恶的最合适买单者。周位够高，周恶够显，更重要的是周并非是某种政治理念的代表，至多是某个派系的代表人物，代表某个利益群体。利益可以通过政治操作交换，而政治理念的冲突更加不可调和。薄熙来案表明，薄再恶，始终会有一批支持者不认其恶；薄再冤，始终会有一批反对者不认其冤。在此点上，周之政治能量远不及薄，只要做好政治操作，倒周政治利益极大，政治风险可控，是个十分上算的政治动作。
外界对打“周老虎”给反贪腐所能带来的社会政治意义已经有很多评论，这都没错。但是，打“周老虎”对习、王来说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震慑身边亲近之人。习、王组合毕竟身处中枢不久，目前还有“打铁尚需自身硬”的本钱。但如不警惕，时间一久，外有各类政治宵小投其所好，内有亲朋好友良莠不齐，更重要的是两人正处用人之际，政治的考量将迫使对自己的政治盟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类状况一旦蔓延成灾，那反贪腐工作就大势去矣。以习、王所处高位，反贪之难，更难在如何对“自己人”反贪。在此点上，薄熙来案是个警钟，如此铁腕人物，面对夫妻情分，舔犊情深，故旧情谊，也不免软肋尽显。于人性，薄确有冤；于政治，薄实不冤。如此情景，是为任何有政治雄心者戒。
现在，倒周的号角已经吹响，外界所等待的，是那双铁拳何时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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