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三次暴恐襲擊，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的傷亡，中國涉疆暴恐呈愈演愈烈之勢。

分析這兩個月的三次恐怖襲擊，以及去年發生在北京金水僑的恐怖襲擊，可以得出結論，這幾次恐襲確實是團伙作案，但是遠不到組織化的程度。

而非組織化的恐怖襲擊恰恰才是最難防範的恐怖襲擊。

組織化一般具有明確的組織架構，有明確的組織分工，有長期持續的運作方式，其襲擊具有持續性而不是臨時性。但是，近幾次恐怖襲擊者卻並不具備這些特點，以昆明恐怖襲擊為例，該團伙人數8人，參與襲擊的就有5人，從警方事後發布的信息看，該團伙是出境失敗後臨時決定在昆明火車站作案，並非企圖持續性的發動恐襲。

組織化具備的上述特點，決定了組織化的恐怖團伙必然具有一定的人員規模，既然有一定的人員規模，就決定了凡是組織化的恐怖團伙，必然面臨資金籌措，日常運作，後勤保障，信息保密等一系列問題，其活動就有跡可循，這反而有利於國家反恐部門開展情報收集工作，也更容易防範其策劃的恐怖襲擊。

而非組織化的小型團伙，由於其人數較少，所需的經濟來源更容易籌措，更易保持日常運作，也更容易保持內部信息的封閉性，其臨時起意式的作案方法更具突然性，更難以防範。比如說，北京金水橋恐襲團伙是一家人，對這種恐怖團伙，再有效率的國家情報機構恐怕也無能為力。同樣在911後，美國可以防範基地組織策劃的多次恐襲企圖，但是也難以防範如波士頓爆炸案這樣的作案方式。

目前中國對涉疆暴恐持高壓之勢，用習總的話講是“零容忍”，具體表述是“早打、嚴打、露頭就打”，這既是中國政府的反恐戰略，更成為國家反恐機構的具體反恐策略。這種策略的一個結果是，在新疆幾乎形成不了組織化的恐怖組織，但卻形成了數量難以估計的恐怖團伙，各恐怖團伙之間相互割裂，呈碎片化的狀態。各類恐怖團伙規模雖不大，數量卻很多，比如說，近幾次的恐怖襲擊就是由不同的恐怖團伙實施，沒聽說他們之間有什麼關聯。

因此，筆者認為，拋開高壓政策所帶來的對普通維族群眾的“誤傷”等各種社會後果不談，僅從反恐的策略而言，有必要對原有過於嚴厲和高壓的反恐策略予以局部調整，有意識的讓部分恐怖團伙合流，從而增加各個恐怖團伙組織化運作的成本，並使其運作有跡可循。換句話說，與其讓新疆各恐怖團伙“多而不大”，還不如使他們“大而不多”。當然這種調整應該是可控的，以試錯的方式進行，而不是一下子全盤轉向，原有反恐策略的有效性和連續性還得保持。

另一個策略是，切忌在限制維族人員來內地和出境上作文章。這既能保證普通維族群眾的權利，也能更好的限制維族恐怖團伙的作案空間。維族有明顯的體貌特徵，與大部分中國其他民族有明顯的區別，進入中國內地的維族人員很容易監控，也就更能防範其中的恐怖團伙的作案，那種把涉疆恐襲限制在新疆境內的策略既不現實，也不可取。

涉疆暴恐活動根植於新疆各種矛盾之上，反應了新疆問題中最尖銳和最激進的那部分矛盾。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新疆面臨着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社會矛盾等方方面面的問題。任何矛盾都有兩面性，一是觀念性的，即價值上的矛盾；二是現實性的，即利益上的矛盾。觀念性的矛盾大多是長期性的，是歷史積累的結果，具有剛性；而現實性的矛盾往往是短期性的，是現實生活的積累，具有可化解性，新疆的各類矛盾同樣如此。

筆者認為，要對涉疆暴恐形成釜底抽薪之勢，最佳方式是從解決新疆各類現實性的矛盾入手，中國政府對新疆的大規模經濟援助，實際上就是在緩解新疆現實的經濟矛盾，只不過經濟上的矛盾僅僅是新疆社會矛盾的其中一個部分。而觀念性矛盾的改變只能採取潛移默化的辦法，不能人為強求。據筆者了解，在新疆，由於強制性的教育和觀念灌輸，其製造的矛盾並不比利益性的矛盾衝突少，因為這種做法很容易導致穆斯林民眾觀念和信仰上的反抗，

而解決新疆現實性的各類矛盾，需要有相關的基礎研究為依據，這樣才能夠對症下藥。比如說，新疆維族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處於什麼樣的生存狀態？極端宗教思想與正常宗教思想處於什麼樣的依存關係？也許是筆者眼界所限，關於新疆的此類社會研究成果寥寥無幾，至於新疆地方政府各類應景式的宣傳，基本上毫無價值。中國社會學界的這種現狀與新疆問題所引起的社會後果十分不匹配，在這種狀況下，中國要想治理好新疆，猶如閉着眼睛找方向，只有抓瞎的份。對中國政府來說，不重視這個問題，或者說，不讓外界知道他們重視這個問題，只能讓人對新疆的前景失去信心。

平心而論，目前中國政府在新疆的反恐措施還是相當嚴密的。但是，百密難免一疏，在與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切忌“絕對安全”的思維方式，而是要明白無誤的提醒社會大眾，在現代社會，由於信息扁平化而帶來技術門檻的降低， “絕對安全”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國政府所能做到的，也許只能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