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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奧巴馬訪問日本時高調宣布“釣魚島適用《美日安保條約》”，到中越西沙海域對峙時公開指責中國“挑釁”，再到高調宣布起訴中國五名“黑客軍官”，最後在“香格里拉會議”上公開點名批評中國，短短三個月時間，哪怕對中美關係最抱有期待的觀察家都不得不承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正越來越顯示出其與中國戰略對抗的一面。
美國政府多次向世界聲明，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不是針對中國，而是為了促進亞太地區的“繁榮”和“穩定”，但是其直接把中國視為維穩的目標，無疑是選錯了對象，奧巴馬政府針對中國一系列毫無章法和自相矛盾的外交攻勢，正在落入一個世界大國最需避免的“預期的自我實現”陷阱，用朱成虎將軍的話說“美國如果視中國為敵人的話，那麼中國就可能真的成為美國的敵人”。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後，逐漸融入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在國際政治中實際上默認了美國對世界的領導地位，一方面這是中國的發展利益所需，另一方面中國也承認美國在提供全球秩序等公共服務的有益作用。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承認美國在全球秩序中對中國的管理地位，中國不是日本，更不是美國那些小兄弟。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有着五千年文明底蘊的國家，中國在歷史上從未臣服過任何一個國家，美國也不例外，美國“特殊輪”對世界其他國家也許適用，偏偏對中國不適用。當奧巴馬不無搞笑的宣布“美國還要領導世界100年”時，只能換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調侃---中國過去也做過老大，而且做了好多年。
沒錯，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確實從美國所領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受益良多，但是，中國也以自己低廉的人力和自然資源價格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民眾提供了額外的民生福利，中國並不欠美國什麼，美國沒資格對中國抱有道德上的優越感。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戰略動作是為了爭取在西太平洋的海權，釣魚島和南海諸島則是實現這個海權必要的陸地支點。中國說中國在釣魚島和南海諸島的動作是“維權”，包含了兩層意思，1，中國在維護本國在上述各島的歷史性權利和國家主權，2，中國作為一個沿西太平洋國家，地理上決定了中國有發展海權的權利。
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是為了維護其在亞太地區已經形成的領導地位，這依賴於亞太地區目前的地區秩序不受重構，但是美國卻錯估了中國海洋戰略的目的。中國的海洋戰略首要目的是保護東海和南海的海上貿易通道，並使沿海經濟帶有一個海上戰略縱深，而要達到這個目的，無非是採取兩種手段，一是中國把美國勢力徹底趕出西太平洋地區，重建新的東亞和東南亞的地區秩序；二是中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勢力形成足夠威懾，保持一種能夠顛覆目前地區秩序的能力。
這兩種戰略目的對美國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意味着中國必須取代美國，因為只有取代美國才能建立新的地區秩序；後者則表明中國願意與美國所主導的地區秩序和平相處，只要目前的地區秩序不影響中國自身的發展，但中國超越於這個地區秩序外，不接受這個地區秩序對中國國家行為的約束，換句大白話是，你美國要領導誰，不關我事，但你也別來礙我的事，否則，我能讓你也領導不成。
中國目前的海洋戰略目的無疑屬於後一種，習近平說“太平洋夠大，能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就清楚的表明的中國的這一意圖。舉例來說，中國在東海方向的目標是幾個島鏈，但是中國的目的並非想完全控制幾個島鏈，而是要對幾個島鏈內的各個國家勢力形成足夠的威懾，從而保護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樣中國在南海方向的戰略目標是馬六甲海峽，也並非中國要完全控制馬六甲海峽，而是要對馬六甲海峽形成足夠的威懾，從而保證中國在這條黃金海道上的航運安全。
中國實際上是以為美國能夠理解中國的這兩種戰略目的的區別的，中國不接受G2的說法，但是苦口婆心的向美國表明兩國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已經表明中國不想和美國劃分排他性的“勢力範圍”，而是各種勢力在一定範圍內相互包容。中國的崛起不同於歷史上新興國家對守成國家的挑戰，中國對海權的爭取更不同於歷史上陸權大國對海權大國的挑戰。但是目前看來，奧巴馬政府似乎缺乏辨別中國不同戰略目的的能力，還是以西方大國興衰史所形成的歷史慣性思維來看待中國的戰略舉動。
中國的發展需要海權，這是中國作為傳統陸權大國的一處明顯軟肋，也是美國相對於中國最明顯的優勢所在，香格里拉會議上隨美國批評中國的都是海權國家。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不具備與美國及其盟友在西太平洋戰略博弈的能力。
中國追求西太平洋海權的底氣在於中國在亞洲大陸的陸權。美國的亞太“再平衡”似乎有着其表親英國發明的“均勢外交”的影子，歷史上的大英帝國200年前在歐洲大陸曾經推行過這種外交政策，雖然一時得利，但最終失敗，美國如果還在借鑑這種背時的戰略思維，那無疑將是大錯特錯。
從冷戰時期與前蘇聯的對峙，到如今灰溜溜的從阿富汗撤軍，以及在烏克蘭受到俄羅斯的迎頭反擊，美國從來沒有控制過歐亞大陸這個“世界島”的中心地帶。美國作為歷史上唯一一個海權和陸權兼顧的“全權”國家，確實擁有全球性的海權，但是其陸權卻僅限於美洲大陸和西歐，因為美國缺乏處理亞洲大陸民族及文化多樣化的歷史經驗和思維方式，更缺乏撬動亞洲大陸各國之間相互紛爭的戰略支點和地緣空間。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在亞信峰會上不無懊悔的表示阿富汗應該選擇中國式的發展道路，表明美國在中亞曾經取得先機之後的無所適從和浪費機會，現在的中國和俄羅斯不會再給美國在反恐戰爭初期那樣的機會了，上合組織和亞信峰會這樣體現亞洲大陸陸權安全的組織和論壇，今後美國將不得不一次次充當看客。
中國追求海權是正當的，就連美國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中國追求海權的戰略決心不可動搖，因為這是關係中國能否繼續發展和崛起的關鍵一步，中國把釣魚島和南海主權視為“核心利益”，就是對這種戰略決心的宣示。這意味着，如果美國挑戰中國的這個戰略規劃，中國有動用一切手段應對的決心，而美國有為阻止中國獲取西太平洋海權而不惜與中國大打出手的戰略決心麼？
美國的絕對安全主義觀是美國的最大戰略軟肋。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國際關係中追求一種絕對安全主義，這在美國大力發展地區反導系統，在世界各地展開反恐戰爭就可見一斑，美國已經習慣了在不接觸狀態下對其他小國展開絕對優勢的軍事行動，這反過來提升了美國民眾對絕對安全的心理預期，從而使美國政府在推行全球戰略時背負上不可能完成的思想包袱。這種狀況，在面對恐怖組織、各個小國時還能勉為其難，但是在面對中、俄這樣的大國時，其戰略心理就十分脆弱，美國在面對烏克蘭危機時的表現，與其說是奧巴馬政府軟弱無能，還不如說美國民眾給政府製造的心理壓力過大。
中國在東海和南海有地緣便利，這種地緣便利是與中國本身的實力相匹配的。15年前台海危機爆發時，克林頓政府可以大搖大擺的把兩個航母編隊開進台灣海峽，而現在呢，如果中日發生衝突，或者中國教訓菲律賓，美國的航母艦隊敢不敢開進第一島鏈內都很難說。軍事手段是國際政治中最後也是最本質的手段，而外交手段和經濟手段更為中國應對東海和南海危機提供了無窮的多樣選項。一句話，目前中國沒有在全球挑戰美國海權的能力，但在家門口維護自己海權利益還是綽綽有餘，不管是面對美國還是美國的各個聯盟。
以總體實力而論，也許在很長的時間內，中國還不能與美國進行全面和全球性的戰略對抗。中國也不是前蘇聯，不可能為了追求與美國全面抗衡而打亂自己的發展節奏。但中國有能力發展出與美國戰略對抗的“不對稱優勢”，現在美國把戰略對抗的主戰場放在了中國的大門口，無疑在放大中國的這種“不對稱優勢”。不管美國與其盟國對中國喊話的調門有多高，表情和語態有多誇張，筆者依然堅持這麼個觀點，美國如果要在西太平洋與中國搞“再平衡”的戰略對抗遊戲，它決不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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