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習李之爭是近來海外媒體最津津樂道的話題，說得有鼻子有眼。這種政治八卦，只要到北京跑一圈，那些所謂的“內幕消息”，皇城根下的出租車司機們隨便就能說出個百八十條來，而且保證更加生動可信。你要去當真，那是跟自己的智商過不去。 作為中國目前的一、二號人物，習李之間有沒有分歧？答案是肯定的，畢竟是兩個腦袋，人生經歷、知識結構、思想抱負、行為習性都不相同，怎麼可能會事事保持一致？但要得出這種分歧已演化為政爭的結論，估計對國內狀況稍有了解之人都不會這麼說。至於習如何密謀讓李十九大後靠邊站，李又如何擇機反擊，甚至連兩人的各種隱秘心理活動都能說的若有其事，這不是正經媒體的新聞報道，而是茶館裡說大書的。那些所謂“消息來源”總不會是習李肚子裡的蛔蟲吧？ 不管習總是否有心，李在十九大時退居人大在體制方面是不可能的。習、李兩人目前的位置是體制磨合的結果，這中間當然涉及各種勢力的相互博弈，但是這種博弈結果已經在十八大得到了確立，並以制度形式確定下來。 任何一種體制都有一種自我強化效應。體制的自我強化，強化的是什麼？是權力分配，這是政治體制的核心內容，只要形成制度，它的運行就具有穩定性。中共建政六十年，經歷大風大浪而不倒，這中間，中共體制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黨-國體制下，中共作為執政黨，其內部體制必然外溢到國家體制，並深刻影響民眾對政治人物的認受性，形成一種西方民主理論視角外的的“合法性”，從現代性價值的角度，這當然不是“普世”的，卻適用於中國的現實情勢。體制的外溢主要通過兩個方面來實現，一是政府的行為，如政策實施、行政管理等，另一方面就是中共和政府的言論，主要是輿論宣傳。 當第五代代領導集體的權力分配在十八大上確立後，體制必然把這種權力分配的結果外溢至國家體制和民間社會，形成一種自我強化效應，來提高民眾的接受度。
當民眾認可這種權力分配結果時，反過來又對體制產生約束，形成一種體制內外的正反饋。 許多人把中國官媒對領導人的宣傳嗤之以鼻，嘲笑這種舉措的無知和可笑，殊不知這是體制的自我強化效應使然，背後有深刻的政治運行邏輯在起作用。十八大後官媒關於習李的公開報道，它既不表明習在如何集權，也不表明李在如何不甘寂寞，而是體制自然運行的結果。 中共體製發展至今，其代際交替已經在體制內外廣受認可。不管出於自願還是強制，中國民眾早已普遍看到並接受的是，十八大解決的並不單單是前五年的權力分配，而是第五代整整十年的權力分配。看不到這一點，是對中國政局的無知。 觀察中國政治，如果忽視中共體制的作用，而只是聚焦於某些政要個人之間的博弈，基本上是有眼如盲。中共政要之間的政治博弈肯定存在，但有一個前提，其必須在體制的約束下進行，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想繞過體制，遠有高饒案，近有薄熙來。 有些海外媒體拿十五大時的李鵬退居人大作先例，卻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李鵬當年雖然轉任人大，但是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權力分配狀況並沒有改變。朱上任總理，是其本身超強的經濟管控能力為當時中共和國家所急需，是一種技術性的人事安排，並沒有改變當時中共的權力分配格局，是體制的自我強化之舉，因此最終也為民間社會所認可。 現在呢？按海外媒體的邏輯，李退居人大本身就是其權力邊緣化的結果，這是對十八大權力分配結果的反向操作。連對目前中國的基本狀況都弄不明白的海外人士都能看到這一點，身處國內的中國民眾能看不出？因此，習如果要在十九大上把李趕至人大，其反彈聲浪不單單來自李所代表的政治勢力，更會引起民間社會的質疑，這種質疑，只會弱化民間社會對中共權力分配體制的認受性，相當於體制在自己反對自己。這個政治風險不是體制所能承受的，更不是習所能承擔的。 除去體制的約束之外，習總是否真有廢李另選的打算？這個問題，除了習本人之外，恐怕就不為外人所知了。從常理判斷，十八大的人事並非由習一人決定，與其搭檔的其他第五代集體是否如其所願，確實是個疑問。但現實社會，最優選擇往往只有在理想狀態中才存在，現實的選擇大都是次優甚至是次差的。中共體制當然有逐步改革的必要性，包括目前的權力分配方式，但這種改革是否導致自我崩潰式的破壞，其間的分野在於，它是不是基於現實可行性的，所謂“問題導向”。着眼於價值理念的例子也有，如戈爾巴喬夫時代的前蘇聯。 從習上台後的一系列表現來看，反腐整黨治軍，其個人的強勢領導是一方面，但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體制的共識。習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又深植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土壤中，不管其本身有怎樣的抱負，對現實政治有怎樣的不滿，作為從基層一步步歷練出來的最高當政者，不可能不懂這麼個道理：歷史上中國的治亂循環，無不始於體制的確立，而終於體制的崩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