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疯子”是人类社会中最为不幸的一群。他们本与大家是同类，却受到非人的待遇。说他们的不幸不是发生在现在，而是上世纪中叶那个混乱的年代。那时候，人妖既已颠倒，何况是神智不清的人呢。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那里当时有几位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傻子”和“疯子”，下面我要讲讲他们的故事：

第一位：“谭老板”

谭老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疯子，而且具有攻击性。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两只手被绑在身后（也有的说是戴着手铐），披着一件破衣服或破棉袄，脸上身上总是脏兮兮的，嘴里咕咕囔囔地不知在骂谁。他无论走到那里身后都是跟着一大群孩子，一些孩子总扔石头打他。因此他要么奔跑躲避，要么去追击那些打他的孩子。有时候还蹲下来，用那双被绑在后面的手拣石头还击。一双绑着的手能把石头扔多远呢？因此，他那笨拙的行为只能招来更多的哄笑和更多的砖石。

听大人们说谭疯子本是一位很富有的钟表店老板，在我们那个小城市也算个小资本家了。可他的表店在解放前被国民党败兵洗劫一空，因此精神失常。这就造成了后来他见到穿军装的就骂，而且还打人。我曾见到过他在街上围着停在路边的军车高声叫骂，那脸上的青筋胀起来老高，样子挺吓人的。家里人怕他惹祸把他的双手绑在了身后，关在家里不让出门。可有时家里看管不严，于是他就跑到街上，招来许多的麻烦，往往被坏孩子们打的头破血流。

第二位：“阎王爷”

“阎王爷”是一位傻子的绰号，因为他的面目十分丑陋凶恶，人送外号“阎王爷”。有时小孩子不听话，大人们就吓唬说：“别闹了，“阎王爷”来了。”于是，小孩子就不敢吱声了。

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人们经常在街头上看到他，无论冬夏总穿一身破军棉衣，赤脚穿一双几乎只剩下鞋底的破棉鞋，提一个破篮子到处乞讨。有时候看到他扒下那破棉袄来，光着膀子在阳光下捉虱子。那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的，好象是些疤痕。

其实后来回想一下，那人或许不傻也不疯。因为有一次我和我的同学看到他坐在邮局前的石阶上，用一根元珠笔芯，在一张从墙上揭下来的大字报纸上写东西。出于好奇，我们壮起胆子凑上去问：“你写什么？”他看我们几个孩子没有恶意，十分肯定地说：“给朱德写信。”哦，给朱德委员长写信？我们更奇怪了，更想知道个究竟。“为什么要给他写信啊？难道你认识他？”我们继续问。他说自己曾是朱老总的兵，因此要给他去信。

看他满脸污垢，浑身上下包在一团烂棉花里的样子，打死也不相信他的话，于是，骂了他几句：“你是国民党的兵，蒋介石的兵吧！”，嘻嘻哈哈地跑开了。后来，我们还把此事报告了老师，老师还夸奖我们“阶级斗争觉悟高”呢。

也有的人说，“阎王爷”解放前的确是一个当兵的，但在战争中负伤，失去了记忆和所有的证件，谁也搞不清楚他是属于哪一方的兵，因此只能落得个满街流浪的命运。

记得好象是七十年代初的冬天，滴水成冰。一天早晨我同往常一样去上学，看到大街斜对面的一个大门前聚集了一群人。挤进去一看，呀，门洞地面上躺着一个人，正是“阎王爷”。他还是穿着那身破烂不堪的棉衣， 脸是紫色的，胡子乱蓬蓬，上面结满了冰霜，看起来早已经没气了，一位民警正在附近查找着什么。我注意到墙角处还有一堆早已熄灭的纸灰，估计他在夜里曾同严寒进行过最后的较量，但还是被死神带去见了真正的“阎王爷”。

“阎王爷”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只给人们留下了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第三位：“哏仙”

不清楚为什么人们叫他“哏仙”，只知道“哏仙”是位老实巴脚的傻子，在街上总是见到他拖拉着一个自制的木板车，上面不是载着一个旧麻袋就是些柴草类的杂物。那小车的轮子其实就是四个旧轴承，因此在柏油马路上滚动起来“哗-哗-”地响声很大，老远就能听得到。

“哏仙”家里一定很穷，否则为什么会让一个傻呵呵的他外出拣煤渣，拾柴草？一些坏孩子总是欺负他，或拿他开心。你看，一群顽痞的孩子围住了“哏仙”，为首的一位抓住他拉车的绳子：“喂，把你拣的煤渣送我家里去，要不扒下你的裤子！”说着，几位小喽罗上来开始拉扯他的裤带。“哏仙”急了，一手抓着扎腰的带子，一手拽着车子，拼命地挣扎并嚷嚷着：“俺不，俺不，俺娘还等着俺回家做饭呢！”。。。

还有些坏孩子远远地用弹弓或石头打他，“哏仙”就没命地躲避。有时候，他的弟弟放学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会挺身而出救他的傻哥哥。“哏仙”的弟弟智力正常，只是有点驼背，在那年头也是经常遭人取笑的对象。于是，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些孩子在后面起哄和追打，“哏仙”在前面落荒而逃，他的驼背弟弟则在后面拼命地抵挡，那是一个想起来就让人心酸的景象。

第四位：“黄邪巴”

“邪巴”的“邪”在这里音“爷”，是我们那里的地方俗语，也即“傻子”的意思。说他傻有点奇怪，因为他是大学生，还是我们那里一家大工厂的工程师呢。

可傻子就是傻子，在大街上经常可以见到他的傻样。只见他戴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衣冠楚楚，皮鞋铮亮，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数着自己走过的步数。当数到某一个数值时会停下来，用脚在地上划一条线，做个记号，然后继续走，继续数下去。于是，一些顽痞的孩子就跟在他的身面，亦步亦趋地故意大声数数，以搅乱他的思路。因此，如果他数不下去了，或是发现自己数错了，就会返回到上一个划线的地方，重新数，重新走，那股认真倔劲儿真让人忍俊不禁。

据说“黄邪巴”是一个情种，因为谈恋爱失败而精神失常。或许是因为他一副文质彬彬老老实实的样子，没有人会去打他，欺负他，也算傻有傻福。其实，在那个混乱的年头陷入自我封闭的他，超然于社会上的武斗派仗及阶级斗争之外，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第五位：“邪巴妮”

前面讲了，“邪巴”即傻的意思。“邪巴妮”（“邪”音“爷”）是我们那里一位很有名的傻子，不仅因为她是女的，而且还因为她的长相不是很难看。

我们家文革前住在城关，记得那是一条很深很窄的过道，解放前原属一家大财主的宅院，人称“十一宅过道”。我家在靠近过道口附近的一个院落里，而“邪巴妮”家则在过道尽头的另一个院落里。

“邪巴妮”当时的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打扮的还算整齐，只是有点不伦不类。比如说她有时穿一件带着破洞的大红毛衣，披一条黑色长围巾，裤子上却是补丁罗补丁，胳膊上时常挎一个蓝子，里面装着几个空罐头瓶子。

总见到她挎个蓝子出出进进的，不知道她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听大人说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前跑了，只留下疯疯颠颠的她。

有一回听我妈说；一天晚上下夜班回家，路过那黑黑的过道时听到“铛啷”一声响吓了一跳，仔细看原来是“邪巴妮”坐在黑影里，手里还纂着一把菜刀。

其实“邪巴妮”从来不攻击别人，倒是一些坏孩子总欺负她，用石头打她。有一年过春节，我们外出串门拜年，看到“邪巴妮” 挎着那个蓝子在街上跑，后面有一些孩子用鞭炮追着打她。只见她一边跑一边哭喊着：“俺又不是“邪巴”，为什么要打俺？”那样子可怜极了！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城东，好多年就见不到这位“爷巴妮”了。可是，许多年后，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又牵扯到了她。

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姓Gong，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型干部，在老师和学生中口碑不错。我高中毕业后下乡，半年后突然听说Gong书记自杀了，而且是因为这位“邪巴妮”，听起来真让人不可思议。

回校听老师说，Gong书记跟这位“邪巴妮”私通，而且不止一年了，被人发现并堵在了一个房间里。那年头，不象现在的贪官们随随便便就可以搞个“三奶”“五奶”的，搞婚外恋可是件很严重的事，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况且还是跟一位枫疯颠颠的人。上级因此勒令他停职检查，交代问题。

我们知道Gong书记是一位很极爱面子的人，从来做事小心谨慎，说话都没有大声。跟一位疯女人私通，该是多么丢人啊！Gong书记大概承受不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里，吊死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大水湾边的老柳树上。至于那件传闻呢，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说起来Gong书记家跟我外婆家是街坊，论辈份我母亲该称他为“叔叔”。Gong书记家在解放前家境不错，他本人也是那条街上的秀才。读书，上学，解放后参加工作，好不容易熬成了当地一所中学的书记，却命丧在一个传闻上，实在让人叹息。据一些知情人讲，Gong书记跟“邪巴妮”解放前夕曾是中学同学，或许还有一段感情纠葛，可“邪巴妮”嫁给了国民党军官，Gong书记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后来国民党兵败，“邪巴妮”因丈夫不知去向而且变的神经兮兮，生活都成了问题。Gong书记或许出于同情而私下里悄悄地接济她，只是不知怎地让人抓住了把柄，于是掀起了悍然大波。

人言可畏，Gong书记是死于这杀人不见血的人言。

那“邪巴妮”呢？后来也不知所踪。

11/1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