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一古老的神話目前在中國大陸依然還是現實，類似習近平，薄希來等“官二代”在大陸升任高官的絕不在少數。他們的官運亨通除了個人的才能和努力之外，老一輩的關照以及吹啦叭抬轎子一幫人的推波助瀾也起了極大的作用。如果說習，薄等人是“國家級官二代”的話，大陸各個地方上還有數不清的，級別略低一點的“地方級官二代”，他們的升遷圖也頗具中國色彩。N年前本人曾有幸同一幫“地方級官二代”有過交往，親眼目睹了他們的生活，下鄉，就工，上大學及提干的全部過程。儘管他們現在尚未爬到習，薄那樣的高位，卻已經在地方政府中占據了一片天地，同“國家級官二代”的升遷之路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地方級官二代”的父輩們

這些人的父輩多數都是當年的“三八式”，“渡江式”甚至“土改式”的地方幹部，他們曾經為這個政權的建立出生入死立下過汗馬功勞。因此，作為黨的功臣和骨幹，這些人的父輩在文革之前就擔任了當地的地，市，縣的各級黨政領導。文革中他們雖然一度作為劉少奇的黑班底被打翻在地，但在文革中後期卻又被“解放”了出來，重新回到了各個領導職位上。與早年懷抱遠大理想投身革命所不同的是，他們這次回到革命陣營已經充滿了世故和貪婪。“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這句話用在這些“老一輩”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

二．“官二代”們在成長

“地方級官二代”多數“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雖然50年代末的“大呼隆”對他們的生活有一些影響，可在父輩的庇蔭下，吃穿是絕對短不了他們的。雖然文革中父輩們被衝擊時他們也受到過一些牽連，比如陪父輩挨斗，有的甚至挨過揍，但受苦時間似乎比一般人想象的都要短。我們那個地方有的“走姿派”在文革中期就早早登上了“三結合”革委會的主席台。在我們的記憶中，這些人的家庭及政治經濟地位在文革中似乎受影響不大。

在革命的洪流中，這些“官二代“長大了，逐漸進入了初高中階段。

三．“官二代”們去當兵

很多“官二代”的父輩很早就開始考慮他們的子女高中畢業後做什麼了。當時國家有政策，所有的城鎮青年幾乎都要到農村去鍛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那時候的政府官員還不象現在這樣的腐敗和肆無忌憚，他們還不敢公開地把自己的孩子安插進政府機關，只能採取些曲折的方式讓他們的子女躲避下鄉。

方法之一就是當兵。那年頭當兵不僅是件很光榮的事，而且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爭取到的，尤其是當所謂的“小兵”。何為“小兵”？就是年齡小，不足十八歲的兵。當什麼兵呢？當然不是去珍寶島跟蘇修真槍真刀干的兵，上前線那是是貧下中農孩子們的事。“官二代”們爭當是文藝兵，話務兵，衛生兵等類“機關兵”。文革中當小兵幾乎讓各級“官二代”們趨之若婺，因為它不僅可以躲過下鄉，而且待遇高，有機會提干，入黨，當工農兵學員，生活對他們來講真的象花兒一樣，同齡的城鎮青年只有嘆氣的份。

那年頭，地方上哪一個頭有臉的官員不曾為他們的子女爭取過當小兵的機會？記得有一年冬天，我們那個地區的政府機關大院裡舉行征小兵選拔。看起來過程很公平，其實上百名普通機關幹部，工作人員的子女只不過是陪襯而已，因為那次被錄取的是地區副書記的女兒，她去了某部隊當話務兵。我們那裡好幾位大委的主任，局長都先後把自己的千金，公子塞進了部隊。當幾年兵鍍鍍金，復員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進機關了。一位大委主任的女兒從部隊回來後進了某部門，再後來成了該局的局長。“官二代”們這樣曲線升官的例子數不勝數。

四．“官二代”們去下鄉

那年頭地方官員的子女也多，家裡五六個孩子的比比皆是。總不能都去當兵吧？餘下的咋辦呢？你說也怪，上山下鄉運動是從1965年前後開始的，那時候沒有什麼政策，可輪到“官二代”們普遍到了該下鄉年齡的時候，優惠政策也來了，即“家裡的老大”和“獨生子女”可以不下鄉，這無疑減輕了各級官員們的一點心病。

不下鄉的另一個方法是讓子女裝病，泡病假。那年頭，找醫生開一個什麼證明不是太輕而易舉的事嘛。我們知青組本來19個人的名單，就有二人“因病”需要長期在家修養不能隨隊下鄉。這二人一位是某大委主任的兒子，另一位是某局長的公子。他們二人都是在家裡泡病號實在泡不下去了，一年以後才不得不到知青組報到。

即使到了農村，有些“官二代”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絞盡腦汁地逃避農業勞動。比如利用他們父輩手中的權利批條子找門路，為計劃經濟下貧窮的農村搞到化肥，農藥，水泥，乃至拖拉機等緊俏物資，為此，他們可以三日兩頭地“出差”和“探親”。俗話說“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農村大隊書記因此特別高看這些“官二代”們。大隊的會計啊，保管啊，“赤腳醫生”啊，民辦教師啊，當然是非他們莫屬了。

說來也巧，我們那個公社的幾個知青組裡集中了當地從地委正副書記到各部部長，以及十幾位大委主任，正副局長的子女，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官二代知青群”。報紙上說當年習近平下鄉時很樸實，很受當地社員好評，這一點我信。因為我們那裡有的“官二代”還真是不錯的，不擺譜，同大家一樣踏踏實實地勞動。也有的卻不是這樣。地委書記的兒子據說文革中挨過造反派的打，腦部受過傷。雖然平時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可他很少在村里勞動。整天掄着架135相機，不是去公社裡照相，就是到縣裡攝影。即使他很少時間“接受再教育”，但入黨和就工卻一點都沒被耽誤。上面提到的在家泡了一年病號的那位，在村里幹了半年左右的農活，就被公社廣播站調去當播音員了，一去就是一年多，直到考上大學離開。

當地官員由於“護犢”有功而相繼被提拔。我們那個縣主管知青的副書記後來被提拔為地委辦公室主任，在地區人大位置上退休，公社書記則提升為縣委書記。呵，你看，吹啦叭抬轎子的都有好處。

五．“官二代”們考大學

說來也巧，這些“地方級官二代”在農村待的差不多了的時候，高考也恢復了。不同於文革中選送工農兵學員，77年高考可是硬碰硬。文化課不行，無論誰，官再大也不好使。可你想象不到的是，“官二代”們的起跑線與其他人不同。首先在信息方面，我們那裡“官二代”最先得到了大學即將恢復招生的消息。誰說是鄧老爺子恢復了高考呀？他老人家1977年7月份才恢復工作，8月初主持了全國科學和教育工作會議，同年10月份向全國公布恢復高考的。而我們那裡的“官二代”們在6月份麥收前就已經從高層獲得到了消息，私下裡悄悄開始複習了，比其他的考生提前了將近4個月。

其次是在複習資料和師資上，“官二代”們具有其他人沒有的條件。十年文革，學業都慌廢了，上哪裡去找複習資料？那些地方官員可以利用他們的人脈和權力解決這些事情，孩子們也假借各種理由返回城市，找老師，參加複習班，使他們的考試具有了很大的優勢。說來你或許不信；那年我們全公社300多人參加了高考，最終6人考上大學，其中知青5人（我們組裡3人），近200民辦教師只靠上了1人。你怎麼評論這樣的懸殊？知青特別聰明？民辦教師無能？

五．“官二代”們就工了

1977年到1978年末，所有的知青除了少數考上了大學的外多數都分批返城就工了。從那時起，地方官員們的權力開始發揮作用，“官二代“們陸續登上社會舞台，進入到各個政府機構，司法和教育文化經濟等部門。

同樣是就工，多數人進工廠，而一些官員卻安排他們的子女借“頂替”的機會進了地市縣的一些機關事業單位。起先，他們的身份是“以工帶干”，做的是打字員，書記員，業務員，文秘等工作。可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又在業餘時間參加了“夜大”，“職大”，“函大”，“電大”等補習班，混得了一兩個文憑，於是就借着“知識化”，“年輕化”的東風，成為機關里等待提拔的“第三梯隊”，進而擔任了科長，主任，部長等。而那些就工進了工廠的“官二代”也不甘寂寞，托關係走門子，使勁渾身解數，先後脫下了工裝走出了車間，進到了科室，調進了機關。在後來的企業調整，民營化以及組建公司的熱潮中，他們相繼成為許多企事業單位的公司經理，董事長或者高級主管。

六．“官二代”們騰飛了

當初學歷還是那麼回事的時候，這些“官二代”並不怎麼顯眼。可隨着學歷越來越貶值，“官本位”就越發顯得含金量高了起來。這麼說吧；大學畢業又咋地？怎能比得上“官二代”，“官後代”們所擁有的優勢？有一句話講的好，“現在是拼爹的時代”。

前幾年回國，看到“官二代”們真可謂今非昔比了。不是某某部委的主任，局長，就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長或者經理。我所認識的“地方官二代”中，有的已經身居省至中央，部局級的高位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地位書記的公子，儘管沒有什麼學歷，卻也擔任了某省旅遊局駐港辦事處的主任。至於財富和家產，那更是我們這些“海外流浪漢”望塵莫及的。當年知青組的一位“官二代”，那年連大學都不敢去考，可他卻憑父親的關係進了我們那裡某新聞單位，日後並擔任了該單位的負責人。他在當地擁有多套房產，其中一套某台商出價兩千多萬他還不賣呢。如果你有機會到各個地方各個部門，企事業單位去訪一訪，那些重要的職位，輕鬆又愉快的工作，收入高福利好的崗位，哪個不是被“官二代”，“官三代”，或者他們的七大姑八大姨，叔叔小舅子們占據着？

目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事實上已經全面被“官二代”，“官三代”們壟斷了。“十八大”的召開，只不過是“官後代”們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標誌罷了，大家不必對此抱有任何幻想。有一句口號叫做“騰飛吧，中國！”我看那，這句話應該改為：“騰飛吧，中國的“官後代”們！”

悲哉，中國。

15/1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