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古老的神话目前在中国大陆依然还是现实，类似习近平，薄希来等“官二代”在大陆升任高官的绝不在少数。他们的官运亨通除了个人的才能和努力之外，老一辈的关照以及吹啦叭抬轿子一帮人的推波助澜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如果说习，薄等人是“国家级官二代”的话，大陆各个地方上还有数不清的，级别略低一点的“地方级官二代”，他们的升迁图也颇具中国色彩。N年前本人曾有幸同一帮“地方级官二代”有过交往，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下乡，就工，上大学及提干的全部过程。尽管他们现在尚未爬到习，薄那样的高位，却已经在地方政府中占据了一片天地，同“国家级官二代”的升迁之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地方级官二代”的父辈们

这些人的父辈多数都是当年的“三八式”，“渡江式”甚至“土改式”的地方干部，他们曾经为这个政权的建立出生入死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作为党的功臣和骨干，这些人的父辈在文革之前就担任了当地的地，市，县的各级党政领导。文革中他们虽然一度作为刘少奇的黑班底被打翻在地，但在文革中后期却又被“解放”了出来，重新回到了各个领导职位上。与早年怀抱远大理想投身革命所不同的是，他们这次回到革命阵营已经充满了世故和贪婪。“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这句话用在这些“老一辈”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二．“官二代”们在成长

“地方级官二代”多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虽然50年代末的“大呼隆”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些影响，可在父辈的庇荫下，吃穿是绝对短不了他们的。虽然文革中父辈们被冲击时他们也受到过一些牵连，比如陪父辈挨斗，有的甚至挨过揍，但受苦时间似乎比一般人想象的都要短。我们那个地方有的“走姿派”在文革中期就早早登上了“三结合”革委会的主席台。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些人的家庭及政治经济地位在文革中似乎受影响不大。

在革命的洪流中，这些“官二代“长大了，逐渐进入了初高中阶段。

三．“官二代”们去当兵

很多“官二代”的父辈很早就开始考虑他们的子女高中毕业后做什么了。当时国家有政策，所有的城镇青年几乎都要到农村去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候的政府官员还不象现在这样的腐败和肆无忌惮，他们还不敢公开地把自己的孩子安插进政府机关，只能采取些曲折的方式让他们的子女躲避下乡。

方法之一就是当兵。那年头当兵不仅是件很光荣的事，而且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争取到的，尤其是当所谓的“小兵”。何为“小兵”？就是年龄小，不足十八岁的兵。当什么兵呢？当然不是去珍宝岛跟苏修真枪真刀干的兵，上前线那是是贫下中农孩子们的事。“官二代”们争当是文艺兵，话务兵，卫生兵等类“机关兵”。文革中当小兵几乎让各级“官二代”们趋之若婺，因为它不仅可以躲过下乡，而且待遇高，有机会提干，入党，当工农兵学员，生活对他们来讲真的象花儿一样，同龄的城镇青年只有叹气的份。

那年头，地方上哪一个头有脸的官员不曾为他们的子女争取过当小兵的机会？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那个地区的政府机关大院里举行征小兵选拔。看起来过程很公平，其实上百名普通机关干部，工作人员的子女只不过是陪衬而已，因为那次被录取的是地区副书记的女儿，她去了某部队当话务兵。我们那里好几位大委的主任，局长都先后把自己的千金，公子塞进了部队。当几年兵镀镀金，复员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机关了。一位大委主任的女儿从部队回来后进了某部门，再后来成了该局的局长。“官二代”们这样曲线升官的例子数不胜数。

四．“官二代”们去下乡

那年头地方官员的子女也多，家里五六个孩子的比比皆是。总不能都去当兵吧？余下的咋办呢？你说也怪，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5年前后开始的，那时候没有什么政策，可轮到“官二代”们普遍到了该下乡年龄的时候，优惠政策也来了，即“家里的老大”和“独生子女”可以不下乡，这无疑减轻了各级官员们的一点心病。

不下乡的另一个方法是让子女装病，泡病假。那年头，找医生开一个什么证明不是太轻而易举的事嘛。我们知青组本来19个人的名单，就有二人“因病”需要长期在家修养不能随队下乡。这二人一位是某大委主任的儿子，另一位是某局长的公子。他们二人都是在家里泡病号实在泡不下去了，一年以后才不得不到知青组报到。

即使到了农村，有些“官二代”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绞尽脑汁地逃避农业劳动。比如利用他们父辈手中的权利批条子找门路，为计划经济下贫穷的农村搞到化肥，农药，水泥，乃至拖拉机等紧俏物资，为此，他们可以三日两头地“出差”和“探亲”。俗话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农村大队书记因此特别高看这些“官二代”们。大队的会计啊，保管啊，“赤脚医生”啊，民办教师啊，当然是非他们莫属了。

说来也巧，我们那个公社的几个知青组里集中了当地从地委正副书记到各部部长，以及十几位大委主任，正副局长的子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二代知青群”。报纸上说当年习近平下乡时很朴实，很受当地社员好评，这一点我信。因为我们那里有的“官二代”还真是不错的，不摆谱，同大家一样踏踏实实地劳动。也有的却不是这样。地委书记的儿子据说文革中挨过造反派的打，脑部受过伤。虽然平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他很少在村里劳动。整天抡着架135相机，不是去公社里照相，就是到县里摄影。即使他很少时间“接受再教育”，但入党和就工却一点都没被耽误。上面提到的在家泡了一年病号的那位，在村里干了半年左右的农活，就被公社广播站调去当播音员了，一去就是一年多，直到考上大学离开。

当地官员由于“护犊”有功而相继被提拔。我们那个县主管知青的副书记后来被提拔为地委办公室主任，在地区人大位置上退休，公社书记则提升为县委书记。呵，你看，吹啦叭抬轿子的都有好处。

五．“官二代”们考大学

说来也巧，这些“地方级官二代”在农村待的差不多了的时候，高考也恢复了。不同于文革中选送工农兵学员，77年高考可是硬碰硬。文化课不行，无论谁，官再大也不好使。可你想象不到的是，“官二代”们的起跑线与其他人不同。首先在信息方面，我们那里“官二代”最先得到了大学即将恢复招生的消息。谁说是邓老爷子恢复了高考呀？他老人家1977年7月份才恢复工作，8月初主持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同年10月份向全国公布恢复高考的。而我们那里的“官二代”们在6月份麦收前就已经从高层获得到了消息，私下里悄悄开始复习了，比其他的考生提前了将近4个月。

其次是在复习资料和师资上，“官二代”们具有其他人没有的条件。十年文革，学业都慌废了，上哪里去找复习资料？那些地方官员可以利用他们的人脉和权力解决这些事情，孩子们也假借各种理由返回城市，找老师，参加复习班，使他们的考试具有了很大的优势。说来你或许不信；那年我们全公社300多人参加了高考，最终6人考上大学，其中知青5人（我们组里3人），近200民办教师只靠上了1人。你怎么评论这样的悬殊？知青特别聪明？民办教师无能？

五．“官二代”们就工了

1977年到1978年末，所有的知青除了少数考上了大学的外多数都分批返城就工了。从那时起，地方官员们的权力开始发挥作用，“官二代“们陆续登上社会舞台，进入到各个政府机构，司法和教育文化经济等部门。

同样是就工，多数人进工厂，而一些官员却安排他们的子女借“顶替”的机会进了地市县的一些机关事业单位。起先，他们的身份是“以工带干”，做的是打字员，书记员，业务员，文秘等工作。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在业余时间参加了“夜大”，“职大”，“函大”，“电大”等补习班，混得了一两个文凭，于是就借着“知识化”，“年轻化”的东风，成为机关里等待提拔的“第三梯队”，进而担任了科长，主任，部长等。而那些就工进了工厂的“官二代”也不甘寂寞，托关系走门子，使劲浑身解数，先后脱下了工装走出了车间，进到了科室，调进了机关。在后来的企业调整，民营化以及组建公司的热潮中，他们相继成为许多企事业单位的公司经理，董事长或者高级主管。

六．“官二代”们腾飞了

当初学历还是那么回事的时候，这些“官二代”并不怎么显眼。可随着学历越来越贬值，“官本位”就越发显得含金量高了起来。这么说吧；大学毕业又咋地？怎能比得上“官二代”，“官后代”们所拥有的优势？有一句话讲的好，“现在是拼爹的时代”。

前几年回国，看到“官二代”们真可谓今非昔比了。不是某某部委的主任，局长，就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或者经理。我所认识的“地方官二代”中，有的已经身居省至中央，部局级的高位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地位书记的公子，尽管没有什么学历，却也担任了某省旅游局驻港办事处的主任。至于财富和家产，那更是我们这些“海外流浪汉”望尘莫及的。当年知青组的一位“官二代”，那年连大学都不敢去考，可他却凭父亲的关系进了我们那里某新闻单位，日后并担任了该单位的负责人。他在当地拥有多套房产，其中一套某台商出价两千多万他还不卖呢。如果你有机会到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企事业单位去访一访，那些重要的职位，轻松又愉快的工作，收入高福利好的岗位，哪个不是被“官二代”，“官三代”，或者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叔叔小舅子们占据着？

目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事实上已经全面被“官二代”，“官三代”们垄断了。“十八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官后代”们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罢了，大家不必对此抱有任何幻想。有一句口号叫做“腾飞吧，中国！”我看那，这句话应该改为：“腾飞吧，中国的“官后代”们！”

悲哉，中国。

15/1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