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朝社会 最近休假在家，常思考一个问题，发现中国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有一个重大的误解，即认为直至二十世纪初中国都是封建社会，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在周朝时中国是封建社会，天子分封列国，下面有列国诸侯，都是国王，比如齐王，秦王,各国有自己的法律和军队。秦王嬴政（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10年）统一中国，就已经推翻了封建社会，社会形态已经改变为皇朝社会，其根本特征为中央极权，皇权高于一切。中间虽然皇朝被一次次暴力推翻更替，还有两次外族入侵，但这种皇朝社会形态没有变，中国没有消亡，还是中国。今天影响我们思想最深的不是封建思想，而是皇朝思想，比如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下面一个社会形态是什么呢？应该是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在法律下面是平等的，政府只是社会的管理者，而不是统治者，与公司的CEO相似。 引入中国皇朝社会这个慨念以后，多年的困惑就豁然开朗了，下面讲两个例子。 例一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在家作客，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到延安考察了几天之后有什么感受？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对此，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长期以来不能理解黄老先生所说的周期律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皇朝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只有社会形态彻底的变革，才能跳出这种周期律。 例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是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完整和清晰的表述。现在清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皇朝社会到公民社会的社会形态转变与过渡时期。 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大体上是封建社会到皇朝社会的转变时期。无法预言从皇朝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时期有多长，毕竟现在的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都已经大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人民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厘清历史变化的脉络，未来才有可能更好的发展。 俞可平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特转发环球人物对他的访谈，并趁这机会说说自己的思考。 希望做一个思想者 《环球人物》：您热衷于将西方学术思潮的研究成果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借鉴。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您发现了哪些问题? 俞可平：首先，人类共有的一些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善治等，被当成西方特有的元素遭到排斥。其实，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是很正常的，就好比一辆汽车，到了英国得右舵，到了中国得左舵，但无论右舵左舵，它终归还是汽车。不能因为西方先行一步，我们就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法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教训深刻。 其二，一些西方特有的价值，被当成人类普遍价值受到推崇。比如，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价值，但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和集体。举一个例子，西方写通讯地址从个人写起，由小到大排列，我们则正好相反，由大到小，最后才到个人。 第三，在将中西方的某些价值、理念进行对照比较时，忽略了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错位。福山最近在反思美国政治的衰败，认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太弱，必须强化。我同意这一观点，但不同意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力还太强大，社会力量还没发展起来，所以我同意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 第四，任何理论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离开中国的现实土壤，再好的理论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提醒：有一些出国留学后选择在国外生活的“海外学者”，虽然不乏指点国内改革的“热情”，但如果自以为比国内学者更了解国内的改革发展进程，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国师”，其“不着地”的观点最终将误导决策者。 《环球人物》：您的许多观点，在提出时都很出格。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禁区走过来? 俞可平：因为我特别希望能做一个思想者。思想者和学问家、理论家不同，学问家的研究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理论家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更多的是在为现实做注解和辩护，思想者则倾向于分析现实、谋划未来。思想者具有卓越的预见性、强烈的批判性，能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超前的判断，并透过其所处时代的本质，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再带着未来的眼光观察现实。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伟大，需要伟大的思想，更成就于伟大的思想。我希望能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进步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环球人物》：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的命运都比较悲惨。 俞可平：但我从未因为自己的言论承受什么压力。思想者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我很幸运地遇上了改革开放，社会政治进步了，思想大大地解放了，学术环境也比过去更加宽松了。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社会进步的方向。我的很多观点，比如人权、治理和善治、动态稳定、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全球治理等，刚提出来时的确引发了不少争议，现在却已经广为人知。你可能今天没意识到、不赞同，明天没意识到、不赞同，但只要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同。 《环球人物》：您的一些观点被政府决策采纳，有人因此给您贴上“文胆”“智囊”的标签。您对这两种身份怎么看? 俞可平：我向来否认自己是什么“文胆”和“智囊”，也压根儿没想过要成为“文胆”和“智囊”。我认为，“文胆”是中国传统决策体系的产物，他们是皇帝的私人智囊，帮助皇帝出点子、做决策。现代政治应更多地依靠民主科学的决策咨询体系，像“文胆”这样的角色，不应当再出现于现代民主决策体制。 现实的理想与理想的现实 《环球人物》：改革开放这些年，我国碰到了许多挑战。在您看来，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俞可平：社会的不公是最大挑战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达到0.61。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比如，有钱人能享受高质量体检，穷人得了小病却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有钱人住的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穷人的住宅区却小偷小摸不断……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 此外，我们虽在维护社会稳定、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法治建设、反腐败等领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挑战依然巨大。 《环球人物》：说到反腐，党中央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贪官，这是民主发展的必经阶段吗?该如何看待贪官频现给党的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 俞可平：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我常说，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可能是鱼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鱼，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同理，如果个别官员腐败，可能是官员本身的问题，如果大面积腐败，就一定是制度环境有问题。我们一直忌讳讲制度的问题，深怕失去制度自信。其实，这里的制度并非宏观制度框架，更多的是具体的权力产生和制约机制。 查处这么多腐败官员，对党的声誉肯定会有负面影响。但不查处就不是负面影响的问题，而可能是亡党的问题了。而且，即使从党的影响和声誉来说，查处腐败官员也比放任腐败更能博得民众支持。严厉反腐恰恰是“重拾民心”的途径。当然，要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还是要做到中央强调的“三不”，即让官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特别看重如何让官员“不能”腐败，也就是构筑廉洁政治的制度屏障。这样，即便有些官员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也有制度阻挡，使其贪欲难以付诸行动。 《环球人物》：您一直倡导国家的民主自由，并将它视作我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价值。但有人担心民主化过程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威胁，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要做好哪些事情，才能有效应对这种威胁? 俞可平：第一，坚持走增量改革的道路，但在改革的各个关节点上，都必须有所突破，用突破性改革来防止突变，进而防止社会的大动荡。突破性改革难度很大，但必须去做。这次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就是一个突破性改革。继续坚持一胎政策，只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二，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时，仍要“摸着石头过河”;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时，要善于“借桥过河”。其实，像生态恶化、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问题，发达国家都有过惨痛教训，也有珍贵经验。我们批评他们，却并未吸取他们的教训，有些方面甚至更有过之。 第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必须充分尊重这种差异，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自主性。改革创新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若因为强调顶层设计而遏制地方自主创新，势必严重削弱地方的改革创新动力，最终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 《环球人物》：您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俞可平：我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 一是善政。这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古代称之为仁政，大体上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 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具备八个要素：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 二是法治。中国古代，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只有“刀治”(法制的制为立刀旁)，“rule by law”，却没有“水治”(法治的治为水旁)，“rule of law”。而现在，要让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 三是增量民主。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 四是安全。我们现在讲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温饱无忧、环境干净、食品安全、空气洁净等;还有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被谋杀。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免于恐惧和压制，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整“黑材料”。 《环球人物》：您最理想的政治现实又是什么? 俞可平：一是善治，它高于善政，除了政府好，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好。社会高度自治，政府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谁当领袖都无关大局。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