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八屆三中全會，中國把深化市場改革作為改革的重頭戲，可謂是瞄準了政府過度干預經濟這一導致中國若干政治、經濟和社會弊端後的最大的頑疾。它把大量本應由市場調配的經濟資源交給政府管理。如果我們做一個跨國度、跨文化的對比，我們可以見政府過度干預經濟危害之巨大。

首先、它每觸及之處，便創造出了權力和權力尋租的機會，就有可能成為中國某些不良官員貪污腐化、作威作福的樂土。在中國法制不健全、決策過程不透明、監督薄弱的情況下，每一個審批環節、每一道衙門，都有可能成為一個官商勾結的場所。為什麼中國商人要忙於找市長，而美國企業家要忙於找市場，就因為美國政府不參與微觀經濟活動。我2003年給新疆一個民營企業做兩周的諮詢，見到政府官員就比我在西門子工作近二十年的還要多幾倍。

其次、它創造出中國龐大的公務員隊伍來“管理”經濟。如果以官方的數字，中國公務員已經達到700多萬人之眾。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還拼命想擠到這一個吃皇糧、不創造經濟價值的行列中來。在中國很多貧苦老百姓還無錢就醫、上學等基本保障的情況下，供養這700多萬公務員的工資、房子、車子、宴請等費用就成為老百姓的重負。相比之下，美國一遇到經濟危機，聯邦、州及地方政府都紛紛裁員。

第三、它導致了大量的盲目投資、經濟資源的浪費。中國日益增多的空城、龐大的地方債、政府大量舉資支持、然後崩潰的光伏行業，就是明例。在美國，政府管理經濟也是同樣的無能，如美國郵局和ObamaCare。好在美國沒有像中國管那麼多。不然，債務就早超20萬億了。

第四、它擺不正政府作為監管機構的位置。在美國，政府主要職能之一是鼓勵市場競爭、讓消費者收益。而在中國，政府既是經濟球場的運動員，又是裁判員。我在幾年前就看到這樣一件怪事，成都電信進行小靈通降價，受到發該委的干預，聲稱是讓國營企業利益受到損害。那國家該不該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呢？

令人遺憾的說，中國的大多數官員和百姓從未認真地認識到市場經濟的優越處。他們只知道工業革命，而不知道亞當-斯密思同樣為大英帝國的崛起，成為日不落國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在經濟起飛的年代，借鑑日本的工業政策、韓國對大企業的扶持的模式對中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政府過度干預經濟已將中國推入了重重困境，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在這裡，我贊同中國把深化市場改革作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但是，它的成功取決於中國政府對其改革目標的合理制定和實施。我在2001年隨美南專家團在中南海會見溫家寶時，給他提的建議就是：中國政府應該少干預經濟。他回答道，中國政府已經減少了若干審批項目，放開了多少物價等等。由於他這一代中國領導人，從來就沒有經歷和認識到市場經濟的基本構架、模式和機制。沒有一個合理的目標，其改革的結果就是令人遺憾的。

如今、八屆三中全會以一段並不十分具體的文字闡述了其市場改革的目標：“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然而，它沒有明確地把政府定義在只保障國家安全、提供公共服務、規範市場這樣一些符合現代經濟學定義的範疇之內。因此，我對其市場改革的目標的定義，是有疑慮的。在這裡，我只能寄希望於李克強。作為厲以寧教授的高徒，我誠望他得到了厲老的真傳。

即使是市場改革的目標定義到位了，其實施道路將會是十分坎坷，因為它需要從中國的若干達官貴人、紅二代、紅三代盤子中把“肥肉”搶走。希望這些人都有了一點“健康生活”的理念，不太在乎“減點肥”了！

在我以上提出的這兩個希望都沒有落空的條件下，中國才有希望建成一個現代的經濟體系，在經濟管理質量上步入發達國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