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在信 不在官民正野   记在实 不在大事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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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场边”地名告诉我们，这儿原是海边烧盐的柴木灰烬堆积的边缘区域，明之前肯定就在东海边，但随着长江每年千万吨的泥沙俱下堆积成陆。紧挨着的“海门”就成了出海口，再下去就是上海，“上”为动词，就是去海上，难怪精通中国语言文字的伟人喃喃自语，称必有一地叫“下海”。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这是个上联，引来不少文人骚客应对下联，皆不如人意。南通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但天高皇帝远，南通的地位绝对不如在北京附近的北通州，也就是今天的通州。明嘉靖年间有徐姓一家从江苏常熟一带移居过来就落脚在直隶南通州这片鸟不拉屎的地界。

徐家在灰场边已经繁衍了好几代，徐氏宗祠也已成为当地最大的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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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代老祖宗怎么在灰场边立足发展起来的，无从考证，但老一辈传说，第一对徐氏夫妇养了一只老母鸡，下了一窝鸡蛋，孵了几日，竟孵出了一个个金元宝。于是置屋买地，一下子成了一方首富。这显然不足采信。

老夫妇过世后，子女买了个小岛，建了座大坟。岛上近水种的是水杉，近坟种的是松柏。远远望去蓊蓊郁郁，气象森森，因常年无人，岛上各种鸟类呜呜泱泱。 每到清明冬至，子孙们摇船上岛祭奠，小岛顿时便香烟缭绕起来。鸟们被惊，嘈杂于半空。

徐氏宗祠也相当壮观，影壁照壁几进深院。门口有对联：“自昔南洲高仕第，如今东海善人家”。

至于徐家姓氏辈份也不可考，能看到的排辈大约是——景、鸿、昌、大。从字面上看，全是“大”的意思。到了大字辈就没有下文了，其实到了昌字辈，也都纷纷破旧立新改了名字。

徐家景字辈出了些人。文人不稀罕，但出了两个武举是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满清考武举不仅要笔试，更要比骑射，举石担。而考试时的马和兵器都是自带的，一般耕读人家是买不起这些的，加上练武之人食量奇大，一般农家哪舍得让子弟成为大腹汉糟践粮食。每年梅雨季节过后，此二位家门口都摆出了顶戴花翎，说是晒霉，多少有点张扬的意思。因为是举人，同为文举的县太爷见他们也敬三分，清制有功名者不需向官轿让路行礼的。

我曾问过父亲，文革中上海的徐景贤是不是你们家人？他说应该不是，他是上海奉贤人。

几十年后昌字辈出了个文人，他既有革命的资历，又是学历背景，他叫徐冬昌，担任了南通博物馆的馆长。他临逝世前说，其实我们是蒙古人的后代。他应该是有根有据的。蒙古人在南通有很多，所以南通话有别于周边的方言，如东面的启海以及西边的淮扬。而徐家人都是宽脸大鼻，与南方人的窄瘦脸型大异其趣。身材似乎也高壮得多。这就坐实了徐氏人体中有北方民族的血液。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是蒙古贵胄，通州保姓也是蒙古人后裔，南通据说有许多是明朝流放的蒙古人，但名字都是可以看出来蒙古名族的痕迹的。徐姓应该是典型的汉人姓氏啊。

直到千禧年后，才有专事研究姓氏来源的书介绍道，徐姓有四个来源，其中之一是成吉思汗孙子旭烈兀后人帮助明成祖打天下，朱棣根据旭徐同音赐姓这支蒙军为徐姓。当时还有许多蒙军襄助朱棣打建文帝，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但这股蒙军始终追随朱棣一直打进南京。他们被派驻屯常熟一线，后来景字辈有个米商，生意破产，就回到常熟虞山庙里当了和尚，并坐化于庙中，想来也是为了叶落归根。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朱棣非马皇后所生，而是朱元璋和虏获的元顺帝妃子生的儿子，他有一半蒙古人的血统，更有甚者当时的蒙人说他是元顺帝的遗腹子，不靠谱得很，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蒙古骑兵拼死帮他打天下，而他对蒙古人特别优待了。

这样看来，老徐家也许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血脉了。父亲是昌字辈人，诞生之前家中已有三个儿子，有点多余，于是他就叫徐余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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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我们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话其实出自李鸿章，李中堂在晚清时说过“此为两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父亲未必看到过李鸿章的言语。他是从一世亲身经历体会出来的真实感悟。因为血雨腥风，沟沟坎坎一直伴随着徐氏后人。

民国十九年闹共产，南通来了个李立三。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从此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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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路线一直在共产党内属于错误路线，大约就是以苏联为榜样，急于求成，进攻城市，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共产党在一般人心目中就是共产共妻，有恒产的人不管农工商都十分厌恶之，唯有两种人喜欢，一是青年学子；二是赤贫无赖。老徐家所有读书的孩子基本倾向于共产党。许多写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进步教师的艺术形象，几乎成为一种套路。但的确就是这样，当年文化人以左倾为时髦，言必称苏俄，他们在课堂上自然会流露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念。灰场边有个小学，学校老师的确是以左倾为主，而著名的南通中学，也就是父亲就读过的中学，更是左派的天下。因为五四以后各种主义泛滥，人们认为几乎没有一个主义可以救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更是腐朽不堪。唯有苏俄的马列主义可以效法。

所谓的形势比人强，也反映在灰场边的青年学子身上，尤其是大户人家的子女。徐家基本没有赤贫人，但贫富差别很大。何以会有贫富，一是子女众多的家族，必然会导致蛋糕越分越小。祖父徐鸿烈就是因为子女众多，四男四女，所以尽管有些田地，也就温饱不致冬馁而已；二是，晚清开始凡沾染上鸦片瘾的家庭必然衰落，小姑妈嫁到了吴家，他们家老人就抽鸦片，由富裕户转为穷困户，小姑妈担起了振兴家业的重任，不出几年就扭转了颓势，获得乡里乡亲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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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最大地主除了万步以上的良田，还有护城河瞭望楼，还有看家护院的兵丁，就是子女少甚至一支单传的原因。护院的冯排长是北伐军的排长。按理说老蒋的北伐军都是革命军人，军校学生，怎会变为地主老财看家护院呢？原来南通城有家电影院是北伐军的一个赵姓营长开的，冯排长是赵营长的部下。赵营长有个儿子叫赵丹，后来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男演员。因从小就泡在电影院，表演就无师自通了。他也是左翼激进分子，还被关了多年的牢。建政前他拍了许多好影片，如《乌鸦与麻雀》等，建政以后他主演的《武训传》，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是后被批判不能公演。他的鲁迅、周恩来剧照，可以说形神兼备，可惜上峰不让他演。

   赵营长、冯排长都不是黄埔出身，而是旧军人以战功晋级的。黄埔学生军的战斗力其实很一般，真正能打仗的还是旧军人甚至流氓地痞。冯排长后来的故事有点俗套，如和地主女儿相爱之类。后来地主被当地土匪绑架，他去赎票时跟地主一起被黑枪打死了。

第一个参加共产党的是徐鸿图家的小儿子徐合昌。他是在“九一八”之后也就是1931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因为，舆论普遍认为国民政府积极剿共消极抗战，在国破家亡之际，有几个一腔热血的徐氏中学生，就不顾一切地投身了革命。他们的老爹基本都会这么说，走得远远的，不要在当地闹。

   一天夜里，合昌和三个同志乘着黑夜回家搬粮食，他们家有百亩地，虽然以自己耕作为主，农忙时也请几个帮工，余粮还是不少的。走到离家不到一里的地方，前方出现一片萤火虫亮点，他跟同去的区长说，前面坟地一过就到了。可就在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只灯笼，因为就一条比田埂宽不了多少的土路，一边是坟地一边就是沟滩（河）。四人只好迎了上去。  

到了跟前拿灯笼的人忽然将灯笼举了起来，想照一下对面的来者，恰巧照到了合昌，来人破口大骂：“是合昌啊，你这个杂种，神兹无兹的，来锅（家）里做尼？你个人儿灯（牛人）不是去闹共产了吗？”。合昌一听，便知道是叔叔徐鸿秀，共产党在李立三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必然触犯到乡绅地主的利益，他们恨之入骨也是自然的事。合昌马上上前说：“叔叔，轻点！不要亢（喊）”。大概徐鸿秀喝了点酒，不仅声音更高，还举起了手掌，劈头就要打。区长立即说不能放过他，不然我们就暴露了。于是，合昌低声喝道：“叔叔，你再亢我就不客气了！”，说着拔出了驳壳枪。鸿秀一看，酒醒了一半，拔腿就跑。区长说，不能让他跑，要走漏风声的啊！四个人就追了上去，鸿秀也是种地的高手，身体扎凳（壮实）腿脚灵活，于是就朝坟地跑了过去。区长说，合昌你地形熟，快追上去。不要开枪！

 第二天，下地的农人发现躺在坟地里的鸿秀 已死多时，血一大滩，灯笼撂在不远的地方。 人们发现几乎每个坟包之间都布满了脚印，可见双方在坟地里你追我逃有多么激烈。最终，人们也不知道身中数插子（匕首）的鸿秀死于谁手。

但是，鸿图心里清楚，昨天夜里儿子他们回来拿粮米，一定是碰到了从家里回去的弟弟鸿秀。他后来托人传话给儿子，说：“你从今以后不要回家门，我没你这儿子！”。传话的是儿子中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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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多年后死得很惨。那是日本人下来清乡，隔着河看到了一个读书人模样的人，于是叫他停下来。老师转头就跑。关键是他是蛇形跑，日本兵一看就认为是新四军，曲线跑是为了躲枪子。于是日本人蹲下身子，瞄准后，只一枪就打中了隔一条大河百米开外的老师。这是日本人杀的第一个灰场边人。后来新四军区小队跟日军、和平军（汪伪的皇协军，在当地叫和平军）有过几次遭遇，新四军在桥头居高临下，日本人在下面的街上，新四军连日军的一根毛都没伤到，而日本人打死了两个新四军。老百姓才知道 日本人的战斗力实在太厉害了。正面硬钢，农民出身的新四军不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的对手，于是经常搞偷袭和伏击。有一次准备在徐英昌家的屋子里埋伏下来，准备伏击一小队路过的清乡回来的日伪军。徐英昌是本地最好的医生，他虽然是中医，但也懂一点西医。他听说新四军埋伏在他家，就将消息告诉了在日本人那儿当翻译的一个朋友，翻译就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绕开了伏击圈。新四军得知后很恼火，要惩办他的汉奸行为。不过新四军的伤病员也在他手里医治，当时医生是极为珍贵的人才，新四军领导再一想，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产，因为一旦开火房子打坏不算，日本人肯定要回来报复，所以就放过了他。

不料徐英昌的本性后来暴露无遗。解放后，他进入大城市，后升为卫生局的干部。在抗美援朝时，他卷入了王康年案，王康年卖假药假器械给志愿军，害死了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王康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徐英昌等被王贿赂的几十名政府官员也按情节严重程度被处理了。后来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中的苏北科长就有此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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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不是南通才有，全国都是如此。

湖南农会把何健的祖坟刨了，于是发生“马日事变”。又因为北伐军中中下级军官一般出身于耕读世家，家中来信说被抄被没被戴高帽游街，激起了这些军人的强烈不满。于是便向蒋介石施压，同时张作霖从北京苏联大使馆抄出了一份密件，内容是命令中共绝对不能让国民党夺取中国的政权。于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并开始了清党。“四一二”就发生在上海闸北的宝山路。几十年后，我就出生在横浜路，一头紧接多伦路，一头横着宝山路。

千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都是有乡绅管制的。皇权只管到县一级，县即“悬”也。底下全靠祠堂族长管理，没有王法，却胜过王法。听老人说，祠堂对奸夫淫妇往往采取扎粽子“沉塘”（捆扎后丢进大河）的私刑，远较王法严酷。辛亥革命后，没有了皇帝，各地盗贼蜂起，盗贼的理由就是天下没了皇帝，我就是皇帝。鉴于此，杨度，严修等向袁世凯进言，你如不称帝，天下必大乱。袁大总统被忽悠的昏了头，果然称帝“鸿宪”。谁料从门生冯国璋、段祺瑞开始就不赞成，加上日本人支持的云南军阀的“讨袁救国”，便草草地收了场。此后有人总结道：任何一个开国皇帝，必须是马上得的天下，也就是必须在战争中获得权威，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君王必备的首要的条件。而袁世凯是不够这个条件的，虽然不能说他是“窃国大盗”，但仅凭他逼宫和朝鲜的军功是远远不够。按此规律，伟人其实是可以称帝的，他完全有这条件，不仅以弱胜强打败了国民党，还在朝鲜把联合国军打得稀里哗啦。但是他把大元帅都推掉，四个伟大也只承认“教员”。这就给他手下的文武百官一个错觉，认为他还是个普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亦师亦友的领袖。我查看了解放战争的许多电报，都是他亲自写的电文。指挥之细致，眼光之独到，不得不相信他在师范时被同学送的绰号“毛奇”名副其实。他姓毛，但跟德国军事天才大小毛奇元帅有一拼。淮海战役时有一场不被关注的战役叫“羊山战役”，是消灭国民党整编66军的战役，也是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的首战。打得非常艰苦，邓小平多次骂人。胜利后我看到了刘伯承的总结：“我们勉作毛泽东式的军人，在政治责任与任务需求上，必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刘帅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共军第一悍将（白崇禧语）但可以看出他在内心里是佩服教员的。因为教员在整场战役中发来了许多电报，有一份还叫他们实在打不下的情况下可以绕过羊山。丝毫没有老蒋那种不顾一切下死命令的指挥方式。但是毛教员后来搞经济完全按照打仗的思路来指挥，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使得国家经济进入近乎崩溃的境地。 他所有的战友 只有周恩来和陈云脑子清醒，知道建政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了。周在一次被他痛批后认识到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总理”充其量就是个宰相，做一个贤相就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彭老总是最迟钝的。庐山会议还在为三分合作，还是七分合作据理力争，如果是君臣关系，一分不合作也是死罪！文革伊始，他意识到，必须下跪称臣。当被押回北京后，他写道：

“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扎到改不成都分院。23日转北京地缘东方红红卫兵，与27日押解到京，现在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文革是 “搅得周天寒彻”（伟人的诗句）的一场运动。他亲自导演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人为的灾难和悲剧，本来可以成为千古一帝的他，落得了三七开还是倒三七的争执中，至今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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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盗贼蜂起，大户人家基本送子女去上海读书，大部分是学经济、财会，文史的。因为他们不用找工作，读文科轻松得多。

有好几个徐氏子女进了复旦经济系。

徐鸿海的大女儿徐文敬是复旦经济系的毕业生，后在上海浦东洋泾中学教语文，经人介绍嫁了复旦的一个南下刘姓老干部，他文化程度很高，在山东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他们住在复旦九舍，前面就是陈望道的小楼。文革中红卫兵批判他说他是假党员，徐文敬在家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他的入党证明，在批斗会达到高潮时，她将证明送到了红卫兵和革命委员会的手里，让老刘躲过了一灾。

四人帮粉碎后，老刘带着徐文敬去参加庆祝活动，回来的路上，徐文敬一头栽倒在地上。她原来就有高血压病，一高兴就发作了，其时，五十刚出头。我去看她的遗容。她像是在熟睡，像活着一样。

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徐稚昌哭得非常伤心，稚昌是庶出的，因为父亲只生了两个女儿，没有男丁，就娶了南通城一个背景复杂家庭的女儿。女人漂亮，但后来作为地主婆的她，命运实在太凄惨了。

稚昌就从小一直住在姐姐家，连文敬的母亲也住在一起。老刘为此也是备有压力的，毕竟这是一个“地主婆”啊，其实这个地主婆是中国第一代女知识分子，她毕业于南通女子师范，清秀白净的一个知识女性。

稚昌从洋泾中学高中毕业后因为出身不好，不能考大学。于是他去了宝山县的长兴岛，在岛上的供销社当一名营业员，同时修理各种家用电器，在岛上人人认识，备受好评。他不仅自食其力，而且在岛上娶妻生子了。我在中学时去过长兴岛，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月，跟他学装半导体收音机。我非常敬重他，他也非常喜欢我。她老婆热情而且大气。他有两个女儿，退休后稚昌住在愚园路，辅导两个第三代课业，再难的数理化题目对他都是小菜一碟，可见当时他如果能考大学是易如反掌的。可惜稚昌也不寿，刚届七十就生癌过世了。

徐鸿海是土改时被镇压的，他们家后来变成了“灰场边小学”。我跟父亲去看过小学，作为学校不够大，但是作为一家人的屋舎实在是太大了。我还去看了两位姑妈的闺房，像极了电影《早春二月》的场景。他们家因为跟我们家挨得很近，所以尽管贫富差距很大，但是孩子们都一起玩耍，感情很好，我的几个姑妈跟她们姐妹都像亲姐妹一样。

他们家的二女儿叫徐文静，比姐姐长得更秀气高挑。他也是复旦经济系的学生，读书的时候认识了同学钱大维。两人在四川北路开了一家皮草行，夏天卖草席，冬天卖裘皮，都是经济系出身，生意搞得红红火火。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四九年六月以后，钱突然消失了，一点音讯都没有。直到五四年世界和平大会时，在报纸上出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跟钱大维长得一摸一样，但名字不同。当时他已是团中央的负责人。于是徐文静带着女儿去北京找他。两人千辛万苦找到了钱家，不料开门的是钱的夫人。原来他早已重新结婚，并有自己的儿女，钱连见都没见她们母女。徐文静是地主出身，只能自怨命苦，想都没想去争回丈夫。再说，当时潜伏的地下党找个太太作掩护在共产党里也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于是徐文静只好默默地嫁了一个唐姓男人。公私合营时店也关了，她在杨浦一所普通中学教书。她和唐生了一女二男，到了中年徐文静在精神上出了问题，不到六十就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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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儒昌在金沙开了一家茶叶店，卖各地的茶叶兼卖茶具，生意挺好。日本人占领通州后，生意清冷了许多，倒是经常有日本人来买茶叶。他们一般都是几个人一起来，交完钱还说声谢谢，要不是背着三八大盖，枪上有明晃晃的刺刀，真不觉得他们是侵略者。儒昌有两个儿子，大信十五岁，大礼十三岁。儒昌的娘子是大户人家出身，三十四五，明媚皓齿，肤如凝脂。许多来买茶叶的人都是想看一眼老板娘的。所以儒昌一般不让娘子站台，宁可生意差些，大有金屋藏娇的意思。但一次还是被两个日本人看到了。日本人顿时起了色心，将店门一关，用刺刀逼着儒昌进厨房，一个人用刺刀逼着女人进卧房，奸完再换另一个人。儒昌在刺刀之下死的心都有。好在两个儿子都不在家，如果在一定拼死救母的，到时两个孩子肯定命丧黄泉。等两个日本兵心满意足地离开时，儒昌进房抱起女人痛哭失声。

父亲跟我讲这个故事时，我决眦而问：“儒昌伯为什么不拼命救自己的女人。”父亲说，没办法啊。刺刀就顶在胸前啊。所以后来有人为日本鬼子开脱说好话，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几经东京转机，我就在成田机场不想出去，所有的日军暴行你都可以说是宣传是夸张，但发生在通州金沙镇的事，真真切切！大学期间，我给南通《紫琅》杂志写过几篇散文，有些文字他们如获至宝，后来我把这件事也写了出来，却没有发表。

儿子们回家后知道了此事，二话不说背上包袱去找新四军了。女人不到半年就郁郁而死，儒昌是个儒生，给儿子取名也不脱仁义礼智信。结果遭此惨事，国破哪容苟安啊！

一年后，儒昌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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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在南通活动的部队基本是以陶勇、林光为主的。陶后来是东海舰队司令，领中将衔，文革时惨死于井中。

二子找到了新四军，就刻苦训练，誓在报仇。虽年纪尚幼，却作战英勇。不久大信被提为班长。当时的新四军穿的还是老百姓的服装，只是戴一顶军帽。因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定为叛军，蒋介石早已经断了军饷和后勤。老的新四军有一块臂章，设计得极好——N4A。即New 4 Army。 可见英语进入中国不是今日啊。

新四军一般夜间活动，在南通三股势力各自一片天，白天是日伪的天下，夜间是国军新四军的天下，尤其是新四军为主，因为国军自国军韩德勤部被陈毅打败后就越来越弱了。陈粟大败韩德勤后，请示伟人怎么处理，大约伟人指示悄悄地放了他，韩德勤便逃之夭夭，并不再跟新四军争地盘了。

皇协军在当时叫和平军。一些老人说，自从有了和平军日子好过一些了。因为之前日本人下乡总是带着敌意，随便开枪杀人，随便放火烧房。有了和平军这个中介，也许日本人少了一点杀心，因为许多杀心是起于害怕和过敏。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和平军是汪精卫的国民革命军，会对中国人和抗日武装客气一点。相反，这些昧着良心的汉奸有时比日本人更坏。起着日本人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就像两户住在极司菲尔路的徐氏，经常被极司菲尔路76号的“塞壬”警报警醒一样。 76号是汪伪的特务机关，杀害了无数抗日志士包括戴笠的军统手下。

大信和大礼都是陶勇的部下。

一次攻打一个炮楼据点，战士们通过挖地道进入了据点。但这儿同时是和平军的团部，团长和小老婆以及一个排的马弁也住在这里。这些和平军和一个班的日军拼死抵抗，新四军竟牺牲了五十多人。最后大信大礼带着十个士兵冲上了炮楼，和平军团长披着军装，垂手而立于桌前。十个战士端着枪，对着他。他说：“我跟你们走”。突然他操起桌上的二十响毛瑟枪，向对面的新四军打了一梭子。大信大礼等十个战士猝不及防，当时就死伤过半。等下里面人赶来，团长正在换梭子，几个战士摁住了他将他死死地绑了起来。

大信、大礼就这样牺牲了。陶勇气疯了，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一枪毙了太便宜他了”。于是，不知谁谁说：“活剐了他”。

批准！

在广场上把他放在一张渔网里吊在大树下，把她的三个老婆叫来，坐在第一排。凡露出网眼的肉都割掉，这家伙虽白白胖胖，像个文人，但他竟一声不吭。最后他那话儿露了出来，战士一刀下去割了，他大叫一声，断气了。

听完这故事，我毛骨悚然。想起了元张弘范，那个灭南宋的汉人大将军。然而，也想起了那个三宝太监郑和，他是元朝的色目人贵族（乌兹别克人），是伊斯兰教信徒，跟大明打仗，失败后被抓来当了阉奴。他历经苦难数次下西洋，上马立军功，下海宣国威。为成帝立下了不世之功。

父亲经常说：“宜粗不宜细”。的确如此，老是往细里想，人一定会疯掉的。

近年获知，日本人投降后，留在四野的军人好几万，为四野做了极大的贡献，他们甚至比四野的中国军人更珍惜自己四野的身份。

人其实是为情势所左右的，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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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被日本人打死的老师姓方，没有是共产党的任何证据。他是“九一八”之后从上海来到南通当中学老师的，文理科都精通，听说他是交大电机系的学生。他曾在课堂上讲过一本书，书名是《无兵的文化》。作者是民初人叫雷海宗。雷海宗在书中说两部《左传》里没有写过一个临阵逃兵，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是多么的阳刚尚武。汉以后人民不能当兵，不愿意当兵，使国家积弱，人民尚文。这完全是“消极的文化”。他认为文武兼备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 方老师说，中国青年没有锻炼身体的习惯，而日本有武士道传统，以体能和技击能力强为荣。夏天他带着学生去游泳，身体力行地培养灰场边子弟的尚武精神。

方老师有一次他讲到长城抗战之后，九月二十八日上海的大学生要求蒋介石宣布全面抵抗，但南京政府没有回应。上海学生便组成5000人的请愿团去南京请愿。国民政府不让他们上火车，但这哪里拦得住他们。交大的学生连火车头都会造，别说开火车了。于是他们自己开着火车浩浩荡荡来到南京。先是包围政府机构，把外交部长王正廷打得头破血流。九月二十九日包围了总统府。

蒋介石被逼只得接见他们，训话一个小时，他动之以情地说：“大家忍饥挨饿，风吹雨淋，爱国血性让我们看到了人心不死，给了本席十二分的勇气和力量，本席十分之欣慰。但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一定会支持现在的政府的。大家应该好好地花时间在学业上。大家在这儿是浪费宝贵的时间。政府同仁也因为你们的示威抗议没办法专心处理对外事务，所以今天到南京的同志和同学如果有意愿从军报国的现在在孝陵卫筹备了可以容纳五千人的兵营，训练义勇军。如果愿意回学校求学，就今天晚上离开南京，我们可以原车把你们送回去。如愿意从军可以去孝陵卫报名参军。”结果当天五千大学生全部返回上海，无一人参加义勇军的训练。

从许多照片可以看出，老蒋穿着长衫马褂被学生团团围住，而学生个个精神，身高似乎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高，估计都是富家子弟。事实上过去能读大学的一定是家道殷实的。方老师也是其中一个。

这恐怕是最早的“复课闹革命”了。“复课闹革命”一语是文革中期提出的，据说是徐景贤看到有些知青写信回来向上海的父母要伞，说没伞了，但是把“伞”字写成了“命”。还有人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说睡在“坑”上，把炕写成了坑。把老大娘写成了“老大狼”。总之，因为文化的缺失闹出了很多笑话，于是把我们这些中学生从田野工厂叫回了学校，仅仅一年，我们受益匪浅。

方老师说着说着激动了起来，他说他自己也是回上海学生之一啊。原来学生们最初提出“请缨北上杀贼”口号，仅仅是喊喊而已的。（今天叫嘴炮）说白了就是希望其他阶层的子弟上阵杀敌。他的忏悔引起了底下的学生纷纷垂泪。

 于是方老师没毕业就来到南通，想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同时他也很重视军事训练，上面提到他逃避日军时的蛇形迅跑也算是有一点军事常识的证据。但最初占领中国的日军都是精锐师团，军事技能世界无比，美英陆军尚不是对手，何况从来就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中国了。（八路军许多老战士回忆说，八路军战士牺牲的大多都是一枪被爆头的）。

教育救国的口号最先是胡适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国民政府要把买枪买炮的钱用在教育上。中国的问题是教育。这话本身没有错，但是今天看来是“腐儒”之见。如果不是训练了一些德械师，买了大量的捷克式轻机枪和毛瑟枪，抗战战场更是一边倒了。日军士兵许多人喜欢写日记，从他们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们听到捷克式轻机枪的欢叫就发怵，这是唯一超过日式歪把子机枪的好兵器。还有，全世界的二战电影哪有驳壳枪啊，德国毛瑟公司生产的二十响驳壳枪也就二十多万枝，几乎都被中国买来了。当时的价格二十多美金，其实是极贵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正规军游击队甚至土匪都用这种枪。这种枪有个木盒子，所以又叫“盒子炮”。在这盒子还可以用作枪托，防止抖动。但是中国人不用木盒并发明了斜侧过来射击的方法，这样可以避免跳出的弹壳烫伤。这种枪威力极大，一百米范围内都有杀伤力，抗联英雄杨靖宇用这种手枪杀死过无数日军。后来有部电影，主角叫双枪李向阳，他双手射击的打法是对的，演李向阳的演员叫郭振清，他还是下部队体验过生活的。他过世后有人为他做了个雕像，也是双枪斜射，特别潇洒。可惜我们的大信、大礼竟死在这种枪的扫射下。

其实蒋介石也知道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贝，他在日本读过军校，日本大学的理工科学生是不需要服兵役的。在中国教育这么落后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动员学生参军的。直到后来打得实在不行了，国民政府几乎要再次迁都到新疆去的时候，他才组建青年军，这才有了“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有一首歌，叫《知识青年从军歌》。是远征军驻印度蘭姆迦的一个士兵写的词。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青年军人的文化水平有多高。

君不见 汉终军 弱冠击虏请长缨

君不见 班定远 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 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 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  著我战时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