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太严实了。孙礼德没有想到,20年前自己费尽心思钉上了这些木条,20年后需要耗费更多心力敲开。
这是2013年9月13日,窗外骤雨倾盆。孙礼德不知道木板撬开后里面会是怎样的情形。他已经20年没有见过里面的书了,这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物什。他在心中默祷。当初他花了一整天将它们封闭在重重木条里,这曾被认为是保护它们的最好方式。但如今,他害怕它们被老鼠啃成纸屑。
虹口提篮桥,东长治路805弄45号,一座行将拆迁的老式石库门。二楼昏暗的亭子间里,这2000册英文、德文、希伯来文图书住了整整70年。它们来自一位名叫林道志的老人。他是孙礼德的外公,昔日的教堂牧师、小学校长。1943年,一位在上海避难多年、行将离开的犹太人,将这批书交给他看管,并告诉他,“我会回来的”。
为了这句约定,林家三代人,守候了70年。
锤子敲开了当年的木条。木条里头藏着书橱,玻璃门上贴着当年的挂历纸。打开橱门,一沓沓积满灰尘的旧书出现。
“好的,都是好的!”孙礼德告诉身旁的舅妈潘碌——林道志的小儿媳。他们拿起书,摆在手里反复摩挲。
整整70年的家族记忆,也随之打开了。把这些书完璧归赵,是外公的遗愿。他们一度想在这里一直等下去,就像林家前两代人已经做的那样,一直等到主人的出现。
但亟待动迁的房子已经无法等待。他们有些着急。
别人的东西
10月12日,离商定的搬迁日期还有几天,书也已谈妥交由虹口区图书馆代为保管。孙礼德突然开始焦虑了。
亭子间的门没有锁,边上卫生间的小窗没有栅栏。这样的格局持续了几十年,却在最后一刻引起他的不安。他害怕有人从窗里爬进来,跑进亭子间。那意味着一切前功尽弃。他拿起工具,“现在就去把窗堵起来”,但随即放下,生怕“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个下午,反复许多次。
过去20年,即便是在从来没有秘密的旧式里弄,林家二楼亭子间里的这堵墙,还是成了最终鲜为人知的秘密。
从外表看,这本就是一堵普通的墙,钉得严实的木板外,还裹了一层平凡人家常用的墙纸。当年,孙礼德在家人授意下,将原本分立三面墙的书悉数封存至这面墙中。在他们看来,这是保存这些书最好的方式。
当年,它们的书龄已经超过50年。在那个时代,书的历史价值随着年月渐长而逐渐显现,关于“经济价值”的议论,也开始浮出水面。这让林家人多少感到忧心。一次在单位闲聊,孙礼德无意中向一位好友提及家中这批犹太人留下的书,对方立刻惊叫:“这是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东西,值钱了!”
孙礼德一惊。他从没有考虑过“钱”的问题。与全家人一样,自他知道这批书,就被告知这是“别人的东西”。70年里,书随着这户人家几经波折,但林家始终没有将其作为家产。朋友请孙礼德“拿一本来开开眼界”,孙礼德当即回绝:“不可能!”
更加谨慎的潘碌,甚至没有对任何外人说起过此事。即便今年遇上动迁,提篮桥的旧里弄进入空前的喧闹,依然没有人知道林家的秘密。直至签订完搬迁协议,她才悄悄把此事告诉了一位可堪信赖的教会长老,对方听了,也“一愣一愣的”。
“谁都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整个家族沉淀下的责任,让潘碌感到战战兢兢,“我的公公保管了它们40年,丈夫保管了20年。我不可能允许自己有任何闪失,更不可能把它们当作任何财富或筹码。绝不可以。”
她不断地祷告。年近古稀的她,希望等到那位神秘的犹太人。“只有物归原主,我才心安。”
支撑这个家庭坚守的,是林道志留下的话:“他们说好要回来,就一定会回来的。”
这一度是他留给后人关于这批书的唯一线索。
外公
从小跟随外公长大的孙礼德,是林道志最疼爱的外孙。外公林道志,则是他“最崇拜的人”。
1889年,林道志生于浙江黄岩。少时嗜书的他,是远近闻名的“天才少年”。当年的私塾先生曾经找到林父,将预支的学费退还给他:“孩子太聪明,没有更多可教了。”
退出私塾来到上海,林道志即前往商务印书馆做工,借机读书习字。据孙礼德讲述,外公曾每顿只靠豆瓣撒盐拌饭,即便如此,他还是要在工作间隙,偷偷跑到厕所啃字典。上世纪30年代战事纷乱,全家经济仅靠林道志与长子艰难维持。年幼的女儿求学一度时断时续,但最重读书的林道志从未让她真正辍学。
待到生活略微宽裕时,林道志决心办学校。他拿着做肥皂和复写纸生意赚来的钱,办起一座私立小学——“慕义学校”。
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尽管是成本不菲的私立学校,笃信“有教无类”的林道志依然招了不少穷孩子。“他就是想让人们读书,因为只有读书才能救国。只要肯读的孩子,他自己贴钱也要让你来读。”潘碌说。
正是那一时期,提篮桥地区涌入上万名前来避难的犹太人。林道志的学校也接收了一些犹太孩子,一位犹太学校的校长就此与其有了接触。渐渐地,犹太校长同林道志一家成了朋友。他,正是那批书的主人。
孙礼德并不知道,这位犹太难民究竟为何做出决定,将这批书悉数交给自己外公。这是一个永远的谜。从扉页上看,这些是当年上海犹太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多是布面烫金精装书,从最上头抽出的几本看,既有诗集、物理学教材、圣经故事,也有彩印的童话绘本。站在书面前,他只能根据外公的简单描述,想象当年的场景——
那是1943年,日军轰炸的传言四起,一部分犹太人开始撤离。犹太校长把2000余册书交给林道志。他请求他保管它们,“我会回来的”。
整个家庭的生活从此改变。
“你们的消息”
如果不是动迁,孙礼德和潘碌不会在翻箱倒柜中发现林道志手书的一份“交代材料”,也就不会知道这位犹太人的姓名和住址。晚年的林道志自己都忘了这份材料,上面清楚地写着,这位与自己过从甚密的犹太校长,名叫卡尔·安格尔(Carl Anger)。
10月11日,惊喜再次出现。他们要寻找一张多年前的房产税单。税单没有找到,却找到了一沓卡尔写给林家的明信片,和一封打字机打的英文短信。
信写于1947年9月,卡尔夫妇刚刚回到德国故乡。他们告诉林家人,尽管饮食不佳,回乡的生活总算安稳,卡尔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信的末尾写道:“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庭,许你们富足。我很想得悉你们的消息。”
孙礼德猜想,外公一定是回信了。他不知道外公是否告诉卡尔,他的这批书安然无恙,而他们却为此饱受波折。
就在犹太难民撤离不久,提篮桥不少本地居民也开始举家逃难。林道志带着全家逃往家乡黄岩。他们来不及带太多行李,却用两个大箩筐挑走了所有的书;与书同坐在箩筐里的,是不满6岁的次子林尚义。
去黄岩走水路。上船前,两箩筐书一度被日本人扣下。长子林尊义告诉对方这是犹太教会的书,这才涉险过关。而在水上,他们乘坐的小舢板,又遇上一艘来势汹汹的强盗船。
水面风平浪静。强盗船步步逼近,书被抢只是时间问题。林道志近乎绝望,他眼看着要失信了。情急之中的他拉着船长,拼命喊道:“撑帆!撑帆!”
船长拗不过这个中年人。小舢板第一次在无风的晴天撑起满帆。奇迹突然出现了。扬帆的瞬间,水面上狂风大作。风帆助航,他们终于逃出了盗匪的视线。
这是这批书第一次濒临浩劫。几经辗转,它们跟着林道志到了黄岩,又到了上海的太原路、建国西路,最终还是回到东长治路805弄45号的亭子间。书籍在辗转期间略有散佚,这令林道志颇为纠结。但至少,绝大部分书平安“回家”了。
第二次浩劫
到了1966年夏。谁都以为,这批书再也躲不过一场浩劫了。
8岁的孙礼德,第一次对书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天下午,他看到舅舅林尚义用“斯必灵锁”死命顶住家门。外面一片喧嚣。等着抄家的红卫兵,包围了这座习惯安静的石库门。
林尚义很快招架不住。红卫兵破窗而入。厢房、卧室、客堂间,上上下下的扫荡最后,所有人的脚步停在了这间亭子间。
书没有躲过红卫兵的眼睛。他们抄起一本。放了20余年的书,书页早已发黄。有人把它们当成“黄色书”,厉声喊道:“拉出去烧!”
书被一批批拉到门外的一处空地上。红卫兵挖了一大一小两个坑,将书扔进去准备焚烧。喜好科技的孙礼德还在观察这两个坑,一旁的二舅却早已近乎绝望。他冲回亭子间,跪倒在地。
晴朗的天突然出现了雨点。雨越下越大,直至红卫兵们无奈改变原定计划。他们将书运回房间,贴上封条,抛下一句:“过几天再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第二天,年届耄耋的林道志亲自奔赴宗教局。他反复解释,这批书绝不是“大毒草”,“这不是我的,是别人的”。
宗教局下达了封存令。这批书被原封不动封存于它所在的亭子间。原先亭子间里的餐桌被搬出,林家为此在走道上吃了一年饭,直至封条被允许拆封。嫁到林家不久的潘碌日后反复回忆,正是这场雨和这些封条,救了这批书。
像以往任何一次叙述一样,潘碌在回忆到这里时哽咽落泪:“命中注定,它们不该被夺走。”
遗愿
1981年2月,92岁的林道志在睡梦中辞世。因为腿疾,他在楼下卧室的床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没有见到那些书,也没有等到书的主人。
这两年,林道志心中最牵挂的,依然是咫尺之遥却遥不可及的这些书。没有等到书的主人,成了林道志终生的遗憾。大儿子早已去世,他希望在小儿子林尚义手中,这批书能够等来它们的主人。“这是外公的遗愿。”孙礼德说。
舅舅林尚义同样崇拜林道志。在孙礼德的印象里,他与外公一样聪明能干,在单位里获奖无数。这位比他年长近20岁的长辈,求知欲却不输年轻人。20多年前,舅舅曾与外甥探讨过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会有比发报机更先进的东西,让我们能很方便地与国外联系?
10多年前,计算机刚刚进入家庭时,林尚义就玩起了互联网。在林家已是最年长的他,也是林家第一个学会发“E-mail”的人。孙礼德明白,舅舅痴迷网络的背后,藏着一个心愿。
“他想去寻找,找到这批书的主人。”孙礼德说,“即便靠个人力量去找就像大海捞针,他还是愿意试一试。”
线索的极度缺乏,让这些尝试无功而返。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从父亲去世开始,林尚义始终在为这批书祷告,直至2006年突发疾病猝然离世。这是他留给妻子潘碌最深的印象,他甚至来不及给家人留下别的嘱托。潘碌记得,丈夫对自己说得最多的,就像公公当年一样:“他们会回来的。”
找到书的主人,也成了他的遗愿。接过接力棒的潘碌和孙礼德,努力保持着耐心。但比起前任,他们更着急。
今年9月,意外发现林道志手书的“交代材料”后,潘碌找到一位远在德国的留学生。她和孙礼德写了一封信,请他译成德文,照着“交代材料”末尾的德文地址寄了出去。信的抬头是“卡尔·安格尔先生或他的后人”,潘碌写道:“如果你还记得这一批书,请与上海的我们联系,我们一直在等你。”
寄出的信还是被退了回来。德国邮局告知寄信者“收信地址查无此人”。卡尔一家可能早已迁离这个地方。潘碌有些失望。她害怕再也找不到书的主人了,这将使她的余生不安。
她又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特殊的故事
担任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6年,陈俭与同事们努力找到了数十个犹太难民与上海的故事。但在收到潘碌的求助信时,他还是感到“被震了一下”。
“这是我们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桩事情。它与过去任何一个故事都不一样。”陈俭对此颇为自信。此前,他接触的故事都是“犹太人回来找中国人”,这是第一次“中国人找犹太人”。但显然,故事的特殊意义远不在这些。
2007年,陈俭到德国参观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其中一个展厅介绍了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历史,却令其深受刺激。那里有一个小地球仪,标注着二战期间为犹太难民提供庇护的国度。陈俭看到,在上海的位置上,插着的是一面日本国旗。有当地人解释,一些不明就里的犹太人因为上海提篮桥地区是当时的日租界,就以为是日本人救了他们。
“后来有德国历史学者告诉我,犹太难民对当年最感念的是,2万多人一下子涌入提篮桥,生活大受影响的当地居民,却自始至终没有对他们造成一起伤害。”陈俭说,“显然,在犹太人落难时,是同样遭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伸手帮助了他们。你必须讲清这段历史。”
正是出于这样的意念,陈俭和同事们展开了绵延至今的史料收集。林家三代的故事,显然提供了最好的佐证。“如果没有犹太难民与中国居民的深厚信任,他为什么把书交给他,而不是别人?”
更令其感动的,是林家“信守诺言的执着”。“几十年,自己颠沛流离,何必为书付出这么多代价?为什么不可以扔掉?卖掉?”在陈俭看来,林道志有着一种“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力量”。
潘碌和孙礼德并不希望自家的故事被大肆渲染。潘碌反复表示,“我不想惊动太多人,不想让人们觉得这是多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只想找到书的主人”。但答应通过政府渠道帮助寻找的陈俭,极力劝说他们公开这个故事,“我们特别需要这种精神力量”。
昨天,2013年10月16日,这批书终于彻底公之于众。在当年的摩西会堂,潘碌和孙礼德第一次向公众解开亭子间墙里的秘密。陈俭告诉他们,纪念馆已通过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寻求帮助,对方表示将尽快联系当地政府,通过档案系统仔细查找卡尔及其家人的迁徙状况。以这样的途径,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下午,2000余本书被送往虹口区图书馆。专业人员将对其进行整理登记,并代为看管,直至找到它们的主人。孙礼德感到一丝安慰。至少他和舅妈无需再为这些书提心吊胆,他们可以放心地离开旧居,等着兑现外公的承诺。
他们没有想过,如果找到了对方,会是怎样的场景。在孙礼德看来,这本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找到了,把书还给他们,就是了。”
但他偶尔会有这样的念头:“如果卡尔的后人听到自己的父辈讲起这批书的故事,他们会来找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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