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東部時間1月30日晚，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國會發表了其總統任期的首份國情咨文演說。

在這份以“評功擺好”為主基調的演說稿中，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其地同時將中國、俄羅斯直接描述為“威脅美國利益、經濟和價值觀的對手”，並呼籲國會增加防務預算、甚至“實現核武現代化”來應對“對手給美國的安全威脅”。

這並不是孤立的：早在去年12月，美國政府公布的《美國國籍戰略》中，中國和俄羅斯就同時被列為“美國的戰略對手”；今年1月五角大樓《美國國防戰略》重複了這一內容；此次特朗普國情咨文報告發布後僅幾個小時，美國眾院、參院相繼舉行了題為“美國是否做好應對未來戰爭準備”的聽證會，探討的主題不是別的，正是“同時和中俄開戰”這一震撼前景。

說“震撼”絕非誇大其詞：自朝鮮戰爭結束至約翰.肯尼迪總統上台的短短十年左右，美國曾奉行過類似的“同時在歐洲和東亞打兩場大國間戰爭”戰略，而肯尼迪時代更“升級”到要求美軍能同時在歐、亞各打一場大戰，並在其它地區打一場局部戰爭（即所謂“靈活反應戰略”）的地步；但古巴導彈危機的“險勝”讓美國政府和肯尼迪意識到“靈活反應戰略”的不切實際和力不從心，自那以後直到尼克松時代，逐步確立了要求美軍具備在歐洲或亞洲打一場大戰，並在其它地區打一場局部戰爭能力的“現實威脅戰略”，這一戰略因為要求美軍具備同時在世界兩個地方打一場大戰、一場小戰的能力，而被某些分析家形象地概括為“1.5場戰爭戰略”；隨着冷戰的結束，美國在克林頓時代轉而提出，美軍“應具備在任何地方同時打兩場大規模局部戰爭的能力”，這被概括為“2X0.5場戰爭戰略”；2001年9月小布什政府的《4年防務審查報告》已不再提“X個戰爭”，而強調“應具備防禦美國本土、在至關重要的地區懾止侵略和威脅的能力”，而2011年奧巴馬《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新戰略報告則延續了小布什的戰略軌跡，只是將戰略重心從歐洲和中東轉移到亞太，在資源配置上進行了改變，而資源投入則不增反降，軍費削減成為奧巴馬“10年內削減1.5萬億美元政府開支”的重頭戲（占比據說高達一半左右）。

特朗普雖未直接說明，但“點名”中、俄兩個大國，無異於時隔近半個世紀後，再次讓美國回到“同時打兩場大國間戰爭”的前景面前，引發高度關注乃至緊張自在清理中。、

從兩場接踵而至的國會聽證會可知，特朗普以外的行政官員和軍方主要負責人，在這個問題上是謹慎的。在眾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眾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索恩伯里指出，國防部長馬蒂斯已兩次證實，美軍在各個戰爭領域的優勢受到侵蝕，因此是否已做好同時與中俄開戰準備令人擔憂。而美國參聯會主席塞爾瓦將軍則表示，美國軍事預算遲遲不能出爐妨礙戰備，他還對特朗普“要更新美國核武器庫”的驚人言論作出委婉反駁，稱“美國核武庫已足夠完善，儘管過去十年間中俄在這方面一直持續投入而美國增長緩慢”，認為只需少量更新補充即可滿足需要。此前美國國防部制訂新的核武器使用標準，其中加了一句“對國家指揮和控制系統的嚴重破壞可以用核攻擊來回應”，部分評論家認為這意味着美國今後會用核攻擊對付網絡黑客攻擊，對此塞爾瓦稱“新的使用標準和舊的並沒有本質區別”。塞爾瓦還表示，“和中俄並不一定會開戰，雖然有這種可能性”、“我們並未假定一定會有全球性戰爭，不認為矛盾最終必然以暴力衝突結束”。

但美國智庫專家們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亢奮和“腦洞大開”。。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總裁麥肯、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沙雷（Paul Scharre）、Telemus集團創始人托馬斯（Jim Thomas）等智庫專家不辭辛勞地接連出席兩院軍事委員會所召開的聽證會。在會上，麥肯認為“把中俄列為戰略對手是正確的，因為美國和中俄陷入大國間戰爭的風險越來越大”，他設想中俄因台灣問題而開戰，中國屆時會襲擊美國在日本和關島的軍事設施，中國核潛艇甚至可能威脅美國本土軍事目標、“有能力對美國本土進行核打擊，或在網絡及太空挑戰美國，發動心理戰”，呼籲美國“做更多和大國打仗的準備”，稱這個國家“已經足足25年沒有做這樣的準備，並且自認為不會重現冷戰或二戰的局面了”；托馬斯表示“大國間的戰爭最終很可能只能以消滅對手、而非僅僅以勝利來結束”，因此“明智地使用財政、人力、自然條件、同盟和技術，對建立成功的競爭戰略至關重要”；而沙雷則警告稱“美國國防的問題不僅僅是缺錢，政治領導人的搖擺不定，政府的動輒關閉和長期支出的不確定性都阻礙了美軍的建設”。他稱妨礙美國防務能力提高的三大障礙是“系統反應的遲緩，決策程序的顢頇，以及軍隊傳統文化的牴觸”，要求政府和國會支持向“一時半會看不見效果的長線重大軍事投資項目”慷慨投注。

針對一些眾議員仍然強調“美軍是世界上最強大軍隊”的說法，麥肯等智庫專家認為“大國間的戰爭充滿未知數，如果準備不足就會突然面對完全陌生的戰爭模式，就像一戰的血腥，二戰的珍珠港，都是美軍當初始料不及的”。沙雷表示，美國根本未作好和中國這樣的大國打仗的準備，一旦開仗，中國不動用核武器就摧毀美國在日本軍港的所有艦船，擊毀200架飛機，破壞大多數跑道、指揮所和後勤中心，美國怎麼應對？而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亨特等則稱，必須小心中俄會對美發動“不對稱作戰”。

特朗普當然沒有瘋，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他在近期拋出“兩個戰略對手”論，重揭“兩場大國間戰爭”的老賬，一方面有回應批評者“特朗普執政第一年美國在全球軍事存在感下降”，顯示自己“有能力有魄力有作為”的意味，另一方面也不免有轉移“通俄門”注意力之嫌。值得一提的是，隨着年底和所謂“影子總統”班農的決裂，“特朗普元年”大紅大紫的白宮幕僚幾乎全數“大換血”，鑑於特朗普對老資格軍政人士的不信任，從智庫中選拔新的“智囊”勢在必行，此次“兩大”戰略帶有濃厚的“智庫談兵”色彩，再聯繫到國情咨文前後各路智庫人馬的異常活躍，突如其來的“兩大”方案，也不免有智庫人士為爭“國師帽子”而“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味。

問題在於，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全球軍師戰略從“兩大”到“1.5”再到“1+”步步收縮，並非因為相關決策者熱愛和平，想要七旬苗格，以德服人，而是國力、戰爭潛力不足以讓美國長期擺出這樣一個“四面能打”的全武行架勢。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在相對軍事優勢方面未必強於冷戰剛結束時，他為了鞏固基本盤、兌現競選承諾，又推出了一方面減稅、另一方面大興土木、用1500億美元在全美國修建新的基礎設施計劃，也就是說既要減少收入，又要增加支出，在這種背景下恢復“二大”，甚或表示還要同時準備應付反恐和“熱點”應急需要（也就是說弄不好是“2.5”甚至更多），“候補國師”們大聲疾呼的“持續、充足而穩定的軍費投入”，又要從哪裡去弄來？

事實上，被軍事愛好者戲稱“元老院”的美國國會，從來就是壓縮軍費的行家裡手，就在1月30日國情咨文演說發表前幾小時，美國美國眾議院以250：166票通過總額6590億美元的新一年度國防開支預算，同比削減730億美元，仍然遵循了2011年奧巴馬“省錢簡編”的戰略軌跡。由此可見，特朗普時代的美國，遠未做好恢復“兩大”的準備——或許這位另類總統也並非真的想搞“二大”，而只是一如既往地先大吼一聲，看看能否“空手套白狼”，就算套不到白狼，能套個白兔也是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