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窦老师（散文） 汤凯 2009 出国二十多年，和父母亲通电话时，常常聊起儿时的邻居们，都是他们那一辈的人儿。年复一年，电话里有关邻居们的内容不断地变换着，尤似一部摄像机纪录着时光的流淌。最初是谁升了教授了，渐渐地就是某某某退休了，谁已经做了祖母了，谁的孙子进了重点中学了，三楼喜欢唱歌的那位的大孙女上了大学了，近两年来又开始听到谁的外孙大学已经毕业了。岁月，仿佛像根无形的绳子，牵导着我们的话题。隐约间，我开始萌生某种伤感，忌惮它的去处 -- 他们都是七、八十岁去的人了。最近的一次通话，妈妈的声音有点黯然：“窦老师走了。”两年前，就听说她得了肠癌，大儿子带着她四处求医，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我没有问窦老师究竟是何时走的。半年，一年，这又有什么区别。她应该是一九四零年左右出生的，七十还不到啊。 想到窦老师，脑子里不禁浮出一副画面：江南水乡的姑苏城里，也许是初春的四月，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春兰花香，清澈的小河上漂浮着浅粉红色的荷花，一座弯弯的白色石拱桥上面，怡然地沿着台阶走下来一位十五、六岁的大眼睛女孩，来到埠头浣洗她那乌黑的长发。她那时在想什么呢？一定是在做着色彩斑斓的少女的梦吧。 是的，窦老师是道道地地的吴国姑娘，她在苏州上了幼儿师范后，就来到了南京，做了南京某大学的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她是我家紧隔壁的邻居，一起住在学校一栋四层楼宿舍楼里的第一层。我虽然不知道我们是何时开始做邻居的，但肯定那一定是在一九六三年之前，那年我四岁。我无法说我是否记忆力超强，但却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楼里有大人叫“小窦老师生孩子从鼓楼医院回来啦，”我跑出去，见一辆那个年代的“的士”三轮车停在搂前，在一个男人的搀扶下，一个女人缓缓地从车上迈下步来，双臂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小包裹。现在想来，那小包里被裹着的一定是她那位刚出世的二儿子，而这位发小的生辰我自是不会忘记，因为他比我小四岁。依稀印象里，想是因为刚生了孩子，那天小窦老师脸色苍白，很是孱弱的样子。可在我那童稚懵懵的眼里，她却显得异常的美丽，不像是妈妈级的，而更像一位大姐姐。苏杭的和风细雨，也许真的就有别于他乡。 楼里的人都是老师，但我们小孩子平时皆以“某某的妈”和“某某的爸”相称。唯有窦老师，我们是一定要叫“老师”的，因为她确实是我们的老师 -- 楼里的每个孩子可都是从大学的幼儿园里出来的。譬如我，自一岁起就上了幼儿园，全托，日托，整整六年。幼时的记忆是模糊的，只知道自己是个顽皮不讨喜的孩子，总是在幼儿园里打架，中午常常“禁睡”，被罚在一个放杂物的小房间里写字。有时写到一半，小窦老师进来了，摸摸我的头，半责怪半抚爱地说，又调皮捣蛋啦？看我怎么告诉你爸爸妈妈。吓归吓，可随后她又会说，天这么热，小孩子要休息，来，爬到这张桌子上面睡，下次可别再打架了。印象最深的一次，大约是五六岁吧，有位姓王的阿姨讲大救星毛主席的故事，领着我们唱东方红。五岁的幼儿，如何能晓“大救星”的意思？我倒是觉得毛主席的这个姓挺好玩的，就编了句顺口溜，还押韵，原词当然忘了，大意是“毛主席，毛啊毛，像我头上一根毛，”一下子就在班上传开了。当时的情景早已模糊，仅记得的是王阿姨那张吓得煞白的脸以及从她嘴里冒出的类似“反革命”的词。其时我也真的害怕了，以为要被抓起来，那是一种无以描述的恐惧，“反革命”这个词在那个年代即或一个五岁的孩子也都知道它的阴沉沉的份量的。我当时肯定是又哭又闹，赖在地上不起。我想到了妈妈，祈望她来救我。母亲没出现，倒是小窦老师“救”了我。现在唯一能记起的就是我被关在杂物房里，王阿姨来回踱着步，后来小窦老师进来了，和王阿姨嘀咕了好一阵儿，随即向我走来。只是朝她的眼睛一望，我的那颗幼小的上下颠扑的心瞬间就平息下来 -- 我知道，在小窦老师的眼里，是绝对不会有什么五岁的反革命的。 小窦老师和我们家一共做了十几年的紧邻；十五岁时，我们家搬到了另外的一幢宿舍楼，但仍然在一个大院里，一直到我二十四岁出国，我们两家可说是做了二十多年的邻居。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当年顽皮无度的我，一定是给她家添了无数的气恼，可我如今却记不起来她对我有过什么恶斥怒形，记住的则大多是她的和颜悦色。小窦老师一家每年暑假都要回苏州老家一趟，我也暗暗地盼着他们去，因为每次回来她都要送给我们家两盒苏州卤豆腐干。有一年夏天，就在他们临行前的一天，我又和她那小我两岁的大儿子闹，是我的霸道，还把他打哭了，当时好像遭到了她的丈夫郭老师的一顿嗔怪。他们走后，我颇为沮丧，心想这次这两盒好吃的卤豆腐干肯定是要泡汤了。临近暑假结束的一天，在外玩罢回来，我瞥见小窦老师的两个儿子，知道他们回来了，急冲冲地跑回家，可临到家门口又蓦然刹车，明知无望却又心存侥望，慢吞吞地推开门，赫然见到饭桌上放着两个早已熟悉的盒子。四十多年过去了，这种凡人邻里间的大度及宽容，尤其是出于一年轻女人，至今想来还是那样的温馨如初。 诚然，也许是缘于太湖水的浸孕，除了江南女人特有的那般温柔和软心肠，上帝也同时赋给了小窦老师也许只有太湖女才具有的那种狡黠和乖巧，有些事情至今想来还是忍俊不禁。文革的时候，有个男人常常跑到我们楼里的厕所方便。原来这是位体育老师，负责在大院里的操场上出借篮排球。下午的体育活动从三点钟一直搞到七点钟，该老师就蹲在一个小小的铁皮棚子里，骄阳蒸烤，自是需要如厕，可操场上又不配有厕所，只能跑到最近的家属宿舍求便。一来二去，我们就有意见了，尤其是有次发现他完事后竟没有拉抽水，也许是因为他急于赶回那铁皮棚子，忘了。楼里一位安徽籍的女士跟他瞪眼睛，扯着嗓门说这厕所是给住户用的，不是公共的。可你叫他上哪儿去解决？有人曾经在那厕所的门上安了把铁锁，可那锁很快就被拿掉了，因为这样于我们自己也不方便，尤其是小窦老师那位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儿子。不过，这把锁还是派了用场，那是在我们又发现了体育老师的“遗物”后。有一天，小窦老师躲在公用厨房里，待等到体育老师进了厕所后，就给那门上了锁，原只想给他一个警告。其实凭那身疙瘩筋肉，体育老师完全可以轻易破门而出，可她等了半天却不见动静，原来这个一米八四的大个儿竟从厕所的小窗户里爬了出去。不巧的是，那段日子正遇粪坑杜塞，大量的“黄”物淤积在窗下，体育老师的狼狈相可想而知。事情后来闹到了院里，有人为体育老师报怨，几天后，一个简易厕所终于在操场旁边立了起来。多年后，当我进了大学，那位体育老师恰巧带我们班，聊起此事，他仍是耿耿于怀，问我究竟是哪位瘪三邻居干的。 小窦老师的丈夫郭老师也是苏州人，身材不高，却是精明手巧。与楼里其他的邻居们一样，她一家也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凡人，过着文革时大家都过的那种百姓日子。但是，现在仔细想来，她和郭老师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似乎多了一点对于生活之精致的追求。就比如园林，各个城市都有，偏偏姑苏城里的就是多了那么一点精雅。文革时期，枯燥情匮的高压政治年代，大家都是穷人，对待生活本身往往就抱着一种“糊”的态度。唯一的休息日星期天，通常就是洗衣，扫地，擦桌子，再加上择菜切肉丝烧饭，一天就这样糊过去了。而小窦老师一家，则常常有额外的“节目”。印象中，午觉起来后，时常听到从隔壁传来的悠悠的二胡声，那是郭老师在拉琴。他一定拉了许多年了，因为记忆里那是把琴杆已经被磨得透亮的非常考究的二胡。一个多小时后，琴被挂了起来，另外的一项活动又开始了 — 清擦自行车。他把那辆飞鸽牌自行车里外全部拆散，链条，刹片，笼头，轴承，脚踏子，等等，在机油里浸泡一阵，再用布头仔细地清擦。小窦老师的老大老二则会蹲在旁边，一丝不苟地擦车身，然后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的父亲如何一件件地将零件复原，“变”成一辆焕然一新的新车。这个时候，小窦老师往往会在一旁踩着缝纫机，小儿子在地上爬着玩，收音机里放着《沙家浜》……实实在在的一幅现代农家乐。都说江南的女人会过日子，有一件事可见一斑。文革期间学校的校办农场位处江苏水乡金湖县，大人们去那儿“劳改”回来后，总是要带回一些水乡盛产的大闸蟹。那时没有冰箱，无论多少，只能一次性享受。可小窦老师就不一样。她把剩下的蟹肉蟹黄和刚炸熬好的猪油掺在一起，搁在阴凉处，有上半年不会坏，炒菜时放入少许，喷香四溢，真是馋煞了满楼的邻居。 现在想来，这种平民百姓的对于快乐生活本身的追求，不正是人性中的熠熠之处？ 可是生活往往是不公平的。林彪事件后，据事后传说当时的江苏王许世友借机报复造反派，在南京的大学及政府机关里突然刮起了一股深抓反革命“五一六”的旋风，许多人一夜间身陷囹圄，也有多人自杀，一时间是人心惶惶。郭老师，普普通通的一介书生，竟也遭隔离审查，而且好像这一抓就是两三年。此时的小窦老师，三十刚出头，只身带着三个儿子，最大的也就是十岁，小的才三四岁，又倍受念夫之痛，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那段日子里，楼里常常听到小窦老师的老大和老二的哭叫声，那是他们的妈妈在打他们。我们少时不懂事，只是奇怪平时温柔的小窦老师怎么忽然也揍起儿子来。偏偏祸不单行，她那时又得了肝炎。生活，似乎有意要给这位太湖女多一点磨难，多一点痛楚。 那时已近文革后期，国家遭难，百姓痛苦。但是，万马齐喑的荒野上，人们似乎隐隐约约地已经听到了希望的呼啸，预感到了一线曙光。我想，一定是那一线曙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的曙光，支撑着小窦老师，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七七年我上了大学，住校，自然就很少见到小窦老师了。周末回家，偶尔在大院里撞见他们，一家五口，其乐融融的情景。八三年临出国前，曾经碰到她的大儿子，很优秀的一个帅男，一米八的个儿，其时大学行将毕业。她的老二正在读大专，老三念高中，而郭老师呢，和那时学校里所有的老师一样，正在焕发着事业的第二次青春。此时的小窦老师，也就是四十出头，生活的风帆又一次高高地扬起。我想，恰如当年春晚上那一首怡人的歌曲《太阳岛上》所讴歌的，和全国的老百姓一样，她也一定是在做着“明天会更美好”梦吧。 可是再一次，生活残酷无情地打断了她的梦。仅仅六年后，正值盛年的郭老师因肝癌撒手人寰，这一次是永远地离开了小窦老师。据母亲后来告诉我，五十岁还不到的小窦老师，那一头秀美厚实的黑发一夜间皆成了银丝。将心比心，一个女人，当昭华已逝，中年的烦恼接踵而至，生活的重担高压头顶，正是亟需爱人的厚实的臂膀予以支持时，猝然间这臂膀崩塌下去，孤零零一人留在这世上，这心灵的痛楚，对爱人的哀念，又怎能不一夜白了头？我虽然不知道小窦老师那段日子究竟是如何熬过来的，但我猜，那一定是源于她那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她的三个孩子对他们的母亲的真挚的孝爱。 小窦老师从此没有再婚，而是将她的全部的身心扑在了她的工作上 -- 大学幼儿园。据后来旧日的邻居告诉我，一直到她退休，连续多年，小窦老师年年都被选为全校的优秀工作者。我想，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小窦老师也许是不信上帝的，也不会借拜妈祖和菩萨以祈福消难。但是，在她那颗善良的心中，上天赐予人类最珍贵的秉赋，爱的火花，一定是在灼灼地燃烧着。她将她的所有的爱奉献给了她的上帝 -- 幼儿园的孩子们。而孩子们的欢笑也带给了她渴望的慰籍，忘掉了尘世的悲伤。 我虽然不晓小窦老师退休以后的具体生活，但可以肯定，她一定是幸福的，因为，生活也许不公平，可上天却知道如何偏袒勤劳和善良的人。幸福，并不止于物质，而更是心灵上的。仅举一例。最近几次回国，和发小们聊起往日的邻居，不止一人提到小窦老师和她的儿媳妇们，说是她们的关系远远胜过母女关系。经常地，大院里的人看见她和儿媳妇手拉着手（也不知是哪个儿子的，也许三个轮流）去菜市场买菜，去早点店买油条烧饼，一路欢言笑语，也不知羡慕死了大院里多少的老人。想想看，如今这个时代，举目望去，别说是在美国，就是在华夏大地，这种婆媳间的真情和写意，岂不早已经成了奢望之谈？而对于一个失去了老伴且正在老去的女人，儿子们的孝道，媳妇们的关心，家庭的温暖，天底下难道还有什么能比它们更珍贵？这难道不是上帝回报她的最好的礼物？ 小窦老师走了，离开了这个尘世，去和她深爱的郭老师团聚了。若真是尘冥有渡，我想在此和她说几句话。小窦老师，你还记得当年那个经常惹你和郭老师生气的邻家小淘气吗？那位在你养的鸡的眼睛上涂清凉油，还常常欺负你们儿子的男孩子？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男孩早已成人，现在常常为他幼时的调皮捣蛋而内疚。他想告诉你，你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美丽的阿姨，勤劳，大度，宽容，充满了爱意。他更想由衷地献上他的祝福： 小窦老师，一路走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