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琴趣谈（散文） 汤凯 文革的时候，尤其是到了中后期，城市里学乐器的小孩子好像忽然间多了起来。这些孩子们的家庭大多数是城市里受过一点教育的市民，以老师、事业单位及政府机关的一般职员为主。他们叫自己的孩子学乐器，一是由于当时小孩们的课余娱乐活动实在是匮乏贫瘠，即使在学校时也是无书可读，有件乐器学也算能打发些时间。二来嘛，有些家长暗自奢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出点名堂来，到时候能被什么省或军队的文工团招去，这在当时可说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至少也可以逃避下农村作知青。孩子们学的乐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笛子，手风琴，二胡，扬琴，琵琶，等等不一。不过，舶来品钢琴是绝对没有的，一来是这些普通人家根本不敢奢望，二来是即或有钱买家里也没地方放。可是，同样是西洋乐器，小提琴却是独占鳌头，很快地就流行起来，获得了众多家庭的独宠。适中的价钱也许是一个因素（那时商店里一把普通的小提琴大约卖上三十块左右），而真正的原因，我想，还是归因于乐中王小提琴所具有的那种特有的魔力，它所展现的那种独一无二的艺术感染力。 我开始学小提琴时已经十三岁，可以说是早已成了一块不可雕也的“朽木”。老师是父亲厂里的一位搞机床的技术员。“拜师”那一天，我们是本末倒置，竟然由我的父母亲带着我去他家，由“师母”做了一顿“拜师”宴，其中那道兔子肉炒芹菜至今想来仍然是回“味”无穷。实际上，这位老师并不是什么科班出身，也就是业余爱好而已，我总共在他那儿上了不到三节课。毫不夸张地讲，我的学琴是完完全全的自学成才，尽管这个“才”最终只是达到了在大学文工团里滥竽充数的水平。 虽然没有老师，我当时学琴的热情和刻苦劲儿几乎可以用“悬梁刺股”四个字来形容。不仅仅是我，那个年代学琴的孩子们几乎都是如此。我现在看看海外华人的孩子们学琴，家长们花钱费力地培养，可他们大多纯粹是为了应付家长，自己毫无兴趣。这可真是应了“富家养惰儿，穷家出骄子”这句话。当年我们学琴，不仅没有好的老师（甚至像我这样根本就没有老师），其它条件也是极其匮陋。录音机是天方夜谭，绝大多数人甚至连留声机也没有，要想听小提琴曲，只能等收音机里定时播放的节目。甚至连五线谱纸也是手抄的 -- 先是在白纸上依直尺划上整齐的五线格子，再将每个音符抄上去 （那时还没有复印机这个词，只有晒图机）。那时我练琴，至少是“早一午二”，也就是早晨上学前拉一小时，下午放学后再拉两小时。为了这早晨珍贵的一小时，我甚至没少挨班主任的批评，因为我往往是踩着上课的铃声才进了教室。有时晚上练琴，为了不打扰同楼的邻居，就在琴马上夹上一个晒衣服的木头夹子，这样音量顿时减少了许多。由于没有录音机，又无老师在旁指点，最初的时候常常为如何辨别音准的问题而犯愁（对初学者，小提琴甚难于钢琴，就是因为拉不准音符，难听无比，曰为“杀鸡”）。后来我摸出点道道来：如果对某个按弦位置没有把握，只要闭上眼睛再拉那个位置，则通常都能断定出音准与否来。 若问我学小提琴的初衷，则不得不提及一次电视节目。七十年代初，我们的宿舍楼里搬来了一位喜爱无线电的老师，在他家里自装了一台电视机，那屏幕用的是五寸黑白示波管。大概是一九七三年的春节，我们几家同一楼层的邻居一起挤在他那儿看电视文艺演出转播。最初几个都是舞蹈之类，还有独唱（记得好像是李双江的），于我这男孩并无多少兴趣。中场休息后，报幕员报幕：“下一个节目，小提琴独奏，演奏者，中央乐团盛中国。”紧接着，走上来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大约三十刚出头，身着深蓝色的毛式中山装，身材优美，头发黝黑浓厚，优雅的大分发型，下面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再配上那甘乃迪似的特征性的下巴，光是在那儿一站，那份艺术家的帅气已经紧紧地抓住了我的眼球。待他弦弓一飞，我的整个心都被俘虏了。要知道，我的那位邻居的电视机就是一个单声道破喇叭，可是时隔近四十年，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得当听到盛拉的琴曲时我的心灵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 --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美妙的声音。我记得很清楚，他拉了四首曲子，其中两首是《新疆之春》和《万泉河水》（电影《红色娘子军》插曲）。尤其是那首《万泉河水》，宛若是旷野中飘过来一缕沁慰的徐风，如此优美和动人，竟让我那颗少年之心不能自拔。这种“触电”的感觉，与那初恋时的可说是如出一辙。仅仅过了两个月，我就和父母亲一起赴了那桌“拜师”宴。 很快地，我就成了盛中国的崇拜者（那时还没有粉丝这个词），并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其年年馑三十二岁的他，已经是中国头号小提琴家，位居中央乐团首席。孩提时期他即被称为天才琴童，九岁时即应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录制了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的经典独奏作品，向全国广播，令听众大为倾倒。二十一岁时，弱冠年华的他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赛中荣获大奖，更是蜚声国际，被人誉为中国之星。有意思的是，他竟然是我的南京老乡，父亲盛雪是南京师范学院的教授，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家。盛氏家族可真是人丁“盛”旺，竟有十一个子女（盛中国是长子），其中九人拉小提琴。老大之外，大妹盛中华也是全国有名的小提琴家，且和她哥哥一样，出名甚早，七十年代中期收音机里也有时能听到她拉的曲子，不过，当然无法和她的哥哥比了。 那段时候，在我们学琴的人当中流传着“北盛南潘”说法。这“北盛”自是北京的盛中国；而“南潘”则是指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潘寅林。我原以为潘和盛差不多年龄，现上网一查才知他比盛还要小上六、七岁。照此一算，七十年代初、中期时他才只有二十多岁，可是他拉的红色曲目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所谓“红色曲目”，专指在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所产生的小提琴曲子，通常都带有强烈的革命的激情和战斗的色彩，譬如《炉台》，《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壮锦献给毛主席》，《黎家代表上北京》，《一月的哀思》等等。而在这些红色小提琴曲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公认最动听的，名至所归，当属《炉台》。 《炉台》的全名是《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也曰《金色的炉台》，原是上海工人所作的一首男声独唱曲，后由著名小提琴作曲家陈钢（《梁祝》的作者）改编成了小提琴曲。一九七四年，年仅二十七岁的潘灌制了他拉的《炉台》，从此是高山仰止，再也无人超越 -- 尽管后来许多人拉过，如盛中国，薛伟，唐韵，甚至香港的李传韵（原籍大陆），但依大多数“琴迷”之见，他们技术上也许毫不逊色，可是在“味道”上（也就是那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对音乐的处理以及相应的感染力）就是不如老潘。当年因为没有录音机，我就常常坐在收音机前，不断地旋着频道旋钮，就是为了能“逮”住老潘拉的《炉台》。这首曲子以一个跨度十一个音阶的主旋律的变奏音节开始，全部都是在低音G弦上拉，将那G弦所特有的饱满和浑厚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最后在G弦中位的定位揉弦，苍劲深沉，一上来就紧紧地抓住了听者的心。然后一个大跨度的快速过渡，最后定位在E弦的高音上，以一个强有力的揉弦结束。这一整个过程接着又被重复了一遍，唯一不同的就是在G弦和E弦上的定位分别被提高了一度，更加渲染了音乐所表达的紧张激昂的气氛。紧接着是一段强有力的大跨度过渡，始慢后快，先由E到G，分弓而下，再从G至E，连弓而上，最后以一个轻快的一度颤音结止。即便对我这样一位音乐门外汉，这段音乐也能激起无尽的遐想：革命的炼钢工人，怀着对“伟大领袖”的衷心，奋力战斗在炉台上，一阵挥汗如雨的紧张工作后，走下炉台小息。接下来，曲子进入了优美抒情的主旋律，主要在中间两根弦上奏出，徐徐展开，犹如是一个人在婉婉地倾述他对伟大领袖的感情。然后，这段主旋律以高八度的形式又重复了一遍，其后是一小段变奏，缓急交错，但最后定位在一个强音的高位上，烘托出即将到来的高潮（危机）。再下来，曲子进入了全曲的高潮，是一大段大跨度大强度的快奏。陈钢在这里运用了大量的小提琴演奏技巧，如跳弓，和弦，顿弓，滑音等等。旋律是紧张激烈，仿佛是在描绘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火化四溅的炉台上，突然间炼钢炉倾斜，火红的炉水四溅，威胁着周围的人的生命，也影响着生产；这时候，工人们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置自己的生命不顾，一个人摔倒了，又一个人冲上去，同心协力，终于解决了问题，生产得以恢复，炼钢炉又是炉火灼灼。这之后，是一节非常舒缓幽雅的音乐，尤似工人们在经过一番殊死奋斗后，相互庆贺，擦汗小歇。紧接着，是一小段情绪高昂的过渡，音域由低渐高，好像在预示着什么。终于，全曲的最高潮到来，主旋律以最强音和最高音奏出，象征着伟大领袖出现在炉台上，光芒万丈。陈钢在这儿独具匠心，高潮中忽然间（且是非常自然地）嵌入了一节十分浪漫轻盈的旋律，好像是工人们都簇拥在伟大领袖的身旁，一表衷肠。但是，立即地，一记全曲中持续时间最长的长弓在最高音上划过，随即开始了一段强劲有力的大跨度快奏，最后全曲以一个恢宏的G弦上的长揉音结束，仿佛象征着钢铁工人们在伟大领袖的光辉照耀下，又豪情万丈地投入到革命大生产中去。 平心而论，就纯技巧难度而言，这些红色曲目与那些西方的经典小提琴曲目相比也许还存有差距。但是，就像样板戏一样，作为中国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红色小提琴曲当有它们应得的价值和地位。尤其是这首老潘拉的《炉台》，将永远是我喜爱的珍品。 实际上，那时因为条件简陋，资料匮乏，我接触的可以说全是红色曲目。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西方的曲目，大概是在一九七九年。那年，美国著名小提琴家埃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在全国音乐界掀起了一股斯特恩热。我看了他的独奏音乐会电视转播，这才知道原来天外有天，天底下还有这么优美的小提琴曲子，也是第一次仰慕了世界大师的风采。他拉贝多芬的《春天》，我听着听着，怎么就好像看见大地在开始变绿，山溪在潺潺流淌，花蕾在缓缓地绽开，小鸟在可人地欢叫，一幅春暖花开的油画在我眼前徐展开来。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更确切地说，这就是小提琴的魅力。斯特恩其实在国际上极誉盛名，不仅琴拉得好，而且热心教育后代，譬如马友友和波尔曼在出道时就都曾获得过他的提携。他后来在九十年代初曾经到Ann Arbor举办过独奏音乐会，我自是绝对不能漏过。不过，时隔十多年，年过七十的斯特恩给我的感觉是“斯人已老”，竟有点力不从心。次日读纽约时报的评论，对他的演出也是誉砭参半。由此想到老潘；看了几个他近来拉的《炉台》的视频，实无法与他在二十七岁时录制的那盘同日而语。真可谓“岁月不饶人”，令人唏嘘。 我在中学拉了四年的琴，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进了大学，继续拉。不仅如此，所谓“无知者无畏”，我竟然还奢想进校文工团，还真的给我“混”进去了。那天学校里出了布告，说是校文工团管弦乐队开始招人，我就拎着我那把破琴闯了去。碰巧校团委书记（一位大眼睛的原来也是从事文艺工作的中年女同志）在那儿，我就当着她的面拉了首曲子，就是那首《万泉河水》。现在想来真恨不得挖个地洞钻下去，可是当时我确实没有感到什么羞怯，一边拉，偶尔还斜眼偷看她的反应。她“嗯”啊“哼”啊了几声，也没说什么。一个星期后，我接到通知，竟然被录取了。不过，后来据我母亲告诉我（她和那位团委书记认识），团委书记给我的评价是“精神可嘉，很有胆量。”言下之意嘛，心知肚明。不管怎样，先进去再说。 只是一旦进了团后，有了比较，方才知道自己实在是井底之蛙，心也开始虚了起来。管弦乐队里拉小提琴的有十来个，只有我一个七七级的，其余皆为七八极。我的水平即或不是敬陪末位，也应在倒数三名之内。首席年龄较大，据说进校前曾经在什么市文工团呆过；次席则是个来自苏州的胖小子；第三提琴手好像是位七八极的大专生。看得出来，这三位都经过长期系统的训练，拉得就是好听。练习的时候，我坐在后面，边拉琴边瞧着前面的这三位，羡慕之外还有深深的懊悔，后悔当初自己闭门造车，不找老师，没有打下扎实的基础。刚开始时，排练时我有的音没拉准，每次都被学校请来的马指导抓到；他也不点名，总是很婉转地说上一句“有的人音没有拉准，下次注意。”记得有一次，因为这个“有的人”，我还得罪了一位女同学。那次排练，大家没有按次序坐，我坐在中间。马指导说了那句“有的人”后，也许是人性使然，我下意识地回转过头，往后面看。那位女生坐在我的后面，我这一回头，她不高兴了，嘴里开始叽叽咕咕“看我这儿干嘛，没准儿是你呢。”我想她如今早忘了此事。不过，此事当时对我倒是刺激很大。真所谓“虎落平阳”，人穷气短，谁叫我技不如人呢。暗地里，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挣口气，利用在团里排练的机会，好好提高自己的水平。 三年下来，到临毕业时，我自认长足不少。有一次独自一人在图书馆旁的大树下拉《梁祝》，忽然那位第二小提琴手苏州小胖子冒了出来，原来他恰好路过，躲在暗处已经听了一阵子了。他的眼神里露着吃惊，夹带着赞许，完全没有三年前最初时的那种微妙的不肖。嗨，不错不错，他说。看得出来，他是诚心地“表扬”我，因为他可是没有任何理由来讨好我这个末席手。 谈到学琴，不由得想到我“收徒弟”的事儿。别看我本人是个“臭”琴手，还真的带过几个徒弟，其中两个现在想来还是忍俊不禁。高二的时候我们班在南京的一个翻砂厂里学工，我上的是夜班，夜里十二点到早晨七点。凌晨三点时我们有大约四十分钟的休憩时间；我百般无聊，就把小提琴拎了去，拉了起来。哎，这可引起了厂里的一个小青工的强烈兴趣。我记得很清楚，小青工姓张，个子较矮，大脑袋，大约二十三四岁，喜欢讲笑话，挺滑稽可爱的。他要我教他拉琴，最初主要是我拉，他在一旁观看；但是很快地，这四十分钟的休憩时间都成了他的练琴时间。甚至到后来，在正常的工作时间里他也常常失踪，不过隐约间我们都能听到由楼上的一间放工具的杂货房里传出来的唧唧喳喳的琴声。最后嘛，小张挨了车间主任的一顿严厉批评，我也受到了警告，小提琴从此绝对不可以再带到厂里来。 另外一位徒弟嘛，是我大学的一位同寝室的同学。该“徒弟”比我还要小一岁，也是南京的应届生。此老弟天资极高，唯常常“不务正业”，对本应要学的工程本专业不感兴趣，反而对人文艺术情有独衷。譬如大学毕业时，他没有考本专业的研究生，却去考了北大的古汉语，由此可见一斑。他见我们管弦乐队在台上演奏“蓝色的多瑙河”，好是羡慕，说他也想学拉琴。正好乐队给了我一把好的提琴（记得好像是花了两百多块钱买的），我就将我那把破琴借给了他，还给他上了几堂“启蒙课”。自此他是一发不可收拾，几近痴狂。有一天早上，他在寝室里专心致志地练琴，拉到激动处，脚也动了起来，一不小心，一只脚踩进了地板上的一个窟窿里。（我们的寝室是四十年代末盖的，虽然老旧，质量却很好，地板下空了大约一尺左右的空间，以利通风。）他够义气，此刻下意识地他竟然想到的是保护我的那把破琴，而不是他自己 -- 用左手将那琴举得高高，同时还用右手去保护它。慌乱中，他桌上的一碗稀饭被他的右胳膊撸翻，他的那只小腿上也被蹭掉了一大块皮。待尘埃落定，看看只是一碗稀饭和他的一块皮而已，也就是虚惊一下。我问他几点啦，该去上课了。他看看手表，说还有十来分钟呢，再拉。可我发现他戴在右手腕上的那只手表有点奇怪，怎么表面看上去是异常的清晰，时、分、秒三个指针显得很有立体感，却是挺怪异的。待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那塑料表盖早已不知去向，想必是刚才他为了保护我那把琴，右手腕碰到了桌沿上，给撞飞了。这只表他是否后来继续戴着，我当毫无印象。也许他应该保留着它，不为别的，就为了验证这小提琴迷人的魔力。 正是究于小提琴的这种魔力，它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地位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巨无霸”，没有任何其它乐器可以与之匹敌。比如说在电影音乐方面 -- 大凡是一部感人的优秀的故事片，通常都伴有一曲动人的主题音乐，而曲中最精华的部分大多又是以小提琴独奏的形式表现的。例如电影《辛德勒名单》的主题曲子，就是以小提琴独奏表现的。如泣如诉，当人们聆听由帕尔曼演奏的这首曲子时，耳朵里飘进的仿佛已经不是音符，而是犹太人的哭泣，他们的悲愤，呐喊，对人性尊严的渴求，以及对法西斯的控诉。几乎无法想象，换了任何其它的乐器，这种音乐的感染力还能如此强烈地被宣泄出来。电影《Ladies in Lavender》我看了许多次。看到感人处，看到年轻英俊的男主角孩子般的依偎在女主角的身旁，而衰老的女主角犹豫地将手轻轻地搁在他的头上，那种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岁月的无奈，常常令我不禁要落下泪来。而每到此时，我会蓦然意识到，原来刚才耳边一直在萦绕着一首伤感的小提琴独奏曲。我这落泪，究竟是因为眼里所见的银幕上的情节，还是源于耳中所听到的音乐，抑或是两厢益彰，孰此孰彼。不过，有一点我却是肯定，就是若是没有这一首小提琴曲的伴奏，我的感受绝对不会如此强烈。 大学毕业后出了国，从此就再也没有摸过琴弓，如今甚至连五线谱也给忘了个干净。据说爱因斯坦曾经很认真地告诉过他的朋友，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放弃了已经拉得很不错的小提琴而选择了物理学。我一介凡夫自不能与他老人家相提并论，不过却能共鸣他的感受。我若能坚持下来，凭着我的真诚和刻苦，现在说不定还拉得不错呢，至少可以自我欣赏。 行文至此，既然文章题目里有个“趣”字，也就以一件趣闻结束此文。几个月前读一网上新闻，报道著名小提琴作曲家陈钢赴美国某城市出席个人作品音乐会，其中有一句（大意）：“七十六岁的作曲家神采奕奕，偕比他年轻近四十岁的美丽娇妻一起登上舞台，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的脑子里不由得冒出了一句俄罗斯的谚语“美女总是叫酋长们的马车给拉走的”。近八十的老翁娶上小他近四十岁的美女，而且得到的是如此真心的赞美词，我想这个礼遇并不是所有的人（即便他是亿万富翁）都能得到的吧。也许，当那位记者在写该报道时，执笔的并不是他的手，而是那曲凄婉动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2010年9月作于香港科技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