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小姐和她的两个男人（中篇小说）

汤凯

序

我的少年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度过的。敏感、躁动、又充满了幻想，我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复杂的成人世界。大人们让我着迷，又令我困惑；他们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美”的眩晕，却又令我痛苦地明白了“丑”的现实。下面，就是我要讲的故事，一个美丽的女人和她的生活中两个男人的故事。

一

第一次见到旗袍小姐时，我还只是个九岁的孩子。

那时，我们家住在南京N大学教职工宿舍大院的一栋筒子楼里一楼。秋日来临，大操场上原本葱绿的草坪已经开始退色了；秋风中，从高高的杨树上会不断地飘下来片片的树叶，半黄的颜色，簌簌地洒落在灰色的草地上。每逢这个季节，即或在我那幼稚的心头，也会抹过一层淡淡的伤感，因为炙热快乐的夏日已成了昨天，等待人们的，又将是南京特有的阴冷的寒冬。那年的九月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甚至连我们小孩子都感受到了震撼 ―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祝福的林副主席，竟然想要叛逃苏联，结果给摔死在了蒙古的大草原上。那段时候，傍晚时分，大院里的大人们（全是男人）常常一簇簇的围在一起侃大山，悄声细语，有的还捂着嘴巴，左顾右盼，脸上却是一派兴致盎然，人人好像一夜间都变成了收音机里说山东快书的人，能说会道，侃得眉飞色舞。他们平时在学校里不上课，整天就是读那本巴掌大的红宝书，闷都要闷死了。如今突然发生这样大一件事儿，仿佛天下掉下块馅饼，那还不吹它个天花乱坠？可我却提不起精神。一切都是灰蒙蒙的，甚至连大人们的穿着打扮也是乏味不堪：大多套件清一色的老头汗衫，灰不溜秋的长裤，脚上拖双灰色的凉鞋，抑或是土黄色的解放鞋，有些人甚至连头发都已经灰白了，还常常乱蓬蓬的。  

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旗袍小姐。

有一天下午，像往常一样，放学后我又开始在家里练起了吉他。我自己也说不上特别喜欢，是妈妈两年前强迫我学的，说小孩子得有点事情做，免得学坏，反正又不花什么钱，因为老师就是本校音乐系的一位老师。为了看清楚谱子，我通常是背对着窗户练琴的。那天我是越级，背着老师弹起了D调卡农练习曲。它那略带忧伤的旋律一下子就触动了我，引得我认真地练起来。弹着弹着，我怎么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可我正在兴头上，不想中断，等到最后一个拨弦完了，才转过头去。只稍一眼，我就不由得怔住了：

五米之外的水泥路上，立着一位穿着旗袍的年轻女人。起初我根本就没有瞧她的面孔，因为我立即就被那件旗袍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旗袍，过去都是出现在连环画里。看得出来，它有年头了，底端和袖口处都已经发白。可是它整体的质地，配上那种墨中带青的颜色（我后来在高中时读杜甫的《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才知道那叫做黛色），却予我一种非常高贵的感觉。旗袍的腰身非常细，荷花型的领子又高又直，高高的袖沿和旗袍的底沿上各镶着一圈漂亮的绒边，腰身处开出一道细长的衩口，还有从领口至侧胸处那一弯斜襟，上面不用呆板的纽扣，而是系上一枚优美的蝴蝶结，这一切让我不由得心中讶然一震：原来女人穿的衣服是可以如此的考究和优雅。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衣服好看呢，还是女人的身体好看，总之，在这件紧身旗袍的相映下，她的四肢显得格外的纤细修长，尤其是波浪形的腰部，既紧绷又圆滑，散发出某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神秘感 ― 女人的身形原来可以是这样的，多好看啊。直到这时，我才将目光抬起来，因为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渴望，下意识的，我的那双稚嫩的眼睛在刻意地寻觅什么。我没有失望。那是一张异常美丽的面孔，清丽脱俗，恰如我所期待的模样。不仅仅是好看；还有她脸上呈现出的神情，怡然雅致，予我一种非常新颖的感觉。十年后，当我有机会接触文革前的电影，看到里面出现的那些举止高雅、说话柔软动听的大家闺秀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旗袍小姐。

我傻傻地愣在那里，怀中还捧着吉他，那情景肯定十分滑稽。她笑了，说小朋友，别盯我呀，你弹得很好，阿姨喜欢。

整整一天，我总想着她的笑容 —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笑容。

晚饭的时候，我向爸爸妈妈提起这事，说我见到了一位穿旗袍的大姐姐，长得特别好看，她说喜欢听我弹琴。妈妈瞥我一眼，又会意地瞅了瞅爸爸，仿佛是自言自语：“唉，童无戏言，谁不喜欢美呢？女人天生美貌，那是前世造的福气。”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听到做大学老师的妈妈在我和妹妹跟前提到“美”这个字。爸爸立即纠正我，说什么姐不姐的，你应该叫她阿姨，她比你妈也就小上七八岁。“六岁十个月，”妈妈怎么忽然抠起字眼来，“她图书馆的同事小周告诉我的，她今年也三十啦。”妹妹这时也插进来（她怎么消息比我还灵通），说她知道，大院里的小姐妹都叫她旗袍小姐，说她的爱人犯错误了，被从南村赶到了北村。你吃你的饭，什么小姐不小姐的，那是资产阶级的叫法，爸爸训斥六岁的妹妹。“就是叫小姐嘛，”妹妹不服，还加了一句，说大家都赞旗袍小姐是整个大院里最漂亮的女人，可惜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里。

职工大院分成南村和北村，中间隔了个大操场。南村那儿的房子都比我们北村这儿的大，皆是独门独户的套间，带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过去大伙儿都管它们叫“教授楼”，因为住在那儿的都是解放前喝过洋墨水的教授。文化大革命一来，教授们都被赶到北村这块儿和小助教们“平等”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大学革命委员会里的人，像党委书记、军代表、团委书记、工宣队队长之类的。我对这些职称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都是校级干部。旗袍小姐既然曾经住在南村，那她的男人一定也是什么校级干部了。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被贬到我们北村这儿来了？

我对当什么干部不感兴趣，只是觉得，像旗袍小姐这样好看的女人，他的男人一定也不能差。那段日子，我正在偷偷地读妈妈藏在箱子里的小说《林海雪原》。当读到美丽的女卫生员白茹和团参谋长少剑波雪乡谈情的那章时，我就想，这少剑波如果长得像个丑八怪，白茹还会喜欢他吗？鬼使神差，接下来的几天，我有事没事就在旗袍小姐住的那栋筒子楼下转悠。终于有一天，我瞧见她跟着一个男人走了出来。那男人看上去至少比我的爸爸大七八岁，头发都已经白了，都十月份了脚上还拖着双脏兮兮的凉鞋，套了条直通通的黄色军裤，上面则是件皱巴巴的黑色的夹袄。不仅穿着邋遢，他的脖颈处还有一条近三寸长的疤痕，像是一条巨大的毛毛虫，看上去阴森森的可怕。旗袍小姐认出了我，立即露出了微笑，摸摸我的头，正要说什么，那男的已经在催她：“跟个小孩子磨蹭什么，快点，雪里蕻都要卖完了。”

我不由得想起了妹妹的那句“鲜花插在了牛粪里”。

“旗袍小姐的男人是个丑老头，板着个脸，好像家里死了人一样，颈子上还有块大疤，好难看，讲的话也听不懂，”回家后我跟爸爸妈妈说。

那是他陕西乡下的土话，妈妈告诉我。

“武装部长从副书记位置上给捋了下来，一下子老了五岁，”爸爸对妈妈说。

“武装部长”，大院里的大人们都是这样称呼旗袍小姐的爱人。他十六岁那年，正逢国共两党酣战，蒋介石四处强拉壮丁，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就顶了村里的一家大财主儿子的名额，替父母换得五斗大米，自己则稀里糊涂的加入了国军。枪林弹雨一整年，子弹偏偏对他长眼，没伤一根汗毛。四八年辽沈战役时，眼看解放军摧枯拉朽，国军兵败如山倒，就跟着他的那个小分队投诚了林彪的四野，咔叽服换成了解放装。来年四月，蒋家王朝终于訇然崩溃，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的千帆蓬船里，就有端着冲锋枪的“武装部长”。他后来对人吹嘘，说他还端着枪冲进了南京总统府。其实他一过江就被派到下关守卫粮仓，这一守就是三年。二十一岁退伍，他不想再回到穷山僻壤的陕西农村，政府又照顾，就留在了旧王朝的首都，在N大学做了一名武装干事。临到文革伊始，他“官”阶副科长，手下两名干事，专门负责大学生军训之事，“武装部长”的称呼由此而生。在一片“东风吹、战鼓擂”号角声中，他也按捺不住，成立了“钟山誓死捍卫党中央自卫队”，自任队长，要夺学校的大权。东征西战，自卫队随即被一个更大的造反派收编，他则做了收编者的副头头。两年后，造反派又被党中央收编，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根红苗正的他，摇身一变当上了副主任。副主任又变成党委副书记，主管后勤和杂事。就这样，这位只读了三年小学的放牛娃，不到四十岁，竟然坐上了堂堂大学的第三把交椅。

这些都是后来我从邻居们的嘴里听来的。大人们议论他时，眼里常常露出不屑，讥笑他土得掉渣，小学生一个，作报告就懂得读毛选。有次全校开大会批判“白专”路线，他挑出一位搞文学的老师做典型，说你还写什么“论李杜唐诗的社会性”，这位叫什么李杜的诗人，都死了一千年啦，跟我们文化大革命又有什么相干？不屑中又参杂了点幸灾乐祸，因为林彪事件东窗事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被上级贴上了“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标签，进了学习班。其实他除了当年做过林彪四野的士卒，也许还说过“林副统帅最会打仗”之外，哪里还敢想象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竟然胆敢反抗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还不是因为得罪了人，现在又被人暗地整了。

“他看上去就不聪明，”妈妈对爸爸说，是让我偷听到的。

她看不起“武装部长”，可是对旗袍小姐的评价则是截然相反。当妈妈跟爸爸议论旗袍小姐时，我注意到她脸上常常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嘴角紧抿，好像有什么心事。我直到长大后才得以理解，“焦虑”一词也许不必，但那确实是女人对女人特有的羡慕。年轻、貌美，妈妈也赞；但最叫她感叹的还是旗袍小姐的气质：“你看她穿的衣服，跟我们一样的料子，可是一上她的身子就好看；还有她讲话，彬彬有礼，那语气，从来不粗声粗气的，举手抬足，一看就是大家子出生。”

 “三代出个贵族，”妈妈常说，“她爸爸是国民党的将军，从小熏陶的。”

的确是位大家闺秀，爸爸偶尔冒出一句，也不怕妈妈不高兴 － 我的外婆最多也就只能算个中农。

其实，大家对旗袍小姐所知寥寥，只听说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军，临解放前死在了海上，留下妻子和两个幼子。有人说她的妈妈不是正房，而是个姨太太；还有的说她根本就是个私生子，妈妈只是将军的地下情人。众说纷纷，唯有一点众口一致，就是搞不明白，像她这样一位高雅美丽的女人，为何要找一个大她十岁的土包子？图“武装部长”的副书记头衔吧，有人嚼舌头。可他们结婚是在四年前，那时“武装部长”还只是个造反派头头，凭着旗袍小姐的禀赋，肯定讨厌他，怎么竟然还愿意嫁给他？

旗袍小姐就像一团神奇的迷雾，飘到了我们北村，让大家原本单调乏味的日子顿起生色。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大人们并不总是热衷于搞阶级斗争；对于美丽的女人，他们似乎更感兴趣。

没过多久，又有一条有关旗袍小姐的传闻在北村暗暗弥散开来：“武装部长”身体有毛病，生不出孩子。也有人猜测旗袍小姐根本就不想要小孩；不，只是不想要“武装部长”的小孩。这话讲的也太缺德了吧，妈妈皱着眉头对爸爸说。懵懵懂懂的我，虽还不谙男女之事，但一想象到旗袍小姐被那样一位邋遢的男人抱在怀里，心里就不由得凸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们若真的有了小孩，长得可千万别像“武装部长”那副德行。

日子在缓缓地过着。

可突然间风起云涌，报纸、电台里又开始疾风暴雨，一场新的政治运动降临了。这次叫做“批林批孔”— 批判“叛党叛国卖国贼”林彪，竟然连带上了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谁也没有料到，“武装部长”咸鱼翻身，运气又来了。原来上面得知他出自四野，要他反戈一击，出任学校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在全校作大会发言。他也不知批什么，就用他那浓重的陕西土话吐出了一句“平津战役前，林总司令……不不不……林彪作动员报告，我坐在底下，怎么咋看他咋像孔老二呢”，惹得场下轰然大笑。他却浑然不知，黑色夹袄换成了黄色的军装，胸脯好像又挺了起来。按照他的想法，也许很快又要搬回南村了。

瞧他神气的，大院里的大人们又开始私下里议论起他来。议论中，自然粘上了旗袍小姐，说等到“武装部长”搬回南村后，她又要做书记太太啦。更多的则是持相反的观念，说你瞧“武装部长”那个土样，就是做了皇帝，旗袍小姐也不会快乐。

议论来、议论去，邻居们也就是动动嘴巴而已，夹杂着对于旗袍小姐美貌的真心的赞美和羡慕。他们哪里知道，高贵美丽的旗袍小姐原来藏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二

而我则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那是一九七四年清明后的一个下午，前一天我刚刚过了十二岁的生日。整个下午，我们全班都在听班主任的训话，不是训我们，而是狠狠地批判孔子的那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学们，‘是知也’就是认命的意思。这是何等腐朽的封建思想啊。不知道，难道不可以学吗？为何要认了呢？这不是要广大的劳苦大众俯首听命、听任那些士大夫的摆布吗？……”她在台上批得情绪高昂，可台下我们这些五年级生却听得满头雾水。好不容易挨到放学，想到玄武湖公园里的动物园刚刚进了两只长颈鹿，我忽然心血来潮，决定独自跑去玩玩，散散憋了一下午的闷气。

天上飘着微微的毛毛雨，树叶都变绿了，空气中弥漫着江南清明时节那种特有的雾蒙蒙的气息。进了解放门，我的眼前顿时开阔起来。远处，烟雨蒙蒙中，紫金山忽隐忽现，呈现出一种藏青一样的颜色（就是旗袍小姐穿的旗袍的那种颜色）；前面是浅色的玄武湖，水面上泛荡着细细的雨珠；湖岸边，青嫩的垂柳随风划过水面，遗留下圈圈粼粼波动的涟漪；而在湖中央，则见褐色的鸳鸯，三五成群，悠然的在水中嬉戏。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触动，屏息凝气，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住了，定格在眼前的这幅无以描述的山水画面之中。是的，十二岁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自然的美。

不止我一人在欣赏。虽然公园里几乎不见游人，但当我经过湖边那条拱形长廊时，我瞥见了一把隐蔽在一棵杨柳树背后的紫色的油纸伞。我不由得定住了脚步 — 旗袍小姐打的就是一把紫色的油纸伞。这南京城里应该有无数把紫色的油纸伞吧？可是鬼使神差，我偏偏认定那把就是旗袍小姐的。而当我跑到柳树的后面，却一下子镇住了：打伞的不是旗袍小姐，而是一位英俊的年轻男人；可在他的身旁，拉着他的手、依偎在他肩膀旁的，不正是旗袍小姐吗？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时脸上的表情，那是幸福，是兴奋，她整个儿就像是换了个人。我这个幽灵的突然出现让他俩吓了一跳，幸福的神情瞬间变成了诧异。可一旦看到是我，她的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又立即充满了柔意。“是你呀，弹吉他的小男孩，当暗探啊，”她摸摸我的脑袋。那男的瞬间就松开了拉着旗袍小姐的手，挺警惕的盯着我。旗袍小姐现在专注着我，神态郑若，那情景，反倒像是一位老师在审视她的学生。弄得我反而左右不是，支支吾吾出一句“嗯……我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她依然凝视着我，明显的是在思考什么。三个人谁也不说话，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住了。终于，她开口了，说她过几天会来找我，要带我去一个地方看看，在这之前希望我能替她保守眼前的这个秘密。“可以吗？”她轻轻地问。我立即“嗯”了一声。“好吧，去动物园玩吧，”她笑了起来，同时将食指放在嘴唇上，轻轻发出一声“嘘……”。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那个男人。他的皮肤又白又细，身材修长，有着一双令人神迷的大眼睛，鼻梁帅拔挺直，黝黑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白衬衫的领子熨得直挺挺的，加上那件黑色细呢子大衣，看上去是那样的赏心悦目，简直就像个电影演员……对了，就像那位在电影《海鹰》中饰演艇艇长的王心刚（这是我在妈妈藏在柜子里老电影剧照上看到的）。旗袍小姐那么亲热地依偎着他，难道他是她的……情人？哇，这不是和我当时正在读的《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安娜一样吗？这要是让大院里的人知道了，那还不炸开了锅。

第二天，晚饭后我还在想这件事儿，哎，旗袍小姐到我们家来了，怀里裹着一大堆书。这几年下来，她和妈妈已经成了好朋友，常常从校图书馆里拿外国的小说给妈妈看。她一进屋，也没回答妈妈热情的问候，只是将眼睛专注地观察着妈妈的表情，时而又投向一旁的爸爸。只稍一会儿，她的眼里就闪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出来，同时递给我会意的一瞥。她看出来了，我没有告诉家人。我也心照不宣，她今天来可不是为了送什么书。

果然，晚上上床前，妈妈告诉我们，旗袍阿姨想“借用”我一次，载我骑自行车在城里转转；她特别羡慕那些妈妈们，自行车后座上载着自己的小孩，在马路上悠悠地转，可惜她没有孩子。儿子，妈妈抿了抿嘴，你有了这么漂亮的“后妈”，可别把亲妈妈给忘了哦。

到了星期天下午两点，我早早的就在北门口等旗袍小姐。她来了：穿了件米色高领的开司米衫，下身一条藏青色的长裤，一双褐色的轻巧的皮鞋，一枚精巧的发簪将长发盘起，恰到好处地落在围在脖颈上的一条杏色丝巾上。“举手抬足，一看就是大家子出生，”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的这句话。她拍拍她骑的那辆乳白色的二六号飞鸽自行车的后座，我呼的跳了上去。没骑上两步，她盯咐我抱牢她的腰，又噗嗤一声，说辛亏你还没有开始长身体，不然的话阿姨可带不动你。

她载着我先去了鼓楼，拐进曙光电影院旁边的一家清真馆子，买了三个牛肉包子给我吃。我说太多了，她说“好”，阿姨陪你吃一个；又给我示范，说这包子汁多，你先戳个小口，把汤啜尽。我吃得津津有味，她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你为何不吃呢，我问。阿姨在想小时候呢，她微笑着回答我。旗袍小姐告诉我，她八岁前爸爸常常带她来这里。言罢，她起身走向一位柜台里的老师傅，轻声向他说了什么。那人先是吃了一惊，仔细打量她一番，随机立即摘下回族人戴的白色的圆帽子，向旗袍小姐行了一个鞠躬大礼。其他几位师傅也纷纷向她示意，都是满脸尊敬的表情。

出了馆子，我问她为何偏偏八岁后就不来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正是今天她准备告诉我的，等一下到了一个地方她就说。

我们先沿着北京东路骑，路过了北极阁，又过了和平公园，右转到太平北路，过了浮桥，左转到长江路，最后来到了一座被高高围墙围着的巨大的建筑的前面。院子中央的正门庄重雄伟，在至少有三层楼高的拱形门廊上方镶着三个巨大的金色的字“府统总”。哎呀，好气派，阿姨，原来你是带我来看“总统府”啊，我对旗袍小姐说，我还从来没来过呢。她停住了车，若有所思地望着这座宫殿式的建筑，明显的在回忆什么。“是，也不是，”她摸摸我的脑袋，“走，阿姨推车，那地方离这儿不远。”

走了十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一条僻静的巷子。巷子的两旁种满了漂亮的法国梧桐树，像是两行笔直的遮阳蓬，只透过少许阳光，在青石铺的路面上忽闪忽闪的；而树后面则都是高高的青砖围墙，每隔很远才见一道带有台阶的双门。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级的住宅区，想必墙后面的就是那些只在连环画里才见到的小洋房了。旗袍小姐领着我站在标有“宁海巷七号”门牌前，久久地凝视着那道已经褪色的双门。我注意到她的胸脯开始微微起伏，喘气加重，眼圈明显地变红了。我不知如何处之，只是静静地立在她的身旁。许久，她镇定住了自己，转过脸来，望着我：

“你喜欢阿姨，所以愿意为阿姨保密，是吧？”

我重重地点点头。

三

她的父亲是一名抗日名将，在国军的武汉和长沙对日战役中屡建奇功，一九四〇年刚届四十岁时已获冕国军中将。英雄好美，在一次在陪都重庆举办的舞会上，将军结识了一位二十岁的美丽动人的女大学生。一年后，他们的孩子呱呱落地，取名芷霜，她就是旗袍小姐。可是将军已有家室。元配虽然愤忿，但顾及将军的名誉，最终咽下了羞辱，随了他的意愿，正式迎娶芷霜的母亲为第二夫人，也就是姨太太；这在当时的民国并不新鲜，尤其对于名人和权贵。四年后，日本鬼子终于向顽强的中国人民投降，国民政府回府南京，宁海巷七号也迎来了新的主人 — 已升为国民政府国防部副部长的芷霜的父亲。

七号院子里有两座洋房，分别住着夫人和姨太太，以及她们各自的两个孩子。两位夫人平时也算和睦相处。芷霜的妈妈对待元配夫人是恭敬有之，在外在内一切皆以元配夫人为是。娶姨太太虽然无悖民国的法律，但毕竟是旧时的遗俗，将军又是名人，常常代表国府出头露面，为顾及影响，这种正式场合姨太太一律回避，必须以元配夫人陪伴。唯有一个场合，芷霜的妈妈一定要出席，那就是每年在总统府里举行的平安夜舞会，因为这乃是总统夫人的钦定。舞会上，芷霜的妈妈身着旗袍（就是旗袍小姐穿的那件），依次和国宾和名流们共舞；美妙的华尔兹旋律中，她那迷人的容颜和优雅的舞姿，不知倾倒了舞池内外多少的来宾。而在这个时候，小芷霜往往正坐在身着将军服的父亲的大腿上，周围也是一片赞美声。因为舞会后，小小的她将会演奏钢琴，一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又令多少大人折服 — 到底是将军的女儿，人人都这样说。有贵妇人还预测，三岁看到老，你们看小芷霜，那举止和神情，多像总统夫人，将来一定要去美国读女校，三十年后，说不定就是下一位总统夫人。

家里家外，人人都爱着这位美丽可爱的小公主。她最喜欢的，则是跟着爸爸去鼓楼的清真馆子。每一次，爸爸都会换上便服，叫司机把小轿车停在北极阁，留下保镖，然后牵着小芷霜的手步行去馆子。有时候，爸爸会健身一跳，从路边的法国梧桐树上摘下一个毛果，弯腰递给小芷霜。进了馆子，大师傅会弄上两碗最好吃的牛肉粉丝端给父女俩，个个都围着小芷霜逗她玩。来自大西北的爸爸，会和师傅们唠家常，询问他们家乡的事情。小芷霜不大懂得大人们说的事情，只是记得听到的大多是什么“干旱”、“蝗灾”、“大饥荒”、“拉壮丁”之类的词语。常常的，在返回北极阁的路上，小芷霜发现爸爸的眉头会蹙起来，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嘴里有时还自言自语“唉，民不聊生，还自相残杀，国之不幸啊”。爸爸你怎么不高兴呀，她抬起脑袋问。

小芷霜哪里知道，此时国军和解放军正在华北和东北战场互相厮杀，共产党渐呈优势，捷报频传，失去民心的蒋家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终于有一天，当她跟着保姆从教会学校放学回家后，发现一大家子人都集中在大妈（元配夫人）的客厅里：妈妈抱着三岁的弟弟在暗自落泪；大妈和两个已经是大学生的哥哥表情凝重；爸爸呢，则是背着手在来回度步。见到女儿，将军眼圈一红，将她一把抱起。原来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撤退台湾，一星期后将有一艘客船“太平号”驶往台湾基隆，将军要随船压送政府的重要档案文件。人心惶惶之时，政要、绅士、和各类的名流，个个都想挤上这条船。将军因为地位特殊，得以携带三位眷属的特惠。他没有犹豫，决定带上元配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虽然年轻漂亮的姨太太是他的宠爱，但此时此刻，他把优先权给了与他夫妻近三十年的元配。等着我，将军安慰芷霜妈，四个月后我回来接你们。

芷霜后来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上帝让她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悲剧，哪她是否还想上船吗？她不知道。

一星期后，在依稀可闻的解放军的炮声中，由上海驶往基隆的“太平轮”客船，因超载、夜间航行未开航行灯而在舟山群岛海域被撞沉，船上近千名乘客命归海底。

一夜之间，宁海巷七号的主人成了孤儿寡女。

仅仅三个月后，“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凄凄降下，红色的五星红旗疾疾升起，新中国诞生啦。又过了三个月，就在芷霜八岁生日的那一天，宁海巷七号换了主人：原来的一家三口搬进了下关码头区的一间十二平米的平房，代之以解放军南京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

这就是旗袍小姐八岁前的故事。

回家的路上，混杂在自行车的洪流中，我抱着旗袍小姐的腰，忽然觉得这世界有点不可思议：将军的女儿、姨太太、小轿车、洋房、在总统府弹琴、下一位总统夫人，这些在我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是一夜间，这一切又都变成了泡影，她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我感到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而旗袍小姐则变成了一个令人怜惜的、需要人保护的小姑娘。虽然她丝毫没有提及玄武湖的事儿，但我已经下了决心，只要是为了旗袍小姐，我什么都愿意做。

快到北门口的时候，我对她说：“那天在玄武湖我什么也没看见。”她回过头来，递给我感激的一瞥。停顿片晌，她问我是否愿意再答应她一件事儿，就是别跟他人讲她的故事。人多嘴杂，你知道就行了，她嘱咐我。

四

我坚决地恪守了诺言，没有向任何人泄密。可是心底里，却对那个男人更好奇了。不知怎得，我总觉得曾经见过他，而且就在大院里。他是干什么的？也像旗袍小姐一样出身于显赫的家庭吗？看看他，再想想“武装部长”那副粗陋的样子，真可谓是天壤之别。有一次，我去旗袍小姐家替妈妈还书，见“武装部长”不在，实在忍不住了，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那个叔叔真好看，他是谁啊？”她微微愣了一下，稍许迟疑，然后直视着我：“你不是跟阿姨说过吗，那天你什么也没看见？”见我满脸不好意思的样子，她立即温柔地摸摸我的头,说我还只是个孩子，再过几年她会告诉我的。

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曾不止一次偷偷地跟踪过旗袍小姐。不过，我猜她一定加强了警惕，整整两年，连个影子也没有见着。

直到两年后的一天，一曲在我听来美如天籁之音的音乐将我引到了那个男人。

在这之前，我以为南村的房子就是整个大学里最好的宿舍。那天我在校园里闲逛，无意间撞到了三栋漂亮的小洋房，坐落在东边僻静的一角，被半人高的竹篱笆围了起来。都是三层楼的房子，每家门前一块精致的小花园，青色的砖墙上布满了细细的蔓藤，四周是葱绿一片，树梢上则正开着乳白色的桂花，弥散着馥郁的芬香。学校里谁有资格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啊？我正要甩步离开，却不由得镇住了：从中间那栋的二楼上，悠悠地飘下来了音乐声。它的旋律是如此的优美动人，完全迥异于我已经听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战斗曲，以至于刹那间我仿佛“触”了电，那情景与我两年前在玄武湖畔所感受的如出一輒。我好像第一次发现，原来音乐可以是如此之美。我立在那儿，听得如醉如痴，直至音乐已经停了，仍然是意犹未尽。

一连三天，放学后我都要跑到这座小洋房的花园前。而每次来都没有失望，从那二楼上面总会飘出美妙的外国的曲子。偶尔间，还会掺进一个男人的歌声，男中音，那嗓音就像是上了磁似的，太好听了。我想也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十四岁的我立下了一生的誓言：将来我要做个作曲家，要写出和这些美妙绝伦的曲子一样好听的作品。那天晚上，我练了三个小时的吉他。

是什么人，听这样的曲子？又住在这么高级的别墅里？

按照妈妈说的，那三座别墅被叫做“院士楼”，分别住着学校里三位大师级的人物。中间的那位不是院士，而是个画家；据说他画的山水画，解放前已经是洛阳纸贵，被蒋介石挂在总统府里迎候外宾。文革初时，三位大师都被逐到了我们北村。但没过两三年，听说因为中央点名保护，他们又都搬回了“大师楼”。大师们伟大，他们的儿女辈也非等闲之辈，尤其是那位画家，妈妈说他有个儿子，也在学校里工作，教音乐指挥和作曲，天赋过人，可惜了，如今只能搞样板戏创作。

鬼使神差，我竟然就冒出一句：“那画家的儿子是不是长得很好看，像王心刚？”

她愣了愣，瞟我一眼，说你怎么知道？“他的妈妈曾经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花，基因太好。对，学校里大家都叫他王心刚”。

“他结婚没有啊？”我又问。

轮到爸爸瞅我一眼，说你小孩子怎么关心起这个。不过，他看来似乎对“王心刚”也很欣赏，对妈妈说，你欣赏旗袍小姐，男的里面嘛，那“王心刚”就是人中翘楚喽，既有相貌，又有才华，还出身高贵，配他的女人，可真的只能是你的旗袍小姐。

“是啊，”妈妈完全赞同他，“他们两位都是上帝的宠儿，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可惜叫武装部长插了这一杠子。”

我心里暗自发乐：你们这两位还蒙在鼓里的老爸老妈。

而就在这个时候，“武装部长”可又成了新闻人物啦。就在上个月的清明节，从远方的京城里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天门广场上万人闹事，而据电台里的广播，幕后的头子竟然又是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学校里原来的批林批孔办公室改成了“批邓”办公室，“武装部长”不仅由原来的副主任升作了主任，还进了校党委，家也从北村又搬回了南村。他这一走，我发现北村的邻居们在对待旗袍小姐的态度上起了微妙的变化。当初她从南村迁来时，人们为她的美貌和气质所折服，真心地喜欢她，喜欢里也许还含着怜惜。可如今又搬回去，冷言冷语就冒了出来。也说不上有多冷，反正跟以前就是不一样。还是妈妈点的准，说我们可不是妒嫉她的男人又红了起来，正好相反，大伙儿现在是恨铁不成钢，嫌怪她自甘附身于那个自以为是的傻冒。

只有我心里最清楚，想想玄武湖畔旗袍小姐倚在“王心刚”肩头时脸上溢出的神采，这些大人们根本就是瞎操心。只是，安娜为了爱情毅然离开了丈夫，旗袍小姐为什么不呢？

那年的夏天，我的整个身子如同着了魔似的，猛地串高了十来公分。有一天在大院里撞到了旗袍小姐；她上下打量我一番，眼里现出惊喜，说我变了，变成一位英俊少年，快跟她一般高了。我的脸刷的变红了，一时不知作何回答，半晌才嘟囔出一句：“我自己找到王心刚了。”她的眼睛忽闪了几秒钟，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白皙的脸上堆出了红晕。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在我面前脸红，我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人。“嗯……？”她双手把在自行车龙头上，探索般的凝视着我。轮到我脸红了，赶紧小声解释：“不不不，我向你做过保证的，两年前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她微微笑了起来，这次没有摸我的头，而是碰了碰我的手腕，说她一直是相信我的。可你……你……为什么不离婚呢？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抛出了这句。她显得有点吃惊，嘴角抿了抿，说你可真的长大了，问大人的问题了。红晕又泛上了她的两颊， 她问我：“你不止你自己问这个问题吧？”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我们大家都希望她好。她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遂又抬起头来，眼神显得淡定和决着:“你还小，大人的事不要过问，阿姨我会拿主意的。”

三个月后，终于从南村传来了消息，旗袍小姐正式向校党委提出离婚申请啦。大人们还没来得及议论(不，应该讲是庆贺)，又有传闻飘来，说已经是副书记的“武装部长”竟然在校党委会上发飙，把茶缸也砸碎了，用他那陕西土话声称，她×芷霜若想离婚，除非从我这具发臭的尸体上爬过去。他这一闹，妈妈就有预感，说这“离”字恐怕是凶多吉少喽。果然，校领导开始频繁找旗袍小姐谈话，做她的思想工作，说你要顾全大局噢，你丈夫可是我们的副书记啊，他“批邓”工作做得好，连江青首长都表扬过呢，你这样做影响多不好啊，不要闹小资产阶级情绪嘛，你不就是嫌他土呗，又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可是，众人眼里一向温柔的旗袍小姐，以一个决然的行动来回答了校方 — 她搬了出去。只有妈妈和少数几个人知道她的去处。“武装部长”变成了飞来飞去的没头苍蝇，白天去校图书馆找旗袍小姐，她埋头整理图书，一旁的同事则对着他翻白眼，说书记你没瞧见，我们正在工作呢。晚上，他跑到我们家来了，追问他老婆的去处。我把他堵在门口，忽然觉得他矮了一大截子，我都快跟他齐头了，还蓬头垢面，哪像什么大学的领导。出去出去，我对着他吼，这是我家。他满脸发红，手指点着我的鼻子，哎，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听不懂听不懂，你的土话我听不懂，我捂起自己的耳朵。妈妈将我拽进屋里，半赔不是半敷衍，对不起啦，书记，他小孩子不懂事，可是你爱人的事怎么来找我们呢？求求你了，他几乎要哭出来了，我知道你是她的好朋友，请转告她，只要她回家，我什么都照她说的去做，我学，我改。

第二天他闭门不出，要挟学校党委，你们不帮我把芷霜弄回家，我就不上班。校方赶紧去找旗袍小姐，说你今晚不回家也得回，中央首长下星期就要来视察我们的“批邓”运动，还等着你爱人做汇报呢，他若不去，谁承担责任？我不晓得旗袍小姐是如何应付他们的，只听说到了最后，有位校领导开始发脾气，说你×芷霜不要摆资产阶级的臭架子，你如今早已不是什么蒋伪军国防部副部长的女儿，你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和革命军人的爱人，你别站错了路线。

旗袍小姐并没有回家，倒是“武装部长”听到风声后，气急败坏地跑去找那位发脾气的校领导，用陕西脏话唾他，说我要你去劝我老婆，谁要你去伤她的心？她爹是抗日英雄，你就不知道他咋死的？以后我若再听到有人伤害她，我就从四楼窗户里跳下去，你看我敢不敢？

没人再敢在旗袍小姐面前提她父亲的事了，可每天总有领导来做旗袍小姐的思想工作，又总是败兴而归。眼瞅着中央首长马上就要驾到，弄得校领导们心急火燎，反过来做“武装部长”的工作，说你一大副书记，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嘛，工作重要还是老婆重要？他闷头鸡不回一句话，依然把自己锁在家里。

正值校方焦头烂额之际，忽然间，一层巨大的悲霭笼罩住了大江南北 — 毛主席去世了。所有的喧嚣都戛然而止，人们也立即就忘掉了“武装部长”和旗袍小姐的事儿。悲伤中，大人们显得凝重，有点无所适从，又像是回到了五年前，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偷偷地议论，甚至争辩。不同的是，争辩归争辩，这一次大家的脸上都显露出某种心照不宣的神色，他们似乎都在期待着什么。

等了还不到一个月，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就宣告了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 — “四人帮”被抓起来啦。那一夜，我跟着大人们一起放了许多炮竹。北村放后，又蜂拥到南村去放。人群中，我看到了“武装部长”。才几天没见，他看上去却已经老了几岁，胡子拉碴，乱糟糟地堆满了整个下颚，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眉弓的下面，看来至少有三天没合眼了，一副丢魂落魄的模样。遇到我时，他迅速地挪开了眼光，装着没看见，但我分明在他的眼里捕捉到了一样东西，焦虑，不，是害怕。

果然，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武装部长”就被关进了学习班，隔离审查，罪名是“四人帮的忠实走狗”。当晚，他就请求上级，要在离婚报告上签字。

五

旗袍小姐第二天就搬回来了。上午回家，下午就捧着一大包裹过秋冬的衣物送给“武装部长”，是妈妈陪她一起去的。据妈妈后来说，旗袍小姐与“武装部长”见面时，并不是怒气满天或憎怨忿忿的样子。相反，她显得十分的伤感和低沉，嘱咐他要忘了过去，在隔离期间好好保重身体。回家的路上，妈妈劝她，文革已经结束了，离婚就离婚，没什么大不了。“他不是坏人，就是太傻，”旗袍小姐回妈妈。可他实在是配不上你啊，妈妈又说。旗袍小姐若有所思，许久才喃喃出一句：“我有欠于他。”

面对着妈妈无比诧异的目光，旗袍小姐终于向妈妈敞开了心扉。

她十八岁的时候，悲剧又一次降落在她的头上：她那位守寡了十年的母亲突患了白血病，四十岁不到就撒手人寰。临终前，母亲攫着女儿的手，叮嘱她一定要把十三岁的弟弟拉扯成人:“我们全家就剩这一根独苗苗了，我和你爸爸还有大妈的一家都会在九泉之下替你祈祷。”她那年已经考上了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但为了照顾弟弟，毅然放弃了。政府照顾她，予她一份N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其时，“武装部长”正好在学校的统战办公室当干事，旗袍小姐的出现令他顿时不知所措 — 在他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雅的女人。他自知自身的卑微，只敢偷偷地暗恋着他的女神，恰如那面目丑陋的驼背敲钟人加西莫多偷偷地爱慕少女爱丝梅拉达一样。虽是鲁钝，他却是想方设法地接近他的女神。他以自己从一间十八平米的宿舍换到一间仅有六平米的单间为代价，向学校讨价还价，替旗袍小姐添上一间六平米的房间，以便姐弟俩可以分房而睡。学校里分煤气罐子，百里挑一，他以革命军人加贫农的资格分到一个，第二天就抬去给了旗袍小姐，不敢言是他送的，只道是来自校方的关怀。他根红苗正，长得虽土却也中规中矩，少不了上门说媒的，可他一概不见。这边厢，旗袍小姐以她一贯的平和怡然的态度待人接物，包括众多的追求者。她的白马王子还在雾中，即使出现了，她那时也不会响应，因为她要把所有的爱和精力都投放在她那未成年的弟弟身上。时光荏苒，弟弟终于长大成人，以高分考进了N大。可是不到两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了。大江南北顿时遍地硝烟，各路造反派立竿而起。血气方刚的弟弟，竟然也参加了校内一个造反派组织，还做了个小头儿。姐姐此时却是忧心忡忡，因为环顾四周，一片疯狂和暴戾，她担心弟弟的安危。果然，担心变成了事实。

新年伊始，为着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之名，弟弟的造反派和城里的工人联合会造反派发生争执，动口变成了动手，动手进化成了械斗，械斗中对方的一个队员被打成了植物人。第二天，两百多个工人把弟弟他们围堵在一栋教学楼的五层，誓言要为他们的兄弟报仇。糟糕的是，以讹传讹，工人们被告知对方的头头实际上是国民党的间谍，因为他的父亲曾做过国民党的国防部部长。群情开始激愤，大棒和长矛飞舞，有人叫唤今天一定要砍下这个阶级敌人的脑袋，誓死捍卫党中央。旗袍小姐听得消息，立时头脑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市里的公检法已经被造反派砸烂了，没人管事儿。惊恐中，她想到了“武装部长”，这位多年来一直予她关心的男人。听罢旗袍小姐的请求，这个男人沉默了一分多种，然后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没人碰得你的弟弟，除非从我这具发臭的尸体上爬过去。”后来发生的事情，简直可以拍成电影了。他先差人去南京军区，带信给他的一位已经当上了副师长的战友。他自己呢？怀中绑了三颗手榴弹，手里提着AK47（他可是学校的武装干事），神不知鬼不觉，顺着教学楼侧面的水管爬上了五楼。就像当年在东北打内战一样，他把惊慌失措的学生们组成防御阵型，把所有的课桌椅都堵在了楼道口处，同时稳住军心，告诉他们，救援的解放军马上就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住楼梯口，拖延时间。他又命令旗袍小姐的弟弟，无论如何务必要呆在他的身后。进攻者看到了他，反倒被激怒了，好啊，狗仔们竟然有枪，做样子的，冲啊。楼道口里桌椅在减少，对方在步步逼近。他朝天花板开了一枪；对方稍事犹豫，又冲了上来。他要学生们站到后面去，露出了胸口的手榴弹，手指勾着栓线，对着进攻者大叫：看到了吗，你们再冲，我就拉栓，咱们同归于尽，这楼道也会塌了，反正我是不会让你们碰到学生的。进攻者这次停住了，他们从没见过这种架势：这不是董存瑞炸碉堡吗，这家伙难道不怕死？他们开始隔着障碍物扔东西，砖头、瓦块，学生们予以还击，混乱中一竿长矛呼啸而至，扎进了“武装部长”的脖颈。他左手捂着伤口，右手则依然拉着栓线。进攻者又开始喊叫，看他啊，蹲下来了，快不行了，拉不动手榴弹啦，冲啊。而就在这时，楼外响起了枪声，那是解放军发出的警告，他的援军战友赶到了。

“武装部长”因为失血过多在鼓楼医院里昏迷了两天两夜。醒来的时候，首先进入他眼帘的就是那双让他魂萦梦牵了七年之久的大眼睛，如今是沁满了泪水。谢谢你，旗袍小姐哽咽着对他说。他凝视着她一阵子，又闭上了眼睛，嘴中咕噜出一句，虽然微弱，她却听得分外的清晰：“为了你，我死也愿意。”

半年后，她嫁给了他。

也许因为我还小，直到四年后发生了那件悲剧事件，妈妈才将这些告诉了我。即便到了那时，十八岁的我依然难以理解：爱情，多么崇高，又多么令人神迷啊！那是鲜花前的亲吻，是月光下的漫步，是美与美的结合，怎么还会牵涉到如此繁杂的俗丝凡缕？换了我，难道仅仅为了感恩，就会爱上一位难看的女孩？

六

而就在那个金色的秋天，我想旗袍小姐终于抛掉了“感恩”这个包袱。她把南村的三室一厅的大套间还给了学校，换得北村的一套一室一厅的小间房。与半年前她随“武装部长”迁出北村时截然相反，这一次，当她又搬回来时，左邻右舍们向她伸出了热情的双臂 ─ 美丽的女神回来了，又变成了我们中间的一员。

上帝好像也在暗助她。文革结束了，大学终于又还原成了大学，老师们又要教书和搞科研了；电视广播里，开始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这个令人兴奋的口号。住在“院士楼”里那三位大师，转眼间又变成了校园里众人仰慕的人物，连电视台也派人来采访他们。学校还特地为那位老画家配备了一位秘书，帮他整理资料，办公室就在“院士楼”家里。因为老画家是民国时期的人物，国际上也缘脉极广，上级要求秘书一定要精通英文，最好还能和台湾搭上关系。这样，旗袍小姐就天经地义地走进了“王心刚”的家。

不过，也许是为了照顾“武装部长”的面子，抑或是出于大众舆论的考虑，旗袍小姐并没有立即公开她和“王心刚”的关系。一直等到整整一年后，她才向人们释放了这个信息。学校为庆祝老画家六十五岁生日，专门举办了他的画展。就在画展的剪彩仪式上，观众们见到了一对让人惊艳无比的帅男美女：旗袍小姐身着一件优雅悦目的黛色旗袍，微微卷烫的秀发柔软顺滑，展现出一种非常新颖、但又是似曾相识的发型（就是她妈妈当年在总统府里跳舞时所栉束的那种），高整的鼻梁，一双流光溢彩的大眼睛，耳垂上一对精巧剔透的紫罗兰色的耳坠，凝乳般白皙的肤色，尤其是脸上露出的那种怡然端庄的微笑，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仿佛是一位来自民国时期的娴雅淑女；而就在她的身旁，亲密地拉着她的手的，则是一位长得酷似当红影星王心刚的年轻男人，不，比王心刚更修长些，也更现代，因为他身着一套笔挺帅气的深色西装，高耸的衬衫领子上系着一款漂亮的蝴蝶结，看上去是那样的魅力四射，和身旁的美丽女士相映成辉。真美啊，所有的人都被打动了。

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是波澜不惊了。正好相反，人们向她投以的皆是祝福的眼光，也许还蕴含着羡慕，但绝对没有嫉言妒语。就连妈妈也被蒙在了鼓里，以为旗袍小姐是在进了“大师楼”之后才与“王心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此时，“太平轮”沉轮之事在大院里已是家喻户晓，人们为旗袍小姐家庭所遭遇的惨剧唏嘘不已，也为她在“武装部长”身上所消耗的十年光景惋惜低叹。如今她终于得到了她的幸福，而这位令她幸福的男人又是如此的优秀（“人中翘楚”，这可是爸爸的原话），理应祝福，大伙儿都说。

我呢，每当看着他们两个人手牵着手在院子里路过时，真不知道究竟更喜爱哪一位。也不知始于何时，我的那颗少年之心，就宛如被一只神秘的手轻轻地触摸了一下，变得骚动不安起来。而我的那双眼睛，如今总好像在下意识地搜寻着什么 — 它在寻觅美，大自然的美，声音的美，最重要的，我们人类自己的美。当我看着旗袍小姐时，我感到的是一种无疑描述的安然，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愉悦。我终于开始明白，当初旗袍小姐搬到北村时，大人们为何表现得那样的兴趣盎然。可是，当我的眼睛落在同样是美得惊人的“王心刚”身上时，惊艳之余，我却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他就像是一面无情的镜子，照出了我本人的瑕疵和不足：我的眼睛没有他的大，也不像他的那般有神；我的五官，尤其是它们的整体搭配，与他的相比，怎么越看越平庸，越看越令我不满？最令我丧气和担心的则是我的身高，刚刚1.74m，而我已经十六岁了，不会再长了。瞧着走在旗袍小姐身旁的“王心刚”，有时我会突发臆想：如果他的身高减了十公分，变成我的个子，那将是多么扫兴啊。

我终于理解妈妈脸上的那种表情了。

“王心刚”绝不仅仅只是漂亮，否则的话，我的那位也挺傲气的老爸就不会赞他是“人中翘楚”了。还在“四人帮”刚刚被抓起来的时候，妈妈就预言，如今文革结束了，像“王心刚”这样既有才华又有抱负的人一定会鲲鹏展翅的。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省交响乐团就来学校找他了，请求他兼做团里的指挥。一年下来，因为坐的是次席，他只得以在一些小型的音乐会或群众活动中一展身手。但是，是金子的总要闪光，就在一九七八年的春节，他终于等到了展翅的机遇。因为首席指挥身体不适，那年的新春交响乐演出由他来指挥。这是省交响乐团一年里最重要的一场演出，在五台山体育馆举行，每次省电视台都要做全场实况转播。电视屏幕前，这位英俊的指挥家一出场就令全省的观众眼睛一亮 — 太漂亮了。人帅得惊人，演奏的曲目更令大家耳目一新，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具有如此强大感染力的交响乐 — 那是贝多芬的《田园》和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在这田园山川般的音乐中，年轻的指挥家潇洒自如，修长优美的身躯时而翩翩，时而又冉冉，悠扬顿挫，骤缓交集，而在他魔幻般的指挥下，整个乐团水乳交融，观众们则是如醉如痴，仿佛正在跟着他漫游在美妙的大自然之中。到了最后，当他以指挥棒在空中的一个优美的圆圈结束了最后的一个音符，报幕员介绍说刚才演奏的曲子是指挥家自己创作的交响乐《梦》时，整个体育馆欢声雷动，听众们是彻底地被这位指挥新星俘虏了。

翌日，省报用了近半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次演出，其中的一半是一张年轻的指挥家和一位光彩动人的女士在演出结束后的合影。照片中，额头上还沁着汗水的指挥家正在回答记者的访问；而站在他身旁的旗袍小姐，一手挽着他的手腕，一手捧着观众送的鲜花，脸上则绽放着她那惯有的怡然迷人的微笑。这真是天作之合啊，妈妈禁不住赞叹。

沉浸在爱海里的旗袍小姐可并没有忘掉我为她守秘的功劳。就在那次演出后没多久，她领着我进了“院士楼”。我为了后年高考的文理科的取向问题，一直犹豫不定。学理科的爸爸妈妈当然希望我学理工科，要我以“院士楼”里的那两位搞物理的院士做榜样。可是我呢，却对音乐感兴趣。我想去拜访我的偶像“王心刚”，聆听他的建议。

“你是那位弹吉他的小男孩？”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尽管旗袍小姐并没有将我的来历告诉他，可见他的超强的记忆力。

我猜想他一定也非常感激我，跟我交谈了近两小时，娓娓道来，畅谈了他对艺术和人生的看法。不过，令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关于音乐的教诲，而是挂在他书房墙上的一幅油画。画中就一位西方女士，优雅地坐在椅子上，双手相叠，自然地搁在椅子的扶手上，而在她那张极为生动的脸上，一双明澈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观众，似乎若有所思，嘴角则透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再配上幽深茫茫的山水背景，予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仿佛忽然置身于一个脱离了凡俗的仙境。我不懂画，但心里笃定这画来头一定不小。“王心刚”告诉我，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名画《蒙娜丽莎》的一幅临摹作品，是他父亲的一位朋友画了送给他的。“你还年轻，才十六岁，可是当你看着这幅画时，是不是感到一种无疑描述的美的享受？一种善的启迪？或者是心灵的震撼？”他问我。“这就是艺术，音乐也是如此，”他教导我。“它们是抚慰我们心灵的琼浆玉液，而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能胜过我们这颗心？这就是为什么达芬奇可以名垂千古，贝多芬可以永垂不朽，而历史上当年的那些享尽荣华富贵的王公贵胄们，甚至皇帝本人，如今又有谁知道他们？”

那天快结束时，应我的请求，“王心刚”还唱了歌，就是两年前我在他的窗下听到的那首。听他介绍，才知道这是一首国外著名的咏叹调，叫《星光灿烂》。在这清明之夜，美丽的旗袍小姐弹着钢琴伴奏，英俊的音乐家引吭高歌，一位十六岁的少年，眼里充满着崇拜，尽情地享受着这臻美的启迪，如果当时有一个画家把这个场景绘录下来的话，一定是充满了诗意吧？

当我跨出“院士楼”时，正值一轮皓月当空，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在浮云上轻飘，思绪则犹如明月一般的清晰：我要报考音乐学院，要把我的一生献给伟大的艺术。

七

一旦我的主意已定，爸爸妈妈反而支持我了。“关键是你一定要有追求，”他们叮嘱我，“少儿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人生最怕的就是碌碌无为。”

他们自己也变得忙碌起来。尤其是爸爸，现在每天早早的就起了床，跑到大操场上去读英文论文，晚上也常常呆在实验室里忙他的物理实验。年初的时候，报纸上登出了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得校园里群情沸腾，那几天人们嘴里挂着的尽是“陈景润”这三个字。“嗨，你看人家陈景润，”爸爸兴奋地对妈妈说，“只比我大一岁。我都四十四啦，再不努力就没时间啦。”

不只是他俩，好像所有的大人都比以前忙了，评讲师，争副教授，有的甚至还定下了进攻教授的计划。现在听大人们侃大山，话题似乎总围绕着“职称”这两个字打转转。闲聊间，连我这个未成年人也看得出来，大人们的心里都有一杆秤，不断地在掂量着别人，也时时刻刻地在掂量着自己 — 有成就的人，就比一般人重。

当然，他们也看重人的相貌。

在这一片斗志昂扬的号角声中，校园里的人早已彻底地忘掉了“武装部长”这个人。他在蹲了大半年的“学习班”后，终于被“正名”，正式以反革命罪被判了两年徒刑，被扔进了老虎桥监狱。愚蠢的倒霉蛋，这就是人们在得知他被判刑后的反应，还很丑，有人又加上一句。

而我的偶像“王心刚”呢，现在可是学校里的大红人了，因为荒诞的文革已成了过去，众人心里的那杆秤又偏向了真正的优秀男人。学校把他在春节演出上的剧照放大成了巨大的竖幅，立在音乐系的大门口。这还不算什么；令我的父母亲最羡慕的则是他要升做副教授的消息，这好像已经变成了不成文的事实 ― 在首批文革后被批准的副教授名单上，三十六岁的“王心刚”名列前三，是最年轻的，而最老的听说已经快六十了。爸爸的反应尤其强烈，长叹一口气：“唉，岁数小我快十岁，成就却高出我一大截，我是没法比喽。”妈妈没像爸爸那样“眼红”，却提起了旗袍小姐，说如今她终于找到了般配的男人，可是何时才喜结连理啊？

她又在瞎操心了。

就在旗袍小姐三十七岁生日的那个周末，她收到了“王心刚”的两件订婚礼物。一件是一对精巧的和田玉手镯，晶莹剔透，戴在旗袍小姐纤细白皙的手腕上熠熠生辉，更加衬托出她那高贵的气质。另一件嘛，虽然无法用金钱衡量，依我看却是无价之宝 ― 它是一张“王心刚”亲手画的旗袍小姐的肖像画。画的那天，我厚着脸皮请求他们也带上了我。旗袍小姐端坐在莫愁湖公园的草坪上，背景是微微涟漪的莫愁湖水，再远处则是古色古香的抱月楼，青色的杨柳枝从画面的左上角徐徐地垂落下来，这一切在“王心刚”巧妙的布局下，显得非常的和谐。他十分熟练地画完了背景，然后开始画肖像，一边画，一边给我这位急切的后生上课：“你们都说芷霜阿姨漂亮，其实应该用‘美’这个字。知道什么叫‘美’吗？两个最关键的要素，对称和比例。你看芷霜阿姨面孔的左右两边，是不是绝对地对称？她眼睛非常大，而且传神，但你可别忽略了眉心间距的重要性 — 长了就显愚憨，短了则又乖僻，而你芷霜阿姨的呢，则是恰到好处，让人不由得生爱。再有，你芷霜阿姨身高一米六八，可看上去却一米七还有余，为何？就是因为她腿长，与人一种向上的感觉；可是这腿也不能太长，要看它相对上身的比例，也就是黄金分割，符合了就美，让人赏心悦目，就像你芷霜阿姨那样；若不符合，眼睛看着就不那么舒服，这是上帝定下的……”

我偷偷地从侧面瞄了他一眼。真的，他的双腿笔直修长，肯定也符合黄金分割。

其后的几天，我的那双眼睛犹如着了魔似的，大街上撞到人只盯住两个位置，眉心的间距和腿与上身的比例，外加脸面的左右对称。哎，正如“王心刚”所教导的，只要是对称性好的，比例协调的，我就感到舒服。可是绝大多数的人长得都不完美，尤其是腿与上身的比例，符合黄金分割率的可说是凤毛麟角；有的身材好看了，可偏偏眼睛又小了。我终于开始明白，当初旗袍小姐搬来北村时，为什么大人们对她的外貌显得如此的羡慕 ― 因为我们大家长得都不完美，很不完美。

上帝的宠儿，我想到了妈妈的那句话。

八

不过，令我吃惊的是，上帝的宠儿竟然也有烦恼。

国庆节的时候，“王心刚”在长江路人民大礼堂指挥省交响乐团，演出的曲目中有他的一部新作，这次是英文的名字，叫做《The Timeless Beauty》，旗袍小姐把我们一家都请去了。当乐团在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我看见旗袍小姐眼里沁出了泪水，那是幸福的泪水，因为她知道，这是未婚夫献给她的又一件无价之宝。就连我那位五音不全的老爸也感动了，嘴里喃喃直道“好听好听，指挥的身段也好看，太美了。”那天省里来了一位管文艺的副省长，看后大受感动，叫他的司机开伏尔加送“王心刚”和旗袍小姐回家，以表他对指挥家兼作曲家的敬赏，我也就搭了顺风车。回家的路上，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旗袍小姐幸福地依偎在“王心刚”的怀中，实在忍不住了，就转过头去对他俩说“你们是上帝的宠儿”。旗袍小姐回我一个微笑；可是“王心刚”脸上却现出了一副奇怪的神情，那表情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当初我提起旗袍小姐时她脸上出现的就是这种表情。“不要随便用‘上帝的宠儿’，”他严肃地告诫我，“这样的字眼只能留给像莫扎特那样的大师的。跟莫扎特一比，他就是大海，就是喜马拉雅，而我仅仅是颗露珠，一撮小土丘而已。”言罢，他又转向旗袍小姐：“莫扎特也许太伟大，就是现代的指挥家，像卡拉扬，我能比吗？他二十几岁就蜚声国际，我今年都满三十七了，大概最多也只能蜚声南京市吧？”沉默稍许，他攫起了她的手，却并没有看她，而是注视着窗外漆黑的夜色，眼里露出坚毅的目光：“我会实现我的目标的，我会飞出去的，维也纳，纽约……”

那天晚上，我竟然失眠了。当我正在为自己的身高发愁，大马路上只关注路人的腿与上身的比例时，“王心刚”的目光却投向了莫扎特，追求的是做卡拉扬第二。我感到自己脸在烧，同时也觉得自己又长大了，因为我终于有点明白，真正优秀的男人，绝不是靠身体的黄金分割比率来衡量的。莫扎特的介绍我看过，小矮子一个，身高听说还不到一米六，可是想想“王心刚”昨晚的话，大海，喜马拉雅，这是怎样的仰慕之情啊。

早晨起来时，我向爸爸妈妈宣布，从今天起，晚饭后我不再看电视了，专心练琴，复习功课，备战一年半后的专业考和文化考。我的目标？中央音乐学院作曲专业。他俩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眼光，好儿子，懂事了，向你“王心刚”叔叔学习，要冲就冲最高峰。

没得说的，他们是真心要我以“王心刚”做榜样的。不过，在提到“王心刚”的名字时，我注意到这次在他俩的眼里闪烁着某种微妙的神情，似乎藏匿着什么心思。我很快就明白其究竟了。原来大学里刚刚公布了一则消息，受教育部之令，校方要派访问学者去美国，进修一年。去美国留学？仅仅两年前这还无异于天方夜谭啊。就六个名额，全校上千名老师竞争。搞音乐和艺术的摊到了一个，按理说此名额非“王心刚”莫属。可这是去美国，除了专业，还得看英文。“王心刚”原来学的是俄语，这两年恶补英文，凭着他的天赋，英语水平在整个系里已经可说是坐二观一了。偏偏那位坐一的老师英文可是了得，因为他是在解放前上的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受的是全英文教育。他的专业也不差，按照爸爸讲的，都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搞样板戏，你作的曲子也没有官方承认，很难分出孰高孰低的。最关键的是那位老师大“王心刚”十五、六岁，大伙儿表面上不说，心里面都在滚个小九九：你“王心刚”上帝的宠儿，来日方长，而对于那位已经过了“知命”的老先生，过了这村肯怕就再也没那个店喽。

校方为示公平，决定以英语考试来一定乾坤。

陡然间，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位“王心刚”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那张原本帅得让人离不开眼睛的面孔，上面所有的那些令我们的眼睛赏心悦目的线条、比例、对称、光洁的肤色等等，忽然间都失去了原有的磁力，因为它们如今都被一层深深地阴霾给遮罩了。甚至连他那双最令我羡慕的大眼睛，也因为眉心紧蹙的缘故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我没有想到，原来出国这事儿于他是如此的重要。但没过几天，那层焦虑的阴霾就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坚毅的表情。这种表情与当初“武装部长”留给我的感受真可谓是截然相反：“武装部长”尽管阴沉着脸，却只让我感到可怜；而“王心刚”呢，脸上虽然依旧溢荡着迷人的微笑，可是眉宇间，却让人不得不感受到一股无形的震撼力，一股充满了自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霸气。

整整一个半月，每天晚上他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由旗袍小姐陪着复习英文。后来学校里的人都说，“王心刚”尽管专业超强，但外语这玩意靠天分，而且是由英语系里英国人出的难度极高的卷子，没有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的旗袍小姐的辅导，他是绝对不可能考到95分这般高分的。

是的，在新年伊始举行的这场有近千人参加的英语考试中，“王心刚”勇夺头筹，成绩甚至超过了英语系的老师。众人输得是心服口服，就连那位老先生也向他祝福：“现在不是文革了，要讲真本事，you go for it。”

仅仅两个月后，正值江南大地春花烂漫之际，“王心刚”在虹桥机场登上了一架CAAC，飞向了他梦寐以求的大西洋的彼岸。一个星期前，匆忙之中，他和旗袍小姐终于喜结连理，新房就在我们家隔壁一栋楼的四楼。婚礼非常简单，就在老画家的自家里摆了喜宴。不过赴宴的客人来头却不小，校长，副校长，甚至连那位副省长也来了。婚礼后，旗袍小姐又把她的几个闺蜜（当然也包括了我）单独请到了她的新房，给我们弹起了钢琴 — 那琴是老画家送给自己儿媳妇的新婚礼物。脸上泛着幸福的红晕，旗袍小姐把那首《The Timeless Beauty》一连弹奏了两遍，一旁的妈妈她们呢，一边啃着葵花子和花生糖，一边轻轻地打着拍子。临到新郎回来，大伙儿一起涌上去，说你“王心刚”是优秀，可我们的旗袍小姐更是女神，不能让你这么便宜就拣去了。新郎身着一袭墨色的西装，里面衬了一件湛青色的马甲，上面优雅地叠着一条乳白色的围巾，黝黑厚实的头发，神采飞扬的大眼睛，还有那绝对符合黄金分割率的一米八四的身材，这一切予人一种强大的震撼和美感。他双手作躬，向大家宣布，等一年后回国，他会带上自己的一部新作品，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个人作品音乐会，作为送给妻子的新婚礼物。我一直不好意思当面赞美他，可这次实在忍不住了，对着我的偶像喊起来：你是我的榜样，明年春天你回国时，我一定带上我的第一首吉他曲子来迎接你。

而就在“王心刚”走后没几天，“武装部长”却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了。校方本想拒绝他，却无奈于政府的强求，给了他一个校办工厂里“钳工”的头衔，还考虑他得有一席之地窝身，就在北村找了一间原是被人用来堆杂物的底层的单间房给他住。说来也巧，这单间房和旗袍小姐的新房竟然同楼。前夫前妻住在同一栋楼里，现在的丈夫又远离身边，按理说这闲言碎语应该不断。可大院里的左邻右舍却是无动于衷，就好像刑满释放后的“武装部长”变成了一个透明气球，不存在似的。

现在每天傍晚时分，大院里都会响起旗袍小姐弹奏的钢琴声，有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肖邦的《夜曲》，当然，人们听到的最多的还是“王心刚”的那首《The Timeless Beauty》。她想她的新婚丈夫啦，妈妈说。据妈妈讲，旗袍小姐曾经私下透露，他们原计划在国庆节结婚，可为了“王心刚”的英语考试还有出国联系的事儿，不得不延期了近半年；等“王心刚”明年春天回国后，他们的第一目标就是要个孩子。她明年可就虚岁四十啦，妈妈加了一句。

九

到了来年的春天，我的曲子谱成了，却没能迎来“王心刚”。学校收到了他的一封信，请求延缓三个月回国，因为他的指导老师希望他留下，一起完成一出即将在纽约百老汇上演的音乐剧，届时他的名字会以创作者的身份出现在广告上。学校倒是毫无意见 ─ 自己的老师在鼎鼎有名的百老汇的广告牌露脸，这不是替学校做国际广告嘛，何乐而不为？再说他的签证七月到期，不就是三个月嘛。“王心刚”如今可是学校的一杆大旗，别说是三个月，就是三年，校方也愿意等。

可我却等不及了，赶紧把我的作品录了音寄给了他，也请求他把他创作的音乐剧的录音带寄给我，让我好好学学。他真棒，才出去一年，竟然就上了百老汇。是啊，妈妈预测的真准，他一定会鲲鹏展翅的，这回可是在国际上展翅。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明年就整四十岁了，可现在还在这里做一名寂寂无名的访问学者。国内的同行自不待说，就是这里的美国同行，我自信自己的才华也绝不亚于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我现在就缺一个机会，一个让我闪光的机会。如今命运女神惜我，终于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亲爱的，你能理解我吗？……”

这是“王心刚”在那年的初夏写给旗袍小姐的信。当然，旗袍小姐一直深深地藏匿着它。直到二十年后，在我即将忐忑地跨入中年的门槛之时，她才向我首次公开，但也只让我看了上面这一小段。给我看信时，她眼里露出的神色是平静的，平静中又蕴含着只有经历了磨难的女人才具有的那种醒悟和智慧。

但在一九八零年那个闷热的仲夏之日，透过她那紧闭的眼睑，我却分明看到了满目的耻辱和悲愤。

那天上午我其实是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因为一大早邮差送来了我为之奋斗了整整三年的一张纸 ― 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快去告诉你的旗袍阿姨，妈妈催我。虽然学校已经放了暑假，大院里却是静悄悄的，因为邻居们都窝在家里躲避南京这七月的骄阳。刚出了楼道，我就听到“砰”的一声，好像是从隔壁的那栋楼传过来的。声音有点发闷，又隔了一栋楼，但在这鸦雀无声的静寂中却显得十分的响亮。兴奋中的我一时并无在意，但紧接着的一串男人的声音却令我愣了片刻 ─ 那肯定是男人的哭声,我还从来没有听过男人是如此大声哀嚎的。急忙绕过楼角后，我看到在楼房的另一角落的地上坐着一个男人，背对着我，两只手搁在胸前在捧着什么。哀嚎肯定是从他那儿发出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呜呜”的低鸣。他身子的前面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远远的，我看见了一双半高跟的皮凉鞋，白皙的小腿，再往上，那熟悉的黛色的旗袍……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们的位置正好处在旗袍小姐四楼窗户的下方，四周的地上散落着不少零乱的衣服，还有两床被褥，旁边一条晾衣服的粗绳子好像被人猛烈地撞击了一下，拦腰断成了两截。

我发疯般地朝他们奔去。

出乎我的预料，旗袍小姐的面孔显得是异常地安然，犹如熟睡一般，虽然它上面沾黏了一些血迹。倒是“武装部长”的那张脸令我惊骇不已：自打从监狱释放回来后，他似乎有意回避大家，每天早早七点钟就去校办工厂了，下班回家后就闭门不出，所以我可以说早就忘掉了这个人，如今一见，才发现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甚至连胡子也白了一大半，尽管他才刚刚虚岁五十；面容的苍老还是其次，关键是上面的表情，那因为痛苦而拧成了一堆的五官，满脸流淌的泪水，还有那双呆迟的但却是直直地盯着旗袍小姐面孔的眼睛，呈现在我面前的简直就像是一具刚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鬼魅，悲伤到极点的鬼魅。

不断地有人从楼里跑出来，先是张皇失措，然后围成了一个大圈子，中间是坐在地上的“武装部长”，怀里抱着不省人事的旗袍小姐。有人大叫，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可这北村几百户人家谁家又有电话？时间好像都停滞住了，其实也就三、四分钟。“武装部长”猛地抬起头来；去，他命令我，把那边的板车拖过来 ― 在楼房的另一个角落还真的搁着辆平板三轮车。我发疯般的把车拖了过来后，他又示意，要我把两床被褥都铺在车板上。缓缓地，他捧着旗袍小姐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把她被褥在上面，迟疑了一会儿，又叫我也躺到车子上，要紧紧地抱牢旗袍小姐。一圈子人还没有喘过气来，他已经拖着板车冲了出去。

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已经到了鼓楼医院急诊室的门前，而这段路程我即便骑自行车平时也得花上二十多分钟。一路上，路人们都诧异地瞧着这位像疯子一样狂奔的男人，许多人还立即捂起了鼻子，就好像他还带着瘟疫病菌。刚才慌忙中并没有留意，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两只裤腿是湿漉漉的，还散发着刺鼻的恶臭。

事后大伙儿都说，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两床被褥是“武装部长”的，出事半小时前刚被他晾到绳子上。而当旗袍小姐从四楼窗户里跳出来的时候，他正在楼房的另一角疏通着已经堵了一个多星期的粪坑。要不是因为那被褥拦腰挡了旗袍小姐一下，她肯定当场就走了。被褥缓冲了落地的冲击力，可是那绳子却如刀割一样切入了她的腹部，造成了大出血。据急诊室的医生告诉我们，哪怕她只晚到十分钟，这血就会流完的。

旗袍小姐没有死，但从胯部以下都变成了木头一般，全部瘫痪了。

她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一屋子人都不知要说什么！就连妈妈，她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她为何要走这条绝路。“他不就是要晚几天回国嘛，你就去寻死？”妈妈责问她，见她没回音，又没好气的加了一句“你这次又欠债啦”，随即把“武装部长”救她的事告诉给她。旗袍小姐闭上了眼睛，沉默了许久，又睁开了，说她想见他一下。你就先省省吧，大伙儿都劝她，她却坚决地点了点头。我跑出病房，见“武装部长”依然呆在楼道的角落里，一夜下来他就没有挪过身，整个楼道也因此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臭味。听到旗袍小姐要见他，他的那双充满了血丝的眼睛久久地盯着我，分明在征求我的意见。我重重地点了点头，但建议他先回家把衣服给换了。望着他急冲冲离去的背影，我又觉得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了：就在上个月，妈妈他们还在议论，说旗袍小姐终于熬出了头，因为“王心刚”归期马上就到了，可如今，她竟然要自杀，而这位早被大家遗忘掉的倒霉蛋怎么又介入了她的生活。

一个月后，我用轮椅车推着旗袍小姐出了医院。

那轮椅车是“武装部长”在校办工厂里吭哧吭哧自己做出来的，还带了个小马达，使起来灵光的很呢。中央商场有现成的卖，可要五百多块钱，抵上旗袍小姐一年多的工资了。老画家提出他买，被旗袍小姐一口拒绝了。妈妈她们要凑钱买一个，也被她谢绝了。那天大伙儿挤在她的病房里商量，说你总得要啊，你这下半生可就全靠它啦。她低头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卒抬起头来，像是做了什么决定，要妈妈把“武装部长”叫进来。是的，他几乎每天都来，也不进屋，就蹲在门外的走廊里，身旁丢了一圈的烟头，弄得护士们都对他翻白眼。他进来后，畏畏缩缩的，眼睛只盯着地上。“老刘，你为我做一个轮椅车，”旗袍小姐对他说，那口气就像是一对老熟人似的。满屋子的人都愣了一下，不是因为这个请求，而是那声称呼“老刘”， 因为我们可以说早已经忘掉了这个人还有个姓名。大家也好像第一次意识到，这两个人曾经是一对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夫妻。我看到“武装部长”微微颤动了一下，厚嘴唇似乎也哆嗦起来。

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没有回家睡觉，而是呆在校办工厂的车间里。临到旗袍小姐出院的前一天，我们大伙儿上午去看她，就见到在她的病床边搁着辆电动轮椅车，龙头被擦得铮亮。一旁的小护士告诉我们，那白头发老头子一大早七点钟不到就扛来了，还嘱咐我们不要弄醒病人。“他没这么老，还不到五十呢，”我有点不悦，纠正她，也不知自己为何要这样做。我们一屋子人挤在车子前面，都十分地惊奇，没想到“武装部长”还有这一手。旗袍小姐半倚在床头，闭着眼睛，也不说话，半晌才轻声应了一句：“老刘他向来手就巧。”

而就在旗袍小姐出院的那天，香港的明报在头版登出了一则新闻：历史上第一次，香港交响乐团为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作曲家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不仅仅是专场他的作品，还让他指挥了其中的一首交响曲目《The timeless love》。音乐会在当地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市民们、尤其是少男少女们为之欢呼雀跃，因为他们发现这位来自大陆的男人竟然比主演《上海滩》的影星周润发还要帅气，还要高大。香港的老百姓们也许只顾仰慕他那潘安似的面孔和大卫般的身材，但在这隅殖民地岛上搞西方音乐的洋人们却也扬起了眉头，呱呱称赞 ― 他们没料到红色中国竟然还有这样一位对西方古典音乐造诣颇高的年轻作曲家。香港交响乐团当场拍板，每年夏天定期聘用他作短期指挥。另有圈内人惜香怜玉，主动提出要帮他和欧洲的著名音乐厅和乐团建立起联系。总之，这场个人音乐会可说是一炮打响，向整个西方的音乐界打出了一位来自东方的乐坛新星。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学校里。可这一次完全迥异于以往，无论是校方还是大院里的邻居们都好像突然间变成了哑巴，别说是什么横幅、竖幅，就连“王心刚”的名字，也不见有人公开提起 ― 人们在用沉默表达着什么。我倒是听到妈妈对爸爸说了一句：“他哪怕就是变成了贝多芬，也是个自私透顶的贝多芬，就不睬他。”

其实邻居们也就只是在猜测，因为旗袍小姐她本人什么也不说。不过，这还用猜吗？她的爱人为了自己的前途逾期不归，成了“黑”人，害得她为他跳楼。只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那一丝希望依然在顽强地摇曳：这一切都是上帝开的一个大玩笑，都怪旗袍小姐钻牛角尖，“王心刚”只是一时走火入魔，被他那“卡拉扬第二”的梦想冲昏了脑子，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千幸万幸，旗袍小姐没死。出事后，校方心急火燎地与“王心刚”联系，可无论是写信还是电话，得到的皆是“查无此人”的回音，连老画家也不知道他儿子的去处。原来他从美国跑到香港发展去了。校方立即给香港那边去涵，你老婆跳楼啦，赶紧回来，是男人就得负起责任。

谁又能想到，半个月后，我们盼来的，不是“王心刚”的回信，而是一股黑色的飓风，瞬时间把整个大院吹得天昏地暗：据香港电视台报道，来自红色大陆的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单方面与其在大陆的妻子解除婚约，并立即与一位香港的女士订婚，据说他俩是在美国认识的；附加的新闻是，该女士的父亲乃是香港的船运大亨，在香港的工商界可说是一言九鼎，并且是香港交响乐团最大的股东。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像交响乐团这样的机构竟然也可以是私有财产。

老画家听后气得气血交加，当场中风倒地，从此后也成了半身不遂。

妈妈那天在旗袍小姐的屋里陪了她整整一宿。而在她的楼道的外面，左邻右舍们聚了个大圈子，直到午夜后才散去。除了痛骂“王心刚”的不义，他们更关心的是旗袍小姐这下半生究竟该怎样过。校方同情她，决定继续让她领她的四十八块钱的月薪。可以后谁来照顾她呢？她的弟弟请了假从外地赶过来照顾她，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人们缄默其口，却都是心知肚明：一个四十岁的全瘫的女人，即便是西施再现，又有哪个男人愿意要她？大伙儿说来道去，不知怎的，这“武装部长”的名字就冒了出来。

“以后但凡她要出门，就找武装部长推车，”有人建议。

“凭什么呀？”许多人叫起来。

“嗯……谁叫他是她的前夫呢。”

“他们离婚可是旗袍小姐提出来的……如今反过来要扔给他，你当他是傻子啊。”

“嗯……反正他愿意，你没看到他怀里抱着她时哭得那个伤心样子？他对她可是死心塌地，连命都可以赔上。”

“那好，我们这就去问他。”

他的屋里漆黑一片，窗子却是大开着。人们涌到他的窗前，月光下，见他盘膝坐在个小板凳子上，那头发恐怕至少有三个月没剃了，乱糟糟地散落在前额，叫人看不清他的眼睛。老刘，老刘，有人大声喊叫，却不见他任何动静。此时我恰巧从旗袍小姐那儿出来，忍不住冲着那位喊叫的邻居大喊：“好啦好啦，不要叫了，刘叔还要睡觉呢，傻子傻子，就你精明。”

我就要去北京报到了，临行前做了三件事儿。头一件就是把“王心刚”寄给我的音乐剧的录音带给烧了，烧得干干净净，一丝不剩，甚至连磁带上的金属圈子也都烧成了灰烬。第二件事就是去向旗袍小姐道别，妈妈也一同去了。我对她说，你没有孩子，就认我做干儿子吧，以后我会照顾你的；而妈妈则拉起了她的手，郑重地点了点头。第三件嘛，连我自己也无法相信，就是跑去见了“武装部长”。平生第一次，我对他叫了声“刘叔叔”，然后为四年前故意顶撞他的事向他道歉。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发现，他的那双眼睛其实挺有神的，虽然不像“王心刚”那般的俊美，却予人一种桀骜不驯的倔劲，非常男人味儿。他的手也显得出奇的大，上面布满了老茧（我猜肯定是在校办工厂里干活干得）。这双大手对我摇了摇，然后搭在了我的肩上。他只说了三句话，一句是“谢谢你，她一定会把你当亲儿子待的”（也不知他从哪儿这么快就得知我做干儿子的事儿），另一句是“好好读书，别像我，做了一辈子的傻子”，最后一句嘛，则回答了我正噎在喉咙口的请求：

“有我，你就当你干妈的那双腿依然和以前一个样。”

我走的那天，旗袍小姐坚持要送我到北门。刘叔将她从四楼背到了楼外，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轮椅车上。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她的两只手腕上如今光溜如洗，早已不见那一对和田玉手镯。不过，最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是刘叔的仪容：他原先乱糟糟的头发一夜间变成了挺悦目的发型，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配了一副十分般配的黑边眼镜，那衣服呢，老头衫变成了白色的短袖衫，土黄色的军裤换作了休闲的浅色长裤，破凉鞋则被一双咖啡色的皮鞋代替了。好样的，刘叔，我心里暗暗替他叫好。他不丑，真的，这么一打扮，仪表堂堂，十足的男人味儿，竟有点像日本明星高仓健，我怎么以前就没有注意到呢？甚至连他脖颈上的伤疤，如今看来也并无怪异，反而为他平添一股威武之气。我们一行人穿过大院时，不断有邻居向我表示祝贺，可贺声之后，他们的眼睛却都转向了旗袍小姐和推着她的刘叔，露出惊讶和赞许。是啊，谁又能想到这一切呢？

我挥手向所有的人告别。再见，爸爸妈妈，再见，芷霜阿姨和刘叔，再见，生我养我的北村。相信我，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我依然在做着梦，但梦里已经没有了浮云，我的双脚也一定会落在坚实的大地上。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2015.9 初稿于西北工业大学南村）

(2015.12 再稿于上海交通大学大智居)

(2016.4 完稿于浙江舟山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