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面上的合影（短篇小說）
湯凱
香港發生“占領中環”運動的時候，我剛到此地一年。運動伊始，就見十幾位香港政商界的重頭人物被中央政府召集到了北京
— 睡在馬路上的是學生，掌管香港命脈的可是這些權貴人士。運動終將結束，人們還得掙錢生活；沒了企業，沒了每時每刻都在串起的高樓大廈以及它們帶來的就業機會，沒了李嘉誠開的超市和通訊服務，甚至沒了成龍演的武打電影，香港的老百姓們可真的都要去睡馬路了。
我是在來到香港以後，才開始關心社會上的事的。
來此之前，整整十八年裡，我一直在美國南部的一所社區大學裡教授數學。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每年六門本科基礎課的教學量，課堂上我已經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那些大都是少數族裔學生們淳樸但卻充滿困惑的眼神，每次Fields和Abe頒獎時我心頭總也壓抑不住的攪動，那些如飄雪花般不斷傳來的某某某又被遴選為美國或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消息，再加上國內這位或那位六十後甚至七十後又當上了某所985學校校長的新聞，這一切的一切，終於在我五十歲的時候，就像一塊巨大的磐石，將我從幻想的半空中拉到了堅實的地面：我終於承認，我也和大多數人一樣，只具有一般的數學才華，EQ也一般，做官更不行；這個世界上，比我能幹和優秀的人實在是太多了，我認了。年初，與我同床共枕了二十多年的妻子，受夠了我整天懷才不遇的感嘆，就在老二也離家上了大學後，終於離開了我。緊接着，正當矢車菊漫山遍野綻放的時候，從中國傳來了陰冷的噩耗，我的那位教了整整四十年高中數學的老父親走了。去廣州奔完喪，在回美國的飛機上，我木然地看着屏幕上放映的電影，進入眼帘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人影。可是裡面的一首歌，聽來卻是清晰無比，那是我熟悉的《Five Hundred Miles》：
“……
離開了家，離開了家；
天啊，我已離家五百里；
身上也無分文；
天啊，我不能這個樣回家園。”
悲傷，疲倦，孤獨，一時間我竟無法控制自己，將腦袋埋在前排的椅背上，任淚水嘩嘩流下。
也就在這次飛機上，我做了決定，接受香港一所國際學校的聘用，任該校的高中數學老師。年前他們就跟我聯繫了，說他們需要一名能夠說流利三語(粵語、英語、加普通話)的數學老師，還要具有至少十五年在歐美從事數學教育的經歷，而我正合適。報酬不薄，但是講好了，我得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教書上，每年業績的評估，以學生們SAT的考分和各項數學競賽的成績為衡量標準，最終目標是讓更多的孩子進美國最好的大學。
我把近八十歲的老母親接到了香港。從此，我要與世無爭，教書育人，替老母養老送終，在這兒度過我的下半輩子。
空暇的時候，我就在這座享譽“東方明珠”的大都市閒逛。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美國南方一個寂寂落寞的小鎮裡，雖然是杯水車薪，日子卻也過得安逸，加之我潛心研究我的數學難題，幾乎可以說是與世隔絕。現在終於回到現實中來，這才發現，這世界之大，之豐富多彩，之光怪陸離，我簡直就像一直生活在真空當中。就在我剛到香港的第二天，九龍地鐵站上的那座雅號“至高無上”的豪宅，每平方米價格就破了六十四萬港幣的記錄，當然也是世界記錄。最頂層的那套？2.4億港幣。捏指算了一下，按我在美國七萬美金的年薪，扣去兩萬的稅，一年不吃不喝，在香港大概也就只能買到半平米左右了。究竟誰能掏得出2.4個億呢？報上說，其中近三分之一的買家來自中國大陸。這點我倒毫無奇怪 — 最近不是網上傳聞嘛，那位什麼中央軍委副主席，家裡搜出來成噸的鈔票。可這兒是香港啊
— 完善的制度，透明的法規，嚴密的新聞監督，規規矩矩，憑着什麼能夠在幾十年裡弄出兩億港幣出來？費馬定理不搞了，我卻對香港的富豪們感起興趣來。不得不感興趣。這報紙上，每天撲面而來的新聞，除了類似王菲又和謝霆鋒複合的明星八卦，還有讓市民們躲之不及的諸多欠債人跳樓燒炭自殺的慘訊，剩下的，似乎都是為權貴和名人們寫的。不談那些性感漂亮的港姐們，終於跨入了豪門，又被甩了出來，就連中國十四億人引以為豪的跳水皇后，不也接二連三的嫁進了半山的深門豪宅嗎？
原來這2.4個億對一些人來說實在算不了什麼。報上不是剛剛爆出嗎，一位港星去年光憑他演的電影的版稅就入賬三億。
當然，真正的富豪只能在電視電影上見到。而旺角街頭上擁擠如潮的人群，雖總是那般形影匆匆，營營碌碌，卻又讓我見識了這座繁榮都市的另一面，普羅大眾的香港。人人都在做夢，個個都在拼搏，是誰不知道，但有一點篤定的是，下一個李嘉誠，下一仨郭家兄弟，下一代“四大天王”，甚至下一位丘成桐，一定就出自眼前這滾滾的人流之中。
可我如何也料想不到，在這旺角街頭的人流之中，我竟然會撞到阿籮，一位三十年前在大陸被判了死緩的人。
那是臨近十二月的一個周末，我跑去觀看“戰中”的情況。運動持續了兩個多月，占街，集會，還有整晚的人聲嘈雜，已經給普通市民們造成了極大的不便，警方早已警告要大清場。我想起了“六四”，開始擔心，這樣下去，遲早會出事的。果然，出事了，就發生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去的是旺角，那兒有一群學生特別堅決，就是不撤。他們打出的標語也別樹一幟，最初只是
“我要真普選”，但很快地就出現了諸如“反對富人治港”、“拒交差餉”、“人工沒有萬四蚊，唯有選擇來抗爭”、“不要欺負窮人”之類的口號。一出旺角地鐵站，我就瞧見亞皆老街那裡一大堆人在激烈地爭吵。一個滿頭白髮大約五十多歲的高個子中年人揪着一位學生的前胸，情緒激動的大聲嚷嚷：“占中占中，你去占梁振英的家啊，你去占李嘉誠的家啊，就會堵在我的店前，我已經兩個月沒生意做了，晚上給你們吵得也冇得閉眼，我，我吃西北風啊，我都要發瘋啦。”那學生我見過，是這兒的頭兒，常常站在彌敦大道上演講。看着他意氣風發的姿態，真的，我不由得想到了老毛的那句話，“你們就像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不僅如此，我總覺得他面熟，尤其是那雙大眼睛，似曾相識，可一時又想不起來。學生血氣方剛，白髮人更是臉紅脖子粗，太陽穴上的青筋直冒，唾沫星子橫飛，鼻子直頂着學生的腦門。動嘴不動手，有人開始叫喚。學生終於受不了了，拿起一旁的雨傘檔在兩人之間。不知從哪裡飛過來一隻拖鞋，正好砸在白髮人的眼睛上；那人被激怒了，一把奪過雨傘。一陣混亂，有人暗中揮拳，白髮人揮起雨傘遮擋，雨傘在擁擠的人群中飛舞，也只是一來分鐘，待一切又安定下來，只見那學生已經躺在了地上，一隻手痛苦地捂在眼睛上，指縫中鮮血噗噗流了出來。我上前抱住學生，同時憤怒地盯着已經被人控制住的白髮人。這一細看不打緊，怎麼這人這麼熟悉？尤其是那眼神，說不上是愚夯還是友善，太像一個人了。目睹他垂低着頭被警察塞進警車，我對自己說，不可能的，這種霉晦事不可能總攤到一個人頭上的。
翌日，報紙頭版頭條報道，肇事者王籮，五十一歲，三年前以與港人結婚為由從大陸移民香港，後離婚，一年前在旺角亞皆老街開了一家窄小的篾器禮品店，顧客主要是來港遊玩的大陸客；依他的述詞，近兩月來幾乎沒了顧客，下個月的店租都沒錢交了。我盯着報上的照片，橫看豎看都覺着這人的名字不叫王籮，而應該叫王繼籮。跑到旺角警署，聲明是犯人的老友，有求一見。接待處的警察瞥了一眼我呈交的申請表，滿目狐疑地看我，說你做老師的怎麼會有這種衰人朋友，嘴裡還嘟嘟囔囔，當初移民局為何不好好查查，讓這個在番禺監獄裡蹲了二十五年的犯人給混了進來。你來了也好，他又拍拍我的肩膀，說犯人一個家人都沒有，找人簽字都不知找誰呢。
二十五年番禺監獄，這不就是阿籮嗎？
他老了。昨天還沒注意，頭髮真的是全白了，當年月牙湖邊的那位英俊少年早已是無影無蹤，變成了眼前這位垂頭喪氣的半老頭子。他倒是一眼就認定了我，“四眼……”脫口而出，但立即收了口，臉上露出尷尬的苦笑。我衝上前去，緊緊地扳住他的肩膀。三十年前，我沒有機會支持他；這次，我要讓他知道，四眼我是你的朋友，無論啥事我和你一起扛。
五年前他提前出獄，出來後卻是兩眼茫茫: 父母早已雙亡，近三十年的隔閡也將他和兄弟姐妹變得形如路人，沒人理他；社會上更是沒人要他，一個蹲了幾十年大牢的奔五十的人。絕望之際，他想到了“那邊”，那邊的香港。改了名字，費盡心機，終於在三年前混進了香港。因毫無一技之長，依然沒人雇他，好不容易開了家小店，自己製作竹器小禮品，賣給大陸遊客。眼看稍稍站穩了腳跟，這“占中”運動卻把大陸遊客都趕跑了，房東又不斷地來催租，他實在是受不了了，才和學生吵起來，卻哪知道會出這種事故。
“你和你的前妻？”我問他，不明白他為何要用“混進”這個字眼。
他瞥我一眼，臉上露出他小時候我所熟悉的那種不屑和譏諷：“四眼你怎麼還是書呆子？像我這樣的人還能找的到老婆？路邊揀垃圾的老太婆都不要我。是假結婚，香港多的是，人家還加了價，說我是個出獄犯，她要冒風險，總共八萬，現在還欠着一半的高利貸喃。”
我們都不說話了。沉默之際，我腦子裡一直在轉悠着一個名字。正在猶豫是否要提，他開口了：
“你有阿蘭的消息嗎？”
“沒有。我在網上找過，找不到她。”
“你就沒有……向同學和她的親戚打聽一下？”我反問他，同時注意着他臉上的表情。
“沒有！”他回答得斬釘截鐵，像是在向我保證：“我不會去打攪她的，她沒有錯，誰不想過好日子。”
他兩眼盯着面前的柵欄，陷入了沉思。良久，他抬起頭來，問我，更像是自言自語：“還記得月牙湖嗎？填了，蓋了高樓。唉，那時我們玩得多快活啊。”
＊ ＊ ＊
是啊，那時，樓沒有現在的高，車子沒有現在的多，草卻比現在的綠，河水更比現在的清。
從小學一年級起，阿籮就與我同桌，而夢蘭則坐在我們的前排。放學回家的路上，我們仨呆在一起的時間也最長。離開學校，往南走上十分鐘，過了一灣月牙形的小湖，路上就剩下我們三個了。再走上五分鐘，阿籮往左拐，那兒有一片棚戶區，他家的篾匠攤子就埋沒在那兒。夢蘭朝右轉，拐進一條很窄亦很舊的巷子，兩邊布滿了很老的都帶有石門的房子。我呢，則繼續向前，五分鐘後，來到一棟水泥砌的筒子樓前，那是我爸爸教書的中學分給我們的宿舍。
當然，每次路過小湖時，我們都不急着分手，而要玩耍一番。月牙湖上常年漂着綠色的浮萍，我和阿籮就比賽打水漂，看誰打中的浮萍最遠。夢蘭呢，則總想偷襲岸邊浮萍上的紅蜻蜓；可她的小手捏到的幾乎每次都是空氣，而不是一雙晶瑩的翅翼。不止一次，她因為太專注，一不小心掉進了湖裡，阿籮立即跳了下去，狗爬式的踩着水，把個尖叫着的她弄上了岸。不過，儘管阿籮“救”了夢蘭的命，夢蘭卻有點看不起他，說他笨。當然，阿籮可不承認他笨。
十歲的那年，有一次，我們在湖裡看到一隻大烏龜，離岸邊一米多，仰着腦袋悠哉游哉的在啃浮萍。阿籮說他要想法捉到它。夢蘭立即拽他的膀子，說你會嚇跑了它，還是讓四眼想辦法，他比你聰明，會動腦子。四眼就是我，因為自三年級起我就開始戴眼鏡了。我站在那兒苦思冥想了五分鐘，正巧看到湖邊上一隻死蜻蜓，就建議我們把鞋帶解下來接在一起，再用一根別針穿上死蜻蜓，系在鞋帶上，然後把烏龜釣上來。什麼餿主意，阿籮嘟囔着，一邊解鞋帶。可別針呢？夢蘭問。問你啊，我瞪她，隨即對着她的黃書包瞥了一眼。她小手在書包里翻騰了一番，然後無辜地看着我。我把眼光又飄到她的頭髮上，那裡有一枚銀色的髮夾。夢蘭明白了我的意思，卻是猶豫不決，捨不得。就在這時，一聲“噼嘰”，嚇了我和夢蘭一大跳。原來阿籮不知從哪兒弄來一根粗竹竿，一杆子正中烏龜的腦門。再看它，已經是四腳朝天，水面上只露出塊淡黃色的肚皮。阿籮一邊用竹竿挪那死烏龜，一邊乜看着我倆，說你們在那兒爭來爭去，早把烏龜嚇跑了。可你把烏龜也弄死啦，夢蘭反倒埋冤他，小嘴撅得老高。那總比抓空氣強吧？阿籮的嘴唇也翹了起來，狠命地又敲了一下那可憐的烏龜。到了第二天下午，我們仨可都是喜笑顏開，盤腿坐在湖邊的那顆老柳樹下，品嘗阿籮帶給我們的熟烏龜。說實話，我從來沒吃過這麼鮮美的肉，就連夢蘭也嘖嘖稱讚，真好吃。這回輪到阿籮神氣了，告訴我們，這烏龜是他爸爸用竹筒悶燒出來的。那個時候，買肉要憑肉票，一家一個月就一斤豬肉，這一頓烏龜肉可是讓我們爽死了。
吃完後，阿籮用手抹抹油嘴，指着南邊，說他爸爸講的，那邊天天有肉吃，他家有親戚在那兒，要他長大後想法跑到那邊去。髒死啦，夢蘭嗔他，同時遞過去她的小手帕。我媽也這樣說的，她緊接着，說她的親姑姑就住在那邊，她長大後也要過去。那邊有什麼好，我不知為何冒出一句，也許出於妒忌（我家裡可沒有任何親戚住在那邊），那兒是外國人的殖民地，這邊才是社會主義的天堂。你個呆四眼，這回輪到他倆一起圍攻我了，書呆子，有種你一輩子不吃肉。你們好，我也反擊他倆，你們有種現在就偷渡過去，我和你們玩完。愛玩愛不玩，他倆撇過頭去。
那邊，就是香港。這邊，則是文革後期的廣州。
吵歸吵，站起來後，又是最好的朋友。這個時候，傍晚的太陽將我們仨在水面上映成三個長長的倒影。夢蘭指着最長的那位，說看，阿籮將來一定是個大個子，大男人。我呢，我趕緊問。她哼了一聲，嗯，一位戴眼鏡的小個子男人，但是個知識分子，肯定有大出息。你自己呢，阿籮和我齊齊地問她。她抿抿嘴，有點不好意思，說她奶奶講的，她將來一定會出落成一位漂亮的女人，嫁進那邊一家大豪門。“臭美，資本家的小老婆，”這回輪到我和阿籮羞她，可立即遭到夢蘭的反擊，開始追打我倆，倒影變成了漣漪，換成了我們的嬉鬧。
多麼快樂的嬉鬧啊。
文革結束的那年，我們上了中學，就在小學的隔壁。還在一個班級，可是不知始於何時，湖面上再也沒有了我們的合影。升高中時，學校首次開始按成績分班，我憑着中考全校第一名的成績，進了尖子班一班，夢蘭被分在了慢班第十二班，而阿籮則掉進了墊底的第十四班。學校在教學樓四樓專門騰出一間朝陽的教室給尖子一班，以把我們和其餘的十三個班級分開。開學時，校長親自給我們上第一課，鼓勵我們要有遠大的理想，努力學習，你們的目標就是清華北大中科大，將來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
十五歲的我，對自己的理想已經十分明確，那就是做一名著名科學家。這個時候，徐遲的那篇《歌德巴赫猜想》才剛剛發表，全國到處都在刮“陳景潤”旋風。我的那位在中學教了二十多年數學的父親，如沐春風，鄭重地把他整理了多年的厚厚的一本筆記本交到我的手中，那上面都是他精心記下的各類數學定律和證明。“兒子，好好學，”他摸摸我的肩，長長地吁了口氣，“你爸早已明白了，我只能教中學，但你不一樣，一定要有夢想，將來定會夢想成真。”說罷又沉默無語了。我看着父親，猛然發現，雖然才四十出頭，他的兩鬢原來已經全白了。他現在話少了，可小時候，我和妹妹經常聽到他和媽媽嘮叨，老是提起“華羅庚”三個字，說哪怕能夠做到華老的百分之一，弄出一個定理也行啊，然後就一個人窩在角落裡的小桌子上，算啊算的。爸爸，我心裏面對他說，我會的，我一定會實現你的夢想，不，我的夢想。
我在尖子班結交了新朋友，加上朝七晚六的作息，可以說完全忘掉了阿籮和夢蘭。
此時的阿籮，名氣卻遠遠大過我這位中考的狀元。起初是打架，初二時就開始了。像一頭剛剛發育的金錢豹，渾身散發着雄性的野性，無處釋放，就在校園裡橫衝直闖，先在校內打，打成頭兒後，又結夥與外校的小紕漏打，自稱“月牙湖大佬”。呼風喚雨，他似乎很受用自己的“霸王”地位，直到有一次栽在我這裡。那是在中考完不久，有一次我路過月牙湖，碰巧見他和他的一幫混混在老柳樹下騰雲駕霧。我瞟了他一眼，嘴裡“哼”了一聲。他愣了愣，拋掉煙頭，追了過來。“四眼，”他的臉竟然漲紅了，“有什麼屁就放，我笨，不會猜。”“你也想像那邊的黑社會一樣啊，”我不緊不慢地問他，“打出一個大佬來？”關你屁事？他狠狠地瞥我一眼。我也回了他一眼，那眼色似乎比他的更狠，還加了一句：“不關我的事，你盡可以打，打到番禺監獄裡去。”說罷，扭頭就走。媽的，不想活了，我聽到他的手下叫罵，肯定想追過來揍我。“別動，”那是阿籮的命令，聲音低沉而且沙啞。
很快地，就聽說他“下山”了，再也沒有了他打架的新聞。學校里的那幫混混都替他們的老大惋惜，可我卻高興。我把他看做自己的朋友，我不願意看到朋友進監獄。
可是，不打架，他又不讀書，阿籮成天怎麼消磨時光呢？
不久，校園裡就流傳起新聞來，說阿籮和夢蘭在談戀愛，甚至已經遭到了校方的警告。起初我不相信，以為這是捕風捉影，同學們在瞎咋呼。初中的時候，我確實見到他倆手拉手的在校園裡招搖過市，可小學的時候夢蘭也常常拉我的手啊。直到高二的上學期，有一次我去學校補習，路過月牙湖，就在那顆老柳樹下，見到夢蘭親昵地依偎在阿籮的懷中，阿籮低着頭，夢蘭仰着臉，兩個人在忘情地親嘴，這才如夢方醒：敢情我這兩位發小讀書不行，可這事卻走在眾人的前頭啊。這個時候的阿籮，真的如夢蘭七年前所預測的，長成了一位高大英俊的美男子，整整高出我半個腦袋，膀子上已經撅起兩塊鼓鼓的二頭肌。我後來才曉得，女生們暗地裡都稱他高倉健，說他比高倉健還有男人氣。夢蘭呢，全校的師生現在都開始叫她阿蘭。並不因為廣東人喜歡用“阿”做稱呼，而是夢蘭長得實在是太像電影《英雄虎膽》中的那位國民黨女特務阿蘭了，尤其是那雙動人的大眼睛。好像一夜間，她那原本瘦小的身軀發生了蛻變，變得窈窕嬌冶，渾身上下散發着盎然的生氣。她是女生中第一位燙髮的；上披一件天鵝絨的夾克，下着深藍色的緊身牛仔褲，細細的小腰，筆直的長腿，小屁股翹翹的，無論舉手抬足，仿佛都在跳舞，跳着熱情奔放的倫巴。我知道，許多男生都在對她單相思，包括我們尖子班上的那些書呆子。
我好像第一次意識到，阿蘭原來是如此的漂亮動人。
那一天我悄悄地離開，沒有打攪阿籮和阿蘭。一整天，我坐在教室里打不起精神，腦袋裡老是閃現出阿蘭的那句“嫁進那邊一家大豪門”。我想起了當時正在閱讀的一本俄羅斯諺語集，其中的一句，“美女都被酋長們的馬車拉走了”。阿籮雖然帥氣，現在也不打架了，可卻不聰明，將來能讓阿蘭過好日子嗎？不知怎的，我心裡竟然冒出一股酸溜溜的感覺來。
我更加努力的念書了。
到了高三，同學們已經不再議論阿籮阿蘭。校方似乎也默認了；他們肯定認為，早戀影響學習，但對於阿籮阿蘭無所謂，反正他倆也考不上大學。同學們可不這樣想，往往都向他倆投以羨慕的眼光
— 他倆真的是帥哥美女啊。誰不愛美呢？都十七八歲了，愛情難道有錯嗎？其實，阿籮在學生中非常有“氣場”，人們都喜歡和他交往。儘管讀書不行，阿籮卻具備了許多令他人舒怡的稟賦。他特別不善於心計，大方爽快，身架子雖是人高馬大，那顆心卻好像還停留在十歲的晨光。心地簡單，但手卻是特別的靈巧。高一時，不打架了，沒事幹，放學後別人忙着複習功課，他卻一個人呆在學校的那件工具房裡，替老師們打新婚家具，還不收錢，打出來的大衣櫃堪比商店裡賣的。他甚至成了一些慢班生出怨氣的“亮劍”。有一次，尖子班碰巧和阿蘭的班級因為體育課爭用沙坑產生了摩擦，我們有位同學出言不遜，譏諷說，你們爭什麼爭，有本事在高考上爭。話一出口，立即遭到對方的一陣痛罵：書呆子，神氣什麼啊，就會背你的勾股定律，有本事像阿籮一樣，打出漂亮的大衣櫃出來，瞧你那肉酸樣。我看見阿蘭臉色變得煞紅，原本伶牙俐齒的她卻並沒有加入反擊。我立即站到了她的一邊，譴責那位同學。爭吵中，阿蘭緊緊捏住了我的手腕。
當天放學後，我沒有像往常那樣留下作高考模擬題，而是趕緊趕到了校門口。果然，阿籮和阿蘭拉着手，親親密密地走了出來。一見我，阿蘭就問，下月就高考了，你怎麼不留下複習？考什麼考，我甩甩頭，今天不提考這個字，我們一起去月牙湖玩玩。那天，就在那顆老柳樹下，我們仨一直呆到天黑。他倆要我好好考，考他個廣東狀元，讓他倆跟着沾光。我對他倆毫無遮掩，就說好，我答應你們，我就是要搏一搏。阿籮你呢？我盯着他。他說畢業後不等分配，因為在工廠做學徒工資太少，才二十幾塊，他要把他爸爸的篾攤子擴大，添加上篾器新婚家具的業務。他的嗓子如今已經全部脫離了童聲，變成了渾厚的男中音。我算好了，他說話時兩眼放着光，三年內至少攢三千塊錢，添置三轉一響沒有問題。不夠，我立即抗議，自行車要換成帶馬達的，縫紉機得換成電冰箱，我們廣州最漂亮的女孩可不能這麼便宜就讓你給撿了。阿蘭嘿嘿一笑，說四眼你小時候盡嘲笑我，如今倒幫我啦。阿籮忽地站了起來，說好，我也答應你們，我若不能讓阿蘭在結婚時騎上摩托、使上電冰箱，我就跳進這湖中淹死。死你個頭，我唾他，你要叫阿蘭做寡婦呀。阿籮眼眨了眨，說這樣正好啊，你再娶她嘛。好啊，阿蘭開始追打我和阿籮，原來你兩在戲弄我啊。
十八歲變成了八歲，我們又回到了無憂無慮的童真時代。
誰又能想到，僅僅兩年後……
“孫××，就是我的爺爺，來自孫中山的家鄉。他十五歲時就跟着孫中山出來鬧革命，二十一歲就當上了國民革命軍里的連長，在北伐戰場上衝鋒陷陣，戰功累累，到了國共內戰時已軍銜中將。可是，這樣一位威武軍人，四九年國民黨潰逃台灣時，卻只帶走了小老婆和一位情婦，把原配（就是我的奶奶）和她兩個未成年的孩子遺留在了大陸。在我的記憶里，奶奶經常跟我和弟弟講爺爺，說他是個大將軍。文革期間，造反派說我們是黑五類，搶走了爺爺留給我們的好大的一棟洋房，把我們一家攆到一間閣房裡，在工廠里做技術員的爸爸也被趕到大街上掃馬路。奶奶更是不斷地告誡我們，記住，你們出身世家，世道不會永遠是這個樣子。”
這是兩年後當我和阿蘭站在廣州公安局的大門外時，她紅着眼睛告訴我的。我現在可以想象，當年，二十歲的她，當“那邊”飄過來一縷誘人的橄欖枝，當榮華富貴向她招手時，她的那顆年輕的心又如何能不顫動？
“我高考落榜後，又考了一次電影學院，可是預考就被刷了下來，後來就被分配到了××針織內衣廠，一家大集體，真的像阿籮講的，每月拿二十幾塊工資。阿籮則幫着他爸爸，拼命地幹活，打家具，想儘早攢上結婚的錢。二十歲生日的那天，從香港那邊過來一個人看我們，是我一位從沒見過面的姑姑，不，應該稱半姑姑，因為她是爺爺的小老婆生的。她一看見我，就不斷地誇我，說沒想到自己的侄女長得比電影明星還漂亮。又對奶奶說，像我這樣靚的女孩，在香港一定能嫁到豪門大戶里去。臨走前，她從奶奶那裡拿了我的一張照片。
“姑姑一走，全家對阿籮的態度就開始變了。奶奶要我趕緊和阿籮斷了，說孫家的女婿怎麼能是一個在街頭擺攤的篾匠。爸爸的態度也強烈起來，告誡我婚姻是一輩子的事，你沒考上大學，不能再嫁給一個連大學都沒敢考的男人，你得替後代着想。就連最疼愛我的媽媽也反對，說上不上大學無所謂，你看包玉剛，只有小學水平；可男人一定要優秀，你說阿籮優秀嗎？我被他們說過來，道過去，心也動搖了，生生地問自己：我喜歡阿籮，他就像一位大孩子，可我真的願意和他過一輩子嗎，一個箍桶的？
“姑姑走後不到一個月，又回來了，不是一個人，後面還跟着一位大約三十歲的香港人，是她工作的一家大公司老闆的兒子。他的一切簡直就是阿籮的反板。阿籮是個土裡吧唧的名字，而他則有一個好聽的洋名，叫約翰。阿籮梳個板刷頭，約翰留的是分頭，頭髮捋得油亮亮的。阿籮腳上的那雙解放鞋都快變成白色的了，而約翰則穿了一雙好看的尖頭皮鞋。阿籮高中都差點沒考上，而人家約翰則是在英國留的學。阿籮拼死拼活想在三年內攢上三千塊錢，約翰在他爸爸的廠里一個月的薪水就有八千塊港幣，還不提他爸爸家的資產。再說，約翰長得雖然不如阿籮，但也不難看，像一位彬彬有禮的紳士。姑姑告訴我們，老闆是香港一家大戶，資產上億，經營房地產和海運，他們一家看上了我，要娶我做兒媳婦，手續辦好後一年內就可以去香港。我知道，這次一定是難過家裡這關了。說實話，我自己也心動了。我想象着如約翰所描述的，每天早上起來，推開別墅的窗戶，眼前是藍色的海灣，金色的沙灘在朝陽下閃閃發亮，吃完傭人端來的早茶，去洗一番海水浴，下午又是西式午茶，然後去接孩子上鋼琴課，晚上約翰帶我去跑馬地看賽馬，甚至有可能參加港姐的競選，不能再想了。越想，腦子裡閃出阿籮蹲在他爸那個破棚子裡鋸木頭的樣子，我心裡就越發煩躁。想過好日子，這難道有錯嗎？”
三十年後的我，會毫無猶豫的對她說，你沒有錯，誰都沒有錯。可是當時的我，當收到阿籮寫給我的信時，卻似五雷轟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阿籮說如果阿蘭真的離開他，那他就不活了。我立即回信，要他千萬不要做傻事，等我放暑假回廣州，立即去找阿蘭，保證能勸說她回心轉意。
僅僅兩個月後，當我急匆匆地從北京趕回廣州，在火車站迎接我的並不是阿籮，而是廣東公安廳貼在電線杆子上的通緝令：
“王繼籮，男，二十歲，身高一米八零，眼較大，濃眉，夥同兩名同犯，武力劫持孫夢蘭女士（同為二十歲），據悉現正逃往廣西，希各地政府和群眾積極協助，捉拿該伙罪犯歸案，……。”
他們是在通往桂南深山的泥濘小道上被抓住的。被捕時正值瓢潑大雨，三個男人都赤着膊，阿籮背着阿蘭，唯一的一塊塑料布披在阿蘭的身上。
面對審訊官，阿籮竟然並不以為自己犯了什麼大罪，說他只是想把阿蘭劫到深山老林里去，開一片荒地，養豬種菜，從此與世隔絕，過小兩口的日子，就像電影裡講的少數民族搶婚那樣。
此事被定性為特大惡劣事件，又正逢1983年的“嚴打”，儘管阿蘭作為受害者哭着替作案者求情，於事又能何補。僅僅兩個星期，從快從嚴，一紙判決書下來：從犯二十年，主犯阿籮死緩。
一年後，阿籮死緩轉成了無期，阿蘭則以約翰新婚妻子的身份，移民去了“那邊”。
又一年後，我登上了赴美留學的飛機。
就這樣，當初天真快樂的三個孩子，如今各分東西：一個囚在番禺的重犯監獄裡，終不見天日，直到老死在陰冷的牢房；一位成了香港豪門裡的太太，追尋幸福生活的美夢；另一位呢，則立誓要在彼岸開拓一片天地，實現“著名科學家”的遠大抱負。
誰又能想到，三十年後，命運的磨盤竟然又會將我們三人的軌跡交集在一起，交集在“那邊”旺角的街頭。
＊ ＊ ＊
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那位學生的眼睛，要是瞎了，那阿籮就成了千夫所指，真的就算完了。從旺角羈押所出來後，我就直奔醫院。到了醫院，見走廊里擠了一大堆子人。院方不允閒人探望。待我聲稱代錶王籮上門謝罪，更是遭到了官方的阻止，說現在最好迴避傷者家屬，那位學生的媽媽剛才還差點急暈過去，恨不得千刀萬剮肇事者。
拾聽聚集在走廊里的學生們的議論，才得知這位受傷學生的家庭也是命途多舛。他的爸爸原是一位典型的香港小老闆，貨真價實的小老闆，手下只有四五個人，替建築公司搭蓋樓的涼棚。賺不了大錢，卻也能維持生計。誰知九七年金融風暴前夕，這位頭腦簡單的小老闆竟然聽信了灣仔那些股票經紀人的鼓嘈，傾全部家產買了網絡概念股，結果全軍復沒，房子也被銀行收了去。後來沒幾天，他就從四十幾層高的竹架上掉了下來；說是失足，但自殺的嫌疑太重，最後一條命只換回了二十來萬塊賠償錢。偏偏禍不單行，父親死後第二年，八歲的女兒又得了急性白血病。為了治病，做母親的東借西籌，一家人擠在一間十平米的隔層里。也許是上帝發了點善心，女兒的病終於由急性轉成了慢性，但從此得花大錢長期治療。媽媽沒受過什麼教育，過去幫助丈夫打理，現在丈夫沒了，就在旺角女人街的夜市上擺了個賣玉器的攤位，白天則在一家酒樓做招待，辛辛苦苦，既要照看生病的女兒，還要拉扯未成年的兒子。兒子爭氣，考上了大學，今夏已經畢業，正在找工作。原指望苦盡甘來，有了兒子做頂梁柱，從此一家三口相依為命，誰知卻發生了這種事。那當媽媽的能不急暈過去？
我原不想叫阿籮知道這些，怕給他增加壓力，可是報紙上什麼都要登出來。第二天再去探他時，見他雙手插在亂糟糟的白髮里，蹲在水泥地上發愣，嘴裡還喃喃自語，為什麼偏偏窮人要倒霉？說若那學生的眼睛瞎了，他就只能投海了。
“這純粹是個事故，”我試圖安慰他，“路邊樓檐上的監控錄像完全證明了這點。”我又要他放心，找律師的錢我負責。
阿籮向我投過來充滿感激的一瞥，但立即又變成了猶豫：“你老婆沒意見？”
“我來香港之前老婆就不要我了。”
他同情地看我一眼。半晌，又支吾了一聲，四眼，你也老了。
我從小看上去就比你老，我對他聳聳肩。
“有權有勢的人好像都老得慢些，”他說。
我既沒權也沒勢，我回他。
“可你是美國有名的大教授啊，受人尊敬，吃喝又不愁。”
受不受人尊敬我不曉得，但叫我“有名的大教授”，就只有你阿籮了，我想。
阿蘭現在不知啥模樣了，阿籮自言自語。
“做豪門裡的富太太，我猜她一定保養得很好，”我說。
他不置可否的搖搖頭，說再怎麼保養也是五十一歲的女人了，你沒看香港的港姐，有哪一個不是在四十歲之前就被老公踢出門的。
那最好，我開玩笑似的，我們三個光棍老頭老太，又回到四十年前，跑去西貢海灘上玩。
阿籮的情緒明顯的好了些，但隨即又長長的嘆了口氣：“唉，要是這一切都沒事了，我好好經營我的小店，你做你的中學老師，周末把阿蘭請出來，一起飲飲早茶，那該多好。”
“會的，一定會的，”我給他打氣，這次可沒開玩笑。
老天有眼，三天后，醫院傳來消息，那學生的眼睛視力明顯恢復，但還得住院再觀察一陣，以確定沒有永久性的傷害。另外，不知是因為那學生所表現出的非凡的組織領導能力，還是受感於他的家庭的不幸，已經有數家香港大公司表示要雇他。阿籮和我正要慶幸，不料本地的媒體卻捅出簍子，把阿籮的過去，包括他劫持人的事兒(還好，沒有透露阿蘭的名字)，一股腦的抖了出來。網上已經有人叫喚，把這北佬逐回去。就在這一切還不嫌亂的時刻，石破天驚，阿籮的那位“前妻”上了電視。這位看上去已顯老態、據報上講已經“離”過六次婚的女人，不知是為了出名，還是因為有人暗地塞錢給她，對着鏡頭宣稱，她和阿籮搞的是假結婚，她是拿了阿籮的錢的。我望着電視上的這個女人，背脊已經曲僂，臉露菜色，講話呼嚕不清，典型的香港街頭那種為了生計四處奔波的女人。我的大姐（阿籮說她不到五十，可看上去至少老我五歲），生活已經不易，你的腰已被壓彎，為何還要落井下石，再陷害一位就要被命運壓垮的人？阿籮嘴裡狠狠地詛咒：“媽的，這個爛X，當初就貪，比別人多要了一倍的錢，現在還要來利用我。”嘴頭雖硬，他眼裡的沮喪分明告訴我，他已經放棄了，只盼警方判他無罪，驅逐他回大陸也罷。
大不了，他好像在重複三十年前的話，我躲到廣西深山老林里去。
終於，醫院傳來消息，那位學生完全康復，出院了。警方撤銷了對阿籮的指控，他也可以出獄啦。不僅如此，有關假婚之事，警方似乎無意追究，也許就法律上講阿籮並沒有違法，領證登記，樣樣齊全。倒是那位“前妻”遭到了警方的調查，查她長期的行騙行為。我們臨出羈押所大門時，那位曾經接待我的警官還拍拍阿籮的肩膀，說他如今才知道阿籮當初為了什麼進了大牢，好，是條漢子，憑什麼美女都被有錢人搶走啦。你們是否還要追究我假婚的事啊，阿籮傻傻地問。“假婚，誰假婚？”警官嘴一撇，“你的結婚證上寫了假婚兩個字嗎？和那兩位叫伏和郭什麼的結婚證有區別嗎？不用怕，好好地活下去。”
是啊，好好地活下去。
可是，誰又能料到，在羈押所大門外等待阿籮和我的又是怎樣的驚喜？一出大門，透過滾滾人潮，一眼就見到那位學生，身旁還立着一位中年女人，正在街對面靜靜地等着我們。僅只瞧一下他和她的眼睛，毫無疑問，她是他的母親。我現在明白了，難怪那位學生似曾相識
— 他的那雙眼睛，不就是阿蘭的嗎？再看那位母親，三十多年了，當年月牙湖邊的那位窈窕女孩早已蕩然無存，頭髮白了，眼角和脖頸已見明顯的皺紋，可是那雙眼睛，依舊是那樣動人，依舊充滿了幻想的火花。她不是嫁進了身價上億的豪門嗎？也許那約翰根本就是一個騙子？也許億萬富翁是真，但整一個紈絝子弟，沒幾年就把阿蘭給甩了？也許……Who cares？只需看一下身旁的阿籮，雖然身體只是微微地顫動了幾下，但我知道，從這一刻起，他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不，又變回了一個人，那位月牙湖畔兩眼放光、充滿了希望的十八歲的阿籮。
他向前衝了過去。
（2014.12 初稿於香港科技大學）
（2015.1 完稿於西北工業大學西村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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