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1964年的春天，我到傅家房子后面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同学家里“开小组”（按照老师的编排，几个人一起做作业），那个时候的284弄（安定坊）真安静啊，小洋房之间的树密不透风，微雨，绿得透出油来，忽然飘来植物的气息，介于香与不香之间。涂过柏油的篱笆被开满白花的枝蔓压弯了竹梢，整条弄堂，寂静无人。但是谁知道，就在白花的后面，傅雷在喘息，两年后便自我了断。

近年来，我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看到这样同类的弄堂，我似乎回到了早年的江苏路愚园路。现在，偶尔驾车经过旧地，我真不敢回望已经魂飞魄散的老屋。只有匆匆逃窜。

愚园路往西一点点，1088弄103号，我想讲讲顾圣婴，当时，她的名气远远大于现今的李云迪、郎朗。她也是自我了断，死的日期是1967年2月1日。

下文绝不重复关于批斗、耳光、开煤气的事情，也不讲她父亲顾高地羁押于青海，这些网上都可以查到。

我只讲自己和顾高地偶尔的一次见面，只讲和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的一次见面，以及我弟弟看到的最后的顾圣婴。

傅家和顾家深交，傅雷还为顾圣婴介绍过钢琴老师，傅雷夫妇的死肯定给顾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样和暗示。

1967年1月31日，我的一个小朋友陆小燕因为追逐打闹，突然捂着腿高叫：“痛煞了！”旁边的小朋友说她“装腔”，小燕的叫越来越厉害，送到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才知道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腾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头（现定居纽约）两个十来岁的少年陪着。

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付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就放在急诊室的地上，那时的中心医院急诊室就是老洋房的客厅，天冷了，放一个烧煤的铸铁炉子取暖，铁皮烟道在天花板下绕半圈。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阿尼头从小就练小提琴，因为老师是交响乐团的，所以知道音乐界的许多事情，阿尼头那年16岁，他认出了顾圣婴就睡在担架上。旁边的大人也在议论：顾圣婴，顾圣婴。弟弟回忆起来，顾圣婴面孔雪雪白，头发蹋了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付担架就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这就是顾圣婴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次露面。接下来的事情，报道里回忆，三具尸体匆匆就烧了，连骨灰都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我掂量过自己，我对顾圣婴的关注和现在粉丝对郎朗李云迪的关注没有本质的区别。

1989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在服刑，因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顾高地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落实政策后，被聘为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19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顾高地移居在离愚园路不远的兴国路41弄2号303室，与兴国宾馆相对。这是在老洋房之间的空地上建的工房式多层火柴盒，与兴国路的风格有点不合。

推门进入的时候，我就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我怕美女同事做出掩鼻状，刺激老人家，还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手里还抱着一个。他好高的个子，很瘦，属于小头一类，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顾高地目光柔和，话语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归还来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都没有问题，那位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美女问我：“数过他家里几只猫了吗？”

我说没注意。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

1990年10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呢，让人产生愚园路上冤魂多的感觉。我想有些事情确实是非常偶然的，也许在中国、在上海、在一条街上、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灾，不是瘟疫，不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是横死，太偶然了。

这里面，有些人，真是国宝级的，我们不可能像造汽车一样把他们造出来，他们几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们中间的，人的典范。而因为我们暴戾、我们粗鄙、我们轻信、我们妄执一念，以为真理，他们就这样，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去。我写的这些人，算是知名人物，另有一些人，很平常，也在这个时间段里，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可见文字的记录。愚园路608弄有我的朋友，出色的牙医世家的一员，他亲眼看到对面阳台上老太婆跳下去，那一年，他十岁。说起老太婆着地的声音：“泼”，就像砂锅落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响声。这个“泼”一直印在他的脑子里，也印在我的脑子里，无法剔除。

十

我真的不想议论，我喜欢细节的再现和表达。

我和儿子说起过去的遭遇。希望他对于绝对权力、绝对一致、绝对纯粹能够有所警惕。他反感的不是故事，而是我的叙述，“又要讲这些没劲的事情了。”

顾圣婴的故事基本说完了，我弟弟回忆1967年2月1日凌晨所见，还说起，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那年，顾圣婴29岁。

1990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顾圣婴、刘诗昆的老师，50年代，两个学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里，学琴练琴。我到汾阳路音乐学院的专家楼里找她，那时专家楼就是校园北面的一栋旧洋房，穿过自行车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后面，找到入口。中苏专家恢复往来，学院将这位与中国钢琴教育关系密切的老太太请来。她和画报上典型的俄罗斯老太太没有区别，矮，微胖，满头银发，大花围巾披肩，和蔼可亲，谈话很愉快，她喜欢中国学琴的小孩子，专程来辅导。最后，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眼泪，进而哭得十分伤心，她拿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文革结束，中苏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说她失去了女儿。她难以想象轻盈瘦弱的顾圣婴年纪轻轻的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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