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的父母在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金會位於芝加哥的分支機構工作。2006年，芝加哥大學請了一位英國專家來介紹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一種基因突變引起的新生兒糖尿病，90%可以通過一種常用的口服糖尿病藥物來治療，而不需要像以前那樣用胰島素治療。不久，芝加哥大學糖尿病中心的菲利普森教授又在莉莉父母工作的這個基金會介紹了這個主題。會後，莉莉的父母找到菲利普森教授，把莉莉的病情告訴了他。於是，菲利普森教授安排莉莉做了基因檢測，發現她患的正是由這種基因突變導致的糖尿病。

我們知道，胰島素是由胰島的β細胞分泌的。β細胞分泌胰島素需要細胞上面的一條通道，莉莉發生的基因突變影響了這種通道，從而使得β細胞分泌胰島素的能力急劇下降。胰島素分泌減少，這確實很像1型糖尿病，這也是為什麼這些患者往往被誤診為1型糖尿病的原因。事實上，如果不發現這個基因突變，光靠臨床信息，恐怕很難把它和1型糖尿病區別開。

得病的原因找到了，治病的藥其實是現成的，只不過以前不知道可以用於這些孩子。有一大類治療2型糖尿病的老藥（2型老糖友對這類藥很熟悉：格列本脲、格列齊特、格列美脲，等等），它們的作用是促進β細胞分泌胰島素，而它們作用的環節正是那個基因突變所影響的通道！果然，用了這種對症的藥物，幾天后莉莉的身體就能自己分泌胰島素，並很快拆掉了胰島素泵。以後，她只需要口服藥物就可以，不再需要從外界補充胰島素了，也不需要像原來那樣頻繁地監測血糖來調整胰島素劑量了。試想，如果莉莉的這個突變沒有被發現，她的診斷還是1型糖尿病的話，醫生是絕對不敢給她用這種藥的。

很快，《芝加哥論壇報》的一位科學記者報道了莉莉的故事，其他媒體也爭相報道。數百個家庭從媒體上得知這一奇蹟後，向芝加哥大學的研究人員發去諮詢，其中有不少孩子後來被診斷為跟莉莉一樣的單基因糖尿病。這些家庭最遠來自偏遠的阿拉斯加州，甚至美國以外的委瑞內拉。

其中有一個孩子，一家四代中都有糖尿病患者：他的曾祖母、叔祖父、父親，還有他自己。他被診斷為單基因糖尿病後，他的父親也被發現具有相同的基因突變。於是父子兩個都“扔掉”了胰島素，改用口服藥物，血糖都控制良好。

在這期間，莉莉的家長也沒閒着。她的媽媽勞莉主持了一個電子郵件討論組，參加的都是單基因糖尿病孩子的家長。一開始，這只不過是一個患兒家庭之間互相幫扶、支持的小組，可是聊着聊着，這些家長們居然有了新的發現：他們孩子的基因突變似乎跟神經系統的某種症狀有關係。於是他們開始把孩子們這方面的數據收集起來。菲利普森教授知道了這件事情，職業敏感告訴他，這些家長所做的事情在醫學上很有價值，於是他和他的同事們也開始密切關注這個郵件討論組，並開始與神經發育專家合作，進行深入研究。

受到莉莉這個故事的影響，芝加哥大學所在的伊利諾伊州通過了一條法律，建立糖尿病登記數據庫，希望能收集更多的糖尿病遺傳信息，幫助到更多的孩子。這條法律被稱為“莉莉法案”，規定這個州的醫務人員發現一周歲以內兒童發生糖尿病的，都要向州衛生部報告。這條法律的支持者希望藉此來促進對糖尿病遺傳病因的進一步研究。

莉莉的故事被許多人稱為“奇蹟”。然而，推動這個奇蹟發生的，是科學家和醫生的不懈努力，是父母對孩子的關愛，是社會對糖尿病患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