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头二十七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制造导致的怨假错案之多，超过历代帝王。连毛崇敬赞美的秦始皇、汉刘邦、隋炀帝、朱元璋，雍正，斯大林、波尔布特、金家父子···也都自觉汗颜，喟叹不如。真正称得上制造冤假错案的冠军了。若吉尼斯世界纪录要收此类第一，毛入选定然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只可惜吉尼斯尚无此项纪录。

更离奇的是：1956年毛对科学家千万不要把麻雀列入四害之一的建言献策，竟置之不理，嗤之以鼻，一意孤行。他刚愎自用，硬把鸟类王国的不起眼的小麻雀，钦定为与老鼠、苍蝇、蚊子必除的四害之一。1958年春，发动全国党政军民学，不分男女老幼齐上阵，打了一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新闻广播报刊开足马力，狂热宣传报道，大肆表彰灭雀英雄。报载：仅当年四月全国就打灭麻雀19.6亿只；可谓战果显赫辉煌。曾被誉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胜利。当时我所在单位，共有干部勤杂人员三百多人，也奋起响应毛主席号召，同全市人民一起奋战三天三夜。上房爬树，敲锣打鼓，摇旗呐喊，迫使麻雀在天空疲于奔命，不能喘气落下，直到毙命。当时我们非常崇迷领袖，毫不怀疑毛主席消灭麻雀的英明正确伟大决策；为消灭麻雀尽了力，流了汗。现在反思回头看，发现这是多么愚蠢、荒唐、滑稽的事。在这场生态悲剧中，扮演了不光彩的丑角。

所谓的除四害，将苍蝇、蚊子、老鼠斥之为害，自然是对的。消灭四害应用科学的方法。彻底消灭恐怕不可能；只能做到大大减少。现今科技已多么发达；连高度发达国家都不能彻底消灭四害，就系明证。

1960年毛终于把麻雀换成臭虫也是正确的。从此，再也未大张旗鼓地搞群众运动，去消灭了，无疑也是好的。这是否标志着毛主席已痛改前非，为麻雀正名呢？

1959年春农村传来虫灾遍地的消息，有关部门写了不要再消灭麻雀的报告给毛主席。1959年7月，有个鸟类学家，勇敢给毛主席上书说：我愿以鸟类学家的资格，用我的生命为麻雀担保，它无害，甚至对人类有益。所以我恳请主席收回成命。可毛在庐山会议上竟说：“有人提，除四害，消灭麻雀不行。现在麻雀成了大问题。我看麻雀还是要消灭。”科学家听到毛的这番谈话以后，暗地感叹发牢骚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意义大；但却比为曹操翻案还难。有些科学家出于良知，出于麻雀吃害虫比吃粮谷多，益大于弊，不应消灭；在城市林区，更是有益无害。因而据理力争，继续为麻雀辩护。直到1960年3月，毛终于勉强在一次会议上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吧。”这样麻雀才摆脱了在中国灭顶之灾的厄运。这是毛知过能改的罕有一例。

麻雀虽被赦免，但竭力为麻雀说好话的科学家，在文革中，却历尽劫难。曾为麻雀喊过冤的著名鸟类科学家朱冼，即是已死，也不能饶恕。竟遭到墓碑被砸、坟墓被掘，尸骨被鞭打捣毁的惩罚、侮辱。其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朱冼，竟贼胆包天，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消灭麻雀，同普鲁士封建帝王腓勒特下令扑灭麻雀等同类比，其用心何其毒也！鸟类专家郑作新在文革中遭残酷批斗、专政、折磨。其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大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为曹操翻案，为殷纣王翻案，为隋炀帝翻案，为武则天翻案·····十分积极；但却从未为自己制造的众多人的冤假错案羞悔过一二。相反却经常讲：翻案不得人心；必须大批翻案风。更不许为文革翻案。1975年，邓小平就因进行整顿，不为文革评功摆好，毛才再次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刚刚起用的邓小平再次予以打倒。

事实是：批两个凡是，为中共党史上的冤假错案，为新中国前二十七年间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拨乱反正，确是大得人心，甚得人心的之举。中共、邓公、胡耀邦等1978年以后所以能赢得人心，此乃重要原因之一。

党内一批元老，共谋罢黜胡耀邦、赵紫阳总书记的冤案，镇压8964学潮的冤案，何时才能顺应民心，平反昭雪，尚不得而知。但我坚信中国人民总回等到这一天的。邓的改革开放勋功，给中华人民带来了福音多多，将永辉史册。但不幸，又重蹈毛主的覆辙，不能不使人感到万分惋惜、遗憾。

望后来人牢记前人的惨痛教训：与其以后费力大搞平反，倒不如当初就不制造冤假错案，岂不更好！

毛主作为红太阳大救星，当权者执政者，痴迷不悟，不肯接受历史教训，为了维护个人至尊权威，以言定罪，大搞文字狱，岂不更悲乎？对此，作为同战友、高干、党员、旁观者、被愚弄的人民大众心中是有数的；可他们只能干瞪眼，敢怒而不敢言，却毫无制约办法，这岂不更为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