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留日、留法國際派，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北伐軍政治部主任。又領導了上海的工人三次武裝起義。1927.8.1.了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反蔣的第一槍。在1935.8月前長時期內，在全黨、全體紅軍內都比毛的權大位高、權力大一直在黨中央任中央軍委主席或軍事部長，領導特科。這是不爭的事實。1932年周到達江西蘇區後，首次與毛髮生面對面的頂撞，憤而撤了毛中央紅軍總政委的職，自己在任黨中央軍委書記之職的同時，又兼任中央紅軍總政委、蘇區中央局書記之職。毛以後近三年基本處於閒置狀態。周在江西蘇區寧都會議後，給蘇斯、共產國際寫的電報中曾說：“毛澤東為人恣肆不羈···反覆多變。談問題海闊天空，不着邊際，往往使人不知所云，不得要領····”即可證明。

在反第四、五次圍剿、長征初期以及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新成立的最高軍事指揮三人團，周是最高領導者，有最後拍板決策權。毛在這個新成立的三人團雖是成員之一，但還是周的下屬。直到8月周病重，毛才接任周成了最高領導者。直到長征勝利抵達陝北後，毛才當上黨中央軍委主席。從此周恩來為軍委副主席，被領導者。在遵義會議後，黨的總書記一直是張聞天；直到延安整風才有毛取代。

抗日時，通過四年延安整風，毛主打倒了王明、博古、張聞天教條主義派，馴服了以周恩來為首的、朱德、彭德懷、陳毅等經驗主義派，終於奠定了自己在黨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地位。毛周從此變成君臣關係，一直持續到周死。

1964年周為投毛主所好，特主持編導了大型史詩《東方紅》廣為演出，為毛主席歌功頌德。史詩中有：‘···生活在沒有炮火硝煙，沒有刀光劍影的毛主席時代，多麼幸福呀！···’，這是被迫言不由衷。大躍進全國陷入大饑荒，僅餓死就高達3750萬人。八年抗戰死亡的國人還多。人民處於饑寒交迫之中，這叫什麼幸福？

1966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資反路線，提出打倒老幹部時，周說“這麼大的事，你們怎麼也不跟我打個招呼？”這說明文革中很多決策，周事先並不知曉。

文革初期，毛就給江青、康生授意，張貼伍豪啟事的大字報，曾欲把周打成叛徒。授意紅衛兵在中南海周住處圍周聲討一晝夜。但鑑於力不從心，不能同時兩個拳頭打人，方才作罷，隱忍下來，轉而利用周為其效勞，先打倒劉、鄧、陶、彭真、賀龍、彭德懷等。

在反二月逆流的同時，又掀起炮打周總理的波浪。因為文革派認為二月抗爭的總後台是周。周是最大的保皇派、元老派。後毛主請中央文革的同志多做群眾的工作，這才終止了對周總理的炮打。

毛主要打倒賀龍主要原因是：1966.8.5.他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賀龍仍不響應，不表態批劉。於是毛找詢問：你為什麼還不批劉？賀答：我不會上鋼。對流水資產階級司令部頭頭不理解。毛又委託林彪對賀說：你的問題可大可小，就看你支持誰反對誰了。究竟是站在毛主一邊還是劉少奇一邊？賀仍不明確表態。所以毛主才於以‘二月兵變’的罪名正式打倒賀龍及許光達大將，除掉這個與自己不是一個山頭的紅二方面軍首領。命令周總理成立賀龍專案組，具體執行。周只得尊毛主之命，言聽計從，不敢有半點違抗。周以讓賀休息的名義，將其騙到到北京西邊的山區關押起來，直到1974年賀龍因缺吃少喝，百般虐待折磨，糖尿病嚴重，得不到任何治療而死。因周是領導的南昌起義的，賀龍所率軍隊又是主力軍，自己又是賀龍的入黨介紹人；救援怕牽連自己。周心想毛主所以要先打倒賀龍，就有削弱自己力量的意圖。若出面保救賀龍，自己也無能為力，勢必淪為耄的死敵；只好明哲保身

1967年的二月逆流，7月的陳再道支持百萬雄師武漢事件。毛懷疑周背後作了手腳。後毛見勢不妙，於是又高叫：1：還我長城！嫁禍王、關、戚一小撮亂軍，拋出頂罪，以此換取軍內團結，暫時穩住林、周。2、為穩住生產經濟形勢，也離不開周。故策略是暫不動周。3、所以對周採取又敲打又拉又用的策略，皆因在打倒賀龍後，周手下還有劉伯承、陳毅、鄧小平、李富春、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留法國際派、黃埔系的元帥、將軍；軍內盤根錯節，影響仍很大。何況周人緣又好呢！這就是毛不能最後下決心打倒周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青1967.12月將周恩來的干閨女孫維世（當時在北京抓捕要人都是要經周批準的形式，因周名義上是中央碰頭會的負責人）），誣衊孫為是美女蛇，狐狸精，蘇修特務，叫周總理親自批准逮捕。周無奈地說：“既然組織上已掌握了材料，認為她與蘇修有勾結，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服從組織決定。絕不能因她是我的乾女兒就袒護她。”周總理連自己收養的孫炳文烈士女兒都保護不了；只好批准終逮捕。孫被江青投入監獄，10月在獄中被活活打死。打死時還雙手戴着鐐銬，竟發現孫的頭上被釘了一顆大釘子。這是借打倒孫維世，既報了私仇（據說1950年初毛主赴蘇會談時，孫被指定為毛的唯一為俄語翻譯，曾藉機姦污了他），又敲打了周，警告周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可謂一石二鳥。

在劉少奇、林彪兩個接班人於被置於死地後，認為周恩來已無太多利用價值。故又故意找周的毛病，不時批判周，拿五豪事件掣肘周，迫使周臣服於己，聽命於己，唯唯諾諾，唯毛是從。過去出現在大眾面前的風雅倜倘形象，已一去不復返了。終於在領袖權力之下，變成了低三下四的馴服順奴、小媳婦。

1971.11.14日毛為了緩和與周總理代表的黨內元老派的關係，又見鑑於離不開實幹的經濟大管家。雖周守成有餘，進取不足，偏於保守；但毛這時終於說出：“以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他們是針對林、陳、王、關、戚的。王關戚欲要打倒的人中，也包括周總理。”故批周暫時鬆弛、稍停了一下。

1972.1陳毅逝世，毛主席親自出席了追悼會，這等於給二月逆流平了反。毛不得不在林彪913事件後，為了把打倒大批高級老幹部嫁禍於林彪，隨開啟了解放被打倒老幹部的工作。這時周總理持積極歡迎態度，藉機解放大批老幹部。1972年夏周總理把胡耀邦從五七幹校調回北京，保護起來。1975年讓胡復出主管中科院。把楊、余、傅、解放，陸續安排了工作，1973年支持毛將鄧小平從流放勞改地江西調回北京恢復副總理職位，這無疑是周保護、解放高級黨員幹部最成功的幾例。

1972年5月，周總理在醫院被檢查出已患膀胱癌早期，大夫意欲及時手術根治。但毛卻下達四條密令：要保密，千萬不能告訴周本人、鄧穎超；不要再檢查；不要開刀動手術割除；只加強營養護理。故而拖延治療。毛主此時可能偷偷竊喜，因有望周能死在自己之前了。此時毛仍命周日夜不停地疲於奔命地工作。周本人及妻子鄧穎超，一直被蒙在鼓中，不知丈夫已患了膀胱癌。直到兩年後，癌已擴散周、鄧穎超才知曉。但為時已晚，錯過了根治的最佳時機。

9·13後，周授命領導批林。是周首提批林彪的極左的。可是江青斷言：林彪是極右，行左實右。進而誣衊周總理大批林的極左，是別有用心，文不對題，林搞的篡黨奪權是地地道道的右傾投降主義。1972年12月毛附和支持江青的觀點，正式發話：“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是陰謀詭計搞分裂叛黨、叛國。”江青在前面整周，毛在後面拆橋，全盤否定了周批文革極左的觀點。迫使周再次檢討，再次喊出：向江青同志學習！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江青藉機對周說：‘要不是我去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暫時又逃過一劫。

周在緩和中美關係，實行乒乓外交，聯美反蘇策略方面確有大功。周在和基辛格會面時說過：‘凡事不能太極端，，黨的利益不能高於人們的利益···’從而流露出不同意毛主的某些過激作法，如四面樹敵，自我孤立等。

1973年7月4日，毛主針對外交部《新情況》153期，再次嚴厲批周說：“···什麼一說大事不好，二說欺騙更大，三說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現在國內外形勢大好，不是中好小好，更不是不好。我常說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卻來個大欺騙、大主宰。外交部卻說大事不好，說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不勝其看。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事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將來出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未說。···外交部有個屁司，竟說日本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關係···”並囑託王洪文、王海蓉、章含之說：“你們年紀不大，最好學點外交，免得上那些老爺的當，受他們的騙，上他們的賊船”。矛頭直指周總理。迫使周總理5日書面檢討認錯。（極類似影視里的太監、大臣，跪在皇帝面前說：皇上聖明，奴才該死的鏡頭）江聽了大為振奮，故要發起批林批孔影射批周的運動，8日江去面見毛仔細商討。商討中毛念了自己批郭沫若的兩首詩後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都是法家。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這無疑是說周總理：厚古薄今，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1973年9月23日，毛借接見埃及總統莎菲之機，放話：“我是贊成秦始皇的君本主義，不贊同孔孟的仁政、人本主義（暗喻現在的周是企圖推行孔孟的仁政）。歷史上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都尊孔反法；是地地道道孔老二的信徒。歷史上行將滅亡的反動派，都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權，復辟的工具”。同時又特意說：‘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及批郭沫若的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祖龍雖死魂又在，孔子名高實秕糠。歷代都行秦王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此詩暗喻周為黨內大儒。接着又明確指示：林彪與國民黨都是尊儒反法的。批林要和批孔聯繫起來，即暗示要與批周掛鈎。可見毛主念念不忘把‘反篡權’維護自己的極權，作為執政後的核心第一要務；老怕別人取代他，篡他的權，或作斯大林後的赫魯曉夫。

1973年11月12日周總理陪同毛主席接見基辛格。11月15日周又與基辛格單獨會談，並商定了中美會談公報。16日公報在發布前已經毛主席審查同意及其他政治局委員畫圈。然17日毛主聽了不正確匯報後，認為周在會談中犯了軟弱右傾大錯。特於17日上午召開外交部一些人會議說：“對聯美時要注意。搞鬥爭時容易犯左，搞聯合時容易右·····”

1973年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江青在會上批判周“在外交路線上搞右傾投降主義。與基辛格談判時表現右傾軟弱，這簡直是喪權辱國，蒙蔽主席，給美國人下跪。比李鴻章還李鴻章。···沒有執行好毛主席的聯美反蘇的方針····”逼得周忍無可忍，一時衝動，當場對江拍桌子頂撞說：“我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右傾投降主義帽子扣不到我頭上。”這是周總理第一次公開對抗江。

11月25日當江青向毛匯報此情後，毛被激怒，雖命令12月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特意將四老（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四少（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羅旭）擴大進來。會上先由唐聞生轉達毛主席的對周的批評：“周及領導的外交部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等於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執行毛主席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有人對蘇聯怕得不得了，一旦打進來，他就會去當兒皇帝呢！對美投降，要借美國的核保護傘，向美下跪投降，是賣國的路線鬥爭。因此要向外交部甩石頭····。”聽了唐的傳達，與會者都不寒而慄。於是不得不紛紛遵旨發言，對周展開為圍攻。什麼賣國，目無中央，蒙蔽主席，什麼屈膝投降，····不一而足。江青又高調宣稱是：“這是第11次路線鬥爭。周總理就是這次路線鬥爭的頭子。周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主席。”鄧小平在會議最後也隨大流批評了周總理的右傾錯誤。這次批周會公開了8個多小時。會後毛特別關心鄧小平在會上的表現，發言了沒有？當毛得知鄧在會上發言狠批了周后，很滿意，今後可用鄧挾制周了。

會後毛主席又讓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華國鋒、汪東興6人組成的幫教小組，有王主持，對周進行所謂幫教。再次逼迫周做檢查。周無奈忍着病痛，只得低頭認罪，違心地上綱上線承認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挖犯錯誤的思想根源，親自將言辭懇切的檢討呈送毛主席。真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毛見周低頭認罪，服軟檢討後，見周已無什麼威風，再次故伎重演對王洪文說了句緩和的話：‘批評一下可以了，不提11次路線鬥爭了。···什麼迫不及待；···打倒不好。’（這就叫先打後拉）。繼而於12月*日毛主席在接見尼泊爾國王時，藉機與周握了手，說：‘總理呀，小將不好惹；把他們提起來，整了你····。’再次把自已打扮成周的救命恩人。堪稱是：恩威並用的典範。

12月21日在八大軍區司令員調換會上，毛主又說：‘羅瑞卿、賀龍、楊、余、傅，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一面之詞···’從而把責任全推給林彪，叫林當替死鬼。周總理為了適當反擊江青的囂張氣焰，亦適時拋出江青與美國女記者的採訪談話寫成的《紅都女皇》一書，使得江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

1973.3毛主是在鄧保證永不翻案之後，批准恢復了他的組織生活從江西勞改地調回北京，10月又任命鄧為副總理。一是讓他輔佐病重中的周；二是林彪事件後需要收拾人心。鄧感恩不盡，又給毛寫了第二封檢討，再次表示永不翻案。鄧在去探望病中的周時，周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毛不讓查。”這是周直接抱怨毛；其含意是想表達要跟葉、鄧站在一起，結成反對江青文革派的同盟。這時鄧雖在感情上同情周；可自己剛‘解放、復出’，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先先聽毛的話，站在毛主一邊，故未予回應。

1973年秋中共十次全代會上，毛主擢升上海造反派頭子王洪文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作為準接班人，着意培養；藉以再次肯定文革造反、奪權。自此四人幫開始正式形成。毛主欲要用江的旗手權威、王洪文的准接班人位子，張春橋的點子，姚文元的筆桿子與周、鄧、葉老幹部派抗衡，以便把更多權利奪到自己手中。毛主也打算一旦四人幫大權穩握，待時機成熟，自己歸天后；毛遠新等接班人可以順利繼承大統，由江青垂簾聽政。王洪文任人大委員長，張春橋任總理，姚文元任政協主席。

1973年12月22日，毛在觀察一段時間後，認為鄧可信，於是又宣布鄧小平出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參加中央黨政軍核心領導。開啟了以鄧取代周的進程。

沒過幾天，1974年元旦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唐曉文（即兩校、梁效）的：《孔丘殺少正卯說明什麼》重磅文章。內說；“孔丘當了魯國司寇，代行宰相職務。殺了少正卯。”故意借孔影射周是黨內大儒-----宰相儒；警惕周一旦掌握大權，殺少正卯的事情就會發生。紅旗發表《孔丘其人》，曰：“71歲，重病在床（暗喻周時正71歲，已患膀胱癌），還拼命掙扎着爬起來搖搖晃晃朝見魯公（暗語朝見毛主席）。”

接着毛批准發布的中共中央通知說：“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武器”。同時批准將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的《林彪與孔孟之道》下發。歷史上曾被尊稱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一下子貶毀為孔老二，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其實孔子生前僅是百家中的一家。既無顯赫官位，也沒有搞過獨尊；大部分歲月就是個教書先生而已。他周遊列國16年，推銷自己的仁政一套；不過是過過嘴癮，說說而已。並沒有幹過禍國殃民的壞事。是孔子死後300多年，到漢武帝時才開始獨尊儒術的。清朝才封為大成至聖先師，建立文廟祭祀。現在硬把林彪與孔子扯到一起，可謂風馬牛不相及，有點勉強。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緊接着江青在1974年1月24日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說：“批林批孔要聯繫實際，批現代的大儒，黨內的大儒。批覆辟倒退右傾回潮。”因此時謝靜宜、遲群已把林彪臥室中張貼的：‘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條幅一事告訴了毛主，並進讒言說：‘是周總理建議林選定寫的’。所以江才着重批孔的：‘克己復禮，興亂國，繼絕世，舉遺民’。以影射周在搞復辟倒退；從而把矛頭指向周總理，將其暗示給國人。

毛又對親信、外侄孫女王海蓉說：“現在批周公的時候到了。”就這樣策劃了由江青發起大張旗鼓的批林批孔運動------借批孔批林名義，旨在批周公。

2600年前死了的孔子，根本不知什麼是資本主義？他又怎麼會復辟資本主義呢？值得大動干戈嗎？其實是假借批林批孔，在周病入膏肓之時，再加以精神、肉體、歷史三箭齊發，刻意折磨周，欲置周於死地的運動。

5月7日北京日報發表柏青(即北大、清華)的文章《從鄉黨篇看孔老二》；特意說：“端起胳膊（影射周因右臂受傷，平時總端着）···此人偽奸，是一個可恥的政治騙子；你看到他騙取了正人君子的名聲，在大庭廣眾之中，妝模做樣；在君主面前，則小心翼翼，局促不安，舉止恭順。孔老二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醜態百出”。這明顯是指桑罵槐，攻擊周總理。

江青於6月到天津寶坻小靳莊，煽動農民說：現在要沒有大儒，為什麼搞這麼大大運動？要揪現代黨內大儒。並特給一農婦改名叫：周克周。可見江是批周的急先鋒。其目的是倒周后，由她組閣，以便做當代慈禧。

自此，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全黨、全軍、各行各業洶湧澎湃轟轟烈烈地展開，前後持續了一年多。下面的普通黨員幹部百姓多認為就是批孔批林，並不知毛江的文革派醉翁之意不在孔林，而重在敲打怕批周。

1974年4.21日，周終於獲悉自己患了膀胱癌。於是親筆上書毛主，要求住院手術治療。可此時周的膀胱癌已到晚期，發展成了不治之症，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毛這才假惺惺的於5.31日批准手術；但為時已晚。其用心何在？不言自明。

作為中國堂堂國務院總理，連住院手術自主權都沒有。（兩年前已確診膀胱癌，急需住院手術，為何隱瞞？為何不要周住院手術？豈不是別有用心嗎？）住不住院，做不做手術？何時做手術？都得聽命於毛主，豈非咄咄怪事？

毛鑑於周在文革中，有違聖命，衝殺不夠勇猛得力；且總想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範圍內，同情憐憫一些老幹部，所謂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知識精英；····故而對周嚴重不滿。但又鑑於一時又實在離不開周，需要他維持搖搖欲墜的經濟；暫時尚無人可以完全取代。所以才出現用多於批，暗批多於明批，又打又拉又用的狀況。現在鑑於鄧小平已基本可取代周了，才有74年的大批周公，75年9月的批投降派宋江---即再批周公。但整個文革期間，毛、江從未正式公開指名道姓底地在媒體公開提出：打倒周恩來的口號。僅僅是隔三差五地不停地含沙射影地敲打而已。只不過有時出手重些，有時輕些罷了。何況這時周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時刻；不用公開打倒，周將斃命。

1975.1.22日周上書給毛主席：“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40年，主席諄諄教導循循善誘，而我仍執迷不悟，甚至犯錯誤，犯罪，真懊悔莫及。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要寫出一個像樣的東西總結出來。祝毛主席健康長壽！”

1975年1月在指定黨的第一副主席王洪文，主管全黨日常工作，意為王是准接班人。同時又任命鄧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意在稀釋周的權力，有意加快讓鄧逐漸取代周的過程。因鄧的出山，重返政壇，周的重要性無疑就小多了。這就是為什麼在1973年3月鄧復出後，加劇了對周批判的的緣故。

毛此刻為削弱周的心腹、黨中央副主席李德生的兼北京軍區司令大權，將其貶到瀋陽軍區；既可以消除毛對鄧、周結盟的戒心。又能將陳錫聯調任北京軍區司令，以便為自己未公布的接班人毛遠新、江青保駕護航。

這時鄧竟借用毛的‘學習理論，反修防修；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簡化為‘三項指示為綱’，立即開展全面整頓，狠抓經濟生產。巧妙地抵制階級鬥爭為綱。同時重用打倒又被扶起來的張愛萍（管軍事）、萬里（管鐵路交通）、胡耀邦（坐鎮中科院），周榮鑫（教育部長），意圖‘築堤堵住洪水’，狠抓生產、恢復正常的科研、教育。果然當年見效，1975年國民經濟總產值較上年增長11·9%。鄧的措施立竿見影，很得人心，這就為他在毛死後二次復出撈到一筆堅實的政治資本，奠定了基礎。

1975年5月3日毛又親自主持召開他最後一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又指定鄧取代王洪文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含義鄧為準接班人，而不是王了。毛6月又批准給賀龍平反，舉行骨灰安葬以安慰老幹部；但又不許開追悼會，登報宣傳。

毛主這時明知文革造成的天下大亂，未能達到天下大治。對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幹部、黨員、群眾多怨氣衝天。毛主這時卻要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全會，作出：‘肯定史無前例文革很有必要、及時、正確，功績偉大的決議’。鄧則藉口：“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加以婉拒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自此，毛對鄧不服帖，不聽話，又開始不滿了。

九月發動評水滸，批宋江是投降派，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BING）晁蓋於108將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聚義廳改成忠義堂，讓人招安了。這是暗喻周總理是宋江，招安了鄧小平，架空了毛。無疑是又加新罪一樁。重新啟用鄧明明是毛的主意，周僅是附和支持，樂觀其成。恰在這時，江青卻說：‘黨內左派領袖，就是鄙人。另有右派、溫和派’。

接着毛又假借清華黨委書記劉冰托鄧把狀告遲群、謝靜宜信轉交為由，質疑“為什麼劉冰不直接把信給我？劉動機不純，想打倒遲、謝。信中矛頭表面是對小謝、遲群，其實是對準我的”。再加上鄧在治理整頓時說過：三項指示為綱的話，意在否定階級鬥爭為綱，着重全面整頓，大抓發展經濟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毛、江遂於11月3日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的運動。評水滸運動的實質矛頭所向進一步明確了就是對着周、鄧的。毛批鄧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綱舉目張。”鄧又陷入被動挨打第二次被打倒局面。接着人民日報、紅旗等報刊接連發表《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反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無產階級革命的繼續和深入》、《評三項指示為綱》、《翻案不得人心》（其實很得人心）、《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評,<評三項指示為綱>》····連篇累牘；人們都不愛看，心懷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只得忍氣吞聲表面跟着隨大流。

於是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就更為猖狂，加緊了倒周、倒鄧的步伐。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剎那欣喜若狂地說：‘鄧得志便猖狂。來的快，來得凶，垮的更快。’

那時周總理遭受攻擊，心力交瘁。可整日憂慮的仍是如何在錯綜複雜險惡的處境下：既不得不違心緊跟照辦，俯首聽命於毛、江文革派的同時；又要煞費苦心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儘可能地保護老幹部及黨內健康力量；少受損失傷害。例如：當紅衛兵要揪斗陳毅是，周總理就站出來說：“不行！除非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緊接著又把各部搬進中南海，半保護半辦公。想方設法的‘抓革命，促生產’，盡力維持生產秩序，以防弄到全國人民沒飯吃的境地。但對造反有理、階斗為綱，造神愚民的極左一套，不敢公然有半點反對。周不能像梁漱明、馬寅初、彭德懷那樣拍案而起，皆因他系總理，背負着8億人口衣食生活的重擔，整日掛念的是：怎樣使人民少受苦難。周總想在驚濤駭浪中使革命的航船，儘量開得穩妥一些，少碰急流險灘暗礁。故不得不在挨批受敲打時，還巧妙地周旋於四人幫文革派與老幹部派、務實派、溫和派、健康力量之間。周對毛在文革中的極左一套，多有微詞，不時顯出怠慢，消極應付、暗中間有委婉牴觸情緒；但從不敢正面表達與毛的不同意見。例如周在九大竟違心地說瞎話：‘···南昌起義失敗後，是林彪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再也不敢說是朱德率部上井岡山與毛會師了。嚇得林彪說：‘我林彪沒什麼，一切歸功毛主席，我如果跟了賀龍、朱德早就完了，哪有今天····’周每天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備受煎熬，憂心如焚，苦悶之極，窮於應付，很辛苦，很艱難、很無奈。胸中鬱積塊壘，左右為難，被迫只好看毛江的臉色行事。因此就可理解為什麼周說：‘處理好同江青同志的關係就是處理好了同毛主席的關係。處理好同毛主席、江青的關係，就是最大的政治。’其苦衷又有誰明白、理解？稍有不慎，隨時就有被打倒的危險。真可謂：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每天顫顫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當時曾有人問周：你為什麼不敢出來公開反對？周答說：‘如果反對，那就會是黨分裂，後果更壞。我要保持晚節，只能勉強跟着走，說違心話，辦違心事，受夾板氣，不掉隊。這要比分裂損害小些。’凡毛江要打倒的人，周一個也不敢保，不得不也跟着喊打倒。周是在：隱忍克己，爭中有忍，忍中有爭。周與毛主的關係很微妙，可用‘和而不諧，斗而不破’八個字來形容。

周不得不俯首稱臣，言語謙恭；行事則儘可能地務實。且忍一腔無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氣；強支病體，苦撐危局，忍氣吞聲，忍辱負重，都是為了顧全黨中央不再分裂的大局。其騎虎難下處境，凡親身經歷文革的人，可想而知。難怪周在1975.9.20日最後一次進手術室時竟義憤地喊出：“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宋江投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