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终于在1976年1月8日，带着诸多憾恨,被癌瘤扩散夺去了生命，先毛而去。这无疑给毛去了一块大心病。周总理的早逝，与毛、江文革派的屡屡的精神折磨脱不了干系。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被活活折磨死、气死、累死、整死的；故意拖延治疗致死的。例如：江青在1975年后，总在周总理打点滴时，刻意去大谈工作。

周逝世后，四人帮把持的党中央，下令各单位不准设灵堂，举办悼念活动。不准在悼词中写：‘敬爱的周总理、周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继承周、学习周、怀念周的词句···’一定要压低悼念规格。

迟群、谢静宜等不仅不参加悼念活动，还大笑，追逐戏耍。姚文元又下令说：上山下乡大会照开不误。与会者不准戴黑纱、白花。

人民群众对此卑劣手法十分不满。故于1月11日只好在周遗体送往八宝山火葬那天，北京百万男女老少自发齐聚长安街两侧，肃立严寒北风中，默默无语饮泣送行，表达哀思和义愤。这其中既有对周总理一贯忍辱负重，屡受磨难煎熬，抱打不平之深意；又有对总理处境危险时，仍殚精竭虑，力挽狂澜，苦苦挣扎，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的景仰敬佩。亦有对一贯平易近人温和谦恭待人，亲民爱民，克己奉公，肯为民效力的好总理哀悼缅怀之情。也是对江青文革帮，张牙舞爪仗势欺人，飞扬跋扈的深恶痛绝。顽强地表达了对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的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强烈不满，和对文革的非议、怨尤。这是周总理死后赢得的第一个100万民心。

邓小平十分理解文革中周总理的处境艰难，因此1981年说：“周总理在文革中做了违心的事，说过违心的话。当时他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国家更会大乱。只有如此，他才能做更多的好事，保护更多老干部。”

周在文革中所以如此表现，对毛、江时疏、时近，又要给毛擦屁股，堵窟窿，当牛马，不敢公开违抗旨意；又得表示紧跟照办。真是又无奈，又委屈，又难办，心里有苦衷，嘴又说不出····批林批孔后自身都难保，还怎么去保护其他同志？即使想保护，也无能为力了。另外估计：可能也因其性格柔弱、圆通等原因使然。

周逝世后，毛主没有表示吊唁、哀悼之意，拒不参加追悼会。并说：“为什么我要参加？我有不参加的权利吧！”更不许在悼词中写：‘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难免更引起人民的义愤填膺；实际也是对文革的强烈不满。四人帮把持的人民日报等，竟不在头版头条报道百万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大事，反而在头版头条刊载《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批邓文章。

当年中南海毛居所，打破在26年春节时都不燃放鞭炮的惯例，亲自下令，大放鞭炮庆贺。所酝何意？谅谁都明白。

在周总理逝世前后，毛、江针对邓小平1975年1月开始倡导三项指示为纲，治理整顿，大力发展生产；大张旗鼓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狂飙。毛主又发表最新最高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强烈对周、邓予以回击，竭力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的丰功伟绩。因此又导致4·5天安门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