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死后留给中国人民的两大坏遗产是：{1}经济上人民一穷二白，广大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2}政治上人们没有民主化，只有领袖独裁专政。

改革开放后，初始主要有四派：{1}凡是派，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首，1980年后就基本退出政治历史舞台了。{2}以中共元老陈云为首的保守派，骨干有李先念、薄一波、王震、宋任穷、姚依林、胡乔木、邓力群、李鹏、宋平等。后溃不成军的凡是派，多追随依附之。{3}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主要成员有：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乔石、习仲勋、任仲夷、胡启立、田纪云等；{4}自由民主派，没有首领，多是一些知识分子，彻底背弃毛左的老干部。西单民主墙被查封后特别是64后，魏金生、高文谦、方励之、鲍同，辛子陵等及64学生领袖王丹、乌尔克西、柴玲等流亡海外继续为自由民主奔走呐喊。原体制内中共老党员李锐、杜导正、胡德平、胡德华哥俩等一度办了《炎黄春秋》、继续为民主自由鼓呼，声音虽很微弱，但该刊物不胫而走，很受知识界青睐。

在改革开放前17年，中国政坛主要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与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双峰并存，基本势均力敌，协同左右政坛。但有时邓略微高一些，被封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两派既有合作、配合、互相妥协，又互相牵制、制约，也有不和、分歧与争斗。但邓被封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时似乎略高一些。

有时陈云派胜，如：逼迫邓罢黜了胡、赵两个总书记；最后又不得不下决心镇压64爱国学潮。邓在审判四人帮时，曾力主枪毙江青、张春桥；而遭到陈云的则反对，邓屈服了，采纳了陈派不杀的意见。

有时邓派胜，如：彻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按猫论、摸论、姓资姓社不争论去干，支持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继又开放上海浦东等沿海14个城市办自贸区，还亲自几次视察热赞经济特区：深圳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并题词表扬好！后悔浦东开发太晚了。但陈云、李先念至死也不表态支持，更不去视察特区。邓曾有限的启动了政改，搞权力下放、党政、党企分开，在1982年修改宪法，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1992年迫使江、李，马上停止了治理整顿，反和平演变废等复辟回潮。

邓派南巡讲话后占上风，不顾陈派的异议、反对，14大正式通过了《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在这个问题上邓、陈两派，终于分道扬镳。邓派取得完胜，陈派主张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所谓鸟笼经济归于失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改革开放两派都同意；都希望人民、国家快富起来，摆脱贫困，迅速挣脱掉经济上毛遗留下的最大最坏遗产。

在政治上都反对再崇迷个人，高喊万岁！主张实行集体领导，不宜一个人说了算。对于两个基本点，陈云派则更多的倾向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红二代接班；极其有限度的政改，基本维护毛时代的一套。邓派则非常倾向于：改革开放；兼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反对再崇迷个人、喊万岁，政改步子迈的步子略大、略快一点。但两人都把：党领导一切，党天下，视作底线，不能破。

两派都赞同不唯书唯上，都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表标准；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等。

64镇压，是邓继第一次屈膝于陈云保守派的压力，强逼胡耀邦下台后；又一次屈服于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的压罢黜软禁赵紫阳。无疑，是陈云保守派的一次巨大胜利；是以邓为首的改革派的又一次空前大惨败。

6·4后的三年间，陈云派占了上风，所以陈云坚决力主要把江山，交班到自己子女手里才可靠。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被挖祖坟,不被清算。红二代接班，我们才放心，以后也没人敢为64平反（大意）。

后来还听说过：是江泽民给邓耳朵吹风，说：原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杨白冰事后有所反悔，主张为8964平反。因此邓又把二杨罢黜。这是否真实？一般人难得其详。

后来还听说：邓在与新任总书记江泽民一次谈话时说：‘我到法国勤工俭学是冒失的，发动百色起义是冒失的，挺进大别山是冒失的，这次又冒失地下令军队进京，挺进到天安门清场，听信了李鹏、王震、陈希同一面之词····’。若是真的，就说明邓事后确有反悔的意思。所以他才主动将原来‘动乱、暴乱’的错误定性，改为‘一场政治风波’了。可至死，邓未为64平反，这又是为何？不得而知。至今又28年过去了，也不知大家期望的为64平反，还要等到猴年马月！

对比起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后，很快就为1976年的4·5天安门镇压事件彻底平反，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人们不由得大为唏嘘、失望。（废黜胡耀邦，是8964的导火索，不听赵紫阳的的忠告，采取民主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反以分裂党、支持动乱，将其废黜、软禁起来，武力镇压是恶果）。这说明邓尚不能完全从毛主的精神枷锁下摆脱出来。对‘天下苦文革、大跃进、反右久矣···’，不敢理直气壮地很好的正视、面对、清算，不能进行‘自哀、自鉴’。难免使人们替他感到：憾恨无穷。这恰好应了38军军长徐勤先被判刑时说的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邓小平既是改革开放的大功臣，又是镇压64的一大罪人。

十三大通过的《关于政革的决议》,从此打入冷宫，束之高阁，再也无人问津。中央的政改研究室也解散了。至于新闻法、官员财产公布法，都半途而废，至今已28年过去了，两法仍毫无踪影。据传言胡德平说：官员财产公布法，在高官中竟遭到97%的反对，借口说：财产是个人的隐私权利，不能公布。若彻底反贪腐，那97%的高官就得坐牢、杀头，那党还怎么领导一切呢？

64后，‘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甚嚣尘上。至今维稳经费已超过国防费开支，越维稳，社会越不稳定，社会矛盾，贫富两极分化的官民矛盾，现实的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希冀的中特社矛盾日益先锐化，到了难以自拔的境地。这不免令人痛心疾首。

政治上不能果断实行民主化宪政化法制化，言论自由化，这乃是政改的头号中心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中特社会主义，就难免沦为：权贵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毛左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