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年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特意讲道：‘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决议是出于团结起来向前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当时那样评，是违心、唯心、是搞了中庸之道，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当时部分同志的思想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由我们这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马克思主义作风的，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但是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作为主席，集大权于一身，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正常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开展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泽东要负很大责任。当时党内对文革的结论，基本没有争议。但对毛一生功过罪恶的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再过15年20年，时间成熟了，让下一代对毛再作全面评价是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还不够格。····希望对毛过去的罪错，过失，所作的违心、不完整的决议，敢于面对史实，作出纠正，这才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经陈云提议，对邓小平的此番发言，表决结果是：出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56人。结果投赞成的52人，2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

1993年1月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公又讲过：‘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在中国革命历史地位及功过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真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改变。对毛功过评价一直有争论。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扳不倒，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全面评价，将会导致中共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若干年以后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

邓小平曾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又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于是就把对毛主的盖棺论定留给了后人。这可能是时代的局限性吧！不得罪当时尚未觉醒者同志的无奈之举吧！

类似的讲话，胡耀邦、胡锦涛也都讲过多次。

当时邓所以要说：毛主功大于过、错、罪，估计是他不想被人指戳为毛身后的中国赫鲁晓夫的权宜之计；政治上又要保住中共不易打下红色江山；但又要与毛主在文革、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上，划清界线，借以快速推动改革开放，掀起中特社现代化建设高潮。正是在这种错纵复杂心态之下，才出现了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