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历史 -- 高考纪实

Susan

            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件，其中大部分就像过眼烟云，没有在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象，但有一些却在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对我来说，三十年前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的高考制度改革，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是六八届高中生。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尽管上了高中，学习成绩一贯出类拔萃，但是我从不敢对自己的前途报有任何幻想。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我感到前途更加渺茫。当六八届“上山下乡一片红”的最新指示发表以后，我自己衡量我的情况，不用老师动员，就主动报名，成为六八届第一批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落户知青中的一员。到东北农村后，体力并不强壮的我，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努力学会干好各种农活，得到了当地农民的一致赞扬。

            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是当地最穷的。我在农村整整干了六年，其间仅回过一次家。刚去的那两年，尽管我几乎不缺勤，到年终还是连自己的口粮都领不回来。六年中有不少招工或上学的机会，但是都与我无缘。当大学在关闭了六年之后开始召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时，生产队的社员们竭力推荐我，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最使我伤心的是，在某些人的眼中，我连当个最基本的、能自食其力的工人都是不够格的。记得在那年的年底，有去工厂的名额，我想既然上大学不够格，当个大集体单位的小工人总可以吧？我们有个贫农老户长，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不行啊！你成分太高啦，你不能去。”我伤心极了。下乡后从来没哭过的我，第一次流泪了。我想不通为什么我连当个工人都不合格，像我这样低人一等地活着，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七二年底因并户我们换了个生产队。七三年可以报名参加入学考试，我所在的知青户一共有三个同学参加。我知道我考得很好，可那又有什么用呢，张铁生一张白卷一交，一切按出身成分排队，我又名落孙山。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对我的精神打击有多大，以至于在送我的好友上大学的当天，回来就生病了。吃不下任何东西，拉了一次肚子，就脱水晕倒了。那天正是十月一日国庆节。按当时赶马车送我去公社卫生所打吊针的四老板的话说，我是“上火” 了。

            在下乡期间，我曾多次被评为队里的先进生产者，当过妇女队长等。当地下乡知青几乎年年有上调名额，再加上有的家长为了子女，自愿报名去三线支内，把子女带走。四、五年后，我已是集体户中剩下的唯一的高中生。感谢上海知青慰问团的竭力帮助，我终于在一九七五年初去四平市二轻局下属的一个大集体单位里当了个工人。

            那个厂名叫“四平战备材料厂”，实际上是一个砖厂。当时红砖是该厂唯一的产品。厂里计划要上新产品不锈钢回炉和冷轧，我们一批去了十六个知青。最初的工作是推砖车、盖厂房和宿舍等等。我仍保持我一贯的工作作风，就是再脏再累的活，也抢着干，毫无怨言，因而得到许多老师傅的赞赏。当年我就被评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在工作之余，我自学了机械制图等。进厂一年多后，在厂里管技术的董师傅的推荐下，我率先进入车间，参与氢气退火设备的制造工作。我们小组共有六个人，主管是董师傅，另有钳工杨师傅和搞电子控制设备的陈师傅，还有三个女学徒工：兰兰，小赵和我。当时兰兰还没到二十岁，但她是有背景的。据说她的父亲曾是我厂的上级主管部门四平市二轻局的头头。虽然人已去世，女儿兰兰仍享有与众不同的待遇。众所周知，七七年她将满足在工厂工作两年的最低条件，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去当工农兵大学生。小赵是个党员，政治条件过硬。我一没有背景，二出身不好，和她们根本不能相比。但由于我工作既努力肯干又出色，师傅们都特别信任我。记得有一次，董师傅让我们三个每人为控制设备做个合金框架，只有我做的是合格可用的。师傅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其实不用试他都知道结果。他只是为了避免在我们之间产生矛盾或互相嫉妒，而用事实来证明我们之间的差别而已。我还常为董师傅描图和画图。他曾竭力推荐我当厂里的描图员，但终因我出身不合格而没当上。经过多年的处处碰壁，我已经意识到我的社会地位是很难改变的了，那就努力当好我的小工人吧。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能养活我自己了。

            一九七七年八月，我去无锡出差为我们车间购买设备，回东北前有幸在上海停留两三天。记得离开上海那天是八月二十二日，我准备行李时的一幕至今在我脑海中仍然清晰可见。当时我正在装东西，在中学当教师的母亲拿来几本哥哥的高中课本，硬让我带上。她说学校里都在传今年要恢复高考，你说不定可以去试试。这消息对我来说，简直就跟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一样，我根本就不相信。回到厂里，仍然与往常一样当我的好工人。夏秋是制砖的最忙季节，几乎所有的固定工都得去第一线帮忙。天气好的日子，常常会通宵加班。

            记不得从何时起，母亲学校里办起了高考复习班。所有有子女下乡的教师们，都开始收集交换复习资料，为子女高考作准备。虽然我不信会有那样的好事，但在收到我母亲寄来的资料后，出于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工作之余，也或多或少看看，估计一下自己的能力。

            终于有一天，报上正式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时已近十月底。为了搞清报名的手续，我抽时间去四平地区教育局一趟。记得地区教育局的办公室在最上面的那层。知道我的来意后，其中一位干部摊开报纸，开始对我发问：“......六六、六七届有特长、有贡献、有才能的人.....。你是六八届，下乡六年，你有啥特长，有啥贡献，有啥才能?”不等我回答，他又继续下去：“不行！你不属于报考范围。”这当头一闷棍，把我好不容易刚升起来的那一点点希望，打得荡然无存。

            正当我垂头丧气地下楼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曾去过我们公社搞过“一打三反”运动的小余子。以前听说过他在四平地区法院工作。他问我：“你咋在这儿？干啥来了？”我告诉他我去教育局了。他又接着说：“你等等，我去打壶水，回头去我办公室坐坐。”我随后进入他的办公室，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经过告诉了他，小余子很理解我。他也是个老三届的高中生。他对我说：“高考凭成绩录取，他们没理由不让你考。如果他说六八届不行，那你就是六七届了。”从来不敢撒谎的我，报名时真按他的建议填的表。

            回厂后，我首先与董师傅谈了想报名的事。董师傅说：“去碰碰运气吧！说不定能碰上。”他建议我报名前先告诉林书记。记得那天清早，我正在办公楼的水龙头旁淘米，适逢林书记上班来。我乘机告诉他，我想报考大学。他一边上楼，一边嘀咕，“报名啊？考学啊？”就上楼去了。根本不理睬我。

            政工组的高师傅负责主持报名工作，很支持我复习迎考。并主动对我说，如我没处看书的话，他可借给我政工组的钥匙。当时我已有技术组的钥匙。尽管没要他的钥匙，但我从内心感激他。更使我感动的是，在我离厂后第一次回去时，从董师傅那儿得知，那天林书记上楼后，到政工组找到负责人高师傅，告诉他：“XXX想报名参加高考，别让她报名。”高师傅当场顶了他：“这次高考是全国登报招生，我怎能不让她报名呢？”高师傅的做法，正是与他的顶头上司林书记的要求背道而驰。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勇气是办不到的。

            从报名到考试，大约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天天上班不能缺席不说，林书记的亲信车间主任处处为我设障碍，给我小鞋穿。我有许多假期不让用，连周末都不让我休息。我们车间没活，他硬要我去冷轧车间干。兰兰却自由自在，上班可大模大样看书，甚至可以随便缺席。记得去看考场的那天是个周日，我还得向车间主任请示，得到准许才能离开。

            在那仅有的一个月中，我全靠晚上的时间复习。好在当时天气已冷，不用加夜班。可糟糕的是四平市几乎天天要停电。看书得有蜡烛，在四平的街上是买不到蜡烛的。卫生员小姚特别支持我，把她省下的蜡烛都给我看书复习用。由于时间太有限，除了新学了些解析几何，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背政治上，其他就全靠老底子了。记得有一天深夜等别人都睡了，我回到宿舍，在烛光下做题，突然觉得眼前大亮，抬头才发现沾在小桌上的蜡烛已将小桌烧了一块巴掌大的黑坑。

            尽管我考得很好，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仍使我怀疑我能否得到与别人同等的待遇。我并不敢对高考前景报有多少希望。初选时我进入超龄生的分数线，据说三分之一的初选考生将进入大学的校门。这似乎给了我一丝希望。但希望很快又成了肥皂泡，没多久就破灭了，使我处于更恶劣的环境之中。

            正当发榜期间，我因事顺便去四平市教育局证实一下消息。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屋子里，我问一个干部模样的女办事员：“听说第一批重点学校录取通知已经发放了，是吗？”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回答我的问题，却反问道：“谁考？”“我考。”“你多大了？”听说了我的年龄后，她边挥手让我走边说：“回去吧，不可能的！”

            在全厂参加考学的六名考生包括两名六六届高中生中，我是唯一的一名过了分数线的。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荣誉或改善我的境遇。大概单位领导也听说了发榜的事，看我这又没了动静，以林书记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变本加厉地刁难我。甚至连董师傅的好友田厂长也对我大发脾气。他把对电工师傅不会修控制电路的不满，发泄到我的头上：“......在这儿都三年了还不会，都学啥了?”当时我刚上班，正在打扫车间，气得扔了扫帚就走。他对记工员小赵说：“今天别给她记工！”我回到宿舍后，整整哭了一天。我知道我考得很好，但我是没希望上学的。不管我多努力，多出色，我的前途是没法改变的。

            后来又听说有扩招走读生，实在想摆脱现状的我又动心了。走读只能在本地，四平市仅有师院一所算是大学。尽管那是个很一般的学校，我都想进无门。我下乡时生产队的会计兰元，那时已是留在这个学校的工农兵学员。正好兰元来我这儿，我就告诉他我的高考情况以及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求他找找老师，是否能收我进校。我知道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他居然先提出交换条件，我不答应。事实上他也没多大能耐帮我忙。

            走读的事很快又过去了。那是我挨骂后情绪最最低落的一周，什么都不想干。师傅们也都谅解我。我天天去上班，呆呆地想着自己的心事。三月下旬的一天，下班之后我正在车间里洗衣服，董师傅兴冲冲地进来，老远对着我大声喊：“你已经被录取了！”

            我怎么能相信？他一定在骗我！是不是看我情绪太差，想让我调整调整？他见我不信，都急了：“你怎么不信呢？你师傅多会儿骗过你？小杨师傅已经为你取录取通知书去了！通知书发错了地方，人家到处找你，刚把电话打到这里！”这下我有点将信将疑了。

            可等来等去，天都黑了，小杨师傅也没回来。那时的我已经迫不急待，只想亲眼看到那份从天而降的录取通知书，亲自证实那是发给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卫生员小姚自告奋勇，她认识那个单位，她愿陪我去那个单位取录取通知书。等我俩骑车找到那儿，已经很晚了。门卫告诉我们，通知书来了好几天了。他们一看是重要文件，就到处找这个人，并一直将录取通知书锁在抽屉里。刚才有人来取走了。我这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第二天一早小杨师傅来了，才彻底揭开了那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实：我被吉林工业大学录取了！原来小杨师傅骑的那辆两用车在关键的时候抛了锚，他只好把两用车从半道推回家，然后改骑自行车。取来通知书时已经太晚了，当晚就没回厂来。

            一周之后我要走了。临走之前有人来找我陪礼道歉。其中有那位处处刁难我的车间主任，可能紧跟林书记有功，此时他已是后勤主任了。这时他一改常态，将后勤所有的文具用品，包括纸、笔、电筒等等，收集了一堆要送给我，我不要也硬塞给我。问我还缺什么尽管开口，只要他能办到的就一定去办。当时我只要了一把计算尺，买来后他给报销了。我用的那套十九件绘图仪器和三角板，邢厂长同意送给我了。财务组将那些考试前不让我用的调休假，全开成工资发给了我。我临走时没忘告诉田厂长，等我大学毕业回来，再给他修控制电路。

            就这样，我终于跨出了改变我命运的第一步，迈进了大学校门，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记得到校报到时，辅导员在系办公室为我办理入学手续，另一位在办公室的老师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愣了。我说：“我不认识你，你咋知道我的名字？”他解释说，他见过我的照片。原来是他把我招进来的！我非常感激他。我告诉他，我从来不敢想我这辈子能有机会上大学！那位老师说：“为什么不能！你的成绩这么出色，完全符合入学条件，就应该入学。你不用感谢我，这是我的工作。”入学后我才知道，我的考分在录取的学生中是属于相当高的。包括这批后进校的走读生在内，吉林工大全校七七级一共才招了四十名超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