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权与王权--续

纵览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首先，正确有意的知识对人们来说就像是阳光和雨露，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是不受时代限制的，教权的作用就在于满足人们的这种渴望。伴随着社会重要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在文明发展的坐标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王权的产生。王权意味着大型社会组织的确立与发展，是古代国家和王朝得以建立的基石。社会权力来自于社会组织，王权的权威是由其所属的社会组织支撑的，社会组织是由多人组成的，独立进行社会活动的行为主体。王权实际上是个人能力的扩张，具有许多个体人性的特征，人性的局限和弱点都可以反映在王权上。

古老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在农业社会，基本上都是以血缘家族作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支撑王权的是与此相联的利益集团，王权的作用就在于维护自身和整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王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权力，从外部看其存在着地域限制，存在着血与水，亲与疏，贵与贱的分别，存在着私利性和排他性。从内部看，作为社会组织必然存在着层级或等级的差别，王权是整个组织最高权力的代表，拥有最高的特权。王权从其诞生的开始就伴随着肤浅狭隘自私的局限性。到了近代王权自身的局限性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成为世界近代社会革命的起点，这是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摆脱王权的局限性的出路是教权的发展，王权的肤浅狭隘和自私需要通过教权的广阔深刻和开放包容来克服，整个社会(包括王权在内)在教权的发展引领下进入到更高的层次，这是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这就是西方社会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国的问题就出在第二阶段。

仔细观察一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几千年历史的不同，可以明显地发现，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教权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都没有一个像西方那样强大的教权在发挥作用，教化，引领和规范这里的广大民众。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真正能够发挥教育作用的是散落在社会上的私孰，寺庙和道观。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愚民作为维护统治利益的有效手段，教育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最薄弱的部分。一个没有被教化的土地，必然遵循着最原始的丛林法则。从现存的历史遗留，比如易经，八卦，甲骨文，占卜术等，人们还能隐约发现中国古代传统神权的踪迹。

比较于西方历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王权不断兼并整合，不断替代的历史，其主角始终是王权。在先秦以前，可以肯定中国有过神权的作用和表现，但是随着中国王权对教权的粗暴干预，随着君主专制的深入所导致的文化专制，妄自尊大的王权统治者们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屏障，并且形成了历史传统。今天中共对网络的封锁，对不同政见的打压就是这种传统的表现。而这是一种严重失衡的畸形的社会发展格局。由于教权发展的停滞，必然导致整个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停滞。而导致中国教权停止发展的原因是由于其与王权的利益相互冲突，而被王权所打压和阻遏。

中国文化界也不是一直都处在昏暗之中，也有过出彩的时候，这就是确立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王朝-秦朝强盛的基础，先秦时代中国诸子百家时期最重要的杰作-商鞅变法，这是中国那个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的最好体现。其不仅有当时先进的理念，而且有当时成功的实践，这也是中国走向法治时代的最好契机。

商鞅的法规并不是为了维护和平时期的社会稳定，而是为了适应王权兼并战争环境的战时需要，其最大的特点是激励社会广大民众的参与，来促进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对秦国扫灭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秦国扫灭六国之后，国家进入到和平时期，这一战时法规应该做及时的修正，以适应和平时期稳定发展的需要。而此时的大秦王朝却再难找到像商鞅那样杰出的有识之士，王权的巨大成就使其容不下任何异议之声，秦王的周围被阿谀奉承的人所覆盖，令其陶醉在眼前的荣耀和前辈铺就的基业上利令智昏。秦国从弱到强几百年的变迁，实际上也是从非常穷困弱小，期望奋发有为的秦孝公的思贤若渴，到一统六国志得意满变得狂妄自大的秦始皇的目空一切的转变。接下来就是大秦王朝的迅速败亡。

从王权到皇权的升级，统治者除了更大的贪欲和虚荣心之外，作为权力真实载体的人并不会有什么不同，同样的时代背景同样的文明与科技水平，地位权力的提高并不能同时带来一个人知识水平，能力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暂时的辉煌所带来的不同的心态却可以让人因为失去理智而丧失一切。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传统教权的作用与发展实际上在秦王朝统一之后，由于王权的专制而被中断。

一个人的愚昧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成为当权者，并且为了自己虚幻的尊严，荣誉与利益而要求别人比他更加的愚昧无知。这个世界没有生而知之的人，任何人的知识都是学习得到的。一个人的人性弱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弱点任由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并通过权力而把这种丑恶向整个社会扩散。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科教水平非常低下的古代，人们的愚昧无知和野蛮是普遍现象，王权的拥有者们并不会由于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摆脱这样的境遇。而要摆脱这样的境遇需要有正确的态度和行为，而一个人的虚荣心却可以扭曲人性，使其丧失理智，并且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摆脱社会愚昧无知和野蛮的唯一途径是发展教权，为此王权应该认清自己的局限，尊重教权应有的地位并为教权发展让路。

历史上西方世界的发展要比中国的发展全面的多，其既有王权的兼并整合，更有教权的整合扩张。这就是中西方历史最大的不同。从遍布在西方世界众多的教堂和图书馆人们就可以看到，西方人起码很早就认识到知识与教育的重要作用，知识就是力量是深刻在西方文化基因里的，而唯我独尊是融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中的。

中国以王权作为主角的历史是权力和利益驱动的历史，权力与利益是中国历史社会活动的主线。由于中国社会文明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进展，所以王权作为社会上最大的活动主体，获得与维护其权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暴力手段，谁的暴力能力越强谁就拥有越高的权力。战争自然成为遴选中国社会最高权力者的最主要的舞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适应这样的环境，人们时刻都在计较着自己权利的得失，并由此衍生出爱恨情仇。这样的由社会活动主体权利所引发的纷争，会严重束缚当事人们的视野而变得狭隘，而这样的纠葛是没有止境的。同时这样的纷争如果不受到有效的管束会形成恶性循环，对大局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民主法治的目的就在于有效管束社会上这样可能无休止的权利竞争，解决利益纷争的根本途径是文明的进步。王权之间的争斗基本上都是以利益为核心的。

西方以教权作为主导的历史发展是文明推动的历史。宗教所提倡的“善”的目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避免能够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作用的权利之争。虽然王权一直是社会活动中能量最大的活动主体，但是宗教的作用依然是持续和有效的。如果没有宗教，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人民的痛苦也会更加深重。基督教，一个起源于民间的宗教，深刻体察底层民众的心声，尽其所能地去扶危济困。基督教为什么能够具有巨大的开放和包容性，最关键的原因是它的博爱，爱比恨更有力量，生命由爱而生和成长，社会也因爱的推动而发展。是博爱的理念成就了基督教的博大。教权之间的相互竞争主要是以文明为核心的，即使其也有短暂的野蛮暴力的时候。

推动欧洲文明向前发展的以其说是古希腊和基督教这两个车轮，更恰当地说应该是这两只翅膀，全面而充分，具有同样的力量。古希腊的理性和感性，基督教的博爱。感性是一种外在的力量，理性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人们外在力量的引导下探索内在的力量，不只是客观世界还有我们的主观世界。爱是一种高尚的力量，用它来化解由恨所带来的低俗野性的力量，来发现新世界，创造新的未来。西方世界不只由此而进步，同时也启发了别人，推动整个世界的进步与发展。

中国教权的衰弱，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王权的自大专制是外因。从内因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没有正确方向的指引，眼光狭隘，目标短浅，价值观念错误。古老的散落在民间的神权始终原地踏步没有得到统一和升华，跳不出利益的氛围。

西方教权可以长盛不衰，古希腊文明的作用至关重要。以深邃的眼光来看，古希腊文明的作用在于很早就为西方世界确立了真善美这样有意义的价值观念，并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科学，宗教和艺术这样的人文学科，滋润和浸染着西方世界人们的心灵。在古希腊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教权与王权都要面对这样一个超越时代的文明瑰宝，无论是谁都能够从中得到理性或感性的启迪，都在延续着其所指引的方向。

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不只是王权的兼并与整合，而且是教权的整合扩张。不只是王权征服能力的较量而且是先进文明扩展的过程。世界宗教得以建立和传播的基础是在当时科教水平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其能够为当时知识极度匮乏愚昧的人们带来些许文明的指引。两种整合都源自于人们最基本的社会需要。王权的兼并整合主要是基于人们对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教权的兼并与整合则是基于人们对知识和文明的渴望。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向后人表明的是，只有受到教权正确引导的王权才有更加长久存在的可能。

今天的中国由于一党独裁使得其政权更像是一个不受约束的王权，在内政上用家国取代社会，政治上政府对待民众依然采用统治的传统，对待民众缺少起码的尊重信任与开放包容。14亿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使用的是类似家国的统治方式。自我标榜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却缺少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缺少言论自由，思想被禁锢，文化被停滞和倒退，这是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严重背离的。今天中国的使命应该是向先进世界看齐，而不是延续落后腐朽的文化传统。今天中国的统治者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与先进世界的差距，中国的发展是缩小与先进世界的差距，而不是固守和向世界传播落后腐朽的文化传统。